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靖德与《语类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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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宋晚期蜀学得到进一步发展,蜀地魏氏、高氏、李氏、家氏、黎氏等家族通过理学传授、联姻、交友等方式,形成蜀学集团。黎靖德出身于蜀地导江黎氏家族,他在流寓东南后,借助自身蜀籍理学家族后人的身份,获得李道传、李性传等人编印的朱熹语录之"五录三类",将其综合荟萃,形成了今天朱子语录版本系列中保留最完整、流传最广的《语类大全》,完成对蜀地理学的继承和发扬。黎靖德生卒年为1225年至1276年,其编订《语类大全》的时间在1263年至1270年。该本在宋末及整个元代均流传不广,今成化九年(1473)覆刻本的底本乃景泰六年(1455)临川刊本。
Li Jingde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ditor of the compilations of Zhuxi's analects,his"Yulei Daquan"spread most extensively,was the most popular copy of"Zhuzi Yulei".He used the other seven compilations of Zhuxi's analects as the reference book,and the compilation edited by Huan Shiyi as the master book,compiled the current 140 volumes of "Yulei Daquan".This book costed him ten years,and it has the important research value in literature studies.
Li Jingde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ditor of the compilations of Zhuxi's analects,his"Yulei Daquan"spread most extensively,was the most popular copy of"Zhuzi Yulei".He used the other seven compilations of Zhuxi's analects as the reference book,and the compilation edited by Huan Shiyi as the master book,compiled the current 140 volumes of "Yulei Daquan".This book costed him ten years,and it has the important research value in literature studies.
引文
(1)可参见杨艳《〈朱子语类〉版本与语言问题考论》,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4页。
(1)黄士毅编《晦庵先生朱文公语类》之徽州刊本,今仅有宝祐二年魏克愚再校之古朝鲜写本,现存于日本九州大学图书馆。该古朝鲜写本于1982年由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出版,即《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2014年12月由徐时仪和杨艳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的《〈朱子语类〉汇校》本,即以《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为底本,参以黎靖德编成化九年重刊之《语类大全》及《池录》残卷而成。
(2)如上文所述,“五录”即《池录》《饶录》《婺录》《饶后录》《建别录》,“二类”指《蜀类》《徽续类》。因《徽类》是编订《语类大全》时所用的底本,故所参考的汇编本为“二类”---《蜀类》和《徽续类》。
(3)“三类”是指除《语类大全》以外的其他三种语类型汇编本,即《蜀类》《徽类》《徽续类》。
(4)《嘉庆重修一统志》第2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309页。
(5)胡适《〈朱子语类〉的历史》称“导江”为今成都,当是因灌县隶属于成都市,实当为今都江堰市更为确切。见《朱子语类》,台北正中书局1982年版。
(6)叶大锵、罗骏声:《灌县志》,巴蜀书社1992年版。
(7)四川省灌县志编纂委员会《灌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311页。
(9)黄仲昭:《八闽通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2089页。
(10)张宝琳:《永嘉县志》,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7页。翁能辉《沙县志》,三明沙县民国十七年刻本1928年版,第460、1015页。
(11)以上县志所录内容相近,疑来源相同。《八闽通志》由黄仲昭于成化乙巳年(1485)至弘治己酉(1489)间修纂。据《永嘉县志》、《沙县志》序言所叙,《永嘉县志》为光绪八年刊行民国二十四年补修本,《沙县志》则为民国十七年参道光十四年本重修本,而道光本《沙县志》因条件所限无法查证。疑《永嘉县志》《沙县志》所载黎靖德生平皆来自《八闽通志》。
