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早期费孝通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学术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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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早期,费孝通以"认识并改造社会"、关注民生问题、"从实求知"以及坚守功能主义分析范式为其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学术取向。这一学术取向源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国农村经济的衰败、乡土中国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社会调查之风在中国的广泛兴起。费孝通早期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学术取向及其实践,不仅为早期社会学的"本土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当代中国社会调查研究走向本土性、乡土性、系统性和整体性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示。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Fei Xiaotong made it his academic orientation towards social investigation to "know and reform the society",to be concerned about people's livelihood,to "seek knowledge from facts" and to follow the functional analysis model.Such an academic orientation resulted from the reality of the age he was living in:declining rural economy,starving peasants and popularizing social investigation in China after the May 4th New Cultural Movement.Fei's academic orientation and work not only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early Chinese sociology but provided an enlightening model for China's 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o move towards locality,rurality,systematization and integrit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Fei Xiaotong made it his academic orientation towards social investigation to "know and reform the society",to be concerned about people's livelihood,to "seek knowledge from facts" and to follow the functional analysis model.Such an academic orientation resulted from the reality of the age he was living in:declining rural economy,starving peasants and popularizing social investigation in China after the May 4th New Cultural Movement.Fei's academic orientation and work not only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early Chinese sociology but provided an enlightening model for China's 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o move towards locality,rurality,systematization and integrity.
引文
(1)黄盈盈,潘绥铭:《中国社会调查中的研究伦理:方法论层次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2)赵金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农村社会调查勃兴的原因探析》,《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3)李金铮:《定县调查: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里程碑》,《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4)赵金朋:《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5)根据李培林等人的观点,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与当时的社会调查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两者都意味着“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走出象牙塔”,略有不同的是,前者代表着知识分子“认识社会、改造社会路径的变化”;后者反映了知识分子“认识社会、经世治学方法的转变”。参见李培林,渠敬东等《社会学经典导读》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6)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248页。
(1)李培林,渠敬东等:《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2)李培林,渠敬东,杨雅彬:《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8页;费孝通:《花蓝瑶社会组织·编后记》,收入《费孝通文集》第1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232页。
(3)费孝通:《云南三村·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页。
(4)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248页。
(5)晏阳初:《〈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序》,载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年,第2页。
(6)费孝通:《花蓝瑶社会组织·编后记》,载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怎样做社会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7页。
(7)费孝通:《花蓝瑶社会组织·编后记》,载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怎样做社会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7页。
(8)费孝通:《云南三村·序》,载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页。
(1)费孝通:《〈中国乡村考察报告〉总序》,《社会》2005年第1期。
(2)费孝通:《云南三村·序》,载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页。
(3)费孝通:《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1996年,第198页。
(4)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怎样做社会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5)费孝通:《〈中国乡村考察报告〉总序》,《社会》2005年第1期。
(6)[美]大卫·阿古什:《从禄村到魁阁》,载潘乃谷,王铭铭《重归“魁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7)唐成:《费孝通社会研究方法探析》,《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8)刘豪兴:《认识中国社会---费孝通社会研究方法述评》,《社会》2004年第11期。
(1)费孝通:《云南三村·序》,载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页。
(2)费孝通:《云南三村·序》,载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6页。
(3)费孝通:《禄村农田·导言》,载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9页。
(4)许化宁:《费孝通社区研究方法考析》,《学理论》2010年第2期。
(5)李友梅:《费孝通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6)官欣荣:《从“云南三村”看费孝通社区研究与本土方法论的贡献》,《学术探索》1995年第1期。
(7)丁元竹:《费孝通的治学特色与学术风格》,《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2期。
(8)许化宁:《费孝通社区研究方法考析》,《学理论》2010年第2期。
(9)[英]布·马林诺夫斯基:《江村经济·序》,载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5页。
(1)正如费孝通先生于1996年所写的《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一文所说:“不论在英国还是美国,社会或文化人类学在30年代前一直是以当时被欧洲人称为‘野蛮人’作为研究对象的。他们把‘人类学’实际上等同于‘野蛮学’,但并不觉得这是对人类学的讽刺。马老师(即马林诺夫斯基---作者注)是在这陈旧的空气里熏染成长的,……但他醒悟得比别人早些,并公开发出了预言说:‘未来的人类学不仅是对塔斯马尼亚人、澳洲土著居民……有兴趣,而且对印度人、中国农民、西印度群岛黑人……同样关注。’他在给《江村经济》写序言时,就引用了这句预言,并表示终于看到了这预言开始实现的喜悦。”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附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08页。
(2)[美]大卫·阿古什:《费孝通传》,董天民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7页。
