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朝贡体系的安全功能:内涵、制度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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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作为一种综合性国家间关系框架,并非完美安排,它在功能设计和具体运行上均存在重大缺陷,尤其在安全方面。本文以朝贡国家对中原王朝的安全护卫功能为切入点,系统梳理朝贡体系的安全理念、安全内涵与安全机制,从"不犯边"与"守在四夷"两个方面来检验朝贡国家对其安全护卫功能的实践,并考察中原王朝对体系的认知与管理能力。在少数情况下,朝贡国家能谨守其藩属义务,保持对中原王朝的政治及军事臣服,履行其不犯边的承诺,并利用自身地缘条件及国家资源,为中原阻挡或延迟外部威胁。但朝贡体系本身的低约束力与非制度性,加上中原王朝对体系的认知偏差和松散管理,决定了它没有发展成一个被普遍认同且行之有效的国家周边安全制度安排。大多数时候,它在中原王朝面临重大安全威胁时形同虚设,甚至本身就构成中原王朝边疆危机的一部分。
As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tributary system in Chinese history,less than perfect,has lots of defects in its design and operation,especially when viewed from the angle of security.By analyzing the conception,meaning and institutions of tributary system’s security function,this paper examines not only to what degree the tributary states provided the protection for the central dynasty and kept their promises"never invading the frontier"and"defending the boundaries"as vassals,but also the central dynasty’s recognition and control of the security function.As a conclusion,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in rare cases,tributary states could take their obligations as vassals,including political and military obedience,promises of never invading the central dynasty’s frontier and stopping or delaying the threats from outsiders.However,the tributary system,less binding and institutional,failed to have an efficient arrangement,which was supposed to be widely accepted and effectively provide a peaceful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for the central dynasty.In most cases,the system is incapable of providing necessary protection to the central dynasty when it was facing major frontier threats,sometimes even being part of the crisis itself.
As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tributary system in Chinese history,less than perfect,has lots of defects in its design and operation,especially when viewed from the angle of security.By analyzing the conception,meaning and institutions of tributary system’s security function,this paper examines not only to what degree the tributary states provided the protection for the central dynasty and kept their promises"never invading the frontier"and"defending the boundaries"as vassals,but also the central dynasty’s recognition and control of the security function.As a conclusion,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in rare cases,tributary states could take their obligations as vassals,including political and military obedience,promises of never invading the central dynasty’s frontier and stopping or delaying the threats from outsiders.However,the tributary system,less binding and institutional,failed to have an efficient arrangement,which was supposed to be widely accepted and effectively provide a peaceful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for the central dynasty.In most cases,the system is incapable of providing necessary protection to the central dynasty when it was facing major frontier threats,sometimes even being part of the crisis itself.
引文
(1)庄国土:《略论朝贡体系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
(2)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3)林孝庭:《朝贡制度与历史想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4期,2011年。该文还列举了当前西方学界存在的费正清朝贡体系理论的数位继承者以及挑战者,并强调了后者尝试用全新视角阐释朝贡体系的努力。
(1)全海宗:《清代韩中朝贡关系考》,《中韩关系史论集》,金善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2)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77页;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牛军凯:《朝贡与邦交:明末清初中越关系研究(1593-1702)》,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北京图书馆藏。
(3)关于朝贡体系创立的时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受到较多认可的是西汉初期。笔者以公元前60年,西汉与匈奴正式建立朝贡关系作为朝贡体系的起点,到1840年结束,它共存在了约1900年。
