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三国“吴会”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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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晋典籍中常见"吴会"一词,古今学者对其含义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或以为"吴郡"、"会稽",或以为"都会",或以为"吴越",或以为代指孙吴。实则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吴会"具有不同的含义,不可一概而论。西汉初并无"吴会",多以"吴、会稽"并称,代指"吴郡"、"会稽"二郡。东汉中期,吴郡从会稽郡分立出来后,逐渐以"吴、会"代指二郡。东汉末建安年间,常以"吴会"代指江东,三国及西晋初,魏、晋时人又以"吴会"代指孙吴政权。
The word "Wukuai" is a common word in Han and Jin Dynasty. Scholars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argue about its meaning, someone think of "Wu County and Kuaiji County", or "city", or "Wuyue", or "Sun Wu". In fact,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different linguistic environments, "Wu Hui" has different meanings and cannot be understood as a whole. There was no "Wukuai"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It was mostly called "Wu and Kuaiji" as "Wu County" and "Kuaiji County". After the separation of Wu County from Kuaiji County in the Middl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word "Wukuai" gradually took the place of the two counties. In the late Han Dynasty of Jian'an period, "Wukuai" was used to refer to "Jiangdong". In the Three Kingdoms and the early Western Jin Dynasty, people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used "Wukuai" to refer to the regime of Sun Wu.
The word "Wukuai" is a common word in Han and Jin Dynasty. Scholars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argue about its meaning, someone think of "Wu County and Kuaiji County", or "city", or "Wuyue", or "Sun Wu". In fact,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different linguistic environments, "Wu Hui" has different meanings and cannot be understood as a whole. There was no "Wukuai"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It was mostly called "Wu and Kuaiji" as "Wu County" and "Kuaiji County". After the separation of Wu County from Kuaiji County in the Middl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word "Wukuai" gradually took the place of the two counties. In the late Han Dynasty of Jian'an period, "Wukuai" was used to refer to "Jiangdong". In the Three Kingdoms and the early Western Jin Dynasty, people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used "Wukuai" to refer to the regime of Sun Wu.
引文
(1)(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46《陈宠附子忠传》注引谢承《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58页
(2)范成大撰,陆振岳校点:《吴郡志》卷48《考证》,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21页。
(3)(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44《李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54页。
(4)(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67《汉纪五十九》注,献帝建安二十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135页。
(1)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卷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28-1729页。
(2)范成大撰,陆振岳校点:《吴郡志》卷48《考证》,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21页。
(3)石湖即范大成。
(4)王应麟著、翁元圻等注,栾宝群、田松青、吕宗力校点:《困学纪闻》(全校本)卷18《评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53页。
(5)施宿、嘉泰:《会稽志》,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719页上栏。
(6)方以智:《通雅》卷14《地舆》,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182页下栏。
(7)指《吴郡志》与《会稽志》。
(8)钱大昕撰,田汉云点校:《通鉴注辨证》,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10页。
(9)梁玉绳:《史记志疑》卷33《吴王濞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70页。
(1)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卷42《三国志四》,上海:上海书店,2005年,第311页。
(2)赵幼文遗稿,赵振铎等人整理:《三国志校笺》卷32《蜀书·先主传》注,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1208-1209页。
(3)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续笔记》,《老学庵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37页。
(4)赵翼:《陔余丛考》卷21,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417页。按:部分文史著作在引用赵说时忽略了其认可东汉后“吴会”为“吴、会稽二郡”的说法,而径以“郡县相称说”注之,非也。
(5)(晋)陈寿撰:《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66页。
(6)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卷1,《通志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00页。
(7)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411页。
(1)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86页。
(2)(汉)班固撰:《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90页。
(3)(汉)司马迁撰:《史记》卷95《灌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236页。
(4)(汉)司马迁撰:《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747页。
(5)(汉)司马迁撰:《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112页。
(6)郑炳林:《秦汉吴郡会稽郡建置考》,《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7)(汉)班固撰:《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0-61页。
(8)(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06《吴王濞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415页。
(9)(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751页。
(1)(汉)班固撰:《汉书》卷27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470页。
(2)(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19《汉纪十一》注,武帝元狩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4页。
(3)(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06《吴王濞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419页、第3422页。按:其中两处“豫章郡”均应为“鄣郡”之误,《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高祖十一年七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长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集解》徐广曰:“九江、庐江、衡山、豫章也。”第3740页,据此可知豫章郡属淮南,非吴国。