(1)据刘埙言:“(黎靖德)父自昭,知惠州,赠中散大夫。”知“服中散丧”乃指其父亡,故未赴任。
(2)“江西书院”,刘埙余爱堂本《水云村吟稿》为“西江书院”。
(3)刘埙:《前朝请大夫邵武郡侯黎公墓志铭》,出自刘埙《水云村稿》,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95册,1986年版,第421页。
(4)刘埙:《隐居通议》,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4页。
(5)“盱江”为建昌军或建昌军治所在地的代称。
(6)如上文所述,刘埙此文撰于元延祐三年(1316),刘埙称“公殁且四十载,予忝仕闽”,以此推亦与黎靖德逝于德祐二年(1276)相合。
(7)《全元文》原作“颜”,据文渊阁四库本改。
(1)吴澄:《故文林郎东平路儒学教授张君墓碣铭》,出自《全元文》第15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97-498页。
(2)据《宋会要辑稿》:“(嘉定十二年)十九日,军器监黎伯巽、刑部郎中赵彦适并与州郡差遣。”参见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031页。
(3)据高斯得《跋黎晋甫黄岩县楼记士人送行诗》(出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4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页),其称“黎晋甫之宰黄岩”。此外,高斯得此《跋》提到清献杜公等人曾为黎晋甫作记。清献杜公即杜范,其所作之记即《黄岩县谯楼记》,曰:“黎君名自昭,字某,西川人。”由此可知黎晋甫即黎自昭,“晋甫”为其字。可参杜范《黄岩县谯楼记》,出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0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页。
(4)魏了翁:《宣教郎致仕史君尧辅墓志铭》,出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11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122页。
(5)魏了翁:《宣教郎致仕史君尧辅墓志铭》,出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11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
(6)黄榦:《与李敬子司直书》,出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0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5页。
(7)此外,黎伯巽守昌元期间撰有《静南志》十二卷,《宋史·艺文志》有载。
(8)侯体健点校:《洪咨夔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62页。
(1)魏了翁:《安人史氏墓志铭》,出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11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74页。
(2)程公许:《再游凤凰山寺》,出自程公许《沧州尘缶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7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88页。
(3)虞刚简还是宋末元初著名学者虞集的曾祖父。
(4)可参喻学忠《南宋名臣崔与之府述》,出自范立舟、曹家齐主编《张其凡教授荣开六秩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3-415页。
(5)后来刘克庄与魏了翁的关系不甚相得。可参王宇《刘克庄与南宋学术》,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6-127页。
(6)[美]哈罗·J·史密斯:《流寓策略中的家族、同乡和身份团体联系---1230-1330年间蒙古人入川和四川精英的流徙》,出自张国刚、余新忠主编《海外中国社会史论文选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
(7)从张的生卒年来看,其出生于1236年,其时真德秀(1178-1235)刚去逝一年,不可能看到四岁的张,此墓志铭有可能是张后人为凸显其家族与李心传、真德秀两人理学名人有亲密来往而作如是说。
(8)虞集:《孔林庙学新设管勾简西碧之任诗序》,出自《道园学古录》,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22页。
(9)据高斯得《书留梦炎见逐本末》中提到留梦炎曾指高斯得“党王爚”。见《全宋文》第34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页。
(10)高斯得:《跋性理蒙求》,出自《全宋文》第34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1)魏了翁继室杜氏之父杜盖妻导江张氏,有可能魏了翁的岳母与张同族。而若张外祖父确为黎靖德家族中人,则魏了翁与导江黎氏通过重重联姻而有了更为亲密的关系。参魏了翁《永康军通判杜君墓志铭》,出自《全宋文》第311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00页。
