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遣使召请宗喀巴史事再考
|
摘要
目前所见各种文献有关明成祖遣使召请宗喀巴的记载中,没有一种堪称完善,它们在内容上互补的同时存在一些相互抵触和混淆的说法,以致后人对明成祖遣使迎请宗喀巴的次数和过程皆不甚明了。虽然一些文献说明成祖曾多次遣使召请宗喀巴,但有据可考者仅有两次。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藏汉文献分别对明廷使臣于永乐六年(1408)及十二年(1414)两次迎请宗喀巴的具体过程进行考述和辨析。
引文
(2)参见佐藤长著,邓锐龄译:《明代西藏八大教王考》(上、中、下)[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第21-34页;1987年第4期,第19-33页;1988年第4期,第52—61页;沈卫荣:《论明封司徒锁巴头目刺昝肖考——兼论元明时代乌思藏拉堆洛万户》[J],《故宫学术季刊》第17卷第1期,台北,1999年;陈庆英:《明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J],《中国藏学》2000年第3期,第57-74页;才让:《明洪武朝对藏传佛教的政策及其相关史实考述》[J],《西藏研究》2004年第2期,第40-46页;沈卫荣:《“怀柔远夷”话语中的明代汉藏政治与文化关系》[J],《国际汉学》第13辑,2005年,第213-240页。《明史》载:“侯显者,司礼少监。帝闻乌思藏僧尚师哈立麻有道术,善幻化,欲致一见,因通迤西诸番。乃命显赍书币往迓,选壮士健马护行。”(《明史》[Z]卷340·列传第192);“大乘法王者,乌思藏僧昆泽思巴也,其徒亦称为尚师。永乐时,成祖既封哈立麻,又闻昆泽思巴有道术,命中官赍玺书银币征之。”(《明史》[Z]卷331·列传第217)有关明成祖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参见才让:《信仰与扶持——明成祖与藏传佛教》[J],《西藏研究》2005年第4期,第33-40页。
(3)#12
(1)#12
(2)#12
(3)#12
(4)#12
(5)于道泉:《译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纪事及宗喀巴复成祖书》[A],国立中央研究院编:《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C](下册),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1935年,第939-966页;陈楠对于先生的译注进行了改译和补充,见《关于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史事补证》[J],《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第33-39页。
(6)沈卫荣:《明乌斯藏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事迹考》,《两岸蒙古学藏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47-261页。
(7)我们仅知永乐六年使臣在乌思藏邀请宗喀巴,明成祖遣使可能在永乐五年,尚难确定,为了叙述方便,本文将这次迎请姑称之为永乐六年迎请宗喀巴事。至于第二次迎请,遣使在永乐十一年,使臣于十二年在藏与宗喀巴商谈赴京事宜,本文在表述中对此有所区别。
(8)此二人是宗喀巴建立格鲁派的主要支持者。
(1)于道泉:《译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纪事及宗喀巴复成祖书》,第943页。
(2)参见固始噶居巴·洛桑泽陪:《蒙古佛教史》,藏文本第150-151页,汉译本第61-62页;竹巴佛王·洛桑赤列南杰:《至尊宗喀巴传》,藏文本第296-297页,汉译本第249页。
(3)#12
(4)#12
(5)邓锐龄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上),第252-256页。
(1)#12
(2)《至尊宗喀巴传》藏文本第302页,汉译本第252页。
(3)#12
(1)普觉·阿旺强巴:《四大寺志和上下密院发展史》,第49页。
(2)洛桑楚称《宗喀巴传》,卷上七十四。
(3)竹巴佛王·洛桑赤列南杰:《至尊宗喀巴传》,藏文本第302页,汉译本第252页。
(4)#12
(5)察哈尔喇嘛洛桑楚称《宗喀巴传》中还收有一封宗喀巴致巩大人(■)的短函,陈楠确定此人为永乐八年赴藏迎请大乘法王的中官关僧。参见陈楠:《关于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史事补证》;这封信的汉译文见于道泉:《译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纪事及宗喀巴复成祖书》,第946-949页。
