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臣注文选》的流传与版本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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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选》版本系统中重要的《五臣注文选》单行本系列,在流传中呈现出文本稳定性强、传播普及度高等鲜明特点。其版本变迁虽然因不同传播媒介的影响而展现为唐钞、宋刻两个阶段,各本间亦有或多或少的差异,但该系版本的框架、体例和文字都没有蒙受大规模改动及其他《文选》系列严重干扰的痕迹,其白文在大体上反映着梁昭明太子萧统所撰《文选》的原貌。在《文选》的传播与普及中,五臣注本是真正的主体与中坚力量,体现着《文选》传播范围的广度和根植受众的深度,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中发挥着《文选》的文学影响。
As an important system of Wen xuan,the edition annotated by five masters is steady and popular in the spreading process.The text in this edition system reflects the original feature of Wen xuanon the whole because its framework,style and characters have not been subject to large scale changes and disturbances from other systems,although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editions inside the system,especially between handwritten copies and block printed editions.This edition system is the main body or backbone for spreading Wen xuan,which shows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spreading of Wen xuan,and influences people in many eras and areas by keeping Wen xuanas a literary work.
As an important system of Wen xuan,the edition annotated by five masters is steady and popular in the spreading process.The text in this edition system reflects the original feature of Wen xuanon the whole because its framework,style and characters have not been subject to large scale changes and disturbances from other systems,although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editions inside the system,especially between handwritten copies and block printed editions.This edition system is the main body or backbone for spreading Wen xuan,which shows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spreading of Wen xuan,and influences people in many eras and areas by keeping Wen xuanas a literary work.
引文
(1)黑田亮:《五臣注文选的研究》,《朝鲜旧书考》,东京:岩波书店,1940年,第175-214页。
(2)张寿林:《唐写〈文选〉五臣注本残卷跋》,俞绍初,许逸民主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9-71页。
(3)饶宗颐:《日本古钞〈文选〉五臣注残卷》,俞绍初,许逸民主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37-582页;游志诚:《五臣注原貌》,游志诚:《昭明文选学术论考》,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第1-28页。
(4)金学主著,丰福健二译:《关于李朝刊〈五臣注文选〉》,《中国中世文学研究》(广岛大学),1994年第25号;郑玉顺:《现存韩国刊行〈文选〉版本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4-5期合刊。
(5)常思春:《谈南宋绍兴辛巳建阳陈八郎刻本五臣注〈文选〉》,《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6)森野繁夫:《五臣注文选的研究》,《中国中世文学研究》(广岛大学),1984年第17号;傅刚:《关于现存几种五臣注〈文选〉》,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50-260页;矶部彰:《朝鲜版五臣注〈文选〉的版本研究》,章培恒主编:《中国中世文学研究论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33-1197页。
(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02《吕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59页。
(2)《昭明文选》在流传初期即已存在多种文本,隋唐注家各有所从,这一点可从五臣本正文与李善本不同而与自身注文相符的情形得到印证。
(3)此种做法因不合魏晋以降汇辑前代或当世众家注解而成集注的常例颇受现代学者质疑,然而文献记载和现存版本中并无五臣曾各为音义、自别施行的证据。
(4)李匡乂:《资暇集》(卷上),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4页。
(5)丘光庭:《兼明书》(卷4),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5页。
(6)田况《儒林公议》、脱脱《宋史·毋守素传》、徐松《宋会要辑稿》等对毋昭裔刻板的记载,参见赵蕾《南宋陈八郎本〈五臣注文选〉来源辨析》,《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7)南宋宁宗、理宗时期在世的唐士耻著有《代翰林学士谢赐唐〈五臣注文选〉表》。唐士耻:《灵岩集》(卷2),纪昀主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181册,第517-518页。
(8)常思春:《谈南宋绍兴辛巳建阳陈八郎刻本五臣注〈文选〉》,《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9)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3、255页;郭宝军:《宋代文选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19页。
(1)唐开元十八年(730),吐蕃使奏称金城公主请赐《文选》,唐玄宗命秘书省抄写与之,事见《唐会要》《旧唐书·吐蕃传》。唐代德宗、宪宗时期,安南士子熟习《文选》,可证其时《文选》已传入安南。张伯伟:《〈文选〉与韩国汉文学》,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0-81页。