(2)王柏:《跋徐彦成考史》,出自《全宋文》第338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另,程元敏以王柏得文公语类之年为绍定元年(1228)(参程元敏《王柏之生平与学术》(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从洪咨夔自蜀返朝的时间来看,“蜀类”传入东南的时间应该是在宝庆元年(1225)以后,所以程元敏的这个判断是较为可靠的。另,《直斋书录解题》载潘墀编《晦庵语类》二十七卷“蜀人以晦庵语录类成编,处州教授东阳潘墀取其《论语》一类,增益其未备,刊于学宫”。潘墀为王柏学友,有可能潘墀获取的所谓蜀人类成编的晦庵语录就是王柏所获得的《文公语类》。
(3)魏了翁:《洪氏天目山房记》“宝庆元年,吾友洪舜俞自考功郎言事罢归于潜”。参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10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36页。
(4)参刘荣平《洪咨夔行年考》,出自刘荣平《词学考论》,广陵书社2014年版,第89-91页。
(1)参吕午《徽州刊朱子语类序》,出自黄士毅编《朝鲜古写本〈朱子语类〉》,京都中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及杨艳《〈朱子语类〉版本与语言问题考论》,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
(2)据吕午淳祐辛亥即淳祐十一年(1251)所作《徽州刊朱子语类序》(出自黄士毅编《朝鲜古写本〈朱子语类〉》,京都中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绣使蔡杭首为澹廪助。”之所以称其为“绣使”,是蔡杭于淳祐八年至十年间(1248-1250)时任江东提刑。其后宝祐二年(1254)蔡杭又为“徽类”作《后序》,可见蔡杭不仅编印了《饶后录》,还参与了《徽类》的刊印。
(3)参王佖《徽州刊朱子语续类后序》,出自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页。
(4)王佖乃王柏之侄,又因王柏的关系而从学于何基。王柏在宝祐年间又为蜀地理学名臣杨栋所知,张因杨栋的推荐而得以入王柏之门,可见王柏、王佖与蜀地理学者来往甚密。
(5)参吴坚《建安刊朱子语别录后序》,出自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页。
(6)据石立善《古子“朱子语录”考》(《宋史研究论丛》第9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7-610页),目前可考的、黎靖德《语类大全》未收的朱子语录书就有二十四种。
(7)分别作于景定四年(1263)、咸淳六年(1270)。
(1)《宋史》所载包恢去世时间与咸淳六年《识语》所说“枢密甫下世”相合,可参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591-12593页。亦可参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据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夏良胜纂修《建昌府志》刻本之影印本,此志为现存最早的《建昌府志》。卷十一“名士”有包恢传,其中引《一统志》曰“父约,叔父逊从朱熹、陆九渊学”,有误,包约当为包恢世父。
(2)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2-93页。
(3)冯云濠、王梓材:《增补宋元学案·槐堂诸儒学案·象山门人》:“包克堂先生扬,字显道,号克堂,南城人(云濠案:一作建阳人)。兄约,字详道。弟逊,字敏道。皆师象山。初,先生在南丰时,尝诋朱子,有‘读书讲学,充塞仁义’之语。朱子以告象山,象山亦大骇,答以‘此公好立虚论,须相见时,稍减其性’。后遗先生书,责其怪。及象山卒,先生率其生徒,诣朱子精舍中,执弟子礼。蔡季通之贬也,朱子将为经营,先生以福祸已定,不必徒加劳攘,朱子善之。然先生尝葺朱子语为四卷,今多载入《语类》中。其间有先生平日之言,托于朱子,如所载胡子《知言》一章,以书为溺志之大穽者。后黎靖德编朱子语,始削去之。象山尝曰:‘某何尝教人不读书。’故一闻先生在南丰时之语,斥之不遗余力。而先生少时之见,埋藏八识田中,且欲以诬朱子,是真陆氏弟子之失传者。固宜后世之人,直言文安师弟以读书为大禁也(宗羲案,包显道、详道、敏道同学于朱陆,而趋向于陆者分数为多)。”(出自《增补宋元学案》第27册,中华书局1928-1931年版,第55-56页。)
(4)《朱子语录姓氏》是黎靖德总括“五录”“三类”的记录者的基础上编成的,视为卷内大部分语录来源的介绍。
(5)参黄震《黄氏日抄》,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708册,1983年版,第99页。
(6)黄震在任抚州期间与黎靖德是有交集的。黄震《乞将提举司借事军人自今轮替申省状》便提到黎靖德,其曰:“建昌军黎通判近准帅司备奉省剳,到本州拣军,数内惟借事提举司之军无一肯赴点。”黄震以抚州知州的身份来写此状,其写作时间应该是在咸淳七年四月至咸淳八年八月之间。
(1)参黄震《黄氏日抄》,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708册,1983年版,第100-101页。
(2)参黄震《黄氏日抄》,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708册,1983年版,第101页。
(3)以上三条分别见载于《徽类》卷二第三条、第四条及第三十四条,可参徐时仪、杨艳点校《朱子语类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2页。
