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鬥爭與宮城佈局——唐長安城大明宮興建原因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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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傳統史料皆言唐太宗出於爲太上皇李淵修建避暑清宮之目的而修建大明宮。古人雖已對此有所質疑,但未深入挖掘太宗興建大明宮的真實動機。考察唐初政治鬥爭即可發現,以建築空間作爲平衡政治勢力、進行政治鬥爭的工具,爲建唐以來帝王的政治傳統。唐高祖即曾利用太極宮平衡諸子勢力,緩和諸子間的政治衝突,並以調整宮城佈局的方式對時爲秦王之李世民實行打壓。大明宮即是唐太宗即位後遵循這一傳統方式,作爲還擊手段,出於排擠打壓太上皇之目的而修建的。
The exis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told us the purpose of building the Daming Palace by Tang Taizong was providing a summer resort for his father. Although some people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suspected it,they didn't investigate the real motivation of Tang Taizong. If we observe and study the political struggle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we can find a tradition of using the building space as a tool of balancing the benefit of different political groups. Tang Gaozu made use of space to exclude Taizong from Taiji Palace. After ascending the throne,Tang Taizong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nd built the Daming Palace to exclude his father from the political center.
The exis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told us the purpose of building the Daming Palace by Tang Taizong was providing a summer resort for his father. Although some people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suspected it,they didn't investigate the real motivation of Tang Taizong. If we observe and study the political struggle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we can find a tradition of using the building space as a tool of balancing the benefit of different political groups. Tang Gaozu made use of space to exclude Taizong from Taiji Palace. After ascending the throne,Tang Taizong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nd built the Daming Palace to exclude his father from the political center.
引文
1 參見[日]妹尾達彥《唐長安城の官人居住地》,《東洋史研究》第55卷第2號,1996年,頁283—322;[日]妹尾達彥《大明宮的建築形式與唐後期的長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年第41,頁97—108;王靜《唐大明宮的構造形式與中央決策部門職能的變遷》,《文史》2002年第41,頁101—119;王靜《唐大明宮內侍省及內使諸司的位置與宦官專權》,《燕京學報》新16期,2004年,頁89—11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大明宮遺址區改造保護領導小組編《唐大明宮遺址考古發現與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劉思怡、楊希義《唐大明宮含元殿與外朝聽政》,《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頁42—46;杜文玉《唐長安大明宮、太極宮三清殿小考》,《唐都學刊》2012年第2期,頁1—4、14;杜文玉《唐大明宮麟德殿功能初探》,《晉陽學刊》2012年第2期,頁102—109;杜文玉《唐大明宮延英殿的功能與地位——以中樞決策及國家政治爲中心》,《山西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頁196—205;杜文玉《唐大明宮金鑾殿的功能及地位研究》,《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頁76—82;杜文玉《唐大明宮含元殿與外朝朝會制度》,《唐史論叢》(15),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25;陳揚《唐太極宮與大明宮佈局研究》,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Saehyang P.Chung,“A Study of the Daming Palace:Documentary Sources and Recent Excavations”,Artibus Asiae,Vol.50,No.1/2(1990),pp.23 72等。
