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人物籍贯书例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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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三国志》人物籍贯的书法常例,是以历史人物出生年代为时间断限,再依据该时间断限的政区状况确定人物籍贯。但仍存在诸如郡国不分,郡县名称错讹,以及用西晋的行政区划和一些错误的政区来判定汉末历史人物籍贯等问题。这不仅与《三国志》人物籍贯书法常例不符,也为相关历史人物籍贯的判定带来了疑问。本文对《三国志》460余篇人物传记中不符合常例的24处进行献疑,以求复原他们符合《三国志》书法常例的人物籍贯。
引文
(1)杨翼骧编著,乔治忠、朱洪斌订补:《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先秦至隋唐五代卷》,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01页。
(2)吴增仅:《三国郡县表附考证》,收入《三国志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页。
(3)谯郡沿革,详见胡阿祥、孔祥军、徐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2页,第618-619页。据是书考证,西晋泰始元年至太安元年(266-302)为谯国,如果按照《三国志》成书年代判定,曹操籍贯应为“谯国谯”,这无疑不符合《三国志》人物籍贯书法常例。后文许褚条与此同。
(1)胡阿祥、孔祥军、徐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第349页。
(2)根据《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第四编第1章《西晋诸州郡县沿革》第5节“幽州沿革”的考证:辽西郡魏末领县五,至西晋临渝、令支两县并省,其中临渝县并入阳乐县,令支县省废。由于令支与肥如两县位置接近,笔者推测令支县可能并入了肥如县。
(3)《续汉志》陈留郡领县十七,辖平丘县。《晋志》无此县。胡阿祥师等考证:遍查文献,平丘县魏时情况乏考,吴增仅《表》卷2引《开封府志》以为晋省且将之列入陈留郡,所据不坚,今不从,暂缺不录。见《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第340页。
(4)己吾县情况同平丘县,胡阿祥师等认为己吾县情况乏考,故暂缺不录。见《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第340-341页。
(1)有部分人物籍贯的书法体例存疑,但前人已作考证并得出明确结论,例如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卷十五《三国志一》中考证国渊符合《三国志》书法常例的籍贯地应为“乐安益”而非陈寿所记“乐安盖”。本文只对前人未关注的24处人物籍贯的书例进行献疑。
(2)东汉晚期士人的出仕年龄,根据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以及卜宪群《从曹操入仕看汉末察举孝廉之变化》等有关研究,东汉原有“阳嘉限年之制”,即举孝廉年龄不得低于40岁,而这一制度在东汉末已被打破,出仕年龄放宽,但东汉末士人出仕的最低年龄,学术界仍未有明确结论。为方便行文,本文凡涉及到东汉末人物的出仕年龄,统一以曹操举孝廉的年龄(20岁)为标准。
(3)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4)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218-219页。
(5)成德,《三国志》写为“成惪”,《续汉志》、《晋志》皆作“成德”。按“惪”为“德”的异体。
(1)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75页。
(2)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15《三国志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
(3)胡阿祥、孔祥军、徐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第360页。
(1)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兴平二年)十二月……兖州平,遂东略陈地……(建安元年)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初应袁术,又附孙坚。二月,太祖进军讨破之。”
(2)胡阿祥、孔祥军、徐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第406页。
(3)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15《三国志一》,第287页。
(4)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86页。
(5)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106-107页。
(1)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113-114页。
(2)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219-223页。
(3)胡阿祥、孔祥军、徐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第373页,第380-382页;胡阿祥编著:《宋书州郡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页。
(1)胡阿祥、孔祥军、徐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第383-384页。
(2)胡阿祥、孔祥军、徐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第452页。
(3)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6页。
(4)巴郡三分与巴西郡沿革,请参考:《东汉政区地理》,第170-176页;《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局卷》,第455页。
(5)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171-176页。
(1)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16《三国志二》,第300页。
(2)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76-79页。
(3)此则颇得钟海平《鲁肃籍贯献疑》(《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的启发,特此致谢!