(2)张伯伟:《〈文选〉与韩国汉文学》,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0页。
(3)除此之外,奈良平城京(710-784)宫殿遗址也有书写着《李善注文选》的木简出土。静永健:《日本八至九世纪考古文献所见〈文选〉断简考》,王立群主编:《第十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5-208页。
(4)百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充当着中日两国交通的枢纽。南朝齐代至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史籍中不见日本与中国实际往来的记录;而百济与南朝、隋朝一直通好,与日本的关系也极为密切。日、隋建交后,两国往来航路仍需经过百济。直至日本文武天皇(697-707)以后,日本才逐渐探寻到了不再取道北路也可抵达中国的海上路线。参见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6、34、56、79-84页。
(5)王勇,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0页。
(6)芳村弘道著,金程宇,张淘译:《关于和刻本〈文选〉---从版本看江户、明治时期的〈文选〉接受》,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古典文献研究》(第14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214-247页。
(7)王立群:《〈文选〉成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50页。
(8)马大正,杨保隆,李大龙,等:《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论丛》,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0-201页;韩国磐:《南北朝隋唐与百济新罗的往来》,《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9)刘昫等:《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20页。
(10)金富轼:《三国史记》卷46《强首传》,韩国奎章阁藏本。
(11)金富轼:《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七》,韩国奎章阁藏本。
(1)公孙罗《文选钞》在高丽中期宣宗八年(1091)前传入高丽,后在朝鲜时代曾以活字本刊行,并传入日本,但今日未见存世。参见郑玉顺:《韩国所藏奎章阁本〈六臣注文选〉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
(2)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9页。
(1)郑麟趾:《高丽史》卷57《地理二》,韩国奎章阁藏本。《李朝实录·中宗实录》(卷7),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9年,第219页。
(2)赵蕾:《朝鲜正德四年本〈五臣注文选〉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1页。
(3)卢文弨:《钟山札记》(卷4),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00页。
(1)赵蕾:《宋刻〈五臣注文选〉孟氏本与陈八郎本关系考》,《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2)陈弟著,康瑞琮点校:《毛诗古音考自序》,《毛诗古音考》,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7页。
(1)郑骞:《五臣注文选跋》,萧统:《文选》,宋绍兴三十一年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刊本影印本,台北:图书馆,1981年。
(2)黄侃著,黄延祖重辑:《文选平点》(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46页。
(3)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8《与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37页;倪其心:《关于〈文选〉和文选学》,赵福海,陈宏天,陈复兴,等:《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4页。
(4)李匡乂:《资暇集》(卷上),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4页;丘光庭:《兼明书》(卷4),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5页;苏轼:《东坡题跋》(卷2),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9页;姚宽:《西溪丛语》(卷下),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49页;洪迈:《容斋随笔》(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7页。
(5)萧统:《宋尤袤刻本〈文选〉》(第15册),北京:国家图书馆,2017年,第137页。
(6)洪万宗编撰,赵季,赵成植笺注:《诗话丛林笺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6页。
(1)洪汉鼎:《编者引言:何为诠释学》,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3页。
(2)陈延嘉:《论〈文选〉五臣注的重大贡献》,陈延嘉:《文选学研究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页。
(2)张寿林:《唐写〈文选〉五臣注本残卷跋》,俞绍初,许逸民主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9-71页。
(3)饶宗颐:《日本古钞〈文选〉五臣注残卷》,俞绍初,许逸民主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37-582页;游志诚:《五臣注原貌》,游志诚:《昭明文选学术论考》,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第1-28页。
(4)金学主著,丰福健二译:《关于李朝刊〈五臣注文选〉》,《中国中世文学研究》(广岛大学),1994年第25号;郑玉顺:《现存韩国刊行〈文选〉版本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4-5期合刊。
(5)常思春:《谈南宋绍兴辛巳建阳陈八郎刻本五臣注〈文选〉》,《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6)森野繁夫:《五臣注文选的研究》,《中国中世文学研究》(广岛大学),1984年第17号;傅刚:《关于现存几种五臣注〈文选〉》,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50-260页;矶部彰:《朝鲜版五臣注〈文选〉的版本研究》,章培恒主编:《中国中世文学研究论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33-1197页。
(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02《吕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59页。
(2)《昭明文选》在流传初期即已存在多种文本,隋唐注家各有所从,这一点可从五臣本正文与李善本不同而与自身注文相符的情形得到印证。
