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降、天降与天谴:天灾观念源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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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天灾观是中国传统社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宗教灾难观念。但在殷商卜辞中却未发现任何"天"与"灾"连用的卜辞,灾也未能从具象的专指名词转变为完全抽象的泛指概念。周代以后,天降之灾的表述频频出现,表明"天灾"作为整体概念已形成,其所涵盖的内容也与汉唐以后基本相同。周代天灾观的形成,不仅体现了周人对上天神秘感的尊崇以及对天道规则的思考,也是阶层分化、国家出现后王权独尊社会体制的必然要求。天灾成为构建神权至上与天人感应理念的现实佐证,上天信仰则为解释水、旱等外部灾难提供了神学依据,二者互为表里。汉代以后,灾异天谴与修德应天逐渐构架起一整套蕴含神学色彩的理论体系。天灾由展示神权威严的现实表征,演变为制约皇权的重要方式,成为约束君主权力、整肃政治秩序与规范伦理道德的自然征兆与逻辑起点。帝降、天降与天谴,从自然崇拜、神灵信仰到宗教哲学三个维度体现出宗教灾难认知的逐步演变。
引文
(1)“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概念,“天”的空间性增加了直观感。尤其是水、旱等灾害较多以外力形式出现,因此这种直观表现使普通民众将灾害视为天灾。
(2)陈高佣:《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暨南大学出版社,1939年版影印本,第1页。
(3)[法]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上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0页。
(1)黄泽苍:《中国天灾问题》,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73页。
(2)伊藤计:《董仲舒の灾异说──高庙园炎对という上奏文を中心にして》,《集刊东洋学》41卷,1979年。日原利国:《灾异と谶纬──汉代思想へのアプローチ》,《东方学》43卷,1972年;收入氏著《汉代思想の研究》,东京:研文出版,1986年。泽田多喜男:《董仲舒天谴说の形成と性格》,《文化》31卷3号,1968年。岩本宪司:《灾异说の构造解析-何休の场合》,大阪大学中国学会编《中国研究集刊》17号,1995年。釜田启市:《〈汉书·五行志〉灾异理论の再検讨》,大阪大学中国学会编《中国研究集刊》18号,1996年;《前汉灾异说研究史》,大阪大学中国学会编《中国研究集刊》25号,1999年。黄肇基:《汉代公羊学灾异理论研究》,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王保顶:《汉代儒学灾异观及其现代意义》,《安徽史学》1997年1期。黄朴民:《何休阴阳灾异思想析论》,《中国史研究》1999年1期;陈业新:《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陈侃理:《谶纬与灾异论》,《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3)[日]白川静:《中国古代民俗》,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5页。
(4)余永梁:《殷虚文字续考》,《国学论丛》1928年第4期,第6页;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2《甲骨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1页;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年,第3200页。
(5)Sarah Allan,On the Identity of Shang Di上帝and the Origin of the Concept of a Celestial Mandate(Tian Ming天命),Early China,2007,Vol.31,p.1.
(6)H.G.Creel,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p.493.
(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2页。
(1)“帝”字的意义学者有多种解释:一是帝谓天帝。《周礼》大宗伯职,天神有昊天上帝及五帝;二是禘祭之禘。象架木或束木燔以祭天之形,为禘之初文;三是象花蒂之形,“寓生殖崇拜之义”,殷人所尊的帝的初意即为宇宙万物的始祖,是宇宙万物的生殖之神。盖帝乃蒂之初字。蒂为花之主,故引申而为人之主;四是以为象太阳之形,寓日神崇拜之义;五是生物之始,与天合德,故帝足以配天,虞夏禘黄帝,殷周禘喾,禘其祖之所出,故禘字从帝也。谓现实政权之代表,死后提升为灵魂世界之最高主宰,让其权力于嗣王、嗣王得称为天子,惟天子才有资格祭天,商周社会所有祭祀活动,无非昭示其世袭君权出诸神授;六是人君,第三期卜辞以后,殷王多以“帝”代“王”的称号,如帝甲、文武帝,可见殷人主喜好夸耀权力,上比于天的心态。总之,其主要为人主或为天神之意。(清)孙诒让:《孙氏契文举例》,蟫隐庐印行,1927年;叶玉森:《说契》,《学衡》1924年第31期;王国维讲授,刘盼遂记《说文练习笔记》,《国学论丛》第二卷第二号,商务印书馆,1930年;叶玉森:《殷墟书契前编集释》卷一,大东书局督印叶葓渔先生遗著同人会,1934年;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严一萍:《柏根氏旧藏甲骨文字考释》,艺文印书馆,1978年;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卷一,上海书店,1985年;杨树达:《卜辞求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卷上,中华书局,1962年;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张桂光:《殷周“帝”“天”观念考索》,《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连劭名:《甲骨文“玉”及相关问题》,《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朱歧祥:《殷墟甲骨文字通释稿》,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戴家祥主编,潘悠等编纂《金文大字典》,学林出版社,1995年。
