摘要
中国文艺的阐释路径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只能发生在一个文化场域中的共同在场,在共同在场中,形成默契与共识,而阐释就发生在这种默契与共识之中;在文化熏陶中形成的同在、同感、同情、同心、同德,是阐释得以发生、交流得以可能的条件;对文本本意与作家本意的阐释,并不是阐释的最终目的,阐释作为一种交往手段,它致力于交往的皆大欢喜式的效果,心心相印、皆大欢喜,才是中国式的阐释路径。
The peculiarity of the hermeneutic path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lies in that it could only happen in the co-presence of participants from one same cultural field,wherein tacit agreement or consensus is reached and interpretation emerges.The emergence of interpretation and the exchanges of ideas are premised upon the common feeling and compassion,the shared mentality and virtue on the part of all the agents in a specific cultural context.It is not the ultimate goal to interpret the meanings of texts and the real intentions of the authors.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Chinese literary and artistic interpretation aims to bring about a communicative effect that satisfies all and fosters a mutual affinity.
引文
(1)本文对于作品的兴趣仅仅是学术的兴趣,不对作品的真伪负责,因此本文不对作品的真伪提供任何佐证。
(1)解释与阐释有区别,本文采用张江教授的区分,参见张江:《“阐”、“诠”辩——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哲学研究》2017年第12 期。
(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267页。
(2)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序言”,第8 页。
(1)故事见宋代释普济《五灯会元·七佛·释迦牟尼佛》卷一: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参见普济:《五灯会元》(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页。
(1)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23 页。
(2)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第38页。
(3)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第61页。
(1)刘旭光:《论审美经验的“真理性”——对诠释学美学的再诠释》,《西北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2)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5页。
(3)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5页。
(4)对这种“仁”的“缘发状态”的发现,参见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246—247页。
(1)钱桐嫡孙、核物理学家钱诚德教授收集整理钱桐年表,公布于“华亭鹤唳502的博客”中,钱桐乃上海闵行人,闵行文化人士与钱氏族人正在整理钱桐传记、著述、行藏与相关资料,均发表于该博客中,有关钱桐的信息,笔者曾经联系过钱诚德先生并听其口述。
(1)关于古物研究所国画陈列室的主要情况,参见徐婉玲:《古物研究所国画陈列室开办始末》,《故宫博物馆》2014年第5期。
(1)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
(2)张江:《“阐”、“诠”辩——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
(3)伽达默尔等:《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孙周兴、孙善春编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5页。
(1)张江:《“阐”、“诠”辩——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
(2)译诗来自于《歌德名诗精选》,钱春绮译,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3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