(4)陈志刚:《论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的军事防御性---以地缘政治、军事关系为中心的探讨》,《东岳论丛》2011年第5期;郭良品:《华夷体系与集体安全体系的比较》,《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周方银:《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
(1)依据不同标准,学界将朝贡体系成员大致分为以下几类:费孝通将朝贡国家分为三个圈,即“汉字圈”“内亚圈”和“外圈”。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则用藩部(土司土官)、朝贡各国、互市各国三个层次来绘制他的朝贡关系结构图。李云泉将朝贡关系分为三种: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一般性的朝贡关系和名义上的朝贡关系。台湾学者高明士则将朝贡体系分为内臣地区、外臣地区、不臣地区等(见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2)“朝贡体系”“藩属体系”“封贡体系”“册封体系”“天朝礼治体系”均是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的称谓。李元晖、李大龙和陈志刚对这些称谓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见李元晖、李大龙:《是藩属体系还是朝贡体系?---以唐王朝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2期;陈志刚:《关于封贡体系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清华大学报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1)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2)左丘明:《左传》卷五十四,阮元编:《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34页。
(3)古九服之一。古代将王畿以外的地区分为九等,离王畿最远的称“藩服”。
(4)《清实录·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第700页。
(5)《清实录·世宗实录》卷一百五,第389页。
(6)《清实录·德宗实录》卷一百三十八,第976页。
(7)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卷,北京:故宫博物院,1932年,第19页,转引自何新华:《试析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1期。
(8)王之春:《清朝柔远记》,赵春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74页。
(9)曹玮:《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当代亚太》2015年第5期。
(10)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95.
(11)赵可金认为,联盟得以形成的四个必要条件是:(1)同盟成员国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明确国家,绝不是抽象的成员国;(2)成员国必须面对来自外部的共同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是客观存在的威胁,也可能是一种假想威胁,这是同盟存在的共同利益基础;(3)成员国之间必须具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或者具有明确彼此权利和义务的盟约,或者具有默契的非正式安排;(4)成员国在面对威胁的时候能够做出共同行动,具有一些协调行动的选择性激励或者惩罚措施(赵可金:《军事同盟及其生命力问题》,《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4期)。
(1)这种鸿沟也被中外很多学者所注意到,如牛津大学劳拉·纽贝(Laura Newby)在其著作也指出了这一点(见Laura Newby,The Empire and the Khanate:A Political History of Qing Relations with Khoqand c.1760-1860,Leide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05)。
(2)戴可来:《略论古代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宗藩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2期。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两百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23页。
(2)武心波:《日本与东亚“朝贡体系”》,《国际观察》2003年第6期。
(3)武心波:《日本与东亚“朝贡体系”》。
(4)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599页。
(5)陈尚胜:《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明清王朝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2期。
(6)David C.Kang,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Five Centuries for Trade and Tribut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2,p.92.
(7)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第77页。
(1)周方银:《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
(2)周煦:《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564页。
(3)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71页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第5008页。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第5008页。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第5008页。
(7)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0832页。
(8)David C.Kang,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Five Centuries for Trade and Tribute,p.10.
(9)有学者曾使用“逆向朝贡”“赎买”等词语来形容这种中原王朝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未就此进行深入分析(见王青:《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两种模式---利益认知与体系结构分析》,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10)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895页。
(11)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第2223页。
(1)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第83页。
(2)宣和二年(1120),北宋与金朝缔结“海上之盟”,相约联合攻辽,北宋于此时停止对辽输送岁币。
(3)宋真宗天禧五年(1121),全国的财政收入折算为白银5 875万两(见杜文玉:《唐宋经济实力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4)[美]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页。
(1)魏征:《隋书·突厥传》卷八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253页。
