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沿海“送船”习俗的发展和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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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送船"是沿海居民以纸船或真船的形式送走瘟疫灾祸的活动,其主旨是驱除疫厉灾害、祈祷境内平安,更有保障海上安全和渔业丰收之意。从江浙沿海"送船"习俗的发展和演变可以看出,"送船"习俗在仪式流程、祭祀内容和神灵传说上与内陆"送瘟船"习俗有着密切联系。今天流行于江浙沿海的"送船"仪式,其核心内容应是"送瘟船",其发展传播路径应为从内陆到沿海,其宗教属性应为佛道兼容,其本质是海洋文化对内陆习俗的吸收和融合。
Song chuan or "Sending away boats" is a ceremony held by coastal residents to send paper boat models or real boats away,with the hope of warding off plague and bad luck and praying for peace,safety and good fish catch. In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custom in the coastal area of Jiangsu-Zhejiang,we find that it has a lot to do with the inland custom of "sending away boats of plague",in terms of rites,sacrifices and legends. The custom of song chuan in Jiangsu-Zhejiang today must have developed from this sending away the boats of plague in inland China,with incorporation of religious features of both Buddhism and Taoism. It is a product of maritime culture absorbing and integrating inland customs.
Song chuan or "Sending away boats" is a ceremony held by coastal residents to send paper boat models or real boats away,with the hope of warding off plague and bad luck and praying for peace,safety and good fish catch. In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custom in the coastal area of Jiangsu-Zhejiang,we find that it has a lot to do with the inland custom of "sending away boats of plague",in terms of rites,sacrifices and legends. The custom of song chuan in Jiangsu-Zhejiang today must have developed from this sending away the boats of plague in inland China,with incorporation of religious features of both Buddhism and Taoism. It is a product of maritime culture absorbing and integrating inland customs.
引文
[1]据清代林豪所撰光绪《澎湖厅志》卷8《杂俗》记载,进行“送船”仪式的“船”在制作完成后,“或择日付之一炬,谓之游天河;或派数人驾船游海上,谓之游地河”。
[2]姜守诚:《试论明清文献中所见闽台王醮仪式》,载《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254页。
[3](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9页。
[1](清)吴友如:《吴友如画宝》第三册,《风俗志图说(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页。
[2]载《申报》1895年9月15日,第8051号。
[3](清)徐珂:《清稗类钞》(第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674页。
[4]陈志超:《椒江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29页。
[5](清)项维正:《(雍正)江浦县志》卷1《风欲》,清乾隆重修本,第138页。
[6]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志·民俗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78页。
[1](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台湾: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46页。
[2]徐兢在宣和六年(1124)奉使归来的第二年,即1125年撰成《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鸡肋篇》则成书于绍兴三年(1133)。两书的成书年代相差无几,因此所描述的“送船”习俗应同时代存在于两湖地区和江浙沿海,而沿海的“送船”习俗来自于两湖地区的可能性更大。
