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滉与唐德宗御边政策的转向——以唐蕃平凉会盟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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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发生于贞元三年(787)五月的吐蕃平凉劫盟在唐蕃关系史上影响深远。在劫盟事件发生前,德宗的御边政策发生过明显转向。韩滉是影响德宗决策的核心人物,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保障东南稳定、促使强藩节帅入朝和支持中央财政三个方面。韩滉病故后,财政不济、将相离心、稳定东南等矛盾集中爆发,制约了德宗西北用兵的政策。
The Pingliang robbery alliance of Tubo,which took place in May of the third year of Zhenyuan(787),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history of Tang-Tubo relations.Before it happened,Dezong’s policy for border defence have significant changes.Han Huang was the key figure influencing the decisions of Dezong’s policy,and his main contributionsmanifest in three aspects:guaranteeing stability in the southeast,urging the influential generals to enter the government,and supporting the central finance.However,after his death,the contradictions such as financial distress, centrifugation and stabilization of Southeast China erupted,which restricted the policy of Dezong using troops in Northwest.
The Pingliang robbery alliance of Tubo,which took place in May of the third year of Zhenyuan(787),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history of Tang-Tubo relations.Before it happened,Dezong’s policy for border defence have significant changes.Han Huang was the key figure influencing the decisions of Dezong’s policy,and his main contributionsmanifest in three aspects:guaranteeing stability in the southeast,urging the influential generals to enter the government,and supporting the central finance.However,after his death,the contradictions such as financial distress, centrifugation and stabilization of Southeast China erupted,which restricted the policy of Dezong using troops in Northwest.
引文
[1]宁欣.唐史十二讲[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
[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张波.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5]邵侃,商兆奎.唐代的灾荒与人口流迁[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119-124.
[6]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7]于式平.唐宣武镇始末[J].史学月刊,1997(1):26-31.
[8]李碧妍.韓滉與德宗——兼論德宗削藩戰爭中的鎮海軍[J].中华文史论丛,2011(2):157-205.
[9]李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
[10]元稹.《元氏长庆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1]欧阳脩,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3]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14]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2):72-84.
[15]李纲.《李纲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4.
[16]马涛,周原.唐中叶刘晏理财与两税法改革的再评价[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3):46-53.
[17]赵元一.《奉天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陈勇.唐代长江下游经济发展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9]于欢.唐代浙江东道研究(758-907)—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中心[D].沈阳: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13-14.
[20]贾发义,郭艺娇.“安内”与“攘外”:论唐德宗统治政策的转变[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32-40.
(1)相关著作参见傅乐成:中国通史·隋唐五代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142;才让:吐蕃史稿[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146;刘玉峰:唐德宗评传[M].济南:齐鲁书社,2002:147-148。论文参见王景迁:试论平凉劫盟及其影响[J].烟台教育学院学报,2004(1):44-47。
(2)两浙即浙江西道、浙江东道,为方便行文,恕不再奉表。
(3)吐蕃于贞元二年(786)八月在大相尚结赞的率领下大举犯边,于贞元三年(787)三月迫于唐军压力主动求和。
(4)所收之常平轻重本钱“属军用迫蹙,亦随而耗竭,不能备常平之数。”,故列于此表中。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571。