(4)(汉)班固撰:《汉书》卷57上《司马相如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9页。
(5)(汉)班固撰:《汉书》卷60《杜周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59页。
(6)参见郑炳林《秦汉吴郡会稽郡建置考》,《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7)(汉)班固撰:《汉书》卷64上《严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75页。
(8)(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751页。
(9)(汉)班固撰:《汉书》卷51《邹阳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56页。
(10)(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6《孝顺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57页。
(11)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26《江南道二·越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17页。
(1)(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6《孝顺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62页。
(2)(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46《陈宠附子忠传》注引谢承《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58页。
(3)(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60下《蔡邕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003页。
(4)(晋)陈寿撰:《三国志》卷51《吴书·宗室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09页。
(5)(晋)陈寿撰:《三国志》卷54《吴书·周瑜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60页。
(6)(晋)陈寿撰:《三国志》卷51《吴书·宗室传》注引《会稽典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14页。
(7)(晋)陈寿撰:《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15-1116页。
(8)(晋)陈寿撰:《三国志》卷58《吴书·陆逊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43页。
(9)本文将“吴会”代指扬州的时间限定于建安年间或许并不够准确,孙策实于建安五年去世,而史书以“吴会”代指江东的时间也不会如此精准,如此分类主要是为了研究的方便。
(10)(晋)陈寿撰:《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80页。
(11)(晋)陈寿撰:《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12页。
(12)(晋)陈寿撰:《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30页。
(1)(晋)陈寿撰:《三国志》卷14《魏书·董昭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38页。
(2)(汉)司马迁撰:《史记》卷7《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24页。
(3)(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22《傅俊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82页。
(4)(晋)陈寿撰:《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12页。
(5)(晋)陈寿撰:《三国志》卷46《吴书·孙破虏讨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09页。
(6)(汉)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66《汉纪五十八》注,献帝建安十八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118页。
(7)周振鹤:《释江南》,钱伯城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九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42页。按:“西南——东北走向”原文作“西南南——东北北走向”,疑误。
(8)(汉)班固撰:《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68页。按:胡三省所谓“都会说”或即来源于此。
(9)(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77《诸葛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42页。
(10)笔者此论受到陈刚《试论六朝时期的吴会经济区》一文的启发,其本以“江东”为例,云:“东汉末年,孙吴以地处扬州的‘江东六郡’为根本,经过多年的征伐开拓而逐渐拥有扬、荆、交三州,奠定了其疆域基础。在这一时期,‘江东’成为孙吴的代称,演化为一个政治地理概念。”参见罗卫东、范今朝主编《庆贺陈桥驿先生九十华诞学术论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1-272页。
(1)(晋)陈寿撰:《三国志》卷19《魏书·陈思王植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67页。
(2)(晋)陈寿撰:《三国志》卷14《魏书·蒋济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1页。
(3)(晋)陈寿撰:《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52页。
(4)(晋)陈寿撰:《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传》注引《汉晋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64页。
(5)(晋)陈寿撰:《三国志》卷28《魏书·邓艾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页。
(6)(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44《李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54页。
(7)(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100《陈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16页。
(8)(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65《王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6页。
(9)(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28《五行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52页。
(2)范成大撰,陆振岳校点:《吴郡志》卷48《考证》,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21页。
(3)(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44《李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54页。
(4)(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67《汉纪五十九》注,献帝建安二十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135页。
(1)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卷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28-1729页。
(2)范成大撰,陆振岳校点:《吴郡志》卷48《考证》,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21页。
(3)石湖即范大成。
(4)王应麟著、翁元圻等注,栾宝群、田松青、吕宗力校点:《困学纪闻》(全校本)卷18《评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53页。
(5)施宿、嘉泰:《会稽志》,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719页上栏。
(6)方以智:《通雅》卷14《地舆》,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182页下栏。
(7)指《吴郡志》与《会稽志》。
(8)钱大昕撰,田汉云点校:《通鉴注辨证》,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10页。
(9)梁玉绳:《史记志疑》卷33《吴王濞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70页。
(1)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卷42《三国志四》,上海:上海书店,2005年,第311页。
(2)赵幼文遗稿,赵振铎等人整理:《三国志校笺》卷32《蜀书·先主传》注,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1208-1209页。
(3)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续笔记》,《老学庵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37页。
(4)赵翼:《陔余丛考》卷21,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417页。按:部分文史著作在引用赵说时忽略了其认可东汉后“吴会”为“吴、会稽二郡”的说法,而径以“郡县相称说”注之,非也。