[3](宋)庄绰:《鸡助编》,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32页。
[4]《道藏》第30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7l页。
[1]《道藏》第30册,第370-37l页。
[2]顾希佳、陈志超:《从大暑船到渔休节---台州湾渔民信仰民俗嬗变的考察》,载《民俗研究》2001年第4期,第33页。
[3]顾希佳、陈志超:《从大暑船到渔休节---台州湾渔民信仰民俗嬗变的考察》,第37-39页。
[4](清)俞樾撰,徐明霞点校:《右台仙馆笔记》卷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2页。
[1](清)张宝琳:《永嘉县志》卷6,《风土志》,清光绪八年刻本,第579页。
[2]载《申报》1891年11月6日,第6662期。
[3](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8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53页。
[4]《古今图书集成》之《端午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36页。
[1]江绍原在《端午竞渡本意考》中认为端午竞渡为公众禳灾方式中的一种;姜守诚在《明代<武陵竞渡略>检视闽台“送王船”习俗的历史传统》一文中也认为端午竞渡出于逐送瘟疫的本意。本文这里就不再做赘述。
[2](清)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12,第212页。
[3](明)方岳贡:《(崇祯)松江府志》卷7,《风俗》,明崇祯三年刻本,第693页。
[4]《道藏》第18册,第250页。
[5]《道藏》第6册,第41页。
[1]阙名:《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57页。
[2]顾希佳、陈志超:《从大暑船到渔休节---台州湾渔民信仰民俗嬗变的考察》,第43-44页。
[3]据2015年7月21-23日笔者在台州市椒江区葭沚街道所做的田野调查,清代葭沚一带大暑前后瘟疫流行,因此当地居民将原本作为瘟神的刘元达、张元伯、赵公明、史文业、钟士贵奉为“五圣”,以求祛病消灾。
[4](民国)符璋:《平阳县志》卷47《神迹列传》,民国十四年铅印本,第1896页。
[5]《道藏》第30册,第37l页。
[6]泉州市区道教研究会编:《泉州市区寺庙录》,泉州:泉州市区道教文化研究会,1996年,第114页。
[1]《驱疫染疫》,载《申报》1895年8月21日,第8023号。
[2]齐涛:《节日志》,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95页。
[3]《西泠禳疫》,载《申报》1895年9月14日,第5047号。
[4](清)胡寿海:《(光绪)遂昌县志》卷11,《风俗》,清光绪二十二年刊本,第1169页。
[1]江苏省连云港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连云港市志》(下册),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年,第2563页。
[2]刘铁梁:《东门渔村的神庙祭祀与村民合作》,载《乡村文化与新农村建设》,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74页。
[3]政协浙江省椒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椒江文史资料》第8辑,1991年,第131页。
[4]洞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洞头县文史资料》第3辑,1993年,第69页。
[5]《中国海岛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海岛志·浙江卷》,北京:海洋出版社,2014年,第467页。
[6]顾希佳、陈志超:《从大暑船到渔休节---台州湾渔民信仰民俗嬗变的考察》,第31页。
[7]顾希佳:《中国节日志·渔民开洋谢洋节》,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62页。
[8]金亮希:《苍南与妈祖信俗情缘》,载《海峡两岸·传统视野下的妈祖信俗研讨会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328页。
[9]黄浙苏:《信守与包容:浙东妈祖信俗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9页。
[1]严安林编:《台湾神灵》,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217页。
[2]杨国桢:《论海洋世纪与海洋史学》,载《中国海洋报》2005年7月26日第3版。
[3]如李玉昆认为“送王船”仪式源于古代航海者放小舟、彩船之举。(李玉昆:《略论闽台的王爷信仰》,载《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4期,第119-127页。)毛伟以闽台王爷信仰中的“送王船”为例,说明“送船”源于古代“送彩船”这种航海者善待遇难者的仪式。(毛伟:《闽台王爷信仰的人类学解读》,载《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2期,第156-163页。)廖大珂则以厦门的“送王船”为例,说明航海者在旅途中祈求神灵保佑海上平安的“送彩船”是“送船”仪式的基础和来源。(廖大珂:《略论厦门的“送王船”信仰》,载《海洋文化与福建发展》,厦门:鹭江出版社,2012年,第229-235页。)