(4)参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18页。
(5)参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93页。
(6)《语类大全》卷二十三收入的是徐寓所录,与此条乃同闻所录,文字稍有出入。可参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5页。
(7)参黄震《黄氏日抄》,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708册,1983年版,第113页。
(8)可参徐时仪、杨艳点校《朱子语类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561、2564、2566页。
(9)《语类大全》序其为“杨氏门人”“罗氏门人”“胡氏门人”。分别可参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96、2600、2604页。
(10)参林政华《宋代大儒黄震(东发)之生平与学术(上)》,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93页。
(1)马廷鸾:《通判李君墓志铭》曰:“闽人朱濬深源者,文公之曾孙,而余旧门生也。”出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5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2)牟巘:《题施东皋南园图后》称“门人马廷鸾”曾为其父牟子才“南园”题字。可参牟巘《题施东皋南园图后》,出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元文》第355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7页。
(3)马廷鸾:《总领秘撰费君墓志铭》“夫人杨氏,平舟公女也。一子世文,妇马氏,余中女也”。参马廷鸾《总领秘撰费君墓志铭》,出自《全宋文》第354册,曾枣庄、刘琳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3-75页。
(4)“后”,朱熹《答余正甫》作“立”。参严佐之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6页。
(5)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80-1081页。
(6)朱熹:《答余正甫》,出自严佐之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6页。
(7)“省”,黎靖德编本及《徽类》皆作“争”。
(8)“如此可疑也”,黎靖德编本无,《徽类》与《文献通考》同。
(9)“他”,黎靖德编本无,《徽类》与《文献通考》同。
(10)“却”,黎靖德编本无,《徽类》与《文献通考》同。
(11)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31页。
(12)可参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85页。及徐时仪、杨艳点校《朱子语类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0-2021页。其中“孔安国解经最乱道,看得只是《孔丛子》等做出来”注为泳录。而余下文字为大雅所录。
(1)《文献通考》中像这样将《徽类》中两条不同门人所录统为一条者另有五条。如卷一百七十七所引“《朱子语录》:‘或问诸家书解谁最好……”条(参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33页),在《语类大全》及《徽类》中分别为“广”、“学蒙”所录,其中“广”录内容见载于今传《池录》残卷之卷二(可参徐时仪、潘牧天点校《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而“学蒙”录《池录》并不收载,林学蒙所录至《饶录》方被收入(可参《朱子语录姓氏》,出自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页)。也就是说,《文献通考》所引此部分内容,分别来自《池录》和《饶录》两个文本,仅在《语类大全》、《徽类》中方可见其置于同一卷、同一页中。再从文字异同关系来看,《文献通考》与《徽类》的吻合度更高,说明其所引来自《徽类》。可参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86页。及徐时仪、杨艳点校《朱子语类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016页。因篇幅关系其他例证不于此一一列举。
(2)黎靖德编印本流传不广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咸淳六年江南出现前所未有的旱灾,建昌郡可用于雕印的公钱有限;该刊印本文字浩翰,费用巨甚,为节省资金而减少刊印数量;黎靖德祖、父皆因朋党之争而被弹劾,黎氏家族也因此沉没,在灾情严重、监察频繁、台谏风盛的情形下,为避免被弹劾,黎靖德此次刊印事件进行得极为低调。鉴于篇幅关系,我们对黎靖德编印本刊印情况的具体情况另撰文分析,参拙文《黎靖德〈语类大全〉的刊刻》,待刊。
(3)参郑礼炬《明代福建文学结聚与文化研究(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6-98页。
(4)陈炜:《刻朱子语类后序》,出自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67页。
