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出于三:西方在中国的再次分裂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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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连续产生了很多影响国家地位的棘手问题。然而相当一部分读书人却把诸多现实问题上升到文化层面来思考,视中西文化竞争为比国难更严重的"大根本处",形成了"民主与独裁""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的大辩论。出现这样的特殊现象,是因为北伐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已从原来中西对峙的"道出于二"变成了一中二西鼎立的"道出于三"。三套文化的相互竞存使当时人们的思想不免混成,外国不再是"整个"的,中国在很多方面也"没有了自己"。时人认为如果不能解决基本层面的互相牵掣,则无对外之可言,因此在彷徨中努力探索适合中国的发展模式。
Around"9/18"Incident,there appeared many tough issues relating to the fate of Chinese nation,and a good number of scholars just addressed themselves to the practical issu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taking it for granted that cultural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community was much more fundamental than the fate of Chinese nation.Why was it so? This study shows that,around the Northern Expedition,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lready changed into that among China,the Capitalist West and the Communist Soviet Union. The coexistence of three conflicting cultural systems just got people's minds much confused at that time. The West was not "the Totality"any more,while China almost lost its "Self". People at the time believed that,if these issues were not better dealt with,there was no way to have any "open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y began to fumble in the dark for a way of Chinese development.
Around"9/18"Incident,there appeared many tough issues relating to the fate of Chinese nation,and a good number of scholars just addressed themselves to the practical issu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taking it for granted that cultural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community was much more fundamental than the fate of Chinese nation.Why was it so? This study shows that,around the Northern Expedition,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lready changed into that among China,the Capitalist West and the Communist Soviet Union. The coexistence of three conflicting cultural systems just got people's minds much confused at that time. The West was not "the Totality"any more,while China almost lost its "Self". People at the time believed that,if these issues were not better dealt with,there was no way to have any "open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y began to fumble in the dark for a way of Chinese development.
引文
(1)参见梁心:《都市眼中的乡村:农业中国的农村怎样成了国家问题,1908-1937》,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2012年5月。
(2)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第8-13页。
(3)季廉:《宪政能救中国?》,《国闻周报》第9卷18期,1932年5月9日,第4页(文页)。
(4)吴鼎昌:《如何救中国》(1933年),林绪武、邱少君编:《吴鼎昌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0页。
(5)超越精神主要指读书人以道自任,全面系统地对现实世界进行反思和批判(余英时:《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余英时文集(第4卷):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8-53页)。陆九渊说的“卓然不为流俗所移”(《陆九渊集·语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38页),一向是不少读书人的立身宗旨。在具体场合,甚至“可以犯积世之清议,拂一时之人心,蒙谤忍诟而不忍白焉”(康有为:《康子内外篇·阖篇》,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页)。
(1)梁漱溟:《主编本刊之自白》(1930年),《梁漱溟全集》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页。
(2)基本上,要到1937年日本的全面侵略开始,这类较为“迂远”的议题才被束之高阁。
(3)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道”的转化》,《近代史研究》2014年6期;《由器变道:补论近代中国的“天变”》,《探索与争鸣》2018年8期。
(4)胡适:《文化的冲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61页。胡适原文为英文(“Conflict of Cultures,”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1929,张景明译,罗荣渠校),本文在引用时个别译文略有调整。
(5)梁漱溟讲、肖彭记:《我们现在所缺的与需要的是什么?》,《北平晨报》1933年4月21日,第7版。
(6)梁漱溟讲、陈政记:《在晋讲演笔记·中国民族今日所处之地位》(1922年),《梁漱溟全集》第4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0-661页。