(5)因“诸道初有进奉,以资经费,(德宗)复时有宣索”,故列于此表中。参见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87。
(6)实际上在韩滉入朝前后,德宗的御边政策就发生过转变,贞元二年(786)四月吐蕃破界寇边,唐朝西北“诸道节度及军镇咸闭壁自守而已”,并没有做出积极的军事部署。参见刘昀: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94。唐德宗在此时也接连向吐蕃赐书,明确表达了和谈的希望。参见陆贽:陆贽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6:308-313。而在韩滉入朝后,德宗即命令军队主动出击,明显改变了最初保守的御边政策。
(7)关于韩浼壮大镇海军的记载,参见赵元一:奉天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16。
(8)宁陵在宋州西四十五里,为宋州之门户。
(9)又杜牧有云“建中初年李希烈自蔡陷汴……宁陵守将刘昌以兵二千拒之。希烈众且十倍”。按李希烈将兵进攻宁陵的时间在兴元元年,时间出入较大,故不取。参见杜牧:樊川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58。
(10)韩滉在决定唐王朝生死存亡的奉天之难时“收拾江东以观成败”,此其一;擅自扣留江淮转运使包佶,此其二,盖并非纯臣。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702。韩浼守卫东南等一系列行动一方面可以理解是效顺的表现,为唐廷保卫了财赋之地,另一方面则可理解成一旦唐王朝气运已尽则可快人一步占据整个东南。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正表现于此,二者其实并不矛盾,兹聊作说明。
(11)张国刚先生认为限制东南诸道的兵力始终是唐朝的一个基本方针。参见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99。
(12) 《唐会要》中只载萧嵩、李林甫、杨国忠三人,实则韩滉亦属于此类情况,当属脱漏。参见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1699。
(13)关于刘玄佐入朝使职未夺的情况,从其死后宣武军将佐匿丧不发称疾俟代事件中可以得到证明。参见刘昀: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932。
(14)顾况在为韩滉所写的行状中有云“属国计空耗,上(代宗)难其人,服勤九年,出利百倍,左藏之钱至七百万贯,大仓之粟至数百万斛,其边储或五六万,或十余万”亦可证韩滉之理财能力。参见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2:5383。
(15)全文题名《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晋国公赠太傅韩公行状》,为方便行文,简称《韩公行状》。参见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2:5383。
(16)李碧妍认为韩滉与德宗之间有着不可调节的朝藩矛盾,故在其死后德宗立即着手进行了中央体制与江东政局的改革。参见李碧妍:韓滉與德宗——兼論德宗削藩戰争中的镇海軍[J].中华文史论丛,2011(2):157-205。
(17) 《新唐书》元和二年“升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使为镇海军节度使”,时间在宪宗时期。又《资治通鉴》卷二三六,永贞元年三月条,第7734页,“以浙西观察使李倚为镇海节度使”,时间又在顺宗时期,《胡注》云“按实录:八月辛酉诏曰:'顷年江、淮租赋,爰及榷税,委在藩服,使其平均。太上皇君临之初,务从省便,令使府归在中朝。'然则云德宗、元和者,皆误也”。综合考证,胡三省所说具有一定道理,由此可作一论断,镇海军于德宗时期解体应是无疑,复置时间当是在顺宗时期。参见欧阳脩,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13-191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7734。
(18)李碧妍认为两浙一分为三后不设节度使而另置观察使实际上就是对镇海军完成了肢解。参见李碧妍:韓滉與德宗——兼論德宗削藩戰争中的镇海軍[J].中华文史论丛,2011(2):157-205。
(19)《旧唐书》亦云“(崔)澣诱赂蕃中给役者,求其人马真数,凡五万九千余人、马八万六千余匹,可战者仅三万人,余悉童幼,备数而已。”可见此事无误。参见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51。
(20)建中削藩结束后,唐德宗在朝臣的建议下拒绝履行当初收复京师之时请吐蕃出兵的要求,于是吐蕃方面在唐朝国内战争结束后不久即发起战争。
[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张波.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5]邵侃,商兆奎.唐代的灾荒与人口流迁[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119-124.
[6]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7]于式平.唐宣武镇始末[J].史学月刊,1997(1):26-31.
[8]李碧妍.韓滉與德宗——兼論德宗削藩戰爭中的鎮海軍[J].中华文史论丛,2011(2):157-205.
[9]李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
[10]元稹.《元氏长庆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1]欧阳脩,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3]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14]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2):72-84.
[15]李纲.《李纲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4.
[16]马涛,周原.唐中叶刘晏理财与两税法改革的再评价[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3):46-53.
[17]赵元一.《奉天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陈勇.唐代长江下游经济发展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9]于欢.唐代浙江东道研究(758-907)—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中心[D].沈阳: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13-14.
[20]贾发义,郭艺娇.“安内”与“攘外”:论唐德宗统治政策的转变[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32-40.
