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会的非遗化、学界书写及中国民俗学:龙牌会研究三十年
摘要
近三十年来,范庄龙牌会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又一个"妙峰山"。面对主流意识形态及其话语的渗透,与龙牌会相关的行为主体或隐蔽或公开的价值取向与欲望共谋促成了龙牌会叠合的符号体系与叙事修辞。关于龙牌会的多数研究或执果索因、现象还原,或将之标签化,推导或赋予其合法性,并与复兴循环解释,或关注异质行动主体间的互动互文。这些研究从各自的层面解释了龙牌会在当代中国的生存策略,也表征着多数学人在对社会现实理解的基础之上进行学科建构及文化建设的努力。建庙和晋级非遗名录是龙牌会演进的分水岭。非遗化后依旧集中呈现乡土宗教的龙牌会的疲软,实际上是富于地方性的乡土中国向全球化进程中的都市中国整体转型时所要经历的瓶颈。叠加的龙牌会也成为近三十年来中国民俗学演进的一个隐喻。由此,对非遗运动和当代中国民俗学演进的进一步反思也就有了必要性。
引文
(1)顾颉刚:《〈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京报副刊》1925年第147号。
(2)岳永逸:《朝山》,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6-117页。
(3)本统计起止年份为1995年至2016年,以“龙牌会”为关键字全文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数据主要针对期刊论文(含少量非学术期刊),不包括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等。
(4)岳永逸:《精神性存在的让渡:旧京的庙会与庙市》,《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
(5)参见岳永逸《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9-53、83-106、166-171、307-316页。
(6)Fenggang Yang and Dedong Wei:“The Bailin Buddhist Temple:Thriving under Communism,”in Fenggang Yang and Joseph B.Tamney(eds.),State,Market,and Religions in Chinese Societies.Leiden:Brill,2005,pp.63-86.
(1)岳永逸:《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39页。
(2)刘其印:《话说“二月二”》,《民俗研究》1992年第1期。
(3)刘其印:《龙崇拜的活化石——范庄二月二“龙牌会”论纲》,《民俗研究》1997年第1期。
(4)高丙中:《知识分子、民间与一个寺庙博物馆的诞生——对民俗学的学术实践的新探索》,《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
(5)参见陶立璠《民俗意识的回归——河北省赵县范庄村“龙牌会”仪式考察》,《民俗研究》1996年第4期;冯敏《范庄二月二“龙牌会”考察记事》,《民俗研究》1996年第4期;叶涛《走进“龙牌会”》,《民俗研究》1999年第1期。
(6)高丙中:《知识分子、民间与一个寺庙博物馆的诞生——对民俗学的学术实践的新探索》,《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
(1)除了纸质出版物,不少人通过博客、论坛等网络平台,以图像和影像的方式记录龙牌会实况,对外宣传龙牌会,并积极为龙牌会的发展建言献策,如栗永的《热闹后的冷思考:为范庄龙牌会的传承发展进言》、肖庄的《“范庄龙牌会”的遐想》,分别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595fe80100hjv8.html,2016-12-20;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b6884d 0100htel.html,2016-12-20。
(2)王铭铭:《象征的秩序》,《读书》1998年第2期。
(3)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赵旭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4)赵旭东:《中心的消解:一个华北乡村庙会中的平权与等级》,《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5)参见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4-131页。
(6)周虹:《“龙牌会”初探》,《民俗研究》1996年第4期。
(1)岳永逸:《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第153页。
(2)赵旭东:《龙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乡村建构——以华北一村落庙会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3)“神马”,当地俗语,多指神的画像。
(4)刘其印:《龙崇拜的活化石——范庄二月二“龙牌会”论纲》,《民俗研究》1997年第1期。
(5)王学文、岳永逸:《嬗变的醮会:河北赵县豆腐庄皇醮会调查报告》,《民俗研究》2009年第1期。
(6)刘铁梁:《村落庙会的传统及其调整——范庄“龙牌会”与其他几个村落庙会的比较》,见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69-280页。
(7)盛燕、赵旭东:《从“家”到“庙”:一个华北乡村庙会的仪式变迁》,《中国乡村研究》2008年第6辑。
(8)叶涛:《龙牌会的变迁》,见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97-208页。
(9)岳永逸:《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第168页。
(1)王均霞:《范庄龙牌会:从迷信到公共文化的建构》,《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8期。
(2)参见华智亚《龙牌会:一个冀中南村落中的民间宗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4-236页。
(3)参见高占祥主编《论庙会文化》,北京:文化艺术出社,1992年;宋孟寅、杜学德、杨荣国编《庙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刘锡诚主编《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
(4)D.L.Overmyer,Local Religion in North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of Community Rituals and Beliefs,Leiden Boston:Brill,2009,pp.93-122.