[4]如杨国桢认为“送船”习俗虽然与海有关,但其本意是“送瘟神”。(杨国桢:《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150页。)姜守诚以闽台“送王船”习俗为例,说明两宋时期江淮及两湖流域民众中流行的“祀瘟神”与“送瘟船”是“送船”习俗的雏形。(姜守诚:《试论明清文献中所见闽台王醮仪式》,第249-255页。)顾希佳认为浙江台州沿海的“送大暑船”习俗源于“送瘟神”习俗。(顾希佳、陈志超:《从大暑船到渔休节---台州湾渔民信仰民俗嬗变的考察》,第29-53页。)
[5]如蔡亚约和杨英杰认为早期的“送王船”来自于“放水灯”仪式。(蔡亚约:《闽台送王船》(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厦门:鹭江出版社,2013年,第36页;杨英杰:《中外民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66页。)文海则指出浙江台州的“送大暑船”实际上是“放水灯”的发展和演变。(文海:《流变的民俗---葭沚民俗考》,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100页。)
[1]樱井龙彦:《关于在环东海地域使用船的“送瘟神”民俗》,载《文化遗产》2007年第1期,第60-68页。
[2]如王国宇认为“送船”习俗是通过沿海的古越族带到内陆的。(王国宇:《从民俗文化看水族的源流》,《百越史论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92页。)除此之外,持“送彩船”说的学者也自然倾向于“送船”习俗源自沿海。
[3]廖大珂:《略论厦门的“送王船”信仰》,第230页。
[4]如学者姜守诚认为“送船”仪式来自道教神霄派的遣瘟送船仪。(姜守诚:《明代《武陵竞渡略》检视闽台“送王船”习俗的历史传统》,第75-87页。)
[5]据2015年7月23日笔者在台州市椒江区葭沚街道所做的田野调查,“送大暑船”仪式在五圣庙由道士主持,但当放船时,有和尚与佛教信徒口念佛号送船;此外,一些信徒把去五圣庙迎接“五圣”称为“接佛”,可见“送大暑船”仪式中的佛道界限并不明显。
[2]姜守诚:《试论明清文献中所见闽台王醮仪式》,载《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254页。
[3](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9页。
[1](清)吴友如:《吴友如画宝》第三册,《风俗志图说(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页。
[2]载《申报》1895年9月15日,第8051号。
[3](清)徐珂:《清稗类钞》(第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674页。
[4]陈志超:《椒江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29页。
[5](清)项维正:《(雍正)江浦县志》卷1《风欲》,清乾隆重修本,第138页。
[6]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志·民俗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78页。
[1](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台湾: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46页。
[2]徐兢在宣和六年(1124)奉使归来的第二年,即1125年撰成《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鸡肋篇》则成书于绍兴三年(1133)。两书的成书年代相差无几,因此所描述的“送船”习俗应同时代存在于两湖地区和江浙沿海,而沿海的“送船”习俗来自于两湖地区的可能性更大。
[3](宋)庄绰:《鸡助编》,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32页。
[4]《道藏》第30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7l页。
[1]《道藏》第30册,第370-37l页。
[2]顾希佳、陈志超:《从大暑船到渔休节---台州湾渔民信仰民俗嬗变的考察》,载《民俗研究》2001年第4期,第33页。
[3]顾希佳、陈志超:《从大暑船到渔休节---台州湾渔民信仰民俗嬗变的考察》,第37-39页。
[4](清)俞樾撰,徐明霞点校:《右台仙馆笔记》卷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2页。
[1](清)张宝琳:《永嘉县志》卷6,《风土志》,清光绪八年刻本,第579页。
[2]载《申报》1891年11月6日,第6662期。
[3](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8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53页。
[4]《古今图书集成》之《端午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36页。
[1]江绍原在《端午竞渡本意考》中认为端午竞渡为公众禳灾方式中的一种;姜守诚在《明代<武陵竞渡略>检视闽台“送王船”习俗的历史传统》一文中也认为端午竞渡出于逐送瘟疫的本意。本文这里就不再做赘述。
[2](清)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12,第212页。
[3](明)方岳贡:《(崇祯)松江府志》卷7,《风俗》,明崇祯三年刻本,第693页。
[4]《道藏》第18册,第250页。
[5]《道藏》第6册,第41页。
[1]阙名:《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57页。