(2)胡厚宣:《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下),《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第109页。
(3)自然灾害与自然现象有着明显区别,邹逸麟先生则指出:“所谓灾害,是指当自然界的变异对人类社会造成不可承受的损失时,才称之谓灾害。干旱、洪涝、地震、海啸,如果发生在荒无人烟的地区,也就不称其为灾害。”参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中心编《自然灾害与中国历史社会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
(4)胡厚宣:《殷卜辞中的上帝与王帝》(上),《历史研究》1959年第9期,第31页。
(1)(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华书局,2015年,第39页。
(2)该字在甲骨卜辞中多次出现,《广韵》:音馋,鳥物也。陈梦家、陈邦怀、杨树达、于省吾皆有论述,均认为其为灾害,只是胡厚宣、詹鄞鑫认为其应为具体灾害,比如鸟灾,而其他学者则认为是抽象的灾害。詹鄞鑫:《释》,《语言研究》1985年第1期,第181页。
(3)胡厚宣:《殷卜辞中的上帝与王帝》(上),《历史研究》,第32页。
(4)闵祥鹏:《历史语境中“灾害”界定的流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11期,第13页。
(5)灾有“、、、、”等字形。其中灾字之、、三形,尤其显示出洪水滔天之势。罗振玉先生认为:“其作、等状者。象横流汜滥也。”王襄、商承祚、徐中舒等先生均赞同此说。另外有、等字形,“象水壅之形,川壅则为巛也”。叶玉森先生按古代洪水为,故契文“”象洪水。参见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中),中华书局,2006年,第403页;叶玉森:《述学:说契》,《学衡》1924年第31期,第11页;王襄:《古文流变臆说》(上编),新华书店,1961年,第29页。
(6)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230页。
(1)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577页。
(2)同上,第580页。
(3)朱凤瀚:《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第197页。
(4)David N.Keightley,The Religious Commitment:Shang Theology and the Genesis of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History of Religions,1978,No.17(3/4),pp.211-225.
(5)R.K.Flad,Divination and Power:A Multiregional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Oracle Bone Divination in Early China,Current Anthropology:A World Journal of the Sciences of Man,2008,p.403.
(1)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上),中华书局,1993年,第118页。
(2)(汉)班固:《白虎通义》,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20页。
(3)(汉)高诱注《战国策》第三册《魏策》,上海书店,1987年,第27页。
(4)卦辞言“有眚”,爻辞言“有灾”兼言“有眚”。灾与眚,后果相同,其缘由有别。灾是外来之祸,眚是自致之过。六三失牛,祸自外来,是灾,不是眚。上九轻举妄行,祸是自己造成的,最须警惕戒慎。参见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05页。
(5)[英]霍布斯著,黎思复、黎廷弼译《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80页。
(6)(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注疏》卷24,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刊本,第410页。
(1)[英]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著,徐育新等译,汪培基校《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2)闵祥鹏:《郊庙歌辞与唐代国家祈福禳灾观念》,《浙江学刊》2014年第4期,第26页。
(3)(清)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卷4,中华书局,1986年,第212页。
(4)同上,卷25,第506页。
(5)(汉)韩婴著,许维遹校注《韩诗外传集释》卷5,中华书局,1980年,第197页。
(6)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27页。
(7)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第158-159页。
(8)David W.Pankenier,The Cosmo-Political Background of Heaven's Mandate,Early China,1995,Vol.20,pp.121-176.
(9)(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13,第336-339页。
(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注疏》卷32,第153页。
(2)(汉)高诱注,(清)毕沅校,余翔标点《吕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34-135页。
(3)Paul Carus,Chinese Philosophy,The Monis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6,Vol.6,No.2,p.237.
(4)Sarah Allan,On the Identity of Shang Di上帝and the Origin of the Concept of a Celestial Mandate(Tian Ming天命),Early China,2007,Vol.31,p.1.