(5)参见高丙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课题的民间信仰》,《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高丙中《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
(6)范丽珠:《中国北方乡村民间宗教的复兴及其策略》,《甘肃理论学刊》2010年第6期。
(7)赵旭东、朱天谱:《范庄龙牌会与两种文本中的信仰表达》,《民俗研究》2016年第5期。
(8)参见施爱东《中国龙的发明:16-20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13-259页。
(9)参见岳永逸《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第113-117、127-132页。
(10)Pierre Bourdieu,“The Economy of Symbolic Gods,”in the Logic of Practi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8,pp.92-123.
(1)范丽珠:《中国北方乡村民间宗教的复兴及其策略》,《甘肃理论学刊》2010年第6期。
(2)岳永逸:《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民俗、曲艺与心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3-255页。
(3)刘铁梁:《村落庙会的传统及其调整——范庄“龙牌会”与其他几个村落庙会的比较》,见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第305页。
(4)郭于华:《在乡野中阅读生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61-71页。
(1)高丙中:《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2)高丙中:《一座博物馆-庙宇建筑的民族志——论成为政治艺术的双名制》,《社会学研究》2006第1期。
(3)高丙中:《社团合作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有机团结》,《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4)王斯福:《农民抑或公民?——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问题》,见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7年,第15页。
(5)杨利慧:《仪式的合法性与神话的解构和重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6)参见岳永逸《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第134-146页。
(1)参见华智亚《龙牌会:一个冀中南村落中的民间宗教》,第101-119页。
(2)Fenggang Yang,“The Red,Black,and Gray Markets of Religion in China,”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2006(1).
(3)参见华智亚《龙牌会:一个冀中南村落中的民间宗教》,第207-210页。
(4)参见岳永逸《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第125-127页。
(5)参见岳永逸《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第134-135页;岳永逸《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第282-291页。
(1)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2)杨开道:《明清两朝的民众教育》,《教育与民众》1930年第4期。
(3)刘铁梁:《村落庙会的传统及其调整——范庄“龙牌会”与其他几个村落庙会的比较》,见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第281-287页。
(4)岳永逸:《乡村庙会中的人神互动:范庄龙牌会中的龙神与人》,见吕微、安德明主编《民间叙事的多样性》,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412-415页。
(5)宋颖:《龙牌会的妇女习俗及其价值》,见河北省赵县文物旅游局辑印《河北省首届龙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部资料,2002年。
(1)刁统菊:《女性与龙牌:汉族父系社会文化在民俗宗教上的一种实践》,《民族艺术》2003年第4期。
(2)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3)Mikkel Bunkenborg,“Popular Religion Inside Out:Gender and Ritual Revival in a Hebei Township,”China Information,2012(3).
(4)李立:《“龙牌会”与“地戏”——知识生产的两个例子及启示》,《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6期。
(5)郭于华:《在乡野中阅读生命》,第69页。
(6)王斯福:《农民抑或公民?——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问题》,见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第12页。
(7)齐易:《是保护?还是破坏?——对河北省范庄“龙牌会”现象的思考》,《民间文化论坛》2013年第2期。
(8)岳永逸:《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第95页。
(9)例如,李敬儒:《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功能——以河北省赵县范庄龙牌会为个案》,《今传媒》2009年第12期;齐易、刘佳:《河北范庄“龙牌会”的唱经》,《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田晓露:《艺术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以河北省赵县范庄龙牌会为例》,《戏剧之家》2015年第18期。
(1)高月娟:《咱庄里人的龙文化》,《石家庄日报》2015年6月17日。
(2)石家庄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石家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取向研究》,《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3)梁永佳:《“叠写”的限度——一个大理节庆的地方意义与非遗化》,见金泽、陈进国主编《宗教人类学》第四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27-143页。
(4)岳永逸:《宗教、文化与功利主义:中国乡土庙会的学界图景》,《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5)刘铁梁:《民俗文化的内价值与外价值》,《民俗研究》2011年第4期。
(1)参见岳永逸《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第56、107-171页。
(2)Y.Adam Chau,“Modalities of Doing Religion,”in David A.Palmer,Glenn Shive and Philip Wickeri(eds.),Chinese Religious Lif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67-84;Y.Adam Chau,“Modalities of Doing Religion and Ritual Polytropy:Evaluating the Religious Market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Religion,2011(4).