(5)于敏中等撰:《天禄琳琅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2-113页。《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94页。
(6)同上。
(7)吴与弼:《康斋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251册,1983年版,第582页。
(8)参邹建锋《明代理学向心学的转型---吴与弼和崇仁学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189页。
(1)通过以上资料,我们看到当时蜀学的核心人物是魏了翁。黎靖德家族来往的各种关系网中,几乎都可看到魏了翁在其中所起到的联系作用。胡照曦称宋代蜀学的转型在魏了翁时期,认为魏了翁是传统蜀学和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是促成“洛蜀会同”的中心人物,实乃确论(参胡照曦《宋代蜀学研究》,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143-162页)。虽然在“五录四类”的编印过程中,魏了翁仅为《蜀类》作《序》,且在《序》中叙述其对朱熹语录流传“恐以误后学”的担心,但他在讲传理学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朱熹语录中不乏可“深体熟玩”之处,故“未可概以是为疑而閟其传”。他的观点既反映了当时理学者对朱熹语录流传的普遍心理,同时也说明在朱熹去世后,其语录在各种怀疑与肯定并存的目光中流传成为一种不可扭转的趋势和潮流。
(1)黄士毅编《晦庵先生朱文公语类》之徽州刊本,今仅有宝祐二年魏克愚再校之古朝鲜写本,现存于日本九州大学图书馆。该古朝鲜写本于1982年由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出版,即《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2014年12月由徐时仪和杨艳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的《〈朱子语类〉汇校》本,即以《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为底本,参以黎靖德编成化九年重刊之《语类大全》及《池录》残卷而成。
(2)如上文所述,“五录”即《池录》《饶录》《婺录》《饶后录》《建别录》,“二类”指《蜀类》《徽续类》。因《徽类》是编订《语类大全》时所用的底本,故所参考的汇编本为“二类”---《蜀类》和《徽续类》。
(3)“三类”是指除《语类大全》以外的其他三种语类型汇编本,即《蜀类》《徽类》《徽续类》。
(4)《嘉庆重修一统志》第2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309页。
(5)胡适《〈朱子语类〉的历史》称“导江”为今成都,当是因灌县隶属于成都市,实当为今都江堰市更为确切。见《朱子语类》,台北正中书局1982年版。
(6)叶大锵、罗骏声:《灌县志》,巴蜀书社1992年版。
(7)四川省灌县志编纂委员会《灌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311页。
(9)黄仲昭:《八闽通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2089页。
(10)张宝琳:《永嘉县志》,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7页。翁能辉《沙县志》,三明沙县民国十七年刻本1928年版,第460、1015页。
(11)以上县志所录内容相近,疑来源相同。《八闽通志》由黄仲昭于成化乙巳年(1485)至弘治己酉(1489)间修纂。据《永嘉县志》、《沙县志》序言所叙,《永嘉县志》为光绪八年刊行民国二十四年补修本,《沙县志》则为民国十七年参道光十四年本重修本,而道光本《沙县志》因条件所限无法查证。疑《永嘉县志》《沙县志》所载黎靖德生平皆来自《八闽通志》。
(1)据刘埙言:“(黎靖德)父自昭,知惠州,赠中散大夫。”知“服中散丧”乃指其父亡,故未赴任。
(2)“江西书院”,刘埙余爱堂本《水云村吟稿》为“西江书院”。
(3)刘埙:《前朝请大夫邵武郡侯黎公墓志铭》,出自刘埙《水云村稿》,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95册,1986年版,第421页。
(4)刘埙:《隐居通议》,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4页。
(5)“盱江”为建昌军或建昌军治所在地的代称。
(6)如上文所述,刘埙此文撰于元延祐三年(1316),刘埙称“公殁且四十载,予忝仕闽”,以此推亦与黎靖德逝于德祐二年(1276)相合。
(7)《全元文》原作“颜”,据文渊阁四库本改。
(1)吴澄:《故文林郎东平路儒学教授张君墓碣铭》,出自《全元文》第15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97-498页。
(2)据《宋会要辑稿》:“(嘉定十二年)十九日,军器监黎伯巽、刑部郎中赵彦适并与州郡差遣。”参见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031页。
(3)据高斯得《跋黎晋甫黄岩县楼记士人送行诗》(出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4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页),其称“黎晋甫之宰黄岩”。此外,高斯得此《跋》提到清献杜公等人曾为黎晋甫作记。清献杜公即杜范,其所作之记即《黄岩县谯楼记》,曰:“黎君名自昭,字某,西川人。”由此可知黎晋甫即黎自昭,“晋甫”为其字。可参杜范《黄岩县谯楼记》,出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0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页。