(5)(晋)陈寿撰:《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66页。
(6)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卷1,《通志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00页。
(7)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411页。
(1)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86页。
(2)(汉)班固撰:《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90页。
(3)(汉)司马迁撰:《史记》卷95《灌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236页。
(4)(汉)司马迁撰:《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747页。
(5)(汉)司马迁撰:《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112页。
(6)郑炳林:《秦汉吴郡会稽郡建置考》,《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7)(汉)班固撰:《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0-61页。
(8)(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06《吴王濞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415页。
(9)(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751页。
(1)(汉)班固撰:《汉书》卷27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470页。
(2)(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19《汉纪十一》注,武帝元狩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4页。
(3)(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06《吴王濞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419页、第3422页。按:其中两处“豫章郡”均应为“鄣郡”之误,《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高祖十一年七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长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集解》徐广曰:“九江、庐江、衡山、豫章也。”第3740页,据此可知豫章郡属淮南,非吴国。
(4)(汉)班固撰:《汉书》卷57上《司马相如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9页。
(5)(汉)班固撰:《汉书》卷60《杜周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59页。
(6)参见郑炳林《秦汉吴郡会稽郡建置考》,《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7)(汉)班固撰:《汉书》卷64上《严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75页。
(8)(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751页。
(9)(汉)班固撰:《汉书》卷51《邹阳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56页。
(10)(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6《孝顺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57页。
(11)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26《江南道二·越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17页。
(1)(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6《孝顺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62页。
(2)(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46《陈宠附子忠传》注引谢承《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58页。
(3)(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60下《蔡邕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003页。
(4)(晋)陈寿撰:《三国志》卷51《吴书·宗室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09页。
(5)(晋)陈寿撰:《三国志》卷54《吴书·周瑜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60页。
(6)(晋)陈寿撰:《三国志》卷51《吴书·宗室传》注引《会稽典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14页。
(7)(晋)陈寿撰:《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15-1116页。
(8)(晋)陈寿撰:《三国志》卷58《吴书·陆逊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43页。
(9)本文将“吴会”代指扬州的时间限定于建安年间或许并不够准确,孙策实于建安五年去世,而史书以“吴会”代指江东的时间也不会如此精准,如此分类主要是为了研究的方便。
(10)(晋)陈寿撰:《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80页。
(11)(晋)陈寿撰:《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12页。
(12)(晋)陈寿撰:《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30页。
(1)(晋)陈寿撰:《三国志》卷14《魏书·董昭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38页。
(2)(汉)司马迁撰:《史记》卷7《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24页。
(3)(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22《傅俊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82页。
(4)(晋)陈寿撰:《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12页。
(5)(晋)陈寿撰:《三国志》卷46《吴书·孙破虏讨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09页。
(6)(汉)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66《汉纪五十八》注,献帝建安十八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118页。
(7)周振鹤:《释江南》,钱伯城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九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42页。按:“西南——东北走向”原文作“西南南——东北北走向”,疑误。
(8)(汉)班固撰:《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68页。按:胡三省所谓“都会说”或即来源于此。
(9)(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77《诸葛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42页。
(10)笔者此论受到陈刚《试论六朝时期的吴会经济区》一文的启发,其本以“江东”为例,云:“东汉末年,孙吴以地处扬州的‘江东六郡’为根本,经过多年的征伐开拓而逐渐拥有扬、荆、交三州,奠定了其疆域基础。在这一时期,‘江东’成为孙吴的代称,演化为一个政治地理概念。”参见罗卫东、范今朝主编《庆贺陈桥驿先生九十华诞学术论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1-272页。
(1)(晋)陈寿撰:《三国志》卷19《魏书·陈思王植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67页。
(2)(晋)陈寿撰:《三国志》卷14《魏书·蒋济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1页。
(3)(晋)陈寿撰:《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52页。
(4)(晋)陈寿撰:《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传》注引《汉晋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64页。
(5)(晋)陈寿撰:《三国志》卷28《魏书·邓艾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页。
(6)(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44《李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54页。
(7)(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100《陈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16页。
(8)(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65《王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6页。
(9)(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28《五行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