(3)周星:《民间信仰与文化遗产》,《文化遗产》2013年第2期。
(4)萧放:《当民间信仰成为一种文化遗产》,《中国文化报》2010年12月21日。
(5)岩本通弥:《围绕民间信仰的文化遗产化的悖论——以日本的事例为中心》,吕珍珍译,《文化遗产》2010年第2期。
(6)樱井龙彦:《应如何思考民间信仰与文化遗产的关系》,陈爱国译,《文化遗产》2010年第2期。
(7)高丙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革命的终结》,《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
(8)参见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及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修订本),范丽珠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28-264页。
(1)高万桑:《近代中国的国家与宗教:宗教政策与学术典范》,《“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6年第54期。
(2)岳永逸:《宗教、文化与功利主义:中国乡土庙会的学界图景》,《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3)陈进国:《传统复兴与信仰自觉——中国民间信仰的新世纪观察》,见金泽、邱永辉编《中国宗教报告(201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74页。
(4)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4页。
(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页。
(6)岳永逸:《民族国家、承包制与香火经济:景区化圣山庙会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乡村研究》2016第13辑。
(7)参见宋颖《端午节:国家、传统与文化表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26页;岳永逸《粽子与龙舟:日渐标准化的端午节》,《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
(8)岳永逸:《“非遗”的雾霾》,《读书》2016年第3期。
(1)参见岳永逸《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第120-127页。
(2)吴真:《民间信仰研究三十年》,《民俗研究》2008年第4期。
(3)高丙中:《知识分子、民间与一个寺庙博物馆的诞生——对民俗学的学术实践的新探索》,《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
(4)刘晓春:《资料、阐释与实践:从学术史看当前中国民俗学的危机》,《民俗研究》2011年第4期。
(5)高丙中:《中国民俗学的人类学倾向》,《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
(6)参见刘铁梁《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刘铁梁《民俗志研究方式与问题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7)岳永逸:《天眼、日常生活与街头巷尾》,《读书》2017年第3期。
(1)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
(2)参见吕微《走向实践民俗学的纯正形式研究》,《民间文化论坛》2014年第3期;吕微《接续民间文学的伟大传统:从实践民俗学的内容目的论到形式目的论》,《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1期;户晓辉《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民俗研究》2015年第1期。
(1)甘阳:《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书城》2004年第2期。
(2)岳永逸:《朝山》,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6-117页。
(3)本统计起止年份为1995年至2016年,以“龙牌会”为关键字全文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数据主要针对期刊论文(含少量非学术期刊),不包括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等。
(4)岳永逸:《精神性存在的让渡:旧京的庙会与庙市》,《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
(5)参见岳永逸《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9-53、83-106、166-171、307-316页。
(6)Fenggang Yang and Dedong Wei:“The Bailin Buddhist Temple:Thriving under Communism,”in Fenggang Yang and Joseph B.Tamney(eds.),State,Market,and Religions in Chinese Societies.Leiden:Brill,2005,pp.63-86.
