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兼与唐太宗作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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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隋炀帝对南方人文成就的高度评价,对南方文学的企羡和仿习,与关陇集团领袖人物如宇文泰、苏绰乃至其父隋文帝的态度极为不同。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对江都的特殊情感上,不妨径称为"江都情结"。炀帝继位初发动的营建东都、开凿运河、游幸江都等大型系列工程,诚然有着深刻的地缘政治、经济地理以及文化战略背景,但也与炀帝的江都情结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联,惟其如此,这些工程的合理性及其对后世的积极影响,也往往被忽视。炀帝选择江都作为葬身之地,即因江都是其事业发迹之所,精神故乡所在,文化情感所系,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为江都情结而殉身。隋炀帝与唐太宗在诸多方面,包括南方文学好尚上,极其相似,但在如何处理个人的文化兴趣与治国理政的关系上,二人表现迥异。它从一个侧面透露了有诸多相似之处的唐太宗和隋炀帝,在政治成就和历史评价上何以如此迥异,而历史也昭示,没有隋朝的暴君炀帝作反面教员,就不会有唐代的明君太宗。
Emperor Yangdi of Sui sang high praise of the achievements of Southern humanities, and showed admiration as well as made imitative learning of the Southern literature, which was a vast different attitude with leaders of the Guanlong Group such as Yuwen Tai and Su Chuo. and even his father Emperor Wendi of Sui.His complex on the southern culture focuses on his special affection for city of Jiangdu, so it can be directly called as the "Jiangdu complex." Although the series of large projects such as founding the eastern capital, building the canal, and travelling to Jiangdu started at the beginning of Emperor Yangdi's succession were all done with the profound background of geopolitics, economic geography, and cultural strategy, those projects also had direct and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emperor's "Jiangdu complex." Only then the rationality and later positive effect of the projects are often be neglected.Emperor Yangdi chose Jiangdu as his sepulcher because it was the place where he rose to power, as well he settled his spirit and cultural affection.Emperor Yangdi of Sui and Emperor Taizong of Tang are extremely similar on many aspects including their admiration on the southern culture, but they act very differently on how to handle the relation between personal cultural interest and governing the empire, which causes different political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valuation.History also shows that there would not be the sagacious Emperor Taizong of Tang without the tyrant Emperor Yangdi of Sui as a negative example.
Emperor Yangdi of Sui sang high praise of the achievements of Southern humanities, and showed admiration as well as made imitative learning of the Southern literature, which was a vast different attitude with leaders of the Guanlong Group such as Yuwen Tai and Su Chuo. and even his father Emperor Wendi of Sui.His complex on the southern culture focuses on his special affection for city of Jiangdu, so it can be directly called as the "Jiangdu complex." Although the series of large projects such as founding the eastern capital, building the canal, and travelling to Jiangdu started at the beginning of Emperor Yangdi's succession were all done with the profound background of geopolitics, economic geography, and cultural strategy, those projects also had direct and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emperor's "Jiangdu complex." Only then the rationality and later positive effect of the projects are often be neglected.Emperor Yangdi chose Jiangdu as his sepulcher because it was the place where he rose to power, as well he settled his spirit and cultural affection.Emperor Yangdi of Sui and Emperor Taizong of Tang are extremely similar on many aspects including their admiration on the southern culture, but they act very differently on how to handle the relation between personal cultural interest and governing the empire, which causes different political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valuation.History also shows that there would not be the sagacious Emperor Taizong of Tang without the tyrant Emperor Yangdi of Sui as a negative example.