(7)孔繁*:《复教育部朱部长暨中小学课程标准编订委员会商中学历史教育书》,《大公报》1932年10月17日,第8版。
(8)参见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1)少数如李大钊,受芮恩施影响,说“俄人既受东洋文明之宗教的感化,复受西洋文明之政治的激动”,故“其文明,其生活,半为东洋的,半为西洋的”(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7页)。
(2)关于民初中国人对议会制的尝试,可参阅薛刚:《构建民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立宪想象与实践》,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2013年5月。关于国民党模式的政党政治,请参阅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3)现在的新看法似乎认为苏维埃体制在经济上不是很成功,但当时全世界都认为它在物质上也是成功的,在短时间里改变了一个国家的面貌,胡适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位(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88-303页)。
(4)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1943年,第73页。据说主要是陶希圣所写。
(5)参见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3期;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第270-273页。
(6)傅斯年:《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1918年11月12日),《新潮》1卷1号,1919年1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128-129页。
(7)胡政之:《资本主义欤社会主义欤》(1920年7月),王瑾、胡玫编:《胡政之文集》上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8-90页。
(8)阎锡山对此很认真,他从当年6月开始,召集多人在太原军署的进山邃密深沉之馆进行了两年多的专门讨论。每星期开两次讨论会,历时两年多,参加者从20多人增至500余人,存留的部分会议记录后来编成了一本《进山会议录》(参见阎锡山:《进山会议录·序》1928年5月,《阎伯川先生全集之一·治晋政务全书初编·进山会议录》,太原:山西出版社,1928年,第62页。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赵妍杰提示我注意这本书,谨此致谢!)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62-369页。
(2)梁漱溟讲、陈政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录》,《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604页;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66-367页。
(3)胡适:《读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年3月),《胡适全集》第2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9页。
(4)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1926年6月),《胡适全集》第3册,第1-14页;《东西文化之比较》(1928年),收入俾耳德(Charles A. Beard)编《人类的前程》,于熙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31-48页。
(5)梁漱溟:《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年10月,陈政笔记),《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741页。
(6)陈独秀曾把西方思潮的发展趋势分为“古代思潮”“近代思潮”和“最近代思潮”(陈独秀:《自杀论·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1920年1月,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4-155页)。
(7)《梁漱溟昨日讲演乡治》,《新晨报》(北平)1930年4月12日,第1张第3版。这是记录稿,梁漱溟不完全承认,但他在别处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参见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0年),《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06-107页。
(8)孙中山:《与杨大实的谈话》(1924年3月),郝盛朝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3页;孙中山:《与杨大实的谈话》(1924年3月),陈旭麓、郝盛朝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11页。
(9)《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辟谣》文告(沈寂主编:《陈独秀研究》第3辑,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6-262页)。
(10)按贺衷寒自己的说法是:“基于孙文主义而组织的国民党,是以革命的手段求达新共产社会建设之目的,又何必怕反革命派的造谣哩?难道说赤化就赤化了吗?”(参见贺衷寒:《革命与辟谣》,作于1925年,孙文主义学会编:《国民革命汇刊》第1卷,1926年1月,第99-100页)。本文承王奇生教授提示,特此致谢!
(1)恽代英那时就曾撰文反驳“联俄便是倚赖外力”的指责,强调革命者接受别国同志的援助,与军阀“勾结外力作国内私斗”并非“一样的事情”。恽代英:《答〈醒狮周报〉三十二期的质难》(1925年),《恽代英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5-187页。
(2)那次辩论的一些材料已收入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上),北新书局,1927年。那时报刊上的辩论文还有不少,此仅上集,下集未见。
(3)参见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历史研究》1997年6期。
(4)吴鼎昌:《赤化与白化》(1926年),《吴鼎昌文集》,第67页。
(5)恽代英:《思想界“反赤”运动之过去、现在与未来》(1927年1月1日),《恽代英全集》第9卷,第1-2页。
(6)独鹤:《欧洲之整顿风化》,《新闻报》1928年10月24日,第6张21版。
(7)韩补青:《补庵谈戏·谈戏零拾》,《大公报》1924年10月2日、1924年9月21日,均第8版。
(8)周作人:《新年通信——致衣萍》(1928年1月),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43页。
(9)周作人:《新旧医学斗争与复古》(1928年8月),《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第491-492、494页。
(1)参见Robert C. Tucker,Stalin in Power: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1928-1941,New York,1990,pp. 40-43,74-76.