(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66页。
(2)莫之翰等编《泗州通志》卷5《城池》记载泗州古城:“旧有东西二城,皆土筑,明初始更以砖石,为之合为一城。汴河径其中”。
(3)刘知几在《史通·邑里篇》中,就曾对唐代以前史籍中人物籍贯书法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过分析,如“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旧号,施之于今。欲求实录,不亦难乎”,又“观周、隋二史,每述王、庾诸事,高、杨数公,必云琅琊王葆,新野庾信……以此成言,岂曰省文,从而可知也”,云云。
(2)吴增仅:《三国郡县表附考证》,收入《三国志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页。
(3)谯郡沿革,详见胡阿祥、孔祥军、徐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2页,第618-619页。据是书考证,西晋泰始元年至太安元年(266-302)为谯国,如果按照《三国志》成书年代判定,曹操籍贯应为“谯国谯”,这无疑不符合《三国志》人物籍贯书法常例。后文许褚条与此同。
(1)胡阿祥、孔祥军、徐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第349页。
(2)根据《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第四编第1章《西晋诸州郡县沿革》第5节“幽州沿革”的考证:辽西郡魏末领县五,至西晋临渝、令支两县并省,其中临渝县并入阳乐县,令支县省废。由于令支与肥如两县位置接近,笔者推测令支县可能并入了肥如县。
(3)《续汉志》陈留郡领县十七,辖平丘县。《晋志》无此县。胡阿祥师等考证:遍查文献,平丘县魏时情况乏考,吴增仅《表》卷2引《开封府志》以为晋省且将之列入陈留郡,所据不坚,今不从,暂缺不录。见《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第340页。
(4)己吾县情况同平丘县,胡阿祥师等认为己吾县情况乏考,故暂缺不录。见《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第340-341页。
(1)有部分人物籍贯的书法体例存疑,但前人已作考证并得出明确结论,例如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卷十五《三国志一》中考证国渊符合《三国志》书法常例的籍贯地应为“乐安益”而非陈寿所记“乐安盖”。本文只对前人未关注的24处人物籍贯的书例进行献疑。
(2)东汉晚期士人的出仕年龄,根据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以及卜宪群《从曹操入仕看汉末察举孝廉之变化》等有关研究,东汉原有“阳嘉限年之制”,即举孝廉年龄不得低于40岁,而这一制度在东汉末已被打破,出仕年龄放宽,但东汉末士人出仕的最低年龄,学术界仍未有明确结论。为方便行文,本文凡涉及到东汉末人物的出仕年龄,统一以曹操举孝廉的年龄(20岁)为标准。
(3)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4)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218-219页。
(5)成德,《三国志》写为“成惪”,《续汉志》、《晋志》皆作“成德”。按“惪”为“德”的异体。
(1)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75页。
(2)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15《三国志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
(3)胡阿祥、孔祥军、徐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第360页。
(1)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兴平二年)十二月……兖州平,遂东略陈地……(建安元年)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初应袁术,又附孙坚。二月,太祖进军讨破之。”
(2)胡阿祥、孔祥军、徐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第406页。
(3)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15《三国志一》,第287页。
(4)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86页。
(5)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106-107页。
(1)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113-114页。
(2)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219-223页。
(3)胡阿祥、孔祥军、徐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第373页,第380-382页;胡阿祥编著:《宋书州郡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页。
(1)胡阿祥、孔祥军、徐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第383-384页。
(2)胡阿祥、孔祥军、徐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第452页。
(3)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6页。
(4)巴郡三分与巴西郡沿革,请参考:《东汉政区地理》,第170-176页;《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局卷》,第455页。
(5)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171-176页。
(1)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16《三国志二》,第300页。
(2)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76-79页。
(3)此则颇得钟海平《鲁肃籍贯献疑》(《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的启发,特此致谢!
(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66页。
(2)莫之翰等编《泗州通志》卷5《城池》记载泗州古城:“旧有东西二城,皆土筑,明初始更以砖石,为之合为一城。汴河径其中”。
(3)刘知几在《史通·邑里篇》中,就曾对唐代以前史籍中人物籍贯书法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过分析,如“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旧号,施之于今。欲求实录,不亦难乎”,又“观周、隋二史,每述王、庾诸事,高、杨数公,必云琅琊王葆,新野庾信……以此成言,岂曰省文,从而可知也”,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