2 近年來已有學者開始關注大明宮前期史事的研究。參見高本憲《唐朝大明宮初建史事考述》,《文博》2006年第6期,頁56—58;高本憲、高永麗《唐太宗“大營北闕”考》,《文博》2007年第6期,頁55—58;高本憲《唐高宗與大明宮》,《文博》2008年第5期,頁52—56等。
3 筆者目前僅見趙喜惠、楊希義《唐大明宮興建原因初探》,《蘭州學刊》2011年第5期,頁213—215。該文與本文雖有相通之處,但論文觀點、論文架構與論證思路皆有差異,故筆者仍堅持拙見,希冀能與兩位學者討論對話交流。
1 王溥《唐會要》卷三〇《大明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644。
2 王欽若等《册府元龜》卷一四《帝王部·都邑二》,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0年,頁154下。
3 《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961。
4 宋敏求《長安志》卷六《宮室四》,《宋元方志叢刊》(1),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90年,頁104下。
5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貞觀八年十月”條,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6107。
6 程大昌《雍録》卷三《唐東內大明宮》,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55。
1 駱天驤《類編長安志》卷二《宮殿室庭》,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63。
2 徐松撰,張穆校補《唐兩京城坊考》卷一《大明宮》,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8。
3 《元和郡縣圖志》卷二《關內道二》,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42。
4 參見高本憲《唐朝大明宮初建史事考述》,頁56—58。
1 《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一》:“麟遊……西三十里有永安宮,貞觀八年置。”頁966;《雍録》卷四《唐宮雜名》:“永安宮,正觀八年置,在麟遊縣西。”頁88。按:正即爲貞,避宋仁宗趙禎諱。
2 高本憲《唐朝大明宮初建史事考述》,頁57。
3 《隋書》卷三六《文獻獨孤皇后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1109。
4 《隋書》卷六九《王劭傳》,頁1608—1609。
5 《元和郡縣圖志》卷二《關內道二》,頁42。《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一》云仁壽宮位於縣西五里,與《元和郡縣圖志》所記有差,未知孰是,但仍不影響兩宮地理位置的東西對比。
1 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卷一四《類書類》:“《唐會要》一百卷……皇朝王溥撰。初,唐蘇冕敍高祖至德宗九朝沿革損益之制。大中七年,詔崔鉉等撰次德宗以來事,至宣宗大中七年,以續冕書。溥又采宣宗以後事,共成百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658。蘇冕之書早於《元和郡縣圖志》而成。
2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九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691册,頁79上。
3 《舊唐書》卷七四《馬周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2613。
1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九下,頁78上。
2 參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239—240;羅香林《大唐創業起居注考證》,《唐代文化史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頁15—46;李樹桐《李唐太原起義考實》、《論唐高祖之才略》、《唐隱太子建成軍功考》,《唐史考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年,頁1—98,276—309;汪籛《唐太宗》,《汪籛隋唐史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頁70—117;[英]崔瑞德主編《劍橋中國隋唐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頁153—154;牛致功《李淵建唐史略》,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賀潤坤《論李建成在建唐中的歷史作用》,《陝西師大學報》1987年第1期,頁109—112;李英祥《李建成在建唐中的作用》,《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頁99—103;賀潤坤《李元吉其人》,《西北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頁114—115。
1 羅香林《大唐創業起居注考證》,頁33—34。
2 參見李樹桐《初唐帝室間相互關係的演變》,《唐史考辨》,頁118—152;胡戟、胡樂《試析玄武門事變的背景內幕》,《唐史學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97—125;鄭寶琦《“玄武門之變”起因新探》,《文史哲》1988年第4期,頁22—25;黃永年《論武德貞觀時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和鬥爭》,《唐史論叢》(1),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24—59;程宗才《“玄武門之變”新探》,《人文雜誌》1991年第3期,頁82—89。
3 《春秋左傳正義·閔公二年》,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頁1788中。
4 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三五《秦王益州道行臺制》,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頁148。
