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国家”叙事
摘要
当下的时代背景和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向,让传统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处于"封闭与开放"的双重节奏中,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是碎片化的文化事象,而是有着与中国社会文化延续同步的体系性。基于此,笔者梳理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历史与文化叙事,并借用"文化中国"的概念,展示出"国家"叙事如何通过历史、地缘和文化的表述,在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被延续、解构和重构。与此同时,本文也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与复兴,对于当代构建"国家"叙事的积极意义。
引文
(1)列维-斯特劳斯称:“每一特定文化以及构成全人类的文化的整体,只有按照一种双重节奏---开放和封闭---来运行,才能存在并繁衍下去,时而是一个落后于另一个,时而是二者共存。”[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面对现代世界问题的人类学》,栾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28-129页。
(2)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要认识和理解自己的文化,就应当用一种“遥远的目光”来审视自己的文化,一方面要远观截然不同的文化,另一方面要远观自己的文化。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模式,不单要将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更要用比较的眼光来发现其独特之处。[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面对现代世界问题的人类学》,栾曦译,第31-32页。
(1)钱新祖:《中国思想史讲义》,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023页。
(2)杜维明认为,“儒学在经学、礼学、政治、民间的习俗、家训、家规、族谱中发挥作用,常常不是通过文字,而是通过口语,其影响仍旧非常大”。杜维明:《文化中国:扎根本土的全球思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2-73页。
(3)冯达文:《中国古典哲学略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4)沟口雄三提出,“所谓中国的特性,可以概括为:民族文化的成熟度和向心力强(所谓‘中华思想’);各地方的经济差距大,需要中央的控制;传统上一直拥戴富有领导魅力的权威人物;宋代以降,中央集权主义的官僚体制持续了千年之久,积淀了很厚重的传统。”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王瑞根译,孙歌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12页。
(5)吴重庆教授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充满诗意的想象,“在对传统文化的想象和神游中体会到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中国人,我们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熏陶、塑造的中国人,还是有集体安顿心灵的地方的。”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055页。
(6)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第199页。
(7)麻国庆先生以“家庭”与“家户”作为“家”这一概念最基本的具象形态,以“家庭-分家-(宗)族-姓”和“家户-村-乡镇-城市-都会-经济区域……”的序列,区分出“以血亲和姻亲为主线发展出的生活组织单位”和“以户作为生活单位,而延伸出来的地缘组织”,并强调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2-13页。
(8)杜维明先生认为,“文化中国”这一议题最早提出可能是1987年,而其将“文化中国”所解构出三个意义世界包括:“第一,由广义的汉人所组成,即西方所谓的Greater China。第二,指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第三,指世界各地与中国文化、政治、经济有关的国际人士。这个意义上的文化中国,包括一大批与中国并无血缘和婚姻关系但仍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学习、研究、传播和创造的人。”杜维明:《文化中国:扎根本土的全球思维》,第66-67页、第134-136页。
(9)杜维明先生强调“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并以王阳明关于祖宗产业与账本的比喻来说明二者的关系,认为传统文化已成为“遥远的回响”,“虽然我们在行为、态度和信仰方面都和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在具体的制度、精神面貌、价值层次等方面,它的力量却非常薄弱”。杜维明:《文化中国:扎根本土的全球思维》,第141页。
(1)李亦园:《从民间文化看文化中国》,《李亦园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5-226页。
(2)麻国庆:《作为方法的华南:中心和周边的时空转换》,《永远的家:传统惯性与社会结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39页。
(3)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载《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23页。
(4)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10页。
(5)张兴发:《道教神仙信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中软电子出版社,2001年,第380-397页。
(6)广东增城盛产荔枝,其中以挂绿最为出名,挂绿以果壳上有一条绿线为特征,当地传说是何仙姑去蓬莱“八仙过海”前为父母织绣鞋,无意间留下的绿丝带所化。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典(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页。
(1)(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
(2)黄淑娉:《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01-202页。
(3)黄淑娉:《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第203页。
(4)李健明:《走进龙眼村》,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第35-36页。
(5)参见《胡妃的传说》(曾诚整理),刘清生、曾风保主编,黄德群、伍亮副主编《南雄珠玑姓氏源流》,广州:广州出版社2014年,第505-506页。
(6)王庚武:《华人与中国---王庚武自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8-320页。
(1)龚佩华:《台山市斗山镇浮石赵氏宗族家族制度调查》,《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黄淑聘主编,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5-76页。
(2)麻国庆先生认为,华南乃至东南亚华人文化是隐藏在“中国文化的理想范式”之下,适应地方社会脉络的结果。同时也认为,文化中国的概念“本身就是几千万华侨在跨国流动过程中,所形成的跨区域社会的文化表达”,其中尤以环南中国海区域最具有典型意义。麻国庆:《作为方法的华南:中心和周边的时空转换》,《永远的家:传统惯性与社会结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6-50页;麻国庆:《跨区域社会体系:以环南中国海区域为中心的丝绸之路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3期。
(3)麻国庆、朱伟:《社会主义新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
(4)李零:《我们的中国:茫茫禹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52页。
(1)李松:《传统民俗活动中的公共性与和谐社会的构成》,2016年11月5日在广东佛山召开的“民俗活动传承发展与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研讨会上的发言。
(2)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6页。
(3)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第237-239页。