引文
(1)上引分别见:《隋书》卷七十七《隐逸·崔廓传》附《崔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57页;《玉海》卷十五《地理·地理书》“《隋区宇图志》”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86页;《太平御览》卷六○二《文部·著书下》引《隋大业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710 2711页。按《隋大业拾遗》,即唐杜宝《大业杂记》别名,详见牟发松:《关于杜宝〈大业杂记〉的几个问题》、《〈大业杂记〉遗文校录》,俱载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下文引用《大业杂记》,均据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1)魏征等撰:《晋书》卷一一八《姚兴载记下》,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3000页;胡宝国:《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2)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六十一《窦威传》,第2364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九十五《窦威传》,第3844页。均为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3)“关中旧意”,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二《风操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81页。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政策”等命题为治史者所周知,兹不赘注。
(4)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六十七《虞世基传》,同书卷五十八《许善心传》,卷七十六《文学·虞绰传》,第1569、1424、1738页。李延寿:《北史》卷八十三《文苑传》史臣“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17页;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上《文苑上·袁朗传》,同书卷七十三《姚思廉传》,第4984、2592页。上引《玉海》卷十五“隋区宇图志”条,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5)[日]中村裕仁:《大业杂记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5年,第105页。又炀帝曾“别敕学士杜宝修《水饰图经》十五卷”,“采古水事七十二”,其中有“曹瞒浴谯水击水蛟”、“刘备乘马渡檀溪”、“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诸水饰,杜宝于曹操、刘备皆直呼其名,独于孙权称“吴大帝”,亦可见其明显的地域倾向,与上揭炀帝敕文中“大吴之国”的称呼同调。“水饰图经”见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炀帝大业十二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702页。
(6)参见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上揭牟发松《关于杜宝〈大业杂记〉的几个问题》。
(7)重要专著有《剑桥中国隋唐史》第二章《隋朝》(芮沃寿执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90年。胡戟:《隋炀帝的真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初名《隋炀帝新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袁刚:《隋炀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Victor Cunrui Xiong(熊存瑞),Emperor Yang of the Sui Dynasty:His Life,Times,and Legac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Albany,2006).相关专题论文众多,下文将择其重要者随文注出。
(8)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五十八《柳传》,第1423页。
(9)炀帝大业年间,吴郡曾贡献多种海产,当时有口味使大都督,由会稽人杜济充任。详见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10)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第625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高祖武德元年三月,第5775页。
(11)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五十八《柳传》,同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庾自直、王胄各人本传,第1423、1741 1742页。
(1)上引分别见《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炀帝大业十一年正月,第5694页;《隋书》卷七十六《文学·虞绰传》,第1739页;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曹宪传》,第4945页。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2)隋炀帝曾同《长洲玉镜》的编纂者柳顾言讨论此书与南朝同类书籍《华林遍略》的优劣,认为《玉镜》质量明显高于《遍略》。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3)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六十七《虞世基传》,同书卷四十一《苏威传》,卷七十六《虞绰传》,第1572、1188、1739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隋纪》炀帝大业二年七月条,第5624页。参见上揭《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22页。
(4)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同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卷五十八《柳传》,第59、625、1423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炀帝大业十一年正月,第5694页。
(5)上揭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美]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7页;杨焄:《隋炀帝“非轻侧之论”试解》,《中州学刊》2001年第5期。
(6)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六十六《李谔传》,第1544 1545页。上揭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
(7)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序》,《王胄传》,第1730、1741 1742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大业六年正月,第5649页。
(8)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一《薛登传》,第3138页。刘海峰:《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第45 55页;金滢坤:《中国科举制度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5 70页。
(9)详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三篇第二章第三节“科举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10)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何妥传》附《萧该传》,第1715 1716页;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曹宪传》,第4945页。清儒阮元《扬州隋文选楼记》称“扬州旧城文选楼、文选巷,考古者以为即曹宪故宅”,旧《图经》称“炀帝尝幸焉”,详见顾农:《隋炀帝与〈文选〉学》,《国学》2013年第8期。
(1)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四十一《高传》,卷三十六《后妃传》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第1181、1110 1111页。实际上炀帝欲纳陈后主张贵妃事,《陈书》卷七《张贵妃传》所载即不同,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31页。《隋书·后妃传》载炀帝在文帝临终前欲逼幸宣华夫人陈氏事,亦不合事理,因陈氏曾参与炀帝夺宗之谋,本是政治上的同盟者。
(2)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十六《后妃·萧皇后传》,第359 360页。上揭《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15页。