(1)相关著作参见傅乐成:中国通史·隋唐五代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142;才让:吐蕃史稿[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146;刘玉峰:唐德宗评传[M].济南:齐鲁书社,2002:147-148。论文参见王景迁:试论平凉劫盟及其影响[J].烟台教育学院学报,2004(1):44-47。
(2)两浙即浙江西道、浙江东道,为方便行文,恕不再奉表。
(3)吐蕃于贞元二年(786)八月在大相尚结赞的率领下大举犯边,于贞元三年(787)三月迫于唐军压力主动求和。
(4)所收之常平轻重本钱“属军用迫蹙,亦随而耗竭,不能备常平之数。”,故列于此表中。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571。
(5)因“诸道初有进奉,以资经费,(德宗)复时有宣索”,故列于此表中。参见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87。
(6)实际上在韩滉入朝前后,德宗的御边政策就发生过转变,贞元二年(786)四月吐蕃破界寇边,唐朝西北“诸道节度及军镇咸闭壁自守而已”,并没有做出积极的军事部署。参见刘昀: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94。唐德宗在此时也接连向吐蕃赐书,明确表达了和谈的希望。参见陆贽:陆贽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6:308-313。而在韩滉入朝后,德宗即命令军队主动出击,明显改变了最初保守的御边政策。
(7)关于韩浼壮大镇海军的记载,参见赵元一:奉天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16。
(8)宁陵在宋州西四十五里,为宋州之门户。
(9)又杜牧有云“建中初年李希烈自蔡陷汴……宁陵守将刘昌以兵二千拒之。希烈众且十倍”。按李希烈将兵进攻宁陵的时间在兴元元年,时间出入较大,故不取。参见杜牧:樊川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58。
(10)韩滉在决定唐王朝生死存亡的奉天之难时“收拾江东以观成败”,此其一;擅自扣留江淮转运使包佶,此其二,盖并非纯臣。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702。韩浼守卫东南等一系列行动一方面可以理解是效顺的表现,为唐廷保卫了财赋之地,另一方面则可理解成一旦唐王朝气运已尽则可快人一步占据整个东南。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正表现于此,二者其实并不矛盾,兹聊作说明。
(11)张国刚先生认为限制东南诸道的兵力始终是唐朝的一个基本方针。参见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99。
(12) 《唐会要》中只载萧嵩、李林甫、杨国忠三人,实则韩滉亦属于此类情况,当属脱漏。参见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1699。
(13)关于刘玄佐入朝使职未夺的情况,从其死后宣武军将佐匿丧不发称疾俟代事件中可以得到证明。参见刘昀: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932。
(14)顾况在为韩滉所写的行状中有云“属国计空耗,上(代宗)难其人,服勤九年,出利百倍,左藏之钱至七百万贯,大仓之粟至数百万斛,其边储或五六万,或十余万”亦可证韩滉之理财能力。参见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2:5383。
(15)全文题名《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晋国公赠太傅韩公行状》,为方便行文,简称《韩公行状》。参见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2:5383。
(16)李碧妍认为韩滉与德宗之间有着不可调节的朝藩矛盾,故在其死后德宗立即着手进行了中央体制与江东政局的改革。参见李碧妍:韓滉與德宗——兼論德宗削藩戰争中的镇海軍[J].中华文史论丛,2011(2):157-205。
(17) 《新唐书》元和二年“升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使为镇海军节度使”,时间在宪宗时期。又《资治通鉴》卷二三六,永贞元年三月条,第7734页,“以浙西观察使李倚为镇海节度使”,时间又在顺宗时期,《胡注》云“按实录:八月辛酉诏曰:'顷年江、淮租赋,爰及榷税,委在藩服,使其平均。太上皇君临之初,务从省便,令使府归在中朝。'然则云德宗、元和者,皆误也”。综合考证,胡三省所说具有一定道理,由此可作一论断,镇海军于德宗时期解体应是无疑,复置时间当是在顺宗时期。参见欧阳脩,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13-191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7734。
(18)李碧妍认为两浙一分为三后不设节度使而另置观察使实际上就是对镇海军完成了肢解。参见李碧妍:韓滉與德宗——兼論德宗削藩戰争中的镇海軍[J].中华文史论丛,2011(2):157-205。
(19)《旧唐书》亦云“(崔)澣诱赂蕃中给役者,求其人马真数,凡五万九千余人、马八万六千余匹,可战者仅三万人,余悉童幼,备数而已。”可见此事无误。参见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51。
(20)建中削藩结束后,唐德宗在朝臣的建议下拒绝履行当初收复京师之时请吐蕃出兵的要求,于是吐蕃方面在唐朝国内战争结束后不久即发起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