(4)魏了翁:《宣教郎致仕史君尧辅墓志铭》,出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11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122页。
(5)魏了翁:《宣教郎致仕史君尧辅墓志铭》,出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11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
(6)黄榦:《与李敬子司直书》,出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0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5页。
(7)此外,黎伯巽守昌元期间撰有《静南志》十二卷,《宋史·艺文志》有载。
(8)侯体健点校:《洪咨夔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62页。
(1)魏了翁:《安人史氏墓志铭》,出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11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74页。
(2)程公许:《再游凤凰山寺》,出自程公许《沧州尘缶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7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88页。
(3)虞刚简还是宋末元初著名学者虞集的曾祖父。
(4)可参喻学忠《南宋名臣崔与之府述》,出自范立舟、曹家齐主编《张其凡教授荣开六秩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3-415页。
(5)后来刘克庄与魏了翁的关系不甚相得。可参王宇《刘克庄与南宋学术》,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6-127页。
(6)[美]哈罗·J·史密斯:《流寓策略中的家族、同乡和身份团体联系---1230-1330年间蒙古人入川和四川精英的流徙》,出自张国刚、余新忠主编《海外中国社会史论文选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
(7)从张的生卒年来看,其出生于1236年,其时真德秀(1178-1235)刚去逝一年,不可能看到四岁的张,此墓志铭有可能是张后人为凸显其家族与李心传、真德秀两人理学名人有亲密来往而作如是说。
(8)虞集:《孔林庙学新设管勾简西碧之任诗序》,出自《道园学古录》,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22页。
(9)据高斯得《书留梦炎见逐本末》中提到留梦炎曾指高斯得“党王爚”。见《全宋文》第34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页。
(10)高斯得:《跋性理蒙求》,出自《全宋文》第34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1)魏了翁继室杜氏之父杜盖妻导江张氏,有可能魏了翁的岳母与张同族。而若张外祖父确为黎靖德家族中人,则魏了翁与导江黎氏通过重重联姻而有了更为亲密的关系。参魏了翁《永康军通判杜君墓志铭》,出自《全宋文》第311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00页。
(2)王柏:《跋徐彦成考史》,出自《全宋文》第338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另,程元敏以王柏得文公语类之年为绍定元年(1228)(参程元敏《王柏之生平与学术》(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从洪咨夔自蜀返朝的时间来看,“蜀类”传入东南的时间应该是在宝庆元年(1225)以后,所以程元敏的这个判断是较为可靠的。另,《直斋书录解题》载潘墀编《晦庵语类》二十七卷“蜀人以晦庵语录类成编,处州教授东阳潘墀取其《论语》一类,增益其未备,刊于学宫”。潘墀为王柏学友,有可能潘墀获取的所谓蜀人类成编的晦庵语录就是王柏所获得的《文公语类》。
(3)魏了翁:《洪氏天目山房记》“宝庆元年,吾友洪舜俞自考功郎言事罢归于潜”。参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10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36页。
(4)参刘荣平《洪咨夔行年考》,出自刘荣平《词学考论》,广陵书社2014年版,第89-91页。
(1)参吕午《徽州刊朱子语类序》,出自黄士毅编《朝鲜古写本〈朱子语类〉》,京都中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及杨艳《〈朱子语类〉版本与语言问题考论》,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
(2)据吕午淳祐辛亥即淳祐十一年(1251)所作《徽州刊朱子语类序》(出自黄士毅编《朝鲜古写本〈朱子语类〉》,京都中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绣使蔡杭首为澹廪助。”之所以称其为“绣使”,是蔡杭于淳祐八年至十年间(1248-1250)时任江东提刑。其后宝祐二年(1254)蔡杭又为“徽类”作《后序》,可见蔡杭不仅编印了《饶后录》,还参与了《徽类》的刊印。