1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頁28。
2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高祖武德五年十一月”條,頁5958。
3 參見孫英剛《唐代前期宮廷革命研究》,榮新江主編《唐研究》(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63—287。
4 《舊唐書》卷六四《高祖二十二子傳·隱太子建成》:“自武德初,高祖令太宗居西宮之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後院。”頁2416。關於太宗居所爲承乾殿抑或承慶殿,學界有所爭論。《資治通鑑》卷一九〇云:“世民居承乾殿。”胡三省注云:“閣本《太極宮圖》:月華門內有承慶殿,無承乾殿。”但未置可否。頁5958。清人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一則徑云:“承慶殿,前有承慶門,即太宗所居,《舊書》作‘承乾’者誤。”頁4。但《唐會要》卷三〇云:“初,秦王居宮中承乾殿。”頁639。《舊唐書·恒山王承乾傳》亦云:“恒山王承乾,太宗長子也,生於承乾殿,因以名焉。”頁2648。徐蘋芳先生據此以爲承乾殿之名不誤,“因承乾殿與承慶殿在太極宮中的位置相合,疑承乾殿即承慶殿”。徐蘋芳《唐代兩京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考古》1982年第6期,頁647—656。筆者同意徐先生的觀點。又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五三《陝西二》云:“太極殿西曰承慶殿,又西有承乾殿。”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2530。至於元吉所居之武德殿,據《唐六典》卷七《工部郎中員外郎》(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217)可知,該殿位於武德門內,武德門位於太極殿之東,武德殿則在太極殿之東。
5 《雍録》卷九《唐東宮》,頁186。
1 《長安志》卷六《宮室四》,頁102。
2 馬得志、楊鴻勳《關於唐長安東宮範圍問題的研討》,《考古》1978年第1期,頁64。
3 任士英《長安宮城佈局的變化與玄宗朝中樞政局——兼及“太子不居於東宮”問題》,榮新江主編《唐研究》(9),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73。
4 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44。
1 《舊唐書》卷六四《高祖二十二子傳·隱太子建成》,頁2416。
2 孫英剛《隋唐長安的王府與王宅》,《唐研究》(9),頁188。
3 黃永年《論武德貞觀時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和鬥爭》,頁25。
4 參見胡戟、胡樂《試析玄武門事變的背景內幕》,頁97—125;鄭寶琦《“玄武門之變”起因新探》,頁22—25。
1 《魏鄭公諫録》卷四《對所居殿隋文帝造》,叢書集成本,899册,頁37。
2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頁28。
3 《舊唐書》卷六四,頁2415—2416。
1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高祖武德五年十一月甲申”條,頁5960。
2 程宗才《“玄武門之變”新探》,頁88。
3 黃永年《論武德貞觀時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和鬥爭》,頁44。
4 《舊唐書》卷六四《高祖二十二子·巢王元吉傳》,頁2422。參見黃永年《論武德貞觀時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和鬥爭》,頁45;雷豔紅《武德年間的唐突關係與玄武門之變的爆發》,《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頁87。
5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高祖武德五年七月甲申”條,頁5952。
6 《長安志》卷六《宮室四》,頁103上—下。
7 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八,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41。
8 李好問《長安志圖》卷中,《宋元方志叢刊》(1),頁220上。
1 《長安志圖》卷上,頁206上。
2 《唐兩京城坊考》卷一《三苑》,頁28。
3 《舊唐書》卷七四《馬周傳》,頁2613。
4 《長安志》卷六《宮室四》,頁103。
5 《舊唐書》卷六四《高祖二十二子傳·隱太子建成》,頁2417—2418。
1 《册府元龜》卷一〇《帝王部·繼統二》,頁111上。《舊唐書·高祖紀》載:“武德九年八月癸亥,詔傳位於皇太子。尊帝爲太上皇,徙居弘義宮,改名大安宮。”將高祖移居弘義宮的時間記爲武德九年,與《册府元龜》所記有異。《新唐書·高祖紀》曰:“(武德九年八月)甲子,皇太子即皇帝位。貞觀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宮。”明確把皇太子即位與徙居大安宮兩事分開,並將後者定位於貞觀三年。《唐會要》載:“武德五年七月五日營弘義宮……至貞觀三年四月,乃徙居之,改爲太安宮。”《資治通鑑》卷一九三也載:“(貞觀三年)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弘義宮,更名大安宮。”高祖《徙居大安宮誥》則有言:“朕故仍居紫極……露往霜來,四載於兹矣。”從武德九年傳位給太宗,至貞觀三年,前後正爲四年時間。所以,李淵徙居弘義宮的時間當爲貞觀三年。《舊唐書》的記載當是概述太宗即位後與高祖有關的史事,而非將高祖徙居弘義宮的時間記爲武德九年。以上記載分見《舊唐書》卷一《高祖紀》,頁17;《新唐書》卷一《高祖紀》,頁19;《唐會要》卷三〇《弘義宮》,頁639;《資治通鑑》卷一九三,頁6064;《册府元龜》卷一〇《帝王部·繼統二》,頁111下;《全唐文》卷三,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頁41上。
2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頁36。
3 《唐會要》卷三〇《弘義宮》,頁639。
1 《册府元龜》卷一〇《帝王部·繼統二》,頁112下;《全唐文》卷三,頁41下。