(6)邓锐龄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第255-256页;亦见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第502页。
(7)拉巴平措:《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第7-8页。
(1)《明太宗实录》卷137。廖旸指出,沙的新葛为加德满都以东26公里处的巴内帕(Banepa)及其周边地区的统治者,明廷将其视为尼八刺的国王;地涌塔指加德满都河谷,即通常地理意义上的尼泊尔。详见廖旸:《藏文文献中的西天高僧室利沙事迹辑考》[J],《中国藏学>2011年第1期,第54-63页。
(2)实哩沙哩卜得啰为印度金刚座最后一任堪布,当时他在乌思藏传法。参见廖旸:《藏文文献中的西天高僧室利沙事迹辑考》,《中国藏学>2011年第1期,第54-63页;魏建东:《关于印度班智达室利沙两篇传记的研究》[A],沈卫荣编:《汉藏佛学研究:文本、人物、图像和历史》[M],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第460-480页。
(3)这里的喃葛监藏即为永乐六年帮助使臣与宗喀巴见面的牛儿宗本喃葛藏卜。
(4)《明太宗实录》卷137。
(5)#12
(6)廖旸:《藏文文献中的西天高僧室利沙事迹辑考》,《中国藏学》2011年第1期,第54-63页。
(7)沈卫荣:《明封司徒锁巴头目刺昝肖考——兼论元明时代乌思藏拉堆洛万户》,《故宫学术季刊》第17卷第1期。
(1)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有永乐十一年二月初九日封其为司徒的诏书,见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历史档案荟萃》[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25页。以上人名的汉藏勘同,详见沈卫荣:《明封司徒锁巴头目剌昝肖考——兼论元明时代乌思藏拉堆洛万户》,《故宫学术季刊》第17卷第1期。
(2)西藏文管会收藏有永乐十一年二月初十日颁赐给大宝法王哈立麻的诏书,其中明载:“今特遣内官侯显等致所铸黄金佛像于如来”,见西藏文管会:《明朝皇帝赐给西藏楚布(普)寺噶玛活佛的两件诏书》[J],《文物》1981年第11期,第42-44页。
(3)#12
(4)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所藏封辅教王南渴烈思巴的诏书落款为永乐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见文竹:《西藏地方明封八王有关文物》[J],《文物》1985年第9期,第89-94页。
(5)《蒙古佛教史》言:“使臣们呈现了大皇帝的诏书及大量赏赐物品,宗喀巴大师说明前往汉地违碍甚多,并非必要,自己决意不往。使臣们说,宗喀巴大师虽不能前往,也应派一名与大师无别的弟子前去担任福田。”(藏文本第151页,汉译本第62页);《至尊宗喀巴传》载:“又在一些宗喀巴广传中,并未载有于此阶段宗喀巴大师派遣代表自己的弟子前往内地的文字。但实际上诸金册使者请求——如果大师确实不能前往汉地,请求无论如何派一贤良的弟子去到内地。”(藏文本第301-302页,汉译本第252页)。相关研究参见沈卫荣:《明乌斯藏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事迹考》,《两岸蒙古学藏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47-261页;邓锐龄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上),第256页;陈庆英:《论明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
(6)#12
(1)沈卫荣也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他说,在明成祖永乐十一年的诏书中,并没有《宗喀巴传》第九品《大慈法王传》所记载的“因师尊未应邀前往,此番又遣来使臣,赐告请派一位与师尊本人无区别的弟子来作国师之情由。”见沈卫荣:《明乌斯藏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事迹考》,《两岸蒙古学藏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47-261页。
(2)这句话和《四大寺志》等书的记载类似,它们的表述均不准确,误将明成祖下诏让宗喀巴改派一位弟子前往汉地与此前(永乐十一年)成祖遣使侯显携带诏书往迎宗喀巴之事混为一谈了。详见下文对永乐十二年邀请过程的讨论。
(3)#12
(4)参见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263页;佐藤长:《明代西藏必力工瓦派系统考》,《东洋学报》第45卷第4期(1968)。
