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诗体式生成论:文化文体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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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文化文体学视角考察,周诗体式是在人们的文化实践中历史地生成的。远古仪式中祝祷咏诵歌辞与日常语言疏离的"齐言化倾向"以及商代仪式咏诵歌辞的齐言化,是其生成的历史文化渊源;周代仪式音乐水平及咏诵技艺的提升,是诗体韵化与"四言体"逐渐规范化的技术性发生机制;周诗的两种"复章体",是诗体建构中雅、俗歌曲文化融汇的体现。周诗体式的生成过程,是在文士的个人雅言写作、民间歌辞的雅言翻写与既存雅言歌辞的再书写中具体展开的;文士群体雅言诗体的集体书写方式与追求形式上的整饬化、美感化,是周诗体式建构和完型的根本机制。文化文体学的学术目标,即在于通过文体生态学、文体功能学与文体行为学的贯通考察,将单一的、静态的文体形态学扩展为立体的、动态的文体发生学研究,揭示文体历史生成过程中的文化意义。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tylistics,the style of the Book of Poetry was developed historically through people's cultural practice.The "tendency toward lines of equal length,"which departed from daily language in ancient ritual prayers and chants,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form in Shang ritual,were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ources of the style of the Book of Poetry.The improvement of ritual music and chanting skills in the Zhou Dynasty is a technical mechanism for the genesis of rhymes and gradual standardization of "four-character lines"in poetic style;the two kinds of "multi-strophe styles"of the Book of poetry are a sign of the synthesis of subculture of refined and popular song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oetic form.The course of genesis of the style of the Book of Poetry was concretely unfolded in the writings of literary individuals in refined diction,the rewriting of folk songs in refined language,and the rewriting of existing refined verses;the collective composing mode of the literati's poetic style in refined phrasing and their pursuit of regular and beautified forms were the fundamental mechanism of the formation and accomplishment of Zhou poetic style.The academic goal of cultural stylistics is,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stylistic ecology,stylistic functional studies and stylistic ethology,to expand the single and static stylistic morphology into a multi-dimensional and dynamic stylistic genealogy,disclosing the cultural meanings in the course of genesis of styles in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tylistics,the style of the Book of Poetry was developed historically through people's cultural practice.The "tendency toward lines of equal length,"which departed from daily language in ancient ritual prayers and chants,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form in Shang ritual,were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ources of the style of the Book of Poetry.The improvement of ritual music and chanting skills in the Zhou Dynasty is a technical mechanism for the genesis of rhymes and gradual standardization of "four-character lines"in poetic style;the two kinds of "multi-strophe styles"of the Book of poetry are a sign of the synthesis of subculture of refined and popular song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oetic form.The course of genesis of the style of the Book of Poetry was concretely unfolded in the writings of literary individuals in refined diction,the rewriting of folk songs in refined language,and the rewriting of existing refined verses;the collective composing mode of the literati's poetic style in refined phrasing and their pursuit of regular and beautified forms were the fundamental mechanism of the formation and accomplishment of Zhou poetic style.The academic goal of cultural stylistics is,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stylistic ecology,stylistic functional studies and stylistic ethology,to expand the single and static stylistic morphology into a multi-dimensional and dynamic stylistic genealogy,disclosing the cultural meanings in the course of genesis of styles in history.