(3)姚思廉:《陈书》卷七《沈皇后传》,第130页;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四《炀帝纪下》,第83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炀帝大业十二年,第5716页。
(4)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第876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文帝开皇九年三月至四月,第5516 5518页;同卷文帝开皇十年冬,第5532页。
(5)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隋纪》炀帝大业元年三月至八月,第5617 5621页;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62 65页。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6)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65、75页;同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第802页。
(7)《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炀帝大业六年十二月,第5652页。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8)温大雅撰,李锡厚等点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页。
(9)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二至一八三《隋纪》炀帝大业十一年十月,大业十二年正月,第5700、5702页。
(10)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大业十二年七月,第5705 5706页;参见《隋书》卷六十五《赵才传》,同书卷四《炀帝纪下》大业十二年七月。
(1)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王远知传》,第5125页。
(2)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高祖武德元年三月,第5776页。
(3)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炀帝大业十二年七月甲子,第5705页。
(4)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三《隋炀帝杨广》,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64页。
(5)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第639页;逯钦立辑校《隋诗》卷三《隋炀帝杨广》,第2673页。
(6)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六十五《赵才传》,第1541页。
(7)以上见《隋书》卷八十五《宇文化及传》,同书卷六十四麦铁杖、沈光、陈稜诸人传,第1888 1890、1511 1514、1520页;《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高祖武帝武德元年三月,第5775 5785页。
(8)说详张学锋:《扬州曹庄隋炀帝墓研究六题》,《唐史论丛》第21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
(9)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同书卷六十四《陈稜传》,第93 94、1520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高祖武德元年八月丁酉条及胡注,同书卷一九○武德五年八月辛亥条及胡注,第5807、5953页;南京博物院等:《江苏扬州市曹庄隋炀帝墓》,《考古》2014年第7期。按《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三“淮南道扬州”条称吴公台“在县西北四里”,又称“雷塘,在县东北十里”,“雷陂,隋炀帝葬于其侧”(中华书局王文楚等点校本,2007年,第2445 2446页),则吴公台与雷塘(雷陂)非在一地。又《太平广记》卷三五○“颜浚”条(引自《传奇》),亦称改葬的炀帝雷塘墓与初葬的吴公台墓不在一处(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771 2773页)。则与上注所引张氏说有异。特录以待考(上引《太平寰宇记》、《太平广记》资料承扬州大学周鼎博士见示)。
(10)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五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657页。
(1)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三,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84 585页。
(2)《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唐纪》僖宗光启三年四月壬子“(毕)师铎退屯山光寺”条胡注,第8351页。《江南通志》卷四十六《舆地志·寺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8册,第444 445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3)上述巡行及在各都城滞留的时间数据,乃据《隋书》卷三-四《炀帝纪》、《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八四《隋纪·炀帝纪》、卷一八五《唐纪·高祖纪》(武德元年)统计而得。时间数据亦含闰月。
(4)傅斯年:《史料论略及其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43 192页。参见史念海:《论我国历史上东西对立的局面和南北对立的局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辑;牟发松:《汉唐历史变迁中的南方与北方》、《旧齐士人与周隋政权》,均收入牟著《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43、412页。
(5)章潢:《图书编》卷三十四“统论南北形盛”条,《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69册,第684 685页。
(6)杨远:《西汉至北宋中国经济文化之向南发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
(7)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0页;沈约:《宋书》卷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第1540页。
(1)对此前贤论述已多,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新近的研究,参李伯重:《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2)参见上揭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氏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460 462页;牟发松:《梁陈之际南人之北迁及其影响》、《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收入上揭牟著《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
(3)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同书卷四《炀帝纪下》,第686、60、63页;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4)白居易:《隋堤柳---悯亡国也》,《全唐诗》卷四二七,第1047页。
(5)参见上揭《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31 132页;高敏:《关于隋炀帝迁都洛阳的原因》,《魏晋隋唐史论集》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6)以上依次见《隋书》卷四《炀帝纪上》,卷二《高祖纪上》,卷二《高祖纪下》,卷二十四《食货志》,第60 63、21 22、39、682685、672页。
(1)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九《唐纪》中宗景龙三年,第6639页。上文所述唐代有关情况,详见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氏著《中国经济史研究》,台北:稻乡出版社,1991年。
(2)参见上揭胡戟《隋炀帝的真相》,第80页;袁刚《隋炀帝传》,第326页。
(3)上揭袁刚《隋炀帝传》,第325页。
(4)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十七、卷一一五,第1683、271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七《陈子昂传》,第4069页。
(5)石介:《汴渠》:“隋帝荒宴游,厚地刳为沟。……扬州竟不返,京邑为墟丘。……世言汴水利,我为汴水忧。……吾欲塞汴水,吾欲坏官舟。”《徂徕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0册,第189页。
(6)杜佑:《通典》卷十《食货·漕运》,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20页;皮日休:《汴河铭》,李昉等编纂:《文苑英华》卷七八七,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4162 4163页;皮日休:《汴河怀古》,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一五,第1558页。