2 李樹民《廿二史劄記校證》卷一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280。
3 《册府元龜》卷一〇《帝王部·繼統二》,頁111下;《全唐文》卷三,頁41上。
4 《舊唐書》卷五七《劉文靜傳》,頁2293—2294。
5 黃永年《論武德貞觀時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和鬥爭》,頁27。
6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太宗貞觀三年正月”條,頁6062。
1 《舊唐書》卷五七《劉文靜傳》,頁2294。
2 參見李樹桐《唐太宗的模仿高祖及其對唐帝國的影響》,《唐史新論》,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2年,頁119—165。
3 《册府元龜》卷一〇《帝王部·繼統二》,頁112上;《全唐文》卷三,頁41上—41下。
1 《魏鄭公諫録》卷三《對無事與公等飲》,頁34—35。
2 吴兢《貞觀政要》卷二《任賢第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38。
3 《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上》,頁5155。
1 陳寅恪先生已經揭示:“唐太宗……能以屈辱殘破之中國一舉而覆滅突厥者,固由唐室君臣之發奮自强,遂得臻此,實亦突厥本身之腐敗及迴紇之興起二端有以致之也。”《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323。
2 《册府元龜》卷一〇《帝王部·繼統二》,頁112上。
3 《册府元龜》卷一〇九《帝王部·宴享一》,頁1301上。
4 《舊唐書》卷七四《馬周傳》,頁2613。
1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太宗貞觀八年”條,頁6106。
2 參見《隋書》卷二《高祖紀》,頁52。
3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太宗貞觀八年十月”條,頁6107。
1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頁17—18。
2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頁44;《新唐書》卷二《太宗紀》,頁35。
3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太宗貞觀七年十二月戊午”條,頁6103。
1 《長安志》卷六《宮室四》,頁104下。
2 [意]阿爾多·羅西著,黃士鈞譯,劉先覺校《城市建築學》,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6年,頁162。
1 高本憲、高永麗認爲現存史料中貞觀二十年十月之“大營北闕”,當是太宗在大明宮舊基之上對大明宮的再度修建。即便上述結論成立,也説明太宗在太上皇死後已不急於修建大明宮。參見《唐太宗“大營北闕”考》,頁55—58。
2 《唐會要》卷三〇《大明宮》,頁644。
3 《舊唐書》卷一〇七《玄宗諸子傳》,頁3272。
2 近年來已有學者開始關注大明宮前期史事的研究。參見高本憲《唐朝大明宮初建史事考述》,《文博》2006年第6期,頁56—58;高本憲、高永麗《唐太宗“大營北闕”考》,《文博》2007年第6期,頁55—58;高本憲《唐高宗與大明宮》,《文博》2008年第5期,頁52—56等。
3 筆者目前僅見趙喜惠、楊希義《唐大明宮興建原因初探》,《蘭州學刊》2011年第5期,頁213—215。該文與本文雖有相通之處,但論文觀點、論文架構與論證思路皆有差異,故筆者仍堅持拙見,希冀能與兩位學者討論對話交流。
1 王溥《唐會要》卷三〇《大明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644。
2 王欽若等《册府元龜》卷一四《帝王部·都邑二》,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0年,頁154下。
3 《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961。
4 宋敏求《長安志》卷六《宮室四》,《宋元方志叢刊》(1),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90年,頁104下。
5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貞觀八年十月”條,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6107。
6 程大昌《雍録》卷三《唐東內大明宮》,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55。
1 駱天驤《類編長安志》卷二《宮殿室庭》,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63。
2 徐松撰,張穆校補《唐兩京城坊考》卷一《大明宮》,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8。
3 《元和郡縣圖志》卷二《關內道二》,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42。
4 參見高本憲《唐朝大明宮初建史事考述》,頁56—58。
1 《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一》:“麟遊……西三十里有永安宮,貞觀八年置。”頁966;《雍録》卷四《唐宮雜名》:“永安宮,正觀八年置,在麟遊縣西。”頁88。按:正即爲貞,避宋仁宗趙禎諱。
2 高本憲《唐朝大明宮初建史事考述》,頁57。
3 《隋書》卷三六《文獻獨孤皇后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1109。
4 《隋書》卷六九《王劭傳》,頁1608—1609。
5 《元和郡縣圖志》卷二《關內道二》,頁42。《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一》云仁壽宮位於縣西五里,與《元和郡縣圖志》所記有差,未知孰是,但仍不影響兩宮地理位置的東西對比。
1 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卷一四《類書類》:“《唐會要》一百卷……皇朝王溥撰。初,唐蘇冕敍高祖至德宗九朝沿革損益之制。大中七年,詔崔鉉等撰次德宗以來事,至宣宗大中七年,以續冕書。溥又采宣宗以後事,共成百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658。蘇冕之書早於《元和郡縣圖志》而成。