引文
1 20世纪以来中国考古界在各地新石器文化遗址发掘出土有陶埙、石磬、骨笛等多种乐器。在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岩画中,有不少乐舞场面,如甘肃大地湾地画的乐舞图,研究者普遍认为是一种仪式行为,歌舞者为巫师。参见吴钊:《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图说中国音乐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
1这里的“语节”指声音语言的基本意义单元;“语句”指由语节构成的相对完整的语意单元。声音语言与文字语言的结构对应,如“关关∣雎鸠”,对应口语可能是“咕咕叫的∣雎鸠儿”;今口语“不好意思∣把这∣给忘了”,对应的古汉语可以是“愧∣忘∣之”。二者的“声音”和词汇有所不同,而语意和语句语节的形式结构是对应的。标准齐言,语节数和字数均同;“齐言化”,指连续语句的语节数大体一致。
1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8页。
2 《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1页。
3 参见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刘师培:《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刘师培全集》第8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
4 吴钊:《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图说中国音乐史》,第23—38页。
5 参见李立新:《甲骨文中所见祭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年。
6 《尚书·伊训》:“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3 页)《礼记·郊特牲》:“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57页)
7 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05页。
1 《尚书·多士》:“唯殷先人,有册有典。”(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0页)
2 文献中的“古歌”与夏、商时歌辞,学术界对其真伪持审慎态度。一般说来,凡在“说故事”语境中的有主名歌辞,如系名尧、舜、禹的歌辞乃至夏代《五子歌》、《伊尹歌》等,视为虚构较妥,其保留的历史原型意味相对淡薄。而先秦诸子中的仪式歌辞,则有较多的真实性。限于篇幅,兹不展开。
3 《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55页。
4 吴毓江:《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76页。《吕氏春秋》传辞为“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上),第200 —201页)
1 参见马银琴:《两周诗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 诸韵式之称,为笔者所拟。单章无韵体如《周颂·昊天有成命》,不完全韵如《周颂·小毖》,交韵体如《周颂·执竞》,一韵体如《周颂·丝衣》(之、幽合韵)。复章,一韵章转韵体如《商颂·长发》,交韵章转韵体如《鲁颂》。为省篇幅,兹不具录,请查王力:《诗经韵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冯光生:《周代编钟的双音技术及应用》,《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1期。
1 陈致:《从〈周颂〉与金文中成语的运用来看古歌诗之用韵及四言诗体的形成》,“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诠释——纪念谭朴森先生逝世两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香港,2009年。
2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1036页。谨按:甲骨文“磬”字作,为悬磬之绳,为磬,象手持乐槌击磬(第1035页);与之相关的字有(第1037页);又有(第1039页),示意击磬伴人声,可作殷商有仪式咏诵之佐证。
3 《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97、787页。
4 《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69、547页。
1《生民》序、《绵》序、《公刘》序,分别见《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28、509、541页。
1 《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88页。
2 刘立志:《周公作诗传说的文化分析》,《南京师大学报》2010年第2期。
3 徐元诰:《国语集解》,第11页。
1 《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0页。
2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61页。
1 《诗》文本的辑集,历来研究者不少,近期成果可参见马银琴《两周史诗》。
2 《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540页。
3 事见刘向《说苑》。参见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78—279 页。
4 钱穆:《略论中国韵文起源》,《中国文学论丛》,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07页。
1 杜文澜辑、周绍良校点:《古谣谚》,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2、6页。
2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下册,第150 页。