(5)(汉)班固:《汉书》卷56“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498页。
(6)闵祥鹏:《柳宗元与中唐的灾害新思维》,《中州学刊》2011年第4期,第170-173页。
(7)(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注疏》卷32,第562页。
(8)(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220页。
(1)王震中:《商周之变与从帝向天帝同一性转变的缘由》,《历史研究》2017年第5期,第10页。
(2)《春秋繁露义证》,第319页。
(3)(宋)李昉:《太平御览》卷76“皇王部一·叙皇王上”,中华书局,1966年,第356页。
(4)同上,第354页。
(5)(汉)班固:《汉书》卷4“文帝纪”,第116页。
(6)伊藤计:《董仲舒の灾异说──高庙园炎对という上奏文を中心にして》,《集刊东洋学》41卷,1979年,第21页。
(7)(汉)班固:《汉书》卷85“谷永传”,第3450页。
(8)《春秋繁露义证》,第259页。
(9)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645页。
(10)(汉)班固:《汉书》卷56“董仲舒传”,第2498页。
(11)(唐)张楚:《文辞雅丽策》,《文苑英华》卷485,中华书局,1966年,第2474页。
(1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30“郎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054页。
(13)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卷19,中华书局,1987年,第538页。
(1)(汉)扬雄撰,李轨注,宋咸、吴祕、司马光重注《扬子法言》卷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696册,北京出版社,2012年,第349-350页。
(2)(汉)司马迁:《史记》卷29“河渠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409页。
(3)(汉)班固:《汉书》卷29“沟洫志”,第1690页。
(4)同上,第1691页。
(5)(汉)班固:《汉书》卷27“五行志”,第1479页。
(6)(唐)房玄龄:《晋书》卷27“五行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803页。
(7)[英]弗雷泽著,阎云祥、龚小夏译《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页。
(8)(宋)李昉:《太平御览》卷76“皇王部一·叙皇王上”,第355页。
(9)(唐)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367页。
(10)(汉)班固:《汉书》卷10“成帝纪”,第307页。
(1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30“郎顗传”,1074页。
(1)(唐)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62,中华书局,1979年,第1308页。
(2)(汉)班固:《汉书》卷4“文帝纪”,第128页。
(3)《汉书》卷75“李寻传”,第3193页。
(4)(宋)王若钦:《册府元龟》卷106“帝王部·惠民二”,中华书局,1960年,第1267页。
(5)(唐)刘昫:《旧唐书》卷36《天文志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1334页。
(6)John S.Major,The Meaning of Hsing-te,Chinese Ideas about Nature and Society:Studies in Honor of Derk Bodde,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p.283.
(7)(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09“政事·禁约下”,中华书局,1959年,第567页。
(1)吴进安:《孔子之仁与墨子兼爱比较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第117页。
(2)陈高佣:《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暨南大学出版社,1939年版影印本,第1页。
(3)[法]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上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0页。
(1)黄泽苍:《中国天灾问题》,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73页。
(2)伊藤计:《董仲舒の灾异说──高庙园炎对という上奏文を中心にして》,《集刊东洋学》41卷,1979年。日原利国:《灾异と谶纬──汉代思想へのアプローチ》,《东方学》43卷,1972年;收入氏著《汉代思想の研究》,东京:研文出版,1986年。泽田多喜男:《董仲舒天谴说の形成と性格》,《文化》31卷3号,1968年。岩本宪司:《灾异说の构造解析-何休の场合》,大阪大学中国学会编《中国研究集刊》17号,1995年。釜田启市:《〈汉书·五行志〉灾异理论の再検讨》,大阪大学中国学会编《中国研究集刊》18号,1996年;《前汉灾异说研究史》,大阪大学中国学会编《中国研究集刊》25号,1999年。黄肇基:《汉代公羊学灾异理论研究》,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王保顶:《汉代儒学灾异观及其现代意义》,《安徽史学》1997年1期。黄朴民:《何休阴阳灾异思想析论》,《中国史研究》1999年1期;陈业新:《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陈侃理:《谶纬与灾异论》,《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3)[日]白川静:《中国古代民俗》,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5页。
(4)余永梁:《殷虚文字续考》,《国学论丛》1928年第4期,第6页;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2《甲骨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1页;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年,第3200页。
(5)Sarah Allan,On the Identity of Shang Di上帝and the Origin of the Concept of a Celestial Mandate(Tian Ming天命),Early China,2007,Vol.31,p.1.