2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九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691册,頁79上。
3 《舊唐書》卷七四《馬周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2613。
1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九下,頁78上。
2 參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239—240;羅香林《大唐創業起居注考證》,《唐代文化史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頁15—46;李樹桐《李唐太原起義考實》、《論唐高祖之才略》、《唐隱太子建成軍功考》,《唐史考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年,頁1—98,276—309;汪籛《唐太宗》,《汪籛隋唐史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頁70—117;[英]崔瑞德主編《劍橋中國隋唐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頁153—154;牛致功《李淵建唐史略》,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賀潤坤《論李建成在建唐中的歷史作用》,《陝西師大學報》1987年第1期,頁109—112;李英祥《李建成在建唐中的作用》,《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頁99—103;賀潤坤《李元吉其人》,《西北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頁114—115。
1 羅香林《大唐創業起居注考證》,頁33—34。
2 參見李樹桐《初唐帝室間相互關係的演變》,《唐史考辨》,頁118—152;胡戟、胡樂《試析玄武門事變的背景內幕》,《唐史學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97—125;鄭寶琦《“玄武門之變”起因新探》,《文史哲》1988年第4期,頁22—25;黃永年《論武德貞觀時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和鬥爭》,《唐史論叢》(1),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24—59;程宗才《“玄武門之變”新探》,《人文雜誌》1991年第3期,頁82—89。
3 《春秋左傳正義·閔公二年》,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頁1788中。
4 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三五《秦王益州道行臺制》,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頁148。
1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頁28。
2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高祖武德五年十一月”條,頁5958。
3 參見孫英剛《唐代前期宮廷革命研究》,榮新江主編《唐研究》(7),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63—287。
4 《舊唐書》卷六四《高祖二十二子傳·隱太子建成》:“自武德初,高祖令太宗居西宮之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後院。”頁2416。關於太宗居所爲承乾殿抑或承慶殿,學界有所爭論。《資治通鑑》卷一九〇云:“世民居承乾殿。”胡三省注云:“閣本《太極宮圖》:月華門內有承慶殿,無承乾殿。”但未置可否。頁5958。清人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一則徑云:“承慶殿,前有承慶門,即太宗所居,《舊書》作‘承乾’者誤。”頁4。但《唐會要》卷三〇云:“初,秦王居宮中承乾殿。”頁639。《舊唐書·恒山王承乾傳》亦云:“恒山王承乾,太宗長子也,生於承乾殿,因以名焉。”頁2648。徐蘋芳先生據此以爲承乾殿之名不誤,“因承乾殿與承慶殿在太極宮中的位置相合,疑承乾殿即承慶殿”。徐蘋芳《唐代兩京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考古》1982年第6期,頁647—656。筆者同意徐先生的觀點。又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五三《陝西二》云:“太極殿西曰承慶殿,又西有承乾殿。”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2530。至於元吉所居之武德殿,據《唐六典》卷七《工部郎中員外郎》(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217)可知,該殿位於武德門內,武德門位於太極殿之東,武德殿則在太極殿之東。
5 《雍録》卷九《唐東宮》,頁186。
1 《長安志》卷六《宮室四》,頁102。
2 馬得志、楊鴻勳《關於唐長安東宮範圍問題的研討》,《考古》1978年第1期,頁64。
3 任士英《長安宮城佈局的變化與玄宗朝中樞政局——兼及“太子不居於東宮”問題》,榮新江主編《唐研究》(9),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73。
4 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44。
1 《舊唐書》卷六四《高祖二十二子傳·隱太子建成》,頁2416。
2 孫英剛《隋唐長安的王府與王宅》,《唐研究》(9),頁188。
3 黃永年《論武德貞觀時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和鬥爭》,頁25。
4 參見胡戟、胡樂《試析玄武門事變的背景內幕》,頁97—125;鄭寶琦《“玄武門之變”起因新探》,頁22—25。
1 《魏鄭公諫録》卷四《對所居殿隋文帝造》,叢書集成本,899册,頁37。