(3)参王佖《徽州刊朱子语续类后序》,出自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页。
(4)王佖乃王柏之侄,又因王柏的关系而从学于何基。王柏在宝祐年间又为蜀地理学名臣杨栋所知,张因杨栋的推荐而得以入王柏之门,可见王柏、王佖与蜀地理学者来往甚密。
(5)参吴坚《建安刊朱子语别录后序》,出自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页。
(6)据石立善《古子“朱子语录”考》(《宋史研究论丛》第9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7-610页),目前可考的、黎靖德《语类大全》未收的朱子语录书就有二十四种。
(7)分别作于景定四年(1263)、咸淳六年(1270)。
(1)《宋史》所载包恢去世时间与咸淳六年《识语》所说“枢密甫下世”相合,可参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591-12593页。亦可参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据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夏良胜纂修《建昌府志》刻本之影印本,此志为现存最早的《建昌府志》。卷十一“名士”有包恢传,其中引《一统志》曰“父约,叔父逊从朱熹、陆九渊学”,有误,包约当为包恢世父。
(2)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2-93页。
(3)冯云濠、王梓材:《增补宋元学案·槐堂诸儒学案·象山门人》:“包克堂先生扬,字显道,号克堂,南城人(云濠案:一作建阳人)。兄约,字详道。弟逊,字敏道。皆师象山。初,先生在南丰时,尝诋朱子,有‘读书讲学,充塞仁义’之语。朱子以告象山,象山亦大骇,答以‘此公好立虚论,须相见时,稍减其性’。后遗先生书,责其怪。及象山卒,先生率其生徒,诣朱子精舍中,执弟子礼。蔡季通之贬也,朱子将为经营,先生以福祸已定,不必徒加劳攘,朱子善之。然先生尝葺朱子语为四卷,今多载入《语类》中。其间有先生平日之言,托于朱子,如所载胡子《知言》一章,以书为溺志之大穽者。后黎靖德编朱子语,始削去之。象山尝曰:‘某何尝教人不读书。’故一闻先生在南丰时之语,斥之不遗余力。而先生少时之见,埋藏八识田中,且欲以诬朱子,是真陆氏弟子之失传者。固宜后世之人,直言文安师弟以读书为大禁也(宗羲案,包显道、详道、敏道同学于朱陆,而趋向于陆者分数为多)。”(出自《增补宋元学案》第27册,中华书局1928-1931年版,第55-56页。)
(4)《朱子语录姓氏》是黎靖德总括“五录”“三类”的记录者的基础上编成的,视为卷内大部分语录来源的介绍。
(5)参黄震《黄氏日抄》,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708册,1983年版,第99页。
(6)黄震在任抚州期间与黎靖德是有交集的。黄震《乞将提举司借事军人自今轮替申省状》便提到黎靖德,其曰:“建昌军黎通判近准帅司备奉省剳,到本州拣军,数内惟借事提举司之军无一肯赴点。”黄震以抚州知州的身份来写此状,其写作时间应该是在咸淳七年四月至咸淳八年八月之间。
(1)参黄震《黄氏日抄》,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708册,1983年版,第100-101页。
(2)参黄震《黄氏日抄》,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708册,1983年版,第101页。
(3)以上三条分别见载于《徽类》卷二第三条、第四条及第三十四条,可参徐时仪、杨艳点校《朱子语类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2页。
(4)参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18页。
(5)参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93页。
(6)《语类大全》卷二十三收入的是徐寓所录,与此条乃同闻所录,文字稍有出入。可参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5页。
(7)参黄震《黄氏日抄》,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708册,1983年版,第113页。
(8)可参徐时仪、杨艳点校《朱子语类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561、2564、2566页。
(9)《语类大全》序其为“杨氏门人”“罗氏门人”“胡氏门人”。分别可参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96、2600、2604页。
(10)参林政华《宋代大儒黄震(东发)之生平与学术(上)》,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93页。
(1)马廷鸾:《通判李君墓志铭》曰:“闽人朱濬深源者,文公之曾孙,而余旧门生也。”出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5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2)牟巘:《题施东皋南园图后》称“门人马廷鸾”曾为其父牟子才“南园”题字。可参牟巘《题施东皋南园图后》,出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元文》第355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7页。