(1)岳永逸:《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39页。
(2)刘其印:《话说“二月二”》,《民俗研究》1992年第1期。
(3)刘其印:《龙崇拜的活化石——范庄二月二“龙牌会”论纲》,《民俗研究》1997年第1期。
(4)高丙中:《知识分子、民间与一个寺庙博物馆的诞生——对民俗学的学术实践的新探索》,《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
(5)参见陶立璠《民俗意识的回归——河北省赵县范庄村“龙牌会”仪式考察》,《民俗研究》1996年第4期;冯敏《范庄二月二“龙牌会”考察记事》,《民俗研究》1996年第4期;叶涛《走进“龙牌会”》,《民俗研究》1999年第1期。
(6)高丙中:《知识分子、民间与一个寺庙博物馆的诞生——对民俗学的学术实践的新探索》,《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
(1)除了纸质出版物,不少人通过博客、论坛等网络平台,以图像和影像的方式记录龙牌会实况,对外宣传龙牌会,并积极为龙牌会的发展建言献策,如栗永的《热闹后的冷思考:为范庄龙牌会的传承发展进言》、肖庄的《“范庄龙牌会”的遐想》,分别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595fe80100hjv8.html,2016-12-20;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b6884d 0100htel.html,2016-12-20。
(2)王铭铭:《象征的秩序》,《读书》1998年第2期。
(3)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赵旭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4)赵旭东:《中心的消解:一个华北乡村庙会中的平权与等级》,《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5)参见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4-131页。
(6)周虹:《“龙牌会”初探》,《民俗研究》1996年第4期。
(1)岳永逸:《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第153页。
(2)赵旭东:《龙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乡村建构——以华北一村落庙会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3)“神马”,当地俗语,多指神的画像。
(4)刘其印:《龙崇拜的活化石——范庄二月二“龙牌会”论纲》,《民俗研究》1997年第1期。
(5)王学文、岳永逸:《嬗变的醮会:河北赵县豆腐庄皇醮会调查报告》,《民俗研究》2009年第1期。
(6)刘铁梁:《村落庙会的传统及其调整——范庄“龙牌会”与其他几个村落庙会的比较》,见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69-280页。
(7)盛燕、赵旭东:《从“家”到“庙”:一个华北乡村庙会的仪式变迁》,《中国乡村研究》2008年第6辑。
(8)叶涛:《龙牌会的变迁》,见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97-208页。
(9)岳永逸:《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第168页。
(1)王均霞:《范庄龙牌会:从迷信到公共文化的建构》,《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8期。
(2)参见华智亚《龙牌会:一个冀中南村落中的民间宗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4-236页。
(3)参见高占祥主编《论庙会文化》,北京:文化艺术出社,1992年;宋孟寅、杜学德、杨荣国编《庙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刘锡诚主编《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
(4)D.L.Overmyer,Local Religion in North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of Community Rituals and Beliefs,Leiden Boston:Brill,2009,pp.93-122.
(5)参见高丙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课题的民间信仰》,《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高丙中《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
(6)范丽珠:《中国北方乡村民间宗教的复兴及其策略》,《甘肃理论学刊》2010年第6期。
(7)赵旭东、朱天谱:《范庄龙牌会与两种文本中的信仰表达》,《民俗研究》2016年第5期。
(8)参见施爱东《中国龙的发明:16-20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13-259页。
(9)参见岳永逸《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第113-117、127-132页。
(10)Pierre Bourdieu,“The Economy of Symbolic Gods,”in the Logic of Practi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8,pp.92-123.
(1)范丽珠:《中国北方乡村民间宗教的复兴及其策略》,《甘肃理论学刊》2010年第6期。
(2)岳永逸:《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民俗、曲艺与心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3-255页。
(3)刘铁梁:《村落庙会的传统及其调整——范庄“龙牌会”与其他几个村落庙会的比较》,见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第305页。
(4)郭于华:《在乡野中阅读生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61-71页。
(1)高丙中:《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2)高丙中:《一座博物馆-庙宇建筑的民族志——论成为政治艺术的双名制》,《社会学研究》2006第1期。
(3)高丙中:《社团合作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有机团结》,《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4)王斯福:《农民抑或公民?——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问题》,见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7年,第15页。
(5)杨利慧:《仪式的合法性与神话的解构和重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6)参见岳永逸《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第134-146页。
(1)参见华智亚《龙牌会:一个冀中南村落中的民间宗教》,第101-119页。
(2)Fenggang Yang,“The Red,Black,and Gray Markets of Religion in China,”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2006(1).
(3)参见华智亚《龙牌会:一个冀中南村落中的民间宗教》,第207-210页。
(4)参见岳永逸《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第125-127页。
(5)参见岳永逸《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第134-135页;岳永逸《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第282-291页。
(1)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2)杨开道:《明清两朝的民众教育》,《教育与民众》1930年第4期。
(3)刘铁梁:《村落庙会的传统及其调整——范庄“龙牌会”与其他几个村落庙会的比较》,见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第281-287页。
(4)岳永逸:《乡村庙会中的人神互动:范庄龙牌会中的龙神与人》,见吕微、安德明主编《民间叙事的多样性》,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412-415页。
(5)宋颖:《龙牌会的妇女习俗及其价值》,见河北省赵县文物旅游局辑印《河北省首届龙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部资料,2002年。
(1)刁统菊:《女性与龙牌:汉族父系社会文化在民俗宗教上的一种实践》,《民族艺术》2003年第4期。
(2)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3)Mikkel Bunkenborg,“Popular Religion Inside Out:Gender and Ritual Revival in a Hebei Township,”China Information,2012(3).