2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頁28。
3 《舊唐書》卷六四,頁2415—2416。
1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高祖武德五年十一月甲申”條,頁5960。
2 程宗才《“玄武門之變”新探》,頁88。
3 黃永年《論武德貞觀時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和鬥爭》,頁44。
4 《舊唐書》卷六四《高祖二十二子·巢王元吉傳》,頁2422。參見黃永年《論武德貞觀時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和鬥爭》,頁45;雷豔紅《武德年間的唐突關係與玄武門之變的爆發》,《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頁87。
5 《資治通鑑》卷一九〇“高祖武德五年七月甲申”條,頁5952。
6 《長安志》卷六《宮室四》,頁103上—下。
7 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八,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41。
8 李好問《長安志圖》卷中,《宋元方志叢刊》(1),頁220上。
1 《長安志圖》卷上,頁206上。
2 《唐兩京城坊考》卷一《三苑》,頁28。
3 《舊唐書》卷七四《馬周傳》,頁2613。
4 《長安志》卷六《宮室四》,頁103。
5 《舊唐書》卷六四《高祖二十二子傳·隱太子建成》,頁2417—2418。
1 《册府元龜》卷一〇《帝王部·繼統二》,頁111上。《舊唐書·高祖紀》載:“武德九年八月癸亥,詔傳位於皇太子。尊帝爲太上皇,徙居弘義宮,改名大安宮。”將高祖移居弘義宮的時間記爲武德九年,與《册府元龜》所記有異。《新唐書·高祖紀》曰:“(武德九年八月)甲子,皇太子即皇帝位。貞觀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宮。”明確把皇太子即位與徙居大安宮兩事分開,並將後者定位於貞觀三年。《唐會要》載:“武德五年七月五日營弘義宮……至貞觀三年四月,乃徙居之,改爲太安宮。”《資治通鑑》卷一九三也載:“(貞觀三年)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弘義宮,更名大安宮。”高祖《徙居大安宮誥》則有言:“朕故仍居紫極……露往霜來,四載於兹矣。”從武德九年傳位給太宗,至貞觀三年,前後正爲四年時間。所以,李淵徙居弘義宮的時間當爲貞觀三年。《舊唐書》的記載當是概述太宗即位後與高祖有關的史事,而非將高祖徙居弘義宮的時間記爲武德九年。以上記載分見《舊唐書》卷一《高祖紀》,頁17;《新唐書》卷一《高祖紀》,頁19;《唐會要》卷三〇《弘義宮》,頁639;《資治通鑑》卷一九三,頁6064;《册府元龜》卷一〇《帝王部·繼統二》,頁111下;《全唐文》卷三,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頁41上。
2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頁36。
3 《唐會要》卷三〇《弘義宮》,頁639。
1 《册府元龜》卷一〇《帝王部·繼統二》,頁112下;《全唐文》卷三,頁41下。
2 李樹民《廿二史劄記校證》卷一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280。
3 《册府元龜》卷一〇《帝王部·繼統二》,頁111下;《全唐文》卷三,頁41上。
4 《舊唐書》卷五七《劉文靜傳》,頁2293—2294。
5 黃永年《論武德貞觀時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和鬥爭》,頁27。
6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太宗貞觀三年正月”條,頁6062。
1 《舊唐書》卷五七《劉文靜傳》,頁2294。
2 參見李樹桐《唐太宗的模仿高祖及其對唐帝國的影響》,《唐史新論》,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2年,頁119—165。
3 《册府元龜》卷一〇《帝王部·繼統二》,頁112上;《全唐文》卷三,頁41上—41下。
1 《魏鄭公諫録》卷三《對無事與公等飲》,頁34—35。
2 吴兢《貞觀政要》卷二《任賢第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38。
3 《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上》,頁5155。
1 陳寅恪先生已經揭示:“唐太宗……能以屈辱殘破之中國一舉而覆滅突厥者,固由唐室君臣之發奮自强,遂得臻此,實亦突厥本身之腐敗及迴紇之興起二端有以致之也。”《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323。
2 《册府元龜》卷一〇《帝王部·繼統二》,頁112上。
3 《册府元龜》卷一〇九《帝王部·宴享一》,頁1301上。
4 《舊唐書》卷七四《馬周傳》,頁2613。
1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太宗貞觀八年”條,頁6106。
2 參見《隋書》卷二《高祖紀》,頁52。
3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太宗貞觀八年十月”條,頁6107。
1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頁17—18。
2 《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頁44;《新唐書》卷二《太宗紀》,頁35。
3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太宗貞觀七年十二月戊午”條,頁6103。
1 《長安志》卷六《宮室四》,頁104下。
2 [意]阿爾多·羅西著,黃士鈞譯,劉先覺校《城市建築學》,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6年,頁162。
1 高本憲、高永麗認爲現存史料中貞觀二十年十月之“大營北闕”,當是太宗在大明宮舊基之上對大明宮的再度修建。即便上述結論成立,也説明太宗在太上皇死後已不急於修建大明宮。參見《唐太宗“大營北闕”考》,頁55—58。
2 《唐會要》卷三〇《大明宮》,頁644。
3 《舊唐書》卷一〇七《玄宗諸子傳》,頁3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