(7)卢襄:《西征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4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367 368页。
(8)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十二《形势》,《续修四库全书》第1128册,第79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9)上揭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氏著《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65页。
(10)上揭《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35页。
(11)上揭胡戟《隋炀帝的真相》,第90页。
(1)吴晓波:《中国十年:波澜壮阔又混沌失控,水大鱼大》,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1105/09/46341144_701010106.shtml。
(2)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75 76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炀帝大业七年二月至七月,第5653 5654页。
(3)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炀帝大业五年六月,第5644页;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卷四《炀帝纪下》,第63、95页。
(4)芮沃寿最早对杨广坐镇东南时推行的文化再统一措施,特别是与宗教界的交往及效果,进行系统研究,见上揭《剑桥中国隋唐史》第76 70、79、115 117页。其后相关研究成果较多,如杜文玉:《隋炀帝与佛教》,《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王永平:《隋炀帝的文化旨趣与江左佛道文化的北传》,《江海学刊》2004年第5期;上揭袁刚《隋炀帝传》,第338 341页。
(5)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60页。
(6)详见何德章:《江淮政治地域与隋炀帝的政治生命》,《武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7)[日]谷川道雄:《武川镇军阀的形成》,收入氏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济沧中译本,2004年。
(1)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393 394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五九《梁纪》武帝大同十一年六月,第4928页。
(2)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十七《外篇·杂说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00 501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五九《梁纪》武帝大同十一年六月丁巳条及胡注,第4928页。
(3)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四十一《庾信传》,同书卷十三《文闵明武宣诸子·赵僭王招传》,第733 734、202页。
(4)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四十五《文四子·房陵王勇传》,同书卷五十八《魏澹传》,第1230、1416页。
(5)杜佑:《通典》卷十七《选举·杂议论中》,第402页。
(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七《陈子昂传》,第4078页。
(7)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五《秘书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28 1329页;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第22页。
(8)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上《文苑上·张昌龄传》,第4995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上《文艺上·张昌龄传》,第5734页。
(9)以上关于北朝后期文学的南朝化,详见上引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以及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九○庾子山诗”,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01页;牟润孙:《唐初南北学人论学之异趣及其影响》,氏著《注史斋丛稿》(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10)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四十一《庾信传》末“史臣曰”,第744页;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序》,第1730页;李百药:《北齐书》卷四十五《文苑传·序》,第602页。
(1)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序》,同书卷十五《音乐志下》,第1730、360页。
(2)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太宗贞观二年六月,第6054页;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六“慎所好篇”,卷七“文史篇”,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31、388页;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第20页。
(3)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第21页;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三《隋炀帝杨广》,《陈诗》卷四《陈后主叔宝》,第2508 2509、2661页。
(4)方新蓉:《略论隋炀帝的“非轻侧之论”》,《宜宾学院学报》2005年第11期。
(5)上揭[美]宇文所安《初唐诗》,第18页。杜晓勤:《唐太宗与齐梁诗风之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6)具见《全唐诗》卷一《太宗皇帝》,第20 24页;《隋书》卷六十六《李谔传》,第1544页。
(7)张正见:《帝王所居篇》,李昉等编纂:《文苑英华》卷一九二《乐府·诗》,第941页。
(8)上揭宇文所安《初唐诗》,第44 45页;刘远鑫:《唐太宗效仿南朝诗风与文化融合》,《宁夏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9)牟润孙:《唐初南北学人论学之异趣及其影响》及该文附录《唐太宗废立太子与南北文化之关系》,收入上揭氏著《注史斋丛稿》(增订本),第403 410页。
(1)上引依次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五神宗熙宁九年五月癸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732页;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十“东坡题潭帖”条,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37页;王应麟:《困学纪闻》(全校本)卷十四《考史》引郑獬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栾保群等校点本,2008年,第1590页;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03页。
(2)上揭《贞观政要集校》,第566 567页引写字台本《贞观政要》卷四“兴废篇”。
(3)上揭宇文所安《初唐诗》,第17、20页。
(4)庾信:《拟咏怀诗》,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三,第2369页。
(5)吴功正:《隋代文炀二帝、南方二方的文学审美特征比较》,《齐鲁学刊》2004年第4期。
(6)沈德潜选:《古诗源》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54页;陆时雍:《古诗镜·诗镜总论》,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第1410页。
(1)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三,第2663 2667页。
(2)《隋遗录》,《丛书集成初编》第273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 2页。题注所引有删节。
(3)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增订本)“大业拾遗记一卷”条,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700 709页。
(4)分别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80册,第449 450页;第1416册,第211 212页。
(5)丁福保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隋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627页。