(3)此种做法因不合魏晋以降汇辑前代或当世众家注解而成集注的常例颇受现代学者质疑,然而文献记载和现存版本中并无五臣曾各为音义、自别施行的证据。
(4)李匡乂:《资暇集》(卷上),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4页。
(5)丘光庭:《兼明书》(卷4),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5页。
(6)田况《儒林公议》、脱脱《宋史·毋守素传》、徐松《宋会要辑稿》等对毋昭裔刻板的记载,参见赵蕾《南宋陈八郎本〈五臣注文选〉来源辨析》,《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7)南宋宁宗、理宗时期在世的唐士耻著有《代翰林学士谢赐唐〈五臣注文选〉表》。唐士耻:《灵岩集》(卷2),纪昀主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181册,第517-518页。
(8)常思春:《谈南宋绍兴辛巳建阳陈八郎刻本五臣注〈文选〉》,《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9)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3、255页;郭宝军:《宋代文选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19页。
(1)唐开元十八年(730),吐蕃使奏称金城公主请赐《文选》,唐玄宗命秘书省抄写与之,事见《唐会要》《旧唐书·吐蕃传》。唐代德宗、宪宗时期,安南士子熟习《文选》,可证其时《文选》已传入安南。张伯伟:《〈文选〉与韩国汉文学》,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0-81页。
(2)张伯伟:《〈文选〉与韩国汉文学》,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0页。
(3)除此之外,奈良平城京(710-784)宫殿遗址也有书写着《李善注文选》的木简出土。静永健:《日本八至九世纪考古文献所见〈文选〉断简考》,王立群主编:《第十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5-208页。
(4)百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充当着中日两国交通的枢纽。南朝齐代至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史籍中不见日本与中国实际往来的记录;而百济与南朝、隋朝一直通好,与日本的关系也极为密切。日、隋建交后,两国往来航路仍需经过百济。直至日本文武天皇(697-707)以后,日本才逐渐探寻到了不再取道北路也可抵达中国的海上路线。参见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6、34、56、79-84页。
(5)王勇,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0页。
(6)芳村弘道著,金程宇,张淘译:《关于和刻本〈文选〉---从版本看江户、明治时期的〈文选〉接受》,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古典文献研究》(第14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214-247页。
(7)王立群:《〈文选〉成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50页。
(8)马大正,杨保隆,李大龙,等:《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论丛》,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0-201页;韩国磐:《南北朝隋唐与百济新罗的往来》,《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9)刘昫等:《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20页。
(10)金富轼:《三国史记》卷46《强首传》,韩国奎章阁藏本。
(11)金富轼:《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七》,韩国奎章阁藏本。
(1)公孙罗《文选钞》在高丽中期宣宗八年(1091)前传入高丽,后在朝鲜时代曾以活字本刊行,并传入日本,但今日未见存世。参见郑玉顺:《韩国所藏奎章阁本〈六臣注文选〉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
(2)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9页。
(1)郑麟趾:《高丽史》卷57《地理二》,韩国奎章阁藏本。《李朝实录·中宗实录》(卷7),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9年,第219页。
(2)赵蕾:《朝鲜正德四年本〈五臣注文选〉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1页。
(3)卢文弨:《钟山札记》(卷4),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00页。
(1)赵蕾:《宋刻〈五臣注文选〉孟氏本与陈八郎本关系考》,《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2)陈弟著,康瑞琮点校:《毛诗古音考自序》,《毛诗古音考》,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7页。
(1)郑骞:《五臣注文选跋》,萧统:《文选》,宋绍兴三十一年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刊本影印本,台北:图书馆,1981年。
(2)黄侃著,黄延祖重辑:《文选平点》(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46页。
(3)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8《与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37页;倪其心:《关于〈文选〉和文选学》,赵福海,陈宏天,陈复兴,等:《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4页。
(4)李匡乂:《资暇集》(卷上),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4页;丘光庭:《兼明书》(卷4),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5页;苏轼:《东坡题跋》(卷2),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9页;姚宽:《西溪丛语》(卷下),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49页;洪迈:《容斋随笔》(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7页。
(5)萧统:《宋尤袤刻本〈文选〉》(第15册),北京:国家图书馆,2017年,第137页。
(6)洪万宗编撰,赵季,赵成植笺注:《诗话丛林笺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6页。
(1)洪汉鼎:《编者引言:何为诠释学》,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3页。
(2)陈延嘉:《论〈文选〉五臣注的重大贡献》,陈延嘉:《文选学研究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