(4)李立:《“龙牌会”与“地戏”——知识生产的两个例子及启示》,《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6期。
(5)郭于华:《在乡野中阅读生命》,第69页。
(6)王斯福:《农民抑或公民?——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问题》,见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第12页。
(7)齐易:《是保护?还是破坏?——对河北省范庄“龙牌会”现象的思考》,《民间文化论坛》2013年第2期。
(8)岳永逸:《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第95页。
(9)例如,李敬儒:《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功能——以河北省赵县范庄龙牌会为个案》,《今传媒》2009年第12期;齐易、刘佳:《河北范庄“龙牌会”的唱经》,《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田晓露:《艺术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以河北省赵县范庄龙牌会为例》,《戏剧之家》2015年第18期。
(1)高月娟:《咱庄里人的龙文化》,《石家庄日报》2015年6月17日。
(2)石家庄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石家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取向研究》,《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3)梁永佳:《“叠写”的限度——一个大理节庆的地方意义与非遗化》,见金泽、陈进国主编《宗教人类学》第四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27-143页。
(4)岳永逸:《宗教、文化与功利主义:中国乡土庙会的学界图景》,《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5)刘铁梁:《民俗文化的内价值与外价值》,《民俗研究》2011年第4期。
(1)参见岳永逸《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第56、107-171页。
(2)Y.Adam Chau,“Modalities of Doing Religion,”in David A.Palmer,Glenn Shive and Philip Wickeri(eds.),Chinese Religious Lif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67-84;Y.Adam Chau,“Modalities of Doing Religion and Ritual Polytropy:Evaluating the Religious Market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Religion,2011(4).
(3)周星:《民间信仰与文化遗产》,《文化遗产》2013年第2期。
(4)萧放:《当民间信仰成为一种文化遗产》,《中国文化报》2010年12月21日。
(5)岩本通弥:《围绕民间信仰的文化遗产化的悖论——以日本的事例为中心》,吕珍珍译,《文化遗产》2010年第2期。
(6)樱井龙彦:《应如何思考民间信仰与文化遗产的关系》,陈爱国译,《文化遗产》2010年第2期。
(7)高丙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革命的终结》,《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
(8)参见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及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修订本),范丽珠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28-264页。
(1)高万桑:《近代中国的国家与宗教:宗教政策与学术典范》,《“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6年第54期。
(2)岳永逸:《宗教、文化与功利主义:中国乡土庙会的学界图景》,《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3)陈进国:《传统复兴与信仰自觉——中国民间信仰的新世纪观察》,见金泽、邱永辉编《中国宗教报告(201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74页。
(4)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4页。
(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页。
(6)岳永逸:《民族国家、承包制与香火经济:景区化圣山庙会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乡村研究》2016第13辑。
(7)参见宋颖《端午节:国家、传统与文化表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26页;岳永逸《粽子与龙舟:日渐标准化的端午节》,《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
(8)岳永逸:《“非遗”的雾霾》,《读书》2016年第3期。
(1)参见岳永逸《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第120-127页。
(2)吴真:《民间信仰研究三十年》,《民俗研究》2008年第4期。
(3)高丙中:《知识分子、民间与一个寺庙博物馆的诞生——对民俗学的学术实践的新探索》,《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
(4)刘晓春:《资料、阐释与实践:从学术史看当前中国民俗学的危机》,《民俗研究》2011年第4期。
(5)高丙中:《中国民俗学的人类学倾向》,《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
(6)参见刘铁梁《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刘铁梁《民俗志研究方式与问题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7)岳永逸:《天眼、日常生活与街头巷尾》,《读书》2017年第3期。
(1)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
(2)参见吕微《走向实践民俗学的纯正形式研究》,《民间文化论坛》2014年第3期;吕微《接续民间文学的伟大传统:从实践民俗学的内容目的论到形式目的论》,《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1期;户晓辉《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民俗研究》2015年第1期。
(1)甘阳:《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书城》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