(6)《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著录《炀帝集》五十五卷(第1081页)。两唐志著录尚存三十卷(《旧唐书》卷四十七《经籍志下》,第2052页;《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四》,第1596页)。近人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隋文》辑录炀帝文为四卷(卷四至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丁福保编《全隋诗》、逯钦立辑校《隋诗》辑录炀帝诗均不超过一卷。
(7)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炀帝大业十二年七月甲子,第5705页。
(8)方新蓉:《略论隋炀帝的“非轻侧之论”》,《宜宾学院学报》2005年第11期;李建国等撰:《隋炀帝与南朝文学关系考论》,《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9)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十三-十五《音乐志》,第360、287、379页。
(10)姚思廉:《陈书》卷六《后主纪》末史臣魏征论,第119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太宗贞观二年六月戊子,第6053页,同书卷一八二《隋纪》炀帝大业九年八月,第5684页;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第625页。
(11)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第621页。
(12)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第2566页;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十六,第124 125页。
(1)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四十一《高传》,第1181页,同书卷二《高祖纪下》,第31 32页。
(2)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第625页。
(3)上揭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卷十“论行幸篇”,卷二“纳谏篇”附“直言谏诤”,第511 512、145页。
(4)依次见上揭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卷六“杜谗佞篇”“悔过篇”“论奢纵篇”,所附《写字台本》卷四“兴废篇”,第345 346、568、350、352、360、113 114、116 118页。
(5)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第2576页;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帝京篇·序》,第20页。
(6)上揭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卷七“论文史篇”、卷六“慎所好篇”,第388、331页。
(7)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第2577页。
(1)以上分别见《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第2566 2577页;上揭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卷一“政体篇”,卷二“任贤篇”,第51、74页;刘肃撰,许德楠等点校:《大唐新语》卷八《聪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17页。
(2)刘肃:《大唐新语》卷一《规谏》,第13页。
(3)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五,第1328 1329页。
(1)上揭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卷二“求谏篇”,所附写字台本《贞观政要》卷四“兴废篇”,第85、567页。
(2)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炀帝大业九年八月辛酉,第5683页。
(3)隋文帝杨坚的皇后独孤氏,是唐高祖母即李昞妻“元贞皇后”的妹妹,即高祖的亲姨母,见《旧唐书》卷一《高祖纪》,第2页;《新唐书》卷一《高祖纪》第1、7页;《周书》卷十六《独孤信传》,第267页。
(4)柏杨:《中国人史纲》第4章第11节“瓶颈危机”,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第97页。
(5)太宗子曹王李明之母,原为齐王元吉妃。见《新唐书》卷八十《太宗诸子·曹王明传》,第3579页。
(6)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五十一《后妃上·贤妃徐氏传》,第2167 2169页。
(7)上揭胡戟《隋炀帝的真相》扉页前言“愿天下人还他个公道”;袁刚:《隋炀帝传》,第717 762页。
(8)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第2561页。
(1)魏征等撰:《晋书》卷一一八《姚兴载记下》,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3000页;胡宝国:《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2)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六十一《窦威传》,第2364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九十五《窦威传》,第3844页。均为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3)“关中旧意”,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二《风操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81页。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政策”等命题为治史者所周知,兹不赘注。
(4)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六十七《虞世基传》,同书卷五十八《许善心传》,卷七十六《文学·虞绰传》,第1569、1424、1738页。李延寿:《北史》卷八十三《文苑传》史臣“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17页;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上《文苑上·袁朗传》,同书卷七十三《姚思廉传》,第4984、2592页。上引《玉海》卷十五“隋区宇图志”条,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5)[日]中村裕仁:《大业杂记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5年,第105页。又炀帝曾“别敕学士杜宝修《水饰图经》十五卷”,“采古水事七十二”,其中有“曹瞒浴谯水击水蛟”、“刘备乘马渡檀溪”、“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诸水饰,杜宝于曹操、刘备皆直呼其名,独于孙权称“吴大帝”,亦可见其明显的地域倾向,与上揭炀帝敕文中“大吴之国”的称呼同调。“水饰图经”见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炀帝大业十二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702页。
(6)参见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上揭牟发松《关于杜宝〈大业杂记〉的几个问题》。
(7)重要专著有《剑桥中国隋唐史》第二章《隋朝》(芮沃寿执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90年。胡戟:《隋炀帝的真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初名《隋炀帝新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袁刚:《隋炀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Victor Cunrui Xiong(熊存瑞),Emperor Yang of the Sui Dynasty:His Life,Times,and Legac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Albany,2006).相关专题论文众多,下文将择其重要者随文注出。
(8)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五十八《柳传》,第1423页。
(9)炀帝大业年间,吴郡曾贡献多种海产,当时有口味使大都督,由会稽人杜济充任。详见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10)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第625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高祖武德元年三月,第5775页。
(11)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五十八《柳传》,同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庾自直、王胄各人本传,第1423、1741 1742页。