(1)礼乐龙舟是江门市江海区礼乐街道的传统龙舟习俗,其有迹可循的历史,大致可追溯到清康熙年间,距今300余年。当地传说,最初礼乐乡共修建了灰蓝桡(朱紫坊)、黄桡(东门坊)、白桡(中正坊)、红桡(乌沙坊)、七星(忠联坊)、九社(南桥坊)、天字号(南兴坊)、桃果红(联捷坊)、黑桡(月塘里)9条龙舟,后月塘里三个社发生争吵,黑桡(月塘里)安入龙舟坞后长期无人管理,致使树根缠绕、龙舟破烂,于一百多年前湮没。
(1)钱新祖:《中国思想史讲义》,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009页。
(2)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0-81页。
(3)麻国庆、朱伟:《社会主义新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
(2)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要认识和理解自己的文化,就应当用一种“遥远的目光”来审视自己的文化,一方面要远观截然不同的文化,另一方面要远观自己的文化。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模式,不单要将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更要用比较的眼光来发现其独特之处。[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面对现代世界问题的人类学》,栾曦译,第31-32页。
(1)钱新祖:《中国思想史讲义》,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023页。
(2)杜维明认为,“儒学在经学、礼学、政治、民间的习俗、家训、家规、族谱中发挥作用,常常不是通过文字,而是通过口语,其影响仍旧非常大”。杜维明:《文化中国:扎根本土的全球思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2-73页。
(3)冯达文:《中国古典哲学略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4)沟口雄三提出,“所谓中国的特性,可以概括为:民族文化的成熟度和向心力强(所谓‘中华思想’);各地方的经济差距大,需要中央的控制;传统上一直拥戴富有领导魅力的权威人物;宋代以降,中央集权主义的官僚体制持续了千年之久,积淀了很厚重的传统。”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王瑞根译,孙歌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12页。
(5)吴重庆教授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充满诗意的想象,“在对传统文化的想象和神游中体会到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中国人,我们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熏陶、塑造的中国人,还是有集体安顿心灵的地方的。”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055页。
(6)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第199页。
(7)麻国庆先生以“家庭”与“家户”作为“家”这一概念最基本的具象形态,以“家庭-分家-(宗)族-姓”和“家户-村-乡镇-城市-都会-经济区域……”的序列,区分出“以血亲和姻亲为主线发展出的生活组织单位”和“以户作为生活单位,而延伸出来的地缘组织”,并强调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2-13页。
(8)杜维明先生认为,“文化中国”这一议题最早提出可能是1987年,而其将“文化中国”所解构出三个意义世界包括:“第一,由广义的汉人所组成,即西方所谓的Greater China。第二,指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第三,指世界各地与中国文化、政治、经济有关的国际人士。这个意义上的文化中国,包括一大批与中国并无血缘和婚姻关系但仍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学习、研究、传播和创造的人。”杜维明:《文化中国:扎根本土的全球思维》,第66-67页、第134-136页。
(9)杜维明先生强调“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并以王阳明关于祖宗产业与账本的比喻来说明二者的关系,认为传统文化已成为“遥远的回响”,“虽然我们在行为、态度和信仰方面都和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在具体的制度、精神面貌、价值层次等方面,它的力量却非常薄弱”。杜维明:《文化中国:扎根本土的全球思维》,第141页。
(1)李亦园:《从民间文化看文化中国》,《李亦园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5-226页。
(2)麻国庆:《作为方法的华南:中心和周边的时空转换》,《永远的家:传统惯性与社会结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39页。
(3)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载《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23页。
(4)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10页。
(5)张兴发:《道教神仙信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中软电子出版社,2001年,第380-397页。
(6)广东增城盛产荔枝,其中以挂绿最为出名,挂绿以果壳上有一条绿线为特征,当地传说是何仙姑去蓬莱“八仙过海”前为父母织绣鞋,无意间留下的绿丝带所化。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典(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页。
(1)(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
(2)黄淑娉:《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01-202页。
(3)黄淑娉:《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第203页。
(4)李健明:《走进龙眼村》,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第35-36页。
(5)参见《胡妃的传说》(曾诚整理),刘清生、曾风保主编,黄德群、伍亮副主编《南雄珠玑姓氏源流》,广州:广州出版社2014年,第505-506页。
(6)王庚武:《华人与中国---王庚武自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8-320页。
(1)龚佩华:《台山市斗山镇浮石赵氏宗族家族制度调查》,《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黄淑聘主编,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5-76页。
(2)麻国庆先生认为,华南乃至东南亚华人文化是隐藏在“中国文化的理想范式”之下,适应地方社会脉络的结果。同时也认为,文化中国的概念“本身就是几千万华侨在跨国流动过程中,所形成的跨区域社会的文化表达”,其中尤以环南中国海区域最具有典型意义。麻国庆:《作为方法的华南:中心和周边的时空转换》,《永远的家:传统惯性与社会结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6-50页;麻国庆:《跨区域社会体系:以环南中国海区域为中心的丝绸之路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3期。
(3)麻国庆、朱伟:《社会主义新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
(4)李零:《我们的中国:茫茫禹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52页。
(1)李松:《传统民俗活动中的公共性与和谐社会的构成》,2016年11月5日在广东佛山召开的“民俗活动传承发展与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研讨会上的发言。
(2)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6页。
(3)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第237-239页。
(1)礼乐龙舟是江门市江海区礼乐街道的传统龙舟习俗,其有迹可循的历史,大致可追溯到清康熙年间,距今300余年。当地传说,最初礼乐乡共修建了灰蓝桡(朱紫坊)、黄桡(东门坊)、白桡(中正坊)、红桡(乌沙坊)、七星(忠联坊)、九社(南桥坊)、天字号(南兴坊)、桃果红(联捷坊)、黑桡(月塘里)9条龙舟,后月塘里三个社发生争吵,黑桡(月塘里)安入龙舟坞后长期无人管理,致使树根缠绕、龙舟破烂,于一百多年前湮没。
(1)钱新祖:《中国思想史讲义》,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009页。
(2)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0-81页。
(3)麻国庆、朱伟:《社会主义新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