(2)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641页。
(3)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5页。
(4)张登桂:《大南实录》正编第4纪第61卷,东京:有邻堂,1961年,第136页,转引自何新华:《试析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1期。
(5)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第二卷,北京:故宫博物院,1936年,第23页。
(1)佚名:《宋大诏令集》卷二百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803页。
(2)佚名:《宋大诏令集》卷二百三十九,第802页。
(3)杨士奇、黄淮等:《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八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05页。
(4)[朝]申炅:《再造藩邦志》,参见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http://db.itkc.or.kr,转引自李蒙蒙:《壬辰倭乱前夕朝鲜王朝对日、日交往的摇摆性:1587-1592》,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5)[朝]《宣祖实录》卷二七,宣祖二十五年(万历二十年,1592)六月甲寅(二十六日)条,转引自郑洁西:《16世纪末明朝的征讨日本战略及其变迁---以万历朝鲜之役的诏令资料为中心》,《明史研究论丛》2010年第8期。
(1)陈志刚:《论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的军事防御性---以地缘政治、军事关系为中心的探讨》。
(2)即“Sinicized States”,康氏所指的汉化国家包括日本、朝鲜、越南,这三个国家也是不同的朝贡体系层次划分方法中共同的最内圈。
(1)邝云峰:《美国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4期。
(2)刘煦:《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558页。
(3)方铁:《古代“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治边思想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
(4)宋濂:《元史》卷二百九,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103页。
(5)赵尔巽:《清史稿》卷五百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4728页。
(1)刘煦:《旧唐书》,第3542页。
(2)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一卷,北京:故宫博物院,1932年,第1页。
(3)《清实录·宣宗实录》卷二百四十二,第619页。
(4)李云泉:《话语、视角和方法:近年来明清朝贡体制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2期。
(1)林孝庭:《朝贡制度与历史想象》。
(2)李云泉:《话语、视角和方法:近年来明清朝贡体制研究的几个问题》。
(3)[美]戴维·莱克:《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高婉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页。
(2)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3)林孝庭:《朝贡制度与历史想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4期,2011年。该文还列举了当前西方学界存在的费正清朝贡体系理论的数位继承者以及挑战者,并强调了后者尝试用全新视角阐释朝贡体系的努力。
(1)全海宗:《清代韩中朝贡关系考》,《中韩关系史论集》,金善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2)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77页;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牛军凯:《朝贡与邦交:明末清初中越关系研究(1593-1702)》,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北京图书馆藏。
(3)关于朝贡体系创立的时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受到较多认可的是西汉初期。笔者以公元前60年,西汉与匈奴正式建立朝贡关系作为朝贡体系的起点,到1840年结束,它共存在了约1900年。
(4)陈志刚:《论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的军事防御性---以地缘政治、军事关系为中心的探讨》,《东岳论丛》2011年第5期;郭良品:《华夷体系与集体安全体系的比较》,《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周方银:《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
(1)依据不同标准,学界将朝贡体系成员大致分为以下几类:费孝通将朝贡国家分为三个圈,即“汉字圈”“内亚圈”和“外圈”。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则用藩部(土司土官)、朝贡各国、互市各国三个层次来绘制他的朝贡关系结构图。李云泉将朝贡关系分为三种: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一般性的朝贡关系和名义上的朝贡关系。台湾学者高明士则将朝贡体系分为内臣地区、外臣地区、不臣地区等(见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2)“朝贡体系”“藩属体系”“封贡体系”“册封体系”“天朝礼治体系”均是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的称谓。李元晖、李大龙和陈志刚对这些称谓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见李元晖、李大龙:《是藩属体系还是朝贡体系?---以唐王朝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2期;陈志刚:《关于封贡体系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清华大学报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1)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2)左丘明:《左传》卷五十四,阮元编:《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34页。
(3)古九服之一。古代将王畿以外的地区分为九等,离王畿最远的称“藩服”。
(4)《清实录·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第700页。
(5)《清实录·世宗实录》卷一百五,第389页。
(6)《清实录·德宗实录》卷一百三十八,第976页。
(7)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卷,北京:故宫博物院,1932年,第19页,转引自何新华:《试析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1期。
(8)王之春:《清朝柔远记》,赵春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74页。
(9)曹玮:《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当代亚太》2015年第5期。
(10)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95.