(2)徐志摩:《一个态度及按语》,《晨报副刊》1926年9月11日,第17页。
(3)胡政之:《世界新旧势力奋斗之中国》(1920年7月),《胡政之文集》上册,第86-87页。从今日的后见之明看,“美俄为近”的观察或有误,但胡适在十年后也说,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参见《胡适日记全集》第6册,1930年3月5日,曹伯言整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第128页)。可谓异曲同工。
(4)胡政之:《资本主义欤社会主义欤》(1920年7月),《胡政之文集》上册,第88-90页。
(5)吴鼎昌:《中国国民经济之趋势》(1926年),《吴鼎昌文集》,第46-48页。
(6)《岁首之辞》,《大公报》1928年1月1日,第1版。
(7)胡适:《建国问题引论》(1933年),《胡适全集》第21册,第666-667页。
(1)胡适:《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胡适全集》第1册,第692-693页。
(2)胡适:《建国问题引论》(1933年),《胡适全集》第21册,第666-667页。
(3)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06-109页。
(4)蒋梦麟:《西潮》,台北:中华日报社,1961年,第4版,第4页。
(5)胡适:《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约1929年),《胡适全集》第21册,第416页(此文未公开发表,个别字据原稿核对后更易)。
(6)胡适:《建国问题引论》(1933年),《胡适全集》第21册,第665页。
(7)《北平村治月刊社宣言(续)》,《大公报》1929年2月14日,第14版。可资对比的是,几年前康有为还说“今万国之新化新政,莫不出于欧洲,即美亦皆欧化也”。参见康有为:《救亡论》(1913年),《康有为全集》第9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4页。
(8)《王鸿一在晋谈东西文化》,《大公报》1929年7月31日,第4版。一些引文出自这一报道所附王鸿一致阎锡山、冯玉祥电文。
(1)对尊西趋新的中国人来说,追寻更新的“西方”,似乎是自然的选择。很多年后,张奚若在指出“马克斯和列宁早已代替了服尔太和卢梭”时,还特别辨析“这并不是要趋时髦,也不是认为凡是最新的都是最好的”。恰揭示出不少人恐怕就是这样想的。参见张奚若:《五四运动的将来》,《北大半月刊》第4期(1948年5月1日),第4页。
(2)汪精卫:《两种模型心理之瓦解》(1930年4月),《政治月刊》第2卷第2期(1930年4月),第91-95页。
(3)这大概与革命在中国思想界的兴起或有关联,因为不少时人常把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联系起来讨论。但何以将西方历史中特别重要的英国革命缺失,仍是一个可以斟酌的现象。
(4)张申府讲、吴培申记:《客观与理想》,《新晨报》(北平)1930年6月23日,第2张7版。不只是张申府一人以为胡适不代表西洋文化而代表美国文化,金岳霖也有类似看法。参见金岳霖:《〈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附入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2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17-618页。
(5)郭斌騄:《读梁漱溟近著〈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大公报》1932年12月5日,第8版(文学副刊)。
(6)梁漱溟:《读李朴生先生〈村治运动的正路〉后志》(1930年),《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204页。
(7)葛宇心:《往东走?往西走?——再质梁漱溟先生》,《新晨报》(北平)1930年7月7日,第2张7版。
(1)马季廉:《敬答梁漱溟先生》,《大公报》1933年3月4日,第11版。
(2)参见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东方杂志》第31卷1号(1934年1月1日),第17-25页; Robert Strayer,“Communism and fascism,”in J. R. McN eill and Kenneth Pomeranz eds.,Production,Destruction,and Connection,1750-Present(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Vol. VII),Part 1:Structures,Spaces,and Boundary Mak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p.442-464.本文承四川大学的王果老师提示,谨此致谢!