(1)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第454页;原文见《江孜法王传》,第52页。喀卡在江孜以北,参见廖旸:《藏文文献中的西天高僧室利沙事迹辑考》,《中国藏学》2011年第1期,第59页注11。
(2)Ruddf Kaschewsky,Das Leben des lamaistischen Heiligen Tsongkhapa Blo bzang grags pa(1357-1419),第85-86页。
(3)#12
(4)明成祖愿意改迎一位与宗喀巴无别的弟子前往京城,也是出于对新兴的格鲁派教法的好奇。宣德年间释迦也失再次受邀前往内地并被封为大慈法王,他寓居京师数年,为藏汉文化的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有关释迦也失两次入朝之史事,参见拙文《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两次晋京相关史事新证》(待发表)。
(3)#12
(1)#12
(2)#12
(3)#12
(4)#12
(5)于道泉:《译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纪事及宗喀巴复成祖书》[A],国立中央研究院编:《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C](下册),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1935年,第939-966页;陈楠对于先生的译注进行了改译和补充,见《关于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史事补证》[J],《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第33-39页。
(6)沈卫荣:《明乌斯藏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事迹考》,《两岸蒙古学藏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47-261页。
(7)我们仅知永乐六年使臣在乌思藏邀请宗喀巴,明成祖遣使可能在永乐五年,尚难确定,为了叙述方便,本文将这次迎请姑称之为永乐六年迎请宗喀巴事。至于第二次迎请,遣使在永乐十一年,使臣于十二年在藏与宗喀巴商谈赴京事宜,本文在表述中对此有所区别。
(8)此二人是宗喀巴建立格鲁派的主要支持者。
(1)于道泉:《译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纪事及宗喀巴复成祖书》,第943页。
(2)参见固始噶居巴·洛桑泽陪:《蒙古佛教史》,藏文本第150-151页,汉译本第61-62页;竹巴佛王·洛桑赤列南杰:《至尊宗喀巴传》,藏文本第296-297页,汉译本第249页。
(3)#12
(4)#12
(5)邓锐龄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上),第252-256页。
(1)#12
(2)《至尊宗喀巴传》藏文本第302页,汉译本第252页。
(3)#12
(1)普觉·阿旺强巴:《四大寺志和上下密院发展史》,第49页。
(2)洛桑楚称《宗喀巴传》,卷上七十四。
(3)竹巴佛王·洛桑赤列南杰:《至尊宗喀巴传》,藏文本第302页,汉译本第252页。
(4)#12
(5)察哈尔喇嘛洛桑楚称《宗喀巴传》中还收有一封宗喀巴致巩大人(■)的短函,陈楠确定此人为永乐八年赴藏迎请大乘法王的中官关僧。参见陈楠:《关于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史事补证》;这封信的汉译文见于道泉:《译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纪事及宗喀巴复成祖书》,第946-949页。
(6)邓锐龄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第255-256页;亦见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第502页。
(7)拉巴平措:《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第7-8页。
(1)《明太宗实录》卷137。廖旸指出,沙的新葛为加德满都以东26公里处的巴内帕(Banepa)及其周边地区的统治者,明廷将其视为尼八刺的国王;地涌塔指加德满都河谷,即通常地理意义上的尼泊尔。详见廖旸:《藏文文献中的西天高僧室利沙事迹辑考》[J],《中国藏学>2011年第1期,第54-63页。
(2)实哩沙哩卜得啰为印度金刚座最后一任堪布,当时他在乌思藏传法。参见廖旸:《藏文文献中的西天高僧室利沙事迹辑考》,《中国藏学>2011年第1期,第54-63页;魏建东:《关于印度班智达室利沙两篇传记的研究》[A],沈卫荣编:《汉藏佛学研究:文本、人物、图像和历史》[M],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第460-480页。