3 《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61页。
4 清华简《耆夜》篇云武王戡黎凯旋行饮至礼,“周公作歌一终曰《蟋蟀》”。研究者有三种观点:一是其为周公原创的后世传录;二是周公借民歌改作;三是战国之士取传说附会周公。一、二两种观点可相通,第三种观点认同者较少。简本《蟋蟀》为《诗经》本的母本,研究者一般无异议。
5 《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27—328页。
1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51页。
1 “诗”字在考古发现的商至西周前期青铜铭文中未见,直到西周中晚期和春秋青铜铭文中方逐渐出现“诗”字。在传世文献中,学界认为较可靠的殷商遗文和西周早期文献,亦无“诗”。《诗经》本身则有三例——《大雅·卷阿》:“矢诗不多,维以遂歌。”《大雅·嵩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据《毛诗》小序,《嵩高》为西周末周宣王时之作,《巷伯》为西周末至春秋初之作,学界一般无异议;《卷阿》时代,旧有文王武王说、周公成王说等,今论者多持西周中期说。种种猜测皆有某种理由,皆又难以定论。从书写年代基本确定的文献看,春秋到战国时期,“诗”字才普遍使用。综合种种情况,可大致确定“诗”之概念在西周中后期产生,至春秋初获得集体确认。尤为重要的是:文献中所有“诗”字,均为名词性实体概念,直接指意为可歌可诵之辞,以今日概念对应之,即“诗”是一个“文学种类”,形式层面上的指意即“诗体”。中国古代第一个具有明确实体指向的韵文体概念,即“诗”。至于“诗”的造字本义,有“持人性情”说、“规正之言”说、“在寺(廷)之言”说等数种解释,与本文关系不大,不辩。
2 《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1 《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96、797页。
2 《诗经》少数诗作已有署名萌芽,例在诗中最后部分作者自述,如《小雅》之《巷伯》、《节南山》等。古代作家署名风习的产生,缘于政治上的用人选拔制,战国文士以学问谋略和游说言辞为进身之具,署名之举渐起,诸子和楚辞的署名之举(包括传播者的追署)即是在此大背景下产生的。汉初文帝二年,举贤良文学为用,推动署名风气,此后署名成为文人写作的集体行为规则。周代献诗制不具有发现和举用人才的目的和功能,公卿列士作诗,主要表达的不是个人意愿和才华,而是“正王得失”的集体行为方式,故不具有署名的社会机制和个人动力。为免枝蔓,谨此作一简释。
3 《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27页。
4 按:此问题关涉多方面,详释之有偏本文主题,谨作一说,恕不展开。
5 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05页。
1 《江汉》、《采薇》见《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73、414页。按:《小雅·采薇》,今通行的解说为“边戍士兵的诗”。笔者认为:其作者未必是“士兵”,从诗之内容看,解为领兵之“士”似更妥。同时,解读具有个人写作性质的《小雅》,不能将诗中之“我”与作者身份简单等同,以观风和美刺为宗旨的列士献诗,完全可能采用“代言”方式。此乃另一论题,恕不展开。
2 《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30、331页。
1这里的“语节”指声音语言的基本意义单元;“语句”指由语节构成的相对完整的语意单元。声音语言与文字语言的结构对应,如“关关∣雎鸠”,对应口语可能是“咕咕叫的∣雎鸠儿”;今口语“不好意思∣把这∣给忘了”,对应的古汉语可以是“愧∣忘∣之”。二者的“声音”和词汇有所不同,而语意和语句语节的形式结构是对应的。标准齐言,语节数和字数均同;“齐言化”,指连续语句的语节数大体一致。
1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8页。
2 《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1页。
3 参见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刘师培:《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刘师培全集》第8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
4 吴钊:《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图说中国音乐史》,第23—38页。
5 参见李立新:《甲骨文中所见祭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年。
6 《尚书·伊训》:“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3 页)《礼记·郊特牲》:“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57页)
7 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05页。
1 《尚书·多士》:“唯殷先人,有册有典。”(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0页)
2 文献中的“古歌”与夏、商时歌辞,学术界对其真伪持审慎态度。一般说来,凡在“说故事”语境中的有主名歌辞,如系名尧、舜、禹的歌辞乃至夏代《五子歌》、《伊尹歌》等,视为虚构较妥,其保留的历史原型意味相对淡薄。而先秦诸子中的仪式歌辞,则有较多的真实性。限于篇幅,兹不展开。
3 《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55页。
4 吴毓江:《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76页。《吕氏春秋》传辞为“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上),第200 —201页)