(1)上引分别见《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炀帝大业十一年正月,第5694页;《隋书》卷七十六《文学·虞绰传》,第1739页;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曹宪传》,第4945页。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2)隋炀帝曾同《长洲玉镜》的编纂者柳顾言讨论此书与南朝同类书籍《华林遍略》的优劣,认为《玉镜》质量明显高于《遍略》。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3)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六十七《虞世基传》,同书卷四十一《苏威传》,卷七十六《虞绰传》,第1572、1188、1739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隋纪》炀帝大业二年七月条,第5624页。参见上揭《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22页。
(4)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同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卷五十八《柳传》,第59、625、1423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炀帝大业十一年正月,第5694页。
(5)上揭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美]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7页;杨焄:《隋炀帝“非轻侧之论”试解》,《中州学刊》2001年第5期。
(6)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六十六《李谔传》,第1544 1545页。上揭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
(7)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序》,《王胄传》,第1730、1741 1742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大业六年正月,第5649页。
(8)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一《薛登传》,第3138页。刘海峰:《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第45 55页;金滢坤:《中国科举制度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5 70页。
(9)详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三篇第二章第三节“科举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10)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何妥传》附《萧该传》,第1715 1716页;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曹宪传》,第4945页。清儒阮元《扬州隋文选楼记》称“扬州旧城文选楼、文选巷,考古者以为即曹宪故宅”,旧《图经》称“炀帝尝幸焉”,详见顾农:《隋炀帝与〈文选〉学》,《国学》2013年第8期。
(1)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四十一《高传》,卷三十六《后妃传》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第1181、1110 1111页。实际上炀帝欲纳陈后主张贵妃事,《陈书》卷七《张贵妃传》所载即不同,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31页。《隋书·后妃传》载炀帝在文帝临终前欲逼幸宣华夫人陈氏事,亦不合事理,因陈氏曾参与炀帝夺宗之谋,本是政治上的同盟者。
(2)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十六《后妃·萧皇后传》,第359 360页。上揭《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15页。
(3)姚思廉:《陈书》卷七《沈皇后传》,第130页;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四《炀帝纪下》,第83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炀帝大业十二年,第5716页。
(4)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第876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文帝开皇九年三月至四月,第5516 5518页;同卷文帝开皇十年冬,第5532页。
(5)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隋纪》炀帝大业元年三月至八月,第5617 5621页;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62 65页。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6)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65、75页;同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第802页。
(7)《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炀帝大业六年十二月,第5652页。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8)温大雅撰,李锡厚等点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页。
(9)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二至一八三《隋纪》炀帝大业十一年十月,大业十二年正月,第5700、5702页。
(10)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大业十二年七月,第5705 5706页;参见《隋书》卷六十五《赵才传》,同书卷四《炀帝纪下》大业十二年七月。
(1)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王远知传》,第5125页。
(2)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高祖武德元年三月,第5776页。
(3)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炀帝大业十二年七月甲子,第5705页。
(4)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三《隋炀帝杨广》,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64页。
(5)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第639页;逯钦立辑校《隋诗》卷三《隋炀帝杨广》,第2673页。
(6)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六十五《赵才传》,第1541页。
(7)以上见《隋书》卷八十五《宇文化及传》,同书卷六十四麦铁杖、沈光、陈稜诸人传,第1888 1890、1511 1514、1520页;《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高祖武帝武德元年三月,第5775 5785页。
(8)说详张学锋:《扬州曹庄隋炀帝墓研究六题》,《唐史论丛》第21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
(9)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同书卷六十四《陈稜传》,第93 94、1520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高祖武德元年八月丁酉条及胡注,同书卷一九○武德五年八月辛亥条及胡注,第5807、5953页;南京博物院等:《江苏扬州市曹庄隋炀帝墓》,《考古》2014年第7期。按《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三“淮南道扬州”条称吴公台“在县西北四里”,又称“雷塘,在县东北十里”,“雷陂,隋炀帝葬于其侧”(中华书局王文楚等点校本,2007年,第2445 2446页),则吴公台与雷塘(雷陂)非在一地。又《太平广记》卷三五○“颜浚”条(引自《传奇》),亦称改葬的炀帝雷塘墓与初葬的吴公台墓不在一处(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771 2773页)。则与上注所引张氏说有异。特录以待考(上引《太平寰宇记》、《太平广记》资料承扬州大学周鼎博士见示)。
(10)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五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657页。
(1)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三,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84 585页。
(2)《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唐纪》僖宗光启三年四月壬子“(毕)师铎退屯山光寺”条胡注,第8351页。《江南通志》卷四十六《舆地志·寺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8册,第444 445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3)上述巡行及在各都城滞留的时间数据,乃据《隋书》卷三-四《炀帝纪》、《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八四《隋纪·炀帝纪》、卷一八五《唐纪·高祖纪》(武德元年)统计而得。时间数据亦含闰月。