(6)H.G.Creel,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p.493.
(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2页。
(1)“帝”字的意义学者有多种解释:一是帝谓天帝。《周礼》大宗伯职,天神有昊天上帝及五帝;二是禘祭之禘。象架木或束木燔以祭天之形,为禘之初文;三是象花蒂之形,“寓生殖崇拜之义”,殷人所尊的帝的初意即为宇宙万物的始祖,是宇宙万物的生殖之神。盖帝乃蒂之初字。蒂为花之主,故引申而为人之主;四是以为象太阳之形,寓日神崇拜之义;五是生物之始,与天合德,故帝足以配天,虞夏禘黄帝,殷周禘喾,禘其祖之所出,故禘字从帝也。谓现实政权之代表,死后提升为灵魂世界之最高主宰,让其权力于嗣王、嗣王得称为天子,惟天子才有资格祭天,商周社会所有祭祀活动,无非昭示其世袭君权出诸神授;六是人君,第三期卜辞以后,殷王多以“帝”代“王”的称号,如帝甲、文武帝,可见殷人主喜好夸耀权力,上比于天的心态。总之,其主要为人主或为天神之意。(清)孙诒让:《孙氏契文举例》,蟫隐庐印行,1927年;叶玉森:《说契》,《学衡》1924年第31期;王国维讲授,刘盼遂记《说文练习笔记》,《国学论丛》第二卷第二号,商务印书馆,1930年;叶玉森:《殷墟书契前编集释》卷一,大东书局督印叶葓渔先生遗著同人会,1934年;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严一萍:《柏根氏旧藏甲骨文字考释》,艺文印书馆,1978年;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卷一,上海书店,1985年;杨树达:《卜辞求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卷上,中华书局,1962年;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张桂光:《殷周“帝”“天”观念考索》,《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连劭名:《甲骨文“玉”及相关问题》,《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朱歧祥:《殷墟甲骨文字通释稿》,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戴家祥主编,潘悠等编纂《金文大字典》,学林出版社,1995年。
(2)胡厚宣:《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下),《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第109页。
(3)自然灾害与自然现象有着明显区别,邹逸麟先生则指出:“所谓灾害,是指当自然界的变异对人类社会造成不可承受的损失时,才称之谓灾害。干旱、洪涝、地震、海啸,如果发生在荒无人烟的地区,也就不称其为灾害。”参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中心编《自然灾害与中国历史社会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
(4)胡厚宣:《殷卜辞中的上帝与王帝》(上),《历史研究》1959年第9期,第31页。
(1)(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华书局,2015年,第39页。
(2)该字在甲骨卜辞中多次出现,《广韵》:音馋,鳥物也。陈梦家、陈邦怀、杨树达、于省吾皆有论述,均认为其为灾害,只是胡厚宣、詹鄞鑫认为其应为具体灾害,比如鸟灾,而其他学者则认为是抽象的灾害。詹鄞鑫:《释》,《语言研究》1985年第1期,第181页。
(3)胡厚宣:《殷卜辞中的上帝与王帝》(上),《历史研究》,第32页。
(4)闵祥鹏:《历史语境中“灾害”界定的流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11期,第13页。
(5)灾有“、、、、”等字形。其中灾字之、、三形,尤其显示出洪水滔天之势。罗振玉先生认为:“其作、等状者。象横流汜滥也。”王襄、商承祚、徐中舒等先生均赞同此说。另外有、等字形,“象水壅之形,川壅则为巛也”。叶玉森先生按古代洪水为,故契文“”象洪水。参见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中),中华书局,2006年,第403页;叶玉森:《述学:说契》,《学衡》1924年第31期,第11页;王襄:《古文流变臆说》(上编),新华书店,1961年,第29页。
(6)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230页。
(1)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577页。
(2)同上,第580页。
(3)朱凤瀚:《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第197页。
(4)David N.Keightley,The Religious Commitment:Shang Theology and the Genesis of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History of Religions,1978,No.17(3/4),pp.211-225.
(5)R.K.Flad,Divination and Power:A Multiregional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Oracle Bone Divination in Early China,Current Anthropology:A World Journal of the Sciences of Man,2008,p.403.