(3)张君劢:《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1933年),《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6页。吴鼎昌也观察到,那时国人对外国人物,不是“顶礼民主主义之华盛顿”,就是“讴歌法西斯主义之墨索利尼”,或者“膜拜苏维埃主义之列宁”。吴鼎昌:《如何救中国》(1933年),《吴鼎昌文集》,第150页。
(4)熊十力:《杂感》(1933年),《熊十力全集》第8卷,第48页。
(5)孟森:《现代化与先务急》,《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11月19日),第7页。
(6)《胡适日记全集》第6册,1930年3月5日,曹伯言整理,台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第128页。
(7)胡适:《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约1929年),《胡适全集》第21册,第419-420页。
(8)胡适:《欧游道中寄书》(1926年8-10月),《胡适全集》第3册,第50-53、58页。
(9)《徐新六致胡适》,1927年1月1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19-420页。
(10)翁文灏:《我的意见不过如此》,《独立评论》第15号(1932年8月28日),第5页。
(1)熊十力:《读经示要》(1944年),《熊十力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21页。
(2)黄道炫:《30年代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
(3)胡适:《再论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2号(1933年12月24日),第3页。
(4)胡适:《欧游道中寄书》(1926年8-10月),《胡适全集》第3册,第59页。
(5)参见雷颐:《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三十年代民主与专制的论战透视》,《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
(6)张纯明:《如何铲除政治贪污》,《独立评论》第193号(1936年3月22日),第15-16页。
(7)胡适:《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1934年12月),《胡适全集》第22册,第198页。
(8)均转引自胡适:《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胡适全集》第22册,第192页。
(9)在吴鼎昌眼里,国民党的“党治政治”就是意大利和苏俄模式,他说,如果国民政府五六年的努力做得好,“恐怕现在全国人,无不讴歌墨索里尼之功,赞颂列宁之德了”。见吴鼎昌:《如何救中国》(1933年),《吴鼎昌文集》,第147-148页。
(10)王慎庐:《中国今日之青年问题》,《东方公论》第9-10期合刊(1930年1月10日),第90页。
(1)如胡适对“少年的朋友们”喊话说,现在“有一些不曾出国门的愚人鼓起喉咙对你们喊道:‘往东走!往东走!’”云云,便是一例。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年11月),《胡适全集》第4册,第667页。
(2)吴鼎昌:《赤化与白化》(1926年),《吴鼎昌文集》,第67页。
(3)《北平村治月刊社宣言(续)》,《大公报》1929年2月14日,第14版。
(4)西方的“封建”有其特指,要用来解释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是非常牵强的。一旦加上中国一向注重的宗法(参见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章念驰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0-345页),则“封建社会”的诠释能力便大大加强,逐渐成为受反传统思路影响的史学从业者的常规论述。
(5)王鸿一:《青年之出路》,《村治》第1卷第11期(1930年1月15日),第3页。
(6)梁漱溟:《主编本刊之自白》(1930年),《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3-14页。
(7)梁漱溟:《预告选灾,追论宪政》(1947年),《梁漱溟全集》第6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00、717页。
(1)《王鸿一在晋谈东西文化》(含所附王鸿一致阎锡山、冯玉祥电报),《大公报》1929年7月31日,第4版。
(2)《王鸿一在晋谈东西文化》(含所附王鸿一致阎锡山、冯玉祥电报),《大公报》1929年7月31日,第4版。
(3)汪精卫:《两种模型心理之瓦解》(1930年4月),《政治月刊》第2卷2期(1930年),第95页。
(4)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0年),《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18页。
(5)葛宇心:《往东走?往西走?——再质梁漱溟先生》,《新晨报》(北平)1930年7月7日,第2张7版。
(6)梁漱溟:《中国问题之解决》(1930年),《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210-211页。
(7)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1930年),《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40页。
(8)梁漱溟讲、郝心静记:《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之合流》(1934年1月),《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434-435页。
(9)《梁漱溟昨日讲演乡治》,《新晨报》1930年4月12日,第1张第3版。
(10)陈嘉异:《与王鸿一梁漱溟两君讨论中国文化暨党治乡治基本问题》,《新晨报》1930年5月8日,第1张第3版。
(11)梁漱溟:《敬答陈嘉异先生》(1930年5月17日),《村治》第1卷第1期(1930年6月),第1-2页(通讯栏页)。
(1)梁漱溟:《自述》(1934年),《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7-28页。
(2)叶青:《读〈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文化建设月刊社编印,1936年,第88-90页。梁漱溟讲、侯子温记:《中国社会构造问题》(1936年),《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849-850、857页(未经讲者寓目);梁漱溟:《政治的根本在文化》(1947年1月)、《中国哪一天能太平?》(1949年),《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688-689、788-789页。
(3)梁漱溟:《政治的根本在文化》(1947年1月)、《中国哪一天能太平?》(1949年),《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688-689、788-789页。
(4)梁漱溟:《中国哪一天能太平?》,《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789页。
(5)水天同:《加斯蒂辽尼逝世四百年纪念(续)》,《大公报·文学副刊》1929年9月30日,第13版。