(11)赵可金认为,联盟得以形成的四个必要条件是:(1)同盟成员国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明确国家,绝不是抽象的成员国;(2)成员国必须面对来自外部的共同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是客观存在的威胁,也可能是一种假想威胁,这是同盟存在的共同利益基础;(3)成员国之间必须具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或者具有明确彼此权利和义务的盟约,或者具有默契的非正式安排;(4)成员国在面对威胁的时候能够做出共同行动,具有一些协调行动的选择性激励或者惩罚措施(赵可金:《军事同盟及其生命力问题》,《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4期)。
(1)这种鸿沟也被中外很多学者所注意到,如牛津大学劳拉·纽贝(Laura Newby)在其著作也指出了这一点(见Laura Newby,The Empire and the Khanate:A Political History of Qing Relations with Khoqand c.1760-1860,Leide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05)。
(2)戴可来:《略论古代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宗藩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2期。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两百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23页。
(2)武心波:《日本与东亚“朝贡体系”》,《国际观察》2003年第6期。
(3)武心波:《日本与东亚“朝贡体系”》。
(4)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599页。
(5)陈尚胜:《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明清王朝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2期。
(6)David C.Kang,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Five Centuries for Trade and Tribut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2,p.92.
(7)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第77页。
(1)周方银:《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
(2)周煦:《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564页。
(3)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71页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第5008页。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第5008页。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第5008页。
(7)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0832页。
(8)David C.Kang,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Five Centuries for Trade and Tribute,p.10.
(9)有学者曾使用“逆向朝贡”“赎买”等词语来形容这种中原王朝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未就此进行深入分析(见王青:《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两种模式---利益认知与体系结构分析》,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10)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895页。
(11)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第2223页。
(1)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第83页。
(2)宣和二年(1120),北宋与金朝缔结“海上之盟”,相约联合攻辽,北宋于此时停止对辽输送岁币。
(3)宋真宗天禧五年(1121),全国的财政收入折算为白银5 875万两(见杜文玉:《唐宋经济实力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4)[美]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页。
(1)魏征:《隋书·突厥传》卷八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253页。
(2)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641页。
(3)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5页。
(4)张登桂:《大南实录》正编第4纪第61卷,东京:有邻堂,1961年,第136页,转引自何新华:《试析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1期。
(5)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第二卷,北京:故宫博物院,1936年,第23页。
(1)佚名:《宋大诏令集》卷二百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803页。
(2)佚名:《宋大诏令集》卷二百三十九,第802页。
(3)杨士奇、黄淮等:《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八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05页。
(4)[朝]申炅:《再造藩邦志》,参见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http://db.itkc.or.kr,转引自李蒙蒙:《壬辰倭乱前夕朝鲜王朝对日、日交往的摇摆性:1587-1592》,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5)[朝]《宣祖实录》卷二七,宣祖二十五年(万历二十年,1592)六月甲寅(二十六日)条,转引自郑洁西:《16世纪末明朝的征讨日本战略及其变迁---以万历朝鲜之役的诏令资料为中心》,《明史研究论丛》2010年第8期。
(1)陈志刚:《论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的军事防御性---以地缘政治、军事关系为中心的探讨》。
(2)即“Sinicized States”,康氏所指的汉化国家包括日本、朝鲜、越南,这三个国家也是不同的朝贡体系层次划分方法中共同的最内圈。
(1)邝云峰:《美国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4期。
(2)刘煦:《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558页。
(3)方铁:《古代“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治边思想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
(4)宋濂:《元史》卷二百九,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103页。
(5)赵尔巽:《清史稿》卷五百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4728页。
(1)刘煦:《旧唐书》,第3542页。
(2)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一卷,北京:故宫博物院,1932年,第1页。
(3)《清实录·宣宗实录》卷二百四十二,第619页。
(4)李云泉:《话语、视角和方法:近年来明清朝贡体制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2期。
(1)林孝庭:《朝贡制度与历史想象》。
(2)李云泉:《话语、视角和方法:近年来明清朝贡体制研究的几个问题》。
(3)[美]戴维·莱克:《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高婉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