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学心法》与明成祖治国理念的表达
摘要
明成祖御制《圣学心法》是明初官方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取法唐太宗《帝范》及宋儒编集的多种帝学书,以洪武朝《储君昭鉴录》、永乐初《文华宝鉴》为基础,逐步发展成型。内容涵盖"君、父、子、臣"四道,并以君道为主,重点阐明成祖时期的治国理念。其结构以《大学》为纲,宋儒"心法"为理论内核,旨在为后世君主提供治国法则、历史经验与理论指导。《圣学心法》在近世政治思想史中有关键地位,它体现了君主理论与儒家伦理的高度结合,是明成祖君师职责合一思想的确认及其对治统、道统关系的处理结果,对后世的帝王之学及政治思想影响深远。
引文
[1](清)永2).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明)朱棣.圣学心法[M].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93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明太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4](明)李春芳.贻安堂集[C].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3册.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
[5]明代登科录汇编:(一)[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
[6](明)陈懿典.拟御制《圣学心法》书成颁赐侍臣谢表[A].陈学士先生初集[C].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7](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8]辽金元传记资料丛刊:第20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1)明成祖《圣学心法》的专论,参见朱鸿《明成祖与永乐政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8年)一书,李焯然《治国之道——明成祖及其〈圣学心法〉》(《汉学研究》1991年第9卷第1期,第211-227页)、毛佩琦《从〈圣学心法〉看明成祖朱棣的治国理想》(《明史研究》1991年第1辑,第119-130页)等文章。
(2)唐太宗《帝范》之君主理论的研究,参见瞿林东《一代明君的君主论——唐太宗和〈帝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6期,第14-18页)。
(3)例如,朱鸿认为成祖时以唐太宗自拟,“法唐太宗而意在唐虞三代”(朱鸿《明成祖与永乐政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8年,第124-125页、244页)。
(4)参见方震华《宋政治论述中的贞观之政——治国典范的论辩》(《台大历史学报》第40期,2007年12月,第19-55页)。
(5)明初敕撰书的研究,参见朱鸿林《明太祖的教化性敕撰书》(《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77-600页)。
(6)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的写作背景及用意,参见朱鸿林《理论型的经世之学——真德秀〈大学衍义〉之用意及其著作背景》(《儒者思想与出处》,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80-101页)一文。
(7)朱鸿林有关经世思想的系列研究中,深入分析丘濬《大学衍义补》撰写目的,认为此书表面上为补充《大学衍义》而作,实际是丘濬面对成化时局推出的治国学问的参考书和改革时弊的蓝图,旨在使有效的政府功能得以完成。参见朱鸿林:《丘濬〈大学衍义补〉及其在16、17世纪的影响》(《儒者思想与出处》,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02-128页)。
(8)《剑桥中国明代史》认为:“他(成祖)仿照宋人的办法,也对许多段落附上自己的评论以便进一步阐明‘心学’。”(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页)
(9)为便于统计,除单列“朱子《文集》”外,其他如司马光、欧阳修等宋儒《文集》皆合称“宋人《文集》”。
(10)参见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李晋华编著,引得编纂处校订并引得:《明代敕撰书考:附引得》,哈佛燕京学社1932年版)。
(11)《心经》的研究参见W m.Theodore de Bary所著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一书中的论述(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最新研究参见何威萱:《真德秀〈心经〉析论》(《正学》第3辑,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231-260页)。
(12)参见朱鸿林《明太祖的教化性敕撰书》。
(13)参见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1页)的论述。
(14)明太祖谓:“人君治天下,日有万几……凡此皆以一心为之权度,謭无权度,则未有不失其当。”(《明太祖实录》卷113,洪武十年六月丙寅条,第1864-1865页)