(6)张振之:《再论知难行易的根本问题——再驳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并驳〈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光》(旬刊)第28-29期(1929年10月1日),第21页。
(1)罗隆基:《评〈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新月》第3卷2号(1930年4月),第7页(书报春秋栏页)。
(2)如《大公报》给中国改革下的定义是:“曰解放、创造;非复古,亦非俄化”。《岁首之辞》,《大公报》1928年1月1日,第1版。
(3)胡适:《建国问题引论》(1933年),《胡适全集》第21册,第667页。
(4)一个侧面的证据是,以前主要反传统的胡适,那时则针对两面立言:“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年11月),《胡适全集》第4册,第673页。
(5)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四》(1925年3月),《鲁迅全集》第一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44-345页。
(6)胡适:《我们走那条路》(1930年4月),《胡适全集》第4册,第456-457页。
(7)张振之:《再论知难行易的根本问题——再驳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并驳〈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光》(旬刊)第28-29期,第21页。
(1)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72页。
(2)蒋廷黻:《知识阶级与政治》,《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第16-17页。
(3)蒋廷黻:《知识阶级与政治》,《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第16-17页。
(4)胡适:《建国问题引论》,《胡适全集》第21册,第668页。
(5)吴鼎昌:《如何救中国》(1933年),《吴鼎昌文集》,第149页。
(6)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原为《大公报》星期论文),《独立评论》第133号(1934年12月30日),第6页;《再论民治与独裁》(原为《大公报》星期论文),《独立评论》第137号(1935年1月27日),第20-22页。
(7)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35年1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第12-13页。
(1)李立中:《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批判总清算》,《文化建设》第1卷第7期(1935年4月),第43页。这段生动的话被左派史家陈端志直接改写进他自己的书里,参见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生活书店,1936年,香港中文大学1973年影印本,第368页。
(2)何炳松:《〈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序言》(1935年),《何炳松文集》第2卷,刘寅生、房鑫亮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91页;樊仲云:《编者序言》,《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第1页。
(3)陶希圣:《为什么否认现在的中国》(1935年4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第241-242页。
(4)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第13-15页。
(5)国难兴起之后,群体意识的加强也使新文化运动中推崇的西方个人概念开始退缩,从这个角度言,也是一种反击。
(6)常燕生:《我对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问题的简单意见》,《文化与教育旬刊》第55期(1935年5月30日),第2页。
(7)恽代英:《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1924年6月),《恽代英全集》第6卷,第404页。
(8)张太雷:《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的学生》(1925年1月发表),收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8页。按,与此内容大约相同而题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的学生》的文章曾于1924年7月发表于《少年国际》第1期,收入《张太雷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9-55页。
(1)这有两层意思,一是从主要参与者的言论看,他们更多希望是以英美模式涵容苏俄模式(详另文);一是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采取了从康有为、梁启超就开始的“过两级”取向,先提出一种极端的主张,同时相信中国文化的惰性会导致一种涵化的效果。参见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5-36页。
(2)杨铨:《中国近三十年之社会改造思想》,《东方杂志》第21卷17期(1924年9月10日),第50-51页。
(3)杨铨:《中国近三十年之社会改造思想》,《东方杂志》第21卷17期(1924年9月10日),第50-51页。
(4)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第10、13页。
(5)张申府:《要有你自己!》(1936年),《张申府文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8页。
(6)张申府:《要有你自己!》,《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238页。
(7)孟森:《现代化与先务急》,《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11月19日),第8页。
(1)张申府:《自责,自奋,自知,自立》,《大公报·世界思潮》1933年4月20日,第11版。
(2)胡适:《熊十力〈要在根本处注意〉附记》(1933年5月),《胡适全集》第21册,第642-643页;胡适:《苦痛的反省》(1933年4月26日在燕京大学演讲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世界日报》1933年4月28日,第7版。
(3)按,梁漱溟是自居东方的,故“往东走”实即自己走向自己。世上本无这样的走法。关于这个悖论的一些初步看法,参见罗志田:《文化翻身:梁漱溟的憧憬与困窘》,《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期。
(4)另一方面,在他人看到“不入于美,则入于俄”的格局时,胡适仍可以提出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的主张,相当能表现一些中国读书人的独特眼光。盖若这说法多少成立,则全盘西化也不是不可能。
(5)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20世纪概览》,马凡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10页。
(2)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第8-13页。
