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日记资料内容丰富,其中所记种种,皆可成为并业已成为各领域研究者的关注点。利用俞樾日记可以为其所作信札系年,这说明日记类文献在史实复原的精细化方向上的价值。从日记与俞樾函札的对读、不同当事人日记的对读两方面,可以揭示日记资料可能存在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缺陷,而准确性与完整性都是影响史料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使用日记这类碎片化特征明显的史料时,不断挖掘、尽量拼合、争取还原,则是使之终能呈现出价值以及避免其局限性的基础。
Diaries with rich content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from different fields. In this article,diaries of Yu Yue and the addressees are used to help arrange his letters by time,which shows the value of diaries in the elaborate excava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In the meanwhile,it is found that diaries have defects in accuracy and integrity which may affect their availability through comparing diaries with letters and comparing diaries of different persons. Therefore,when adopting fragmented historical data such as diaries,constant excavation,replacement and combination are necessary means of demonstrating their value and overcoming their limitations.
引文
(1)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二十八日,俞樾第二次至福建省亲,此行著有《闽行日记》一卷,刻入《曲园杂纂》(卷四十)中。上海图书馆藏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初十日至四月初三日《曲园日记》抄本一册,为《春在堂全书》所未收;民国二十九年(1940)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曾出版铅印本《俞曲园先生日记残稿》,与此抄本内容小有差异。此前所知俞氏日记仅这二宗。
(2)俞樾:《俞樾函札辑证》,张燕婴整理,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
(3)《俞樾全集》本录文、句读错误较多。故本文引录俞氏日记,均据笔者所见复印件。
(4)俞樾:《春在堂尺牍》,见《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1)(3)(5)《俞樾函札辑证》,第215,56,688页。
(2)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第4794页,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4)孙淑彦:《丁日昌先生年谱》,第215、226、25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日]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日记》,“俞樾序”,第17页,张明杰整理,中华书局2007年版。
(7)俞樾:《春在堂词录》,见《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1)日本自明治五年(1872)起改用公历。
(2)笔者2011年12月完成之博士后出站报告对此事系年不误(《俞樾年谱》,第49页)。至2014年出版《俞樾函札辑证》反而误植,粗疏之甚,无由辩解。叶杨曦《俞樾、竹添进一郎交游与近代中日文学交流》一文(2017年第二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曾指出笔者所做该札系年之误。
(3)罗志田称:“史贵能见其大,而不避其细。治史以具有通识为上,而任何通识,都靠细节支撑,并须以细节约束。”说见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4)傅云龙(1840-1901)字懋元,号醒夫,浙江德清人。同治间入京,任兵部主事,后升郎中。光绪七年(1881)任《顺天府志》分纂,撰《方言考》。十三年,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试,录为外交特使,出使日本、美国、秘鲁、智利、巴西、加拿大、古巴、厄瓜多尔等国。其间,搜集各国地理、风貌、物产、资源等资料,编写图志。十五年归国,呈献书稿,得光绪帝褒奖,出任机器局会办兼海军衙门帮办。旋升机器局总办。光绪二十七年卒于沪,赠一品封典。
(5)傅范初等编:《纂喜庐存札》,叶八至九,民国间据原札影印本。
(6)傅云龙:《游历图经余纪》,见《傅云龙日记》,第66-67、75页,傅训成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7)《春在堂诗编》卷十二(丁巳编)有《落叶次洗蕉老人韵》一题四首。按,洗蕉老人,据《春在堂诗编》卷十二《用洗蕉老人除夕诗韵述怀(老人乃恽次山抚部之夫人)》一题知其为恽世临夫人。则《落叶次洗蕉老人韵》一题即札中所言之诗。见《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8)江瀚(1857-1935)字叔海,号石翁,室名慎所立斋,福建长汀人。早年入幕,宣统三年官河南布政使。清末长期主讲书院、学堂,民国间主图书馆、博物院事。工诗古文,著《慎所立斋诗文集》《北游草》《东游草》《南行纪事诗》《石翁山房札记》《中州从政录》等,编《京师图书馆简明目录》。
(9)江瀚编集:《片玉碎金:近代名人手书诗札释笺》,第188页,高福生释笺,中华书局2009年版。
(10)光绪十一年春,俞樾著《磬圃罪言》一篇,寄与曾纪泽,见《春在堂尺牍》卷六,叶七。
(1)江瀚:《江瀚日记》,第82-83页,郑园整理,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
(2)江瀚:《慎所立斋诗集》卷四,叶十八,民国间印本。此诗录于“著雍阉茂”目下,可知作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江集中附入上引俞樾诗,较原稿少“原诗云”小注一句。