(3)马廷鸾:《总领秘撰费君墓志铭》“夫人杨氏,平舟公女也。一子世文,妇马氏,余中女也”。参马廷鸾《总领秘撰费君墓志铭》,出自《全宋文》第354册,曾枣庄、刘琳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3-75页。
(4)“后”,朱熹《答余正甫》作“立”。参严佐之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6页。
(5)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80-1081页。
(6)朱熹:《答余正甫》,出自严佐之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6页。
(7)“省”,黎靖德编本及《徽类》皆作“争”。
(8)“如此可疑也”,黎靖德编本无,《徽类》与《文献通考》同。
(9)“他”,黎靖德编本无,《徽类》与《文献通考》同。
(10)“却”,黎靖德编本无,《徽类》与《文献通考》同。
(11)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31页。
(12)可参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85页。及徐时仪、杨艳点校《朱子语类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0-2021页。其中“孔安国解经最乱道,看得只是《孔丛子》等做出来”注为泳录。而余下文字为大雅所录。
(1)《文献通考》中像这样将《徽类》中两条不同门人所录统为一条者另有五条。如卷一百七十七所引“《朱子语录》:‘或问诸家书解谁最好……”条(参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33页),在《语类大全》及《徽类》中分别为“广”、“学蒙”所录,其中“广”录内容见载于今传《池录》残卷之卷二(可参徐时仪、潘牧天点校《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而“学蒙”录《池录》并不收载,林学蒙所录至《饶录》方被收入(可参《朱子语录姓氏》,出自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页)。也就是说,《文献通考》所引此部分内容,分别来自《池录》和《饶录》两个文本,仅在《语类大全》、《徽类》中方可见其置于同一卷、同一页中。再从文字异同关系来看,《文献通考》与《徽类》的吻合度更高,说明其所引来自《徽类》。可参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86页。及徐时仪、杨艳点校《朱子语类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016页。因篇幅关系其他例证不于此一一列举。
(2)黎靖德编印本流传不广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咸淳六年江南出现前所未有的旱灾,建昌郡可用于雕印的公钱有限;该刊印本文字浩翰,费用巨甚,为节省资金而减少刊印数量;黎靖德祖、父皆因朋党之争而被弹劾,黎氏家族也因此沉没,在灾情严重、监察频繁、台谏风盛的情形下,为避免被弹劾,黎靖德此次刊印事件进行得极为低调。鉴于篇幅关系,我们对黎靖德编印本刊印情况的具体情况另撰文分析,参拙文《黎靖德〈语类大全〉的刊刻》,待刊。
(3)参郑礼炬《明代福建文学结聚与文化研究(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6-98页。
(4)陈炜:《刻朱子语类后序》,出自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67页。
(5)于敏中等撰:《天禄琳琅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2-113页。《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94页。
(6)同上。
(7)吴与弼:《康斋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251册,1983年版,第582页。
(8)参邹建锋《明代理学向心学的转型---吴与弼和崇仁学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189页。
(1)通过以上资料,我们看到当时蜀学的核心人物是魏了翁。黎靖德家族来往的各种关系网中,几乎都可看到魏了翁在其中所起到的联系作用。胡照曦称宋代蜀学的转型在魏了翁时期,认为魏了翁是传统蜀学和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是促成“洛蜀会同”的中心人物,实乃确论(参胡照曦《宋代蜀学研究》,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143-162页)。虽然在“五录四类”的编印过程中,魏了翁仅为《蜀类》作《序》,且在《序》中叙述其对朱熹语录流传“恐以误后学”的担心,但他在讲传理学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朱熹语录中不乏可“深体熟玩”之处,故“未可概以是为疑而閟其传”。他的观点既反映了当时理学者对朱熹语录流传的普遍心理,同时也说明在朱熹去世后,其语录在各种怀疑与肯定并存的目光中流传成为一种不可扭转的趋势和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