(4)傅斯年:《史料论略及其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43 192页。参见史念海:《论我国历史上东西对立的局面和南北对立的局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辑;牟发松:《汉唐历史变迁中的南方与北方》、《旧齐士人与周隋政权》,均收入牟著《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43、412页。
(5)章潢:《图书编》卷三十四“统论南北形盛”条,《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69册,第684 685页。
(6)杨远:《西汉至北宋中国经济文化之向南发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
(7)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0页;沈约:《宋书》卷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第1540页。
(1)对此前贤论述已多,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新近的研究,参李伯重:《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2)参见上揭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氏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460 462页;牟发松:《梁陈之际南人之北迁及其影响》、《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收入上揭牟著《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
(3)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同书卷四《炀帝纪下》,第686、60、63页;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4)白居易:《隋堤柳---悯亡国也》,《全唐诗》卷四二七,第1047页。
(5)参见上揭《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31 132页;高敏:《关于隋炀帝迁都洛阳的原因》,《魏晋隋唐史论集》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6)以上依次见《隋书》卷四《炀帝纪上》,卷二《高祖纪上》,卷二《高祖纪下》,卷二十四《食货志》,第60 63、21 22、39、682685、672页。
(1)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九《唐纪》中宗景龙三年,第6639页。上文所述唐代有关情况,详见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氏著《中国经济史研究》,台北:稻乡出版社,1991年。
(2)参见上揭胡戟《隋炀帝的真相》,第80页;袁刚《隋炀帝传》,第326页。
(3)上揭袁刚《隋炀帝传》,第325页。
(4)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十七、卷一一五,第1683、271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七《陈子昂传》,第4069页。
(5)石介:《汴渠》:“隋帝荒宴游,厚地刳为沟。……扬州竟不返,京邑为墟丘。……世言汴水利,我为汴水忧。……吾欲塞汴水,吾欲坏官舟。”《徂徕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0册,第189页。
(6)杜佑:《通典》卷十《食货·漕运》,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20页;皮日休:《汴河铭》,李昉等编纂:《文苑英华》卷七八七,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4162 4163页;皮日休:《汴河怀古》,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一五,第1558页。
(7)卢襄:《西征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4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367 368页。
(8)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十二《形势》,《续修四库全书》第1128册,第79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9)上揭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氏著《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65页。
(10)上揭《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35页。
(11)上揭胡戟《隋炀帝的真相》,第90页。
(1)吴晓波:《中国十年:波澜壮阔又混沌失控,水大鱼大》,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1105/09/46341144_701010106.shtml。
(2)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75 76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炀帝大业七年二月至七月,第5653 5654页。
(3)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炀帝大业五年六月,第5644页;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卷四《炀帝纪下》,第63、95页。
(4)芮沃寿最早对杨广坐镇东南时推行的文化再统一措施,特别是与宗教界的交往及效果,进行系统研究,见上揭《剑桥中国隋唐史》第76 70、79、115 117页。其后相关研究成果较多,如杜文玉:《隋炀帝与佛教》,《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王永平:《隋炀帝的文化旨趣与江左佛道文化的北传》,《江海学刊》2004年第5期;上揭袁刚《隋炀帝传》,第338 341页。
(5)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60页。
(6)详见何德章:《江淮政治地域与隋炀帝的政治生命》,《武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7)[日]谷川道雄:《武川镇军阀的形成》,收入氏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济沧中译本,2004年。
(1)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393 394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五九《梁纪》武帝大同十一年六月,第4928页。
(2)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十七《外篇·杂说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00 501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五九《梁纪》武帝大同十一年六月丁巳条及胡注,第4928页。
(3)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四十一《庾信传》,同书卷十三《文闵明武宣诸子·赵僭王招传》,第733 734、202页。
(4)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四十五《文四子·房陵王勇传》,同书卷五十八《魏澹传》,第1230、1416页。
(5)杜佑:《通典》卷十七《选举·杂议论中》,第402页。
(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七《陈子昂传》,第4078页。
(7)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五《秘书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28 1329页;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第22页。
(8)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上《文苑上·张昌龄传》,第4995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上《文艺上·张昌龄传》,第5734页。
(9)以上关于北朝后期文学的南朝化,详见上引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以及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九○庾子山诗”,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01页;牟润孙:《唐初南北学人论学之异趣及其影响》,氏著《注史斋丛稿》(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10)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四十一《庾信传》末“史臣曰”,第744页;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序》,第1730页;李百药:《北齐书》卷四十五《文苑传·序》,第602页。