(3)潘祖荫(1830-1890)字东镛,号伯寅、郑盦,江苏吴县人。咸丰二年(1852)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谥文勤。著《癸酉消夏诗》《郑盦诗文存》《潘文勤公杂著》等。
(4)见于香港观想2016年春拍中国古代书画专场第536号拍品《俞曲园手札》。
(5)即《咏日本樱花(日本村山节南所赠)》,见《春在堂诗编》卷二十,叶十二。
(6)即《去岁于曲园中栽日本樱花一株,今岁仅开二朵。日本领事白须君乃以数本栽盆见赠,赋诗谢之》(《春在堂诗编》卷二一,叶十)《白须温卿折樱花数枝寄余插瓶,赋谢》(《春在堂诗编》卷二二,叶十五)《日本樱花歌》(《春在堂诗编》卷二三,叶十五)诸作。
(7)苏州博物馆编:《苏州博物馆藏晚清名人日记稿本丛刊》卷五,第2775页,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
(8)钱基博说:“读书欲得要领,贵乎能观其会通。然欲观其会通,必先分部互勘。”钱基博:《史记之分析与综合》,见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第448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9)《孟子·尽心下》,见杨伯峻:《孟子译注》,第325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10)浙江图书馆编:《浙江图书馆藏名人手札选(二)》,第一册,第23-25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
(1)(7)《俞樾函札辑证》,第150,552页。
(2)《楹联录存》卷一《李太夫人七十寿联》,见《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3)《春在堂杂文》卷二《李太夫人七十寿序》,见《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4)《与李筱荃中丞》,见《春在堂尺牍》卷二,叶十八。
(5)“元旦试笔”一辞,俞氏札中常用,如光绪三十二年元旦致陈豪札末署“丙午元旦曲园试笔”(《俞樾函札辑证》,第26页),光绪三十年元旦致恩寿诗札题“甲辰元旦试笔”(《俞樾函札辑证》,第68页)等。
(6)夏颖整理:《俞樾、朱学勤致应宝时手札》,载《历史文献》,第十二辑,第120-1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原札图见于《上海图书馆藏名人手札选刊·俞曲园手札》,第46-48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8)据《春在堂日记》,同治六年八月间俞樾正在全力修纂《上海县志》,故初三日癸未、初六日丙戌、十二日壬辰、十三日癸巳、十六日丙申、二十九日己酉都曾致应宝时函;并分别于初三日、十六日收到应函。
(9)柳向春:《俞曲园致缪筱珊手札六通考实》,见《版本目录学研究》,第四辑,第46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柳文对收录诸札之作年均有详细考察,本文多有参考。
(1)见《曲园自述诗》,叶三十二,见《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2)(3)(8)(9)缪荃孙:《缪荃孙全集·日记》,第一册,第61,85-87、85、85-86,109-110,107页,张廷银、朱玉麒主编,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
(4)《九月之季自杭还苏久雨之后大水?冏漫舟中率书所见》,见《春在堂诗编》卷十二,叶二十六至二十七。
(5)柳向春:《俞曲园致缪筱珊手札六通考实》,见《版本目录学研究》,第四辑,第464页。
(6)见《春在堂诗编》卷十二,叶十二。
(7)《茶香室经说序》叶一,见《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10)《中国丛书综录》著录《云自在龛丛书》本《定海遗爱录》为光绪十七年(1891)刊,《集古录目》则未著录时间。见《中国丛书综录》,第一册,第2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而据缪氏日记看,两书光绪十六年均已印成。
(11)徐雁平:《论江瀚日记的价值及其解读方法(代前言)》,见《江瀚日记》,第14页。
(12)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岳麓书社2013年版。下引赵氏日记均据此版,仅随文括注页码。
(13)《能静居日记》“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条对此事已有更加详细的记载(第799页),可参看。
(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第三卷,第358-35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2)莫友芝:《郘亭日记》,见《莫友芝全集》,第六册,第375页,张剑整理,中华书局2017年版。
(3)张文虎:《张文虎日记》,第92页,陈大康整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1)《曾国藩全集·日记》,第三卷,第364页。
(2)据曾国藩日记载,本年四五月间荒象渐现,故其常有祷雨之事;及至五月下旬,又淫霖不绝,恐为灾害。见《曾国藩全集·日记》,第三卷,第350-360页。
(3)就总体原则而言,徐雁平曾从“表达意图、选材策略、叙述偏向,还有独自的叙写法则”等方面做出归纳,详参《从翁心存、翁同龢日记的对读探究日记文献的特质》,载《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而在特定事项方面,唐晶等则从不同当事人“记日记的方式、习惯和对降水的关注度、敏感度等不可能完全相同”的角度,对不同日记所记下雨情况的差异做出解释;详参唐晶、满志敏、杨煜达:《1800-1813年上海地区梅雨特征和汛期降水量的复原》,载《古地理学报》2014年第6期;唐晶、郑微微、满志敏、杨煜达:《1823年太湖流域极端雨涝事件的重建和特征分析》,载《第四纪研究》2016年第2期。
(4)《莫友芝全集》,第六册,第443页。
(5)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1237页。
(6)这些“书例”,大约即属于徐雁平文概括的“独自的叙写法则”。而它们的存在,颇可见俞氏身为经学家之本色。
(7)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8)正如罗志田《史料扩充仍值得进一步提倡》(见《北京日报》,2018-09-03)一文中,特别拈出“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史料”来加以说明。
(9)《荀子·强国》,见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04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