1 参见马银琴:《两周诗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 诸韵式之称,为笔者所拟。单章无韵体如《周颂·昊天有成命》,不完全韵如《周颂·小毖》,交韵体如《周颂·执竞》,一韵体如《周颂·丝衣》(之、幽合韵)。复章,一韵章转韵体如《商颂·长发》,交韵章转韵体如《鲁颂》。为省篇幅,兹不具录,请查王力:《诗经韵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冯光生:《周代编钟的双音技术及应用》,《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1期。
1 陈致:《从〈周颂〉与金文中成语的运用来看古歌诗之用韵及四言诗体的形成》,“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诠释——纪念谭朴森先生逝世两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香港,2009年。
2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1036页。谨按:甲骨文“磬”字作,为悬磬之绳,为磬,象手持乐槌击磬(第1035页);与之相关的字有(第1037页);又有(第1039页),示意击磬伴人声,可作殷商有仪式咏诵之佐证。
3 《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97、787页。
4 《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69、547页。
1《生民》序、《绵》序、《公刘》序,分别见《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28、509、541页。
1 《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88页。
2 刘立志:《周公作诗传说的文化分析》,《南京师大学报》2010年第2期。
3 徐元诰:《国语集解》,第11页。
1 《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0页。
2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61页。
1 《诗》文本的辑集,历来研究者不少,近期成果可参见马银琴《两周史诗》。
2 《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540页。
3 事见刘向《说苑》。参见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78—279 页。
4 钱穆:《略论中国韵文起源》,《中国文学论丛》,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07页。
1 杜文澜辑、周绍良校点:《古谣谚》,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2、6页。
2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下册,第150 页。
3 《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61页。
4 清华简《耆夜》篇云武王戡黎凯旋行饮至礼,“周公作歌一终曰《蟋蟀》”。研究者有三种观点:一是其为周公原创的后世传录;二是周公借民歌改作;三是战国之士取传说附会周公。一、二两种观点可相通,第三种观点认同者较少。简本《蟋蟀》为《诗经》本的母本,研究者一般无异议。
5 《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27—328页。
1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51页。
1 “诗”字在考古发现的商至西周前期青铜铭文中未见,直到西周中晚期和春秋青铜铭文中方逐渐出现“诗”字。在传世文献中,学界认为较可靠的殷商遗文和西周早期文献,亦无“诗”。《诗经》本身则有三例——《大雅·卷阿》:“矢诗不多,维以遂歌。”《大雅·嵩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据《毛诗》小序,《嵩高》为西周末周宣王时之作,《巷伯》为西周末至春秋初之作,学界一般无异议;《卷阿》时代,旧有文王武王说、周公成王说等,今论者多持西周中期说。种种猜测皆有某种理由,皆又难以定论。从书写年代基本确定的文献看,春秋到战国时期,“诗”字才普遍使用。综合种种情况,可大致确定“诗”之概念在西周中后期产生,至春秋初获得集体确认。尤为重要的是:文献中所有“诗”字,均为名词性实体概念,直接指意为可歌可诵之辞,以今日概念对应之,即“诗”是一个“文学种类”,形式层面上的指意即“诗体”。中国古代第一个具有明确实体指向的韵文体概念,即“诗”。至于“诗”的造字本义,有“持人性情”说、“规正之言”说、“在寺(廷)之言”说等数种解释,与本文关系不大,不辩。
2 《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1 《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96、797页。
2 《诗经》少数诗作已有署名萌芽,例在诗中最后部分作者自述,如《小雅》之《巷伯》、《节南山》等。古代作家署名风习的产生,缘于政治上的用人选拔制,战国文士以学问谋略和游说言辞为进身之具,署名之举渐起,诸子和楚辞的署名之举(包括传播者的追署)即是在此大背景下产生的。汉初文帝二年,举贤良文学为用,推动署名风气,此后署名成为文人写作的集体行为规则。周代献诗制不具有发现和举用人才的目的和功能,公卿列士作诗,主要表达的不是个人意愿和才华,而是“正王得失”的集体行为方式,故不具有署名的社会机制和个人动力。为免枝蔓,谨此作一简释。
3 《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27页。
4 按:此问题关涉多方面,详释之有偏本文主题,谨作一说,恕不展开。
5 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05页。
1 《江汉》、《采薇》见《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73、414页。按:《小雅·采薇》,今通行的解说为“边戍士兵的诗”。笔者认为:其作者未必是“士兵”,从诗之内容看,解为领兵之“士”似更妥。同时,解读具有个人写作性质的《小雅》,不能将诗中之“我”与作者身份简单等同,以观风和美刺为宗旨的列士献诗,完全可能采用“代言”方式。此乃另一论题,恕不展开。
2 《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30、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