(1)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序》,同书卷十五《音乐志下》,第1730、360页。
(2)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太宗贞观二年六月,第6054页;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六“慎所好篇”,卷七“文史篇”,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31、388页;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第20页。
(3)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第21页;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三《隋炀帝杨广》,《陈诗》卷四《陈后主叔宝》,第2508 2509、2661页。
(4)方新蓉:《略论隋炀帝的“非轻侧之论”》,《宜宾学院学报》2005年第11期。
(5)上揭[美]宇文所安《初唐诗》,第18页。杜晓勤:《唐太宗与齐梁诗风之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6)具见《全唐诗》卷一《太宗皇帝》,第20 24页;《隋书》卷六十六《李谔传》,第1544页。
(7)张正见:《帝王所居篇》,李昉等编纂:《文苑英华》卷一九二《乐府·诗》,第941页。
(8)上揭宇文所安《初唐诗》,第44 45页;刘远鑫:《唐太宗效仿南朝诗风与文化融合》,《宁夏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9)牟润孙:《唐初南北学人论学之异趣及其影响》及该文附录《唐太宗废立太子与南北文化之关系》,收入上揭氏著《注史斋丛稿》(增订本),第403 410页。
(1)上引依次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五神宗熙宁九年五月癸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732页;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十“东坡题潭帖”条,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37页;王应麟:《困学纪闻》(全校本)卷十四《考史》引郑獬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栾保群等校点本,2008年,第1590页;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03页。
(2)上揭《贞观政要集校》,第566 567页引写字台本《贞观政要》卷四“兴废篇”。
(3)上揭宇文所安《初唐诗》,第17、20页。
(4)庾信:《拟咏怀诗》,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三,第2369页。
(5)吴功正:《隋代文炀二帝、南方二方的文学审美特征比较》,《齐鲁学刊》2004年第4期。
(6)沈德潜选:《古诗源》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54页;陆时雍:《古诗镜·诗镜总论》,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第1410页。
(1)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三,第2663 2667页。
(2)《隋遗录》,《丛书集成初编》第273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 2页。题注所引有删节。
(3)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增订本)“大业拾遗记一卷”条,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700 709页。
(4)分别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80册,第449 450页;第1416册,第211 212页。
(5)丁福保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隋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627页。
(6)《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著录《炀帝集》五十五卷(第1081页)。两唐志著录尚存三十卷(《旧唐书》卷四十七《经籍志下》,第2052页;《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四》,第1596页)。近人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隋文》辑录炀帝文为四卷(卷四至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丁福保编《全隋诗》、逯钦立辑校《隋诗》辑录炀帝诗均不超过一卷。
(7)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炀帝大业十二年七月甲子,第5705页。
(8)方新蓉:《略论隋炀帝的“非轻侧之论”》,《宜宾学院学报》2005年第11期;李建国等撰:《隋炀帝与南朝文学关系考论》,《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9)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十三-十五《音乐志》,第360、287、379页。
(10)姚思廉:《陈书》卷六《后主纪》末史臣魏征论,第119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太宗贞观二年六月戊子,第6053页,同书卷一八二《隋纪》炀帝大业九年八月,第5684页;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第625页。
(11)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第621页。
(12)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第2566页;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十六,第124 125页。
(1)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四十一《高传》,第1181页,同书卷二《高祖纪下》,第31 32页。
(2)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第625页。
(3)上揭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卷十“论行幸篇”,卷二“纳谏篇”附“直言谏诤”,第511 512、145页。
(4)依次见上揭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卷六“杜谗佞篇”“悔过篇”“论奢纵篇”,所附《写字台本》卷四“兴废篇”,第345 346、568、350、352、360、113 114、116 118页。
(5)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第2576页;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帝京篇·序》,第20页。
(6)上揭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卷七“论文史篇”、卷六“慎所好篇”,第388、331页。
(7)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第2577页。
(1)以上分别见《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第2566 2577页;上揭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卷一“政体篇”,卷二“任贤篇”,第51、74页;刘肃撰,许德楠等点校:《大唐新语》卷八《聪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17页。
(2)刘肃:《大唐新语》卷一《规谏》,第13页。
(3)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五,第1328 1329页。
(1)上揭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卷二“求谏篇”,所附写字台本《贞观政要》卷四“兴废篇”,第85、567页。
(2)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炀帝大业九年八月辛酉,第5683页。
(3)隋文帝杨坚的皇后独孤氏,是唐高祖母即李昞妻“元贞皇后”的妹妹,即高祖的亲姨母,见《旧唐书》卷一《高祖纪》,第2页;《新唐书》卷一《高祖纪》第1、7页;《周书》卷十六《独孤信传》,第267页。
(4)柏杨:《中国人史纲》第4章第11节“瓶颈危机”,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第97页。
(5)太宗子曹王李明之母,原为齐王元吉妃。见《新唐书》卷八十《太宗诸子·曹王明传》,第3579页。
(6)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五十一《后妃上·贤妃徐氏传》,第2167 2169页。
(7)上揭胡戟《隋炀帝的真相》扉页前言“愿天下人还他个公道”;袁刚:《隋炀帝传》,第717 762页。
(8)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第25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