(15)宋濂称:“臣闻古圣人有言曰:为君难。其所谓难者何也?盖以四海之广,生民之众,受寄于一人。敬则治,怠则否;勤则治,荒则否;亲君子则治,近小人则否。其机甚微,其发至于不可遏,不可不谨也。所以二帝三王相传心法,曰德,曰仁,曰敬,曰诚,无非用功于此也。”(宋濂:《致仕谢恩笺》,《文宪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页)参见朱鸿林《洪武朝的东宫官制与教育》(王成勉编《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纪念牟复礼教授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5-142页)。
[2](明)朱棣.圣学心法[M].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93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明太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4](明)李春芳.贻安堂集[C].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3册.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
[5]明代登科录汇编:(一)[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
[6](明)陈懿典.拟御制《圣学心法》书成颁赐侍臣谢表[A].陈学士先生初集[C].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7](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8]辽金元传记资料丛刊:第20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1)明成祖《圣学心法》的专论,参见朱鸿《明成祖与永乐政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8年)一书,李焯然《治国之道——明成祖及其〈圣学心法〉》(《汉学研究》1991年第9卷第1期,第211-227页)、毛佩琦《从〈圣学心法〉看明成祖朱棣的治国理想》(《明史研究》1991年第1辑,第119-130页)等文章。
(2)唐太宗《帝范》之君主理论的研究,参见瞿林东《一代明君的君主论——唐太宗和〈帝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6期,第14-18页)。
(3)例如,朱鸿认为成祖时以唐太宗自拟,“法唐太宗而意在唐虞三代”(朱鸿《明成祖与永乐政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8年,第124-125页、244页)。
(4)参见方震华《宋政治论述中的贞观之政——治国典范的论辩》(《台大历史学报》第40期,2007年12月,第19-55页)。
(5)明初敕撰书的研究,参见朱鸿林《明太祖的教化性敕撰书》(《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77-600页)。
(6)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的写作背景及用意,参见朱鸿林《理论型的经世之学——真德秀〈大学衍义〉之用意及其著作背景》(《儒者思想与出处》,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80-101页)一文。
(7)朱鸿林有关经世思想的系列研究中,深入分析丘濬《大学衍义补》撰写目的,认为此书表面上为补充《大学衍义》而作,实际是丘濬面对成化时局推出的治国学问的参考书和改革时弊的蓝图,旨在使有效的政府功能得以完成。参见朱鸿林:《丘濬〈大学衍义补〉及其在16、17世纪的影响》(《儒者思想与出处》,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02-128页)。
(8)《剑桥中国明代史》认为:“他(成祖)仿照宋人的办法,也对许多段落附上自己的评论以便进一步阐明‘心学’。”(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页)
(9)为便于统计,除单列“朱子《文集》”外,其他如司马光、欧阳修等宋儒《文集》皆合称“宋人《文集》”。
(10)参见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李晋华编著,引得编纂处校订并引得:《明代敕撰书考:附引得》,哈佛燕京学社1932年版)。
(11)《心经》的研究参见W m.Theodore de Bary所著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一书中的论述(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最新研究参见何威萱:《真德秀〈心经〉析论》(《正学》第3辑,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231-260页)。
(12)参见朱鸿林《明太祖的教化性敕撰书》。
(13)参见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1页)的论述。
(14)明太祖谓:“人君治天下,日有万几……凡此皆以一心为之权度,謭无权度,则未有不失其当。”(《明太祖实录》卷113,洪武十年六月丙寅条,第1864-1865页)
(15)宋濂称:“臣闻古圣人有言曰:为君难。其所谓难者何也?盖以四海之广,生民之众,受寄于一人。敬则治,怠则否;勤则治,荒则否;亲君子则治,近小人则否。其机甚微,其发至于不可遏,不可不谨也。所以二帝三王相传心法,曰德,曰仁,曰敬,曰诚,无非用功于此也。”(宋濂:《致仕谢恩笺》,《文宪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页)参见朱鸿林《洪武朝的东宫官制与教育》(王成勉编《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纪念牟复礼教授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5-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