(3)[英]布·马林诺夫斯基:《江村经济·序》,载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页。
(4)[美]大卫·阿古什:《从禄村到魁阁》,载潘乃谷,王铭铭《重归“魁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1页。
(5)当时知名社会学家吴景超博士曾撰文对费孝通等学术团队在抗战期间取得的突出成绩给予高度评价:“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国的社会学者的主要工作,在于介绍西洋的理论。真能利用西洋的理论与方法,到中国的社会里去做实地研究的,可谓绝无仅有。现在费先生带领着一班青年的社会学者,在云南切实地做了许多实地研究的工作,而且已有好几种油印成书。我相信这种风气的提倡,一定会替中国的社会学奠定稳固的基础,盖起庄严的建筑。”《新经济》1946年第6卷第9期,第1194页。还有西方学者弗里德曼称赞费孝通所率领的这支学术团队所取得的成绩时也说:“可以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北美和西欧之外,中国是世界上社会学蓬勃发展的地方,至少从这类知识分子的水平方面看是如此。”Mautice Freedman,“Sociology in and of China”,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3,1962,p.113.转引自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6)李培林:《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2期。
(7)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46页。
(1)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2页。
(2)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47页。
(3)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48页。
(4)李金铮:《“研究清楚才动手”: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的农村经济思想》,《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2)赵金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农村社会调查勃兴的原因探析》,《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3)李金铮:《定县调查: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里程碑》,《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4)赵金朋:《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5)根据李培林等人的观点,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与当时的社会调查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两者都意味着“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走出象牙塔”,略有不同的是,前者代表着知识分子“认识社会、改造社会路径的变化”;后者反映了知识分子“认识社会、经世治学方法的转变”。参见李培林,渠敬东等《社会学经典导读》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6)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248页。
(1)李培林,渠敬东等:《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2)李培林,渠敬东,杨雅彬:《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8页;费孝通:《花蓝瑶社会组织·编后记》,收入《费孝通文集》第1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232页。
(3)费孝通:《云南三村·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页。
(4)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248页。
(5)晏阳初:《〈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序》,载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年,第2页。
(6)费孝通:《花蓝瑶社会组织·编后记》,载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怎样做社会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7页。
(7)费孝通:《花蓝瑶社会组织·编后记》,载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怎样做社会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7页。
(8)费孝通:《云南三村·序》,载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页。
(1)费孝通:《〈中国乡村考察报告〉总序》,《社会》2005年第1期。
(2)费孝通:《云南三村·序》,载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页。
(3)费孝通:《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1996年,第198页。
(4)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怎样做社会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5)费孝通:《〈中国乡村考察报告〉总序》,《社会》2005年第1期。
(6)[美]大卫·阿古什:《从禄村到魁阁》,载潘乃谷,王铭铭《重归“魁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7)唐成:《费孝通社会研究方法探析》,《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8)刘豪兴:《认识中国社会---费孝通社会研究方法述评》,《社会》2004年第11期。
(1)费孝通:《云南三村·序》,载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页。
(2)费孝通:《云南三村·序》,载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6页。
(3)费孝通:《禄村农田·导言》,载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9页。
(4)许化宁:《费孝通社区研究方法考析》,《学理论》2010年第2期。
(5)李友梅:《费孝通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6)官欣荣:《从“云南三村”看费孝通社区研究与本土方法论的贡献》,《学术探索》1995年第1期。
(7)丁元竹:《费孝通的治学特色与学术风格》,《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2期。
(8)许化宁:《费孝通社区研究方法考析》,《学理论》2010年第2期。
(9)[英]布·马林诺夫斯基:《江村经济·序》,载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5页。
(1)正如费孝通先生于1996年所写的《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一文所说:“不论在英国还是美国,社会或文化人类学在30年代前一直是以当时被欧洲人称为‘野蛮人’作为研究对象的。他们把‘人类学’实际上等同于‘野蛮学’,但并不觉得这是对人类学的讽刺。马老师(即马林诺夫斯基---作者注)是在这陈旧的空气里熏染成长的,……但他醒悟得比别人早些,并公开发出了预言说:‘未来的人类学不仅是对塔斯马尼亚人、澳洲土著居民……有兴趣,而且对印度人、中国农民、西印度群岛黑人……同样关注。’他在给《江村经济》写序言时,就引用了这句预言,并表示终于看到了这预言开始实现的喜悦。”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附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08页。
(2)[美]大卫·阿古什:《费孝通传》,董天民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7页。
(3)[英]布·马林诺夫斯基:《江村经济·序》,载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页。
(4)[美]大卫·阿古什:《从禄村到魁阁》,载潘乃谷,王铭铭《重归“魁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1页。
(5)当时知名社会学家吴景超博士曾撰文对费孝通等学术团队在抗战期间取得的突出成绩给予高度评价:“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国的社会学者的主要工作,在于介绍西洋的理论。真能利用西洋的理论与方法,到中国的社会里去做实地研究的,可谓绝无仅有。现在费先生带领着一班青年的社会学者,在云南切实地做了许多实地研究的工作,而且已有好几种油印成书。我相信这种风气的提倡,一定会替中国的社会学奠定稳固的基础,盖起庄严的建筑。”《新经济》1946年第6卷第9期,第1194页。还有西方学者弗里德曼称赞费孝通所率领的这支学术团队所取得的成绩时也说:“可以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北美和西欧之外,中国是世界上社会学蓬勃发展的地方,至少从这类知识分子的水平方面看是如此。”Mautice Freedman,“Sociology in and of China”,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3,1962,p.113.转引自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6)李培林:《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2期。
(7)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46页。
(1)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2页。
(2)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47页。
(3)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48页。
(4)李金铮:《“研究清楚才动手”: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的农村经济思想》,《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