[2]顾希佳、陈志超:《从大暑船到渔休节---台州湾渔民信仰民俗嬗变的考察》,第43-44页。
[3]据2015年7月21-23日笔者在台州市椒江区葭沚街道所做的田野调查,清代葭沚一带大暑前后瘟疫流行,因此当地居民将原本作为瘟神的刘元达、张元伯、赵公明、史文业、钟士贵奉为“五圣”,以求祛病消灾。
[4](民国)符璋:《平阳县志》卷47《神迹列传》,民国十四年铅印本,第1896页。
[5]《道藏》第30册,第37l页。
[6]泉州市区道教研究会编:《泉州市区寺庙录》,泉州:泉州市区道教文化研究会,1996年,第114页。
[1]《驱疫染疫》,载《申报》1895年8月21日,第8023号。
[2]齐涛:《节日志》,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95页。
[3]《西泠禳疫》,载《申报》1895年9月14日,第5047号。
[4](清)胡寿海:《(光绪)遂昌县志》卷11,《风俗》,清光绪二十二年刊本,第1169页。
[1]江苏省连云港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连云港市志》(下册),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年,第2563页。
[2]刘铁梁:《东门渔村的神庙祭祀与村民合作》,载《乡村文化与新农村建设》,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74页。
[3]政协浙江省椒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椒江文史资料》第8辑,1991年,第131页。
[4]洞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洞头县文史资料》第3辑,1993年,第69页。
[5]《中国海岛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海岛志·浙江卷》,北京:海洋出版社,2014年,第467页。
[6]顾希佳、陈志超:《从大暑船到渔休节---台州湾渔民信仰民俗嬗变的考察》,第31页。
[7]顾希佳:《中国节日志·渔民开洋谢洋节》,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62页。
[8]金亮希:《苍南与妈祖信俗情缘》,载《海峡两岸·传统视野下的妈祖信俗研讨会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328页。
[9]黄浙苏:《信守与包容:浙东妈祖信俗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9页。
[1]严安林编:《台湾神灵》,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217页。
[2]杨国桢:《论海洋世纪与海洋史学》,载《中国海洋报》2005年7月26日第3版。
[3]如李玉昆认为“送王船”仪式源于古代航海者放小舟、彩船之举。(李玉昆:《略论闽台的王爷信仰》,载《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4期,第119-127页。)毛伟以闽台王爷信仰中的“送王船”为例,说明“送船”源于古代“送彩船”这种航海者善待遇难者的仪式。(毛伟:《闽台王爷信仰的人类学解读》,载《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2期,第156-163页。)廖大珂则以厦门的“送王船”为例,说明航海者在旅途中祈求神灵保佑海上平安的“送彩船”是“送船”仪式的基础和来源。(廖大珂:《略论厦门的“送王船”信仰》,载《海洋文化与福建发展》,厦门:鹭江出版社,2012年,第229-235页。)
[4]如杨国桢认为“送船”习俗虽然与海有关,但其本意是“送瘟神”。(杨国桢:《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150页。)姜守诚以闽台“送王船”习俗为例,说明两宋时期江淮及两湖流域民众中流行的“祀瘟神”与“送瘟船”是“送船”习俗的雏形。(姜守诚:《试论明清文献中所见闽台王醮仪式》,第249-255页。)顾希佳认为浙江台州沿海的“送大暑船”习俗源于“送瘟神”习俗。(顾希佳、陈志超:《从大暑船到渔休节---台州湾渔民信仰民俗嬗变的考察》,第29-53页。)
[5]如蔡亚约和杨英杰认为早期的“送王船”来自于“放水灯”仪式。(蔡亚约:《闽台送王船》(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厦门:鹭江出版社,2013年,第36页;杨英杰:《中外民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66页。)文海则指出浙江台州的“送大暑船”实际上是“放水灯”的发展和演变。(文海:《流变的民俗---葭沚民俗考》,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100页。)
[1]樱井龙彦:《关于在环东海地域使用船的“送瘟神”民俗》,载《文化遗产》2007年第1期,第60-68页。
[2]如王国宇认为“送船”习俗是通过沿海的古越族带到内陆的。(王国宇:《从民俗文化看水族的源流》,《百越史论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92页。)除此之外,持“送彩船”说的学者也自然倾向于“送船”习俗源自沿海。
[3]廖大珂:《略论厦门的“送王船”信仰》,第230页。
[4]如学者姜守诚认为“送船”仪式来自道教神霄派的遣瘟送船仪。(姜守诚:《明代《武陵竞渡略》检视闽台“送王船”习俗的历史传统》,第75-87页。)
[5]据2015年7月23日笔者在台州市椒江区葭沚街道所做的田野调查,“送大暑船”仪式在五圣庙由道士主持,但当放船时,有和尚与佛教信徒口念佛号送船;此外,一些信徒把去五圣庙迎接“五圣”称为“接佛”,可见“送大暑船”仪式中的佛道界限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