(1)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上),中华书局,1993年,第118页。
(2)(汉)班固:《白虎通义》,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20页。
(3)(汉)高诱注《战国策》第三册《魏策》,上海书店,1987年,第27页。
(4)卦辞言“有眚”,爻辞言“有灾”兼言“有眚”。灾与眚,后果相同,其缘由有别。灾是外来之祸,眚是自致之过。六三失牛,祸自外来,是灾,不是眚。上九轻举妄行,祸是自己造成的,最须警惕戒慎。参见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05页。
(5)[英]霍布斯著,黎思复、黎廷弼译《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80页。
(6)(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注疏》卷24,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刊本,第410页。
(1)[英]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著,徐育新等译,汪培基校《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2)闵祥鹏:《郊庙歌辞与唐代国家祈福禳灾观念》,《浙江学刊》2014年第4期,第26页。
(3)(清)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卷4,中华书局,1986年,第212页。
(4)同上,卷25,第506页。
(5)(汉)韩婴著,许维遹校注《韩诗外传集释》卷5,中华书局,1980年,第197页。
(6)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27页。
(7)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第158-159页。
(8)David W.Pankenier,The Cosmo-Political Background of Heaven's Mandate,Early China,1995,Vol.20,pp.121-176.
(9)(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13,第336-339页。
(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注疏》卷32,第153页。
(2)(汉)高诱注,(清)毕沅校,余翔标点《吕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34-135页。
(3)Paul Carus,Chinese Philosophy,The Monis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6,Vol.6,No.2,p.237.
(4)Sarah Allan,On the Identity of Shang Di上帝and the Origin of the Concept of a Celestial Mandate(Tian Ming天命),Early China,2007,Vol.31,p.1.
(5)(汉)班固:《汉书》卷56“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498页。
(6)闵祥鹏:《柳宗元与中唐的灾害新思维》,《中州学刊》2011年第4期,第170-173页。
(7)(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注疏》卷32,第562页。
(8)(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220页。
(1)王震中:《商周之变与从帝向天帝同一性转变的缘由》,《历史研究》2017年第5期,第10页。
(2)《春秋繁露义证》,第319页。
(3)(宋)李昉:《太平御览》卷76“皇王部一·叙皇王上”,中华书局,1966年,第356页。
(4)同上,第354页。
(5)(汉)班固:《汉书》卷4“文帝纪”,第116页。
(6)伊藤计:《董仲舒の灾异说──高庙园炎对という上奏文を中心にして》,《集刊东洋学》41卷,1979年,第21页。
(7)(汉)班固:《汉书》卷85“谷永传”,第3450页。
(8)《春秋繁露义证》,第259页。
(9)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645页。
(10)(汉)班固:《汉书》卷56“董仲舒传”,第2498页。
(11)(唐)张楚:《文辞雅丽策》,《文苑英华》卷485,中华书局,1966年,第2474页。
(1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30“郎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054页。
(13)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卷19,中华书局,1987年,第538页。
(1)(汉)扬雄撰,李轨注,宋咸、吴祕、司马光重注《扬子法言》卷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696册,北京出版社,2012年,第349-350页。
(2)(汉)司马迁:《史记》卷29“河渠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409页。
(3)(汉)班固:《汉书》卷29“沟洫志”,第1690页。
(4)同上,第1691页。
(5)(汉)班固:《汉书》卷27“五行志”,第1479页。
(6)(唐)房玄龄:《晋书》卷27“五行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803页。
(7)[英]弗雷泽著,阎云祥、龚小夏译《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页。
(8)(宋)李昉:《太平御览》卷76“皇王部一·叙皇王上”,第355页。
(9)(唐)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367页。
(10)(汉)班固:《汉书》卷10“成帝纪”,第307页。
(1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30“郎顗传”,1074页。
(1)(唐)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62,中华书局,1979年,第1308页。
(2)(汉)班固:《汉书》卷4“文帝纪”,第128页。
(3)《汉书》卷75“李寻传”,第3193页。
(4)(宋)王若钦:《册府元龟》卷106“帝王部·惠民二”,中华书局,1960年,第1267页。
(5)(唐)刘昫:《旧唐书》卷36《天文志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1334页。
(6)John S.Major,The Meaning of Hsing-te,Chinese Ideas about Nature and Society:Studies in Honor of Derk Bodde,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p.283.
(7)(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09“政事·禁约下”,中华书局,1959年,第567页。
(1)吴进安:《孔子之仁与墨子兼爱比较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