(3)这里的喃葛监藏即为永乐六年帮助使臣与宗喀巴见面的牛儿宗本喃葛藏卜。
(4)《明太宗实录》卷137。
(5)#12
(6)廖旸:《藏文文献中的西天高僧室利沙事迹辑考》,《中国藏学》2011年第1期,第54-63页。
(7)沈卫荣:《明封司徒锁巴头目刺昝肖考——兼论元明时代乌思藏拉堆洛万户》,《故宫学术季刊》第17卷第1期。
(1)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有永乐十一年二月初九日封其为司徒的诏书,见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历史档案荟萃》[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25页。以上人名的汉藏勘同,详见沈卫荣:《明封司徒锁巴头目剌昝肖考——兼论元明时代乌思藏拉堆洛万户》,《故宫学术季刊》第17卷第1期。
(2)西藏文管会收藏有永乐十一年二月初十日颁赐给大宝法王哈立麻的诏书,其中明载:“今特遣内官侯显等致所铸黄金佛像于如来”,见西藏文管会:《明朝皇帝赐给西藏楚布(普)寺噶玛活佛的两件诏书》[J],《文物》1981年第11期,第42-44页。
(3)#12
(4)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所藏封辅教王南渴烈思巴的诏书落款为永乐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见文竹:《西藏地方明封八王有关文物》[J],《文物》1985年第9期,第89-94页。
(5)《蒙古佛教史》言:“使臣们呈现了大皇帝的诏书及大量赏赐物品,宗喀巴大师说明前往汉地违碍甚多,并非必要,自己决意不往。使臣们说,宗喀巴大师虽不能前往,也应派一名与大师无别的弟子前去担任福田。”(藏文本第151页,汉译本第62页);《至尊宗喀巴传》载:“又在一些宗喀巴广传中,并未载有于此阶段宗喀巴大师派遣代表自己的弟子前往内地的文字。但实际上诸金册使者请求——如果大师确实不能前往汉地,请求无论如何派一贤良的弟子去到内地。”(藏文本第301-302页,汉译本第252页)。相关研究参见沈卫荣:《明乌斯藏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事迹考》,《两岸蒙古学藏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47-261页;邓锐龄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上),第256页;陈庆英:《论明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
(6)#12
(1)沈卫荣也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他说,在明成祖永乐十一年的诏书中,并没有《宗喀巴传》第九品《大慈法王传》所记载的“因师尊未应邀前往,此番又遣来使臣,赐告请派一位与师尊本人无区别的弟子来作国师之情由。”见沈卫荣:《明乌斯藏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事迹考》,《两岸蒙古学藏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47-261页。
(2)这句话和《四大寺志》等书的记载类似,它们的表述均不准确,误将明成祖下诏让宗喀巴改派一位弟子前往汉地与此前(永乐十一年)成祖遣使侯显携带诏书往迎宗喀巴之事混为一谈了。详见下文对永乐十二年邀请过程的讨论。
(3)#12
(4)参见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263页;佐藤长:《明代西藏必力工瓦派系统考》,《东洋学报》第45卷第4期(1968)。
(1)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第454页;原文见《江孜法王传》,第52页。喀卡在江孜以北,参见廖旸:《藏文文献中的西天高僧室利沙事迹辑考》,《中国藏学》2011年第1期,第59页注11。
(2)Ruddf Kaschewsky,Das Leben des lamaistischen Heiligen Tsongkhapa Blo bzang grags pa(1357-1419),第85-86页。
(3)#12
(4)明成祖愿意改迎一位与宗喀巴无别的弟子前往京城,也是出于对新兴的格鲁派教法的好奇。宣德年间释迦也失再次受邀前往内地并被封为大慈法王,他寓居京师数年,为藏汉文化的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有关释迦也失两次入朝之史事,参见拙文《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两次晋京相关史事新证》(待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