(3)季廉:《宪政能救中国?》,《国闻周报》第9卷18期,1932年5月9日,第4页(文页)。
(4)吴鼎昌:《如何救中国》(1933年),林绪武、邱少君编:《吴鼎昌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0页。
(5)超越精神主要指读书人以道自任,全面系统地对现实世界进行反思和批判(余英时:《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余英时文集(第4卷):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8-53页)。陆九渊说的“卓然不为流俗所移”(《陆九渊集·语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38页),一向是不少读书人的立身宗旨。在具体场合,甚至“可以犯积世之清议,拂一时之人心,蒙谤忍诟而不忍白焉”(康有为:《康子内外篇·阖篇》,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页)。
(1)梁漱溟:《主编本刊之自白》(1930年),《梁漱溟全集》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页。
(2)基本上,要到1937年日本的全面侵略开始,这类较为“迂远”的议题才被束之高阁。
(3)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道”的转化》,《近代史研究》2014年6期;《由器变道:补论近代中国的“天变”》,《探索与争鸣》2018年8期。
(4)胡适:《文化的冲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61页。胡适原文为英文(“Conflict of Cultures,”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1929,张景明译,罗荣渠校),本文在引用时个别译文略有调整。
(5)梁漱溟讲、肖彭记:《我们现在所缺的与需要的是什么?》,《北平晨报》1933年4月21日,第7版。
(6)梁漱溟讲、陈政记:《在晋讲演笔记·中国民族今日所处之地位》(1922年),《梁漱溟全集》第4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0-661页。
(7)孔繁*:《复教育部朱部长暨中小学课程标准编订委员会商中学历史教育书》,《大公报》1932年10月17日,第8版。
(8)参见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1)少数如李大钊,受芮恩施影响,说“俄人既受东洋文明之宗教的感化,复受西洋文明之政治的激动”,故“其文明,其生活,半为东洋的,半为西洋的”(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7页)。
(2)关于民初中国人对议会制的尝试,可参阅薛刚:《构建民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立宪想象与实践》,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2013年5月。关于国民党模式的政党政治,请参阅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3)现在的新看法似乎认为苏维埃体制在经济上不是很成功,但当时全世界都认为它在物质上也是成功的,在短时间里改变了一个国家的面貌,胡适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位(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88-303页)。
(4)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1943年,第73页。据说主要是陶希圣所写。
(5)参见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3期;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第270-273页。
(6)傅斯年:《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1918年11月12日),《新潮》1卷1号,1919年1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128-129页。
(7)胡政之:《资本主义欤社会主义欤》(1920年7月),王瑾、胡玫编:《胡政之文集》上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8-90页。
(8)阎锡山对此很认真,他从当年6月开始,召集多人在太原军署的进山邃密深沉之馆进行了两年多的专门讨论。每星期开两次讨论会,历时两年多,参加者从20多人增至500余人,存留的部分会议记录后来编成了一本《进山会议录》(参见阎锡山:《进山会议录·序》1928年5月,《阎伯川先生全集之一·治晋政务全书初编·进山会议录》,太原:山西出版社,1928年,第62页。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赵妍杰提示我注意这本书,谨此致谢!)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62-369页。
(2)梁漱溟讲、陈政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录》,《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604页;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66-367页。
(3)胡适:《读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年3月),《胡适全集》第2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9页。
(4)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1926年6月),《胡适全集》第3册,第1-14页;《东西文化之比较》(1928年),收入俾耳德(Charles A. Beard)编《人类的前程》,于熙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31-48页。
(5)梁漱溟:《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年10月,陈政笔记),《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741页。
(6)陈独秀曾把西方思潮的发展趋势分为“古代思潮”“近代思潮”和“最近代思潮”(陈独秀:《自杀论·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1920年1月,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4-155页)。
(7)《梁漱溟昨日讲演乡治》,《新晨报》(北平)1930年4月12日,第1张第3版。这是记录稿,梁漱溟不完全承认,但他在别处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参见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0年),《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06-107页。
(8)孙中山:《与杨大实的谈话》(1924年3月),郝盛朝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3页;孙中山:《与杨大实的谈话》(1924年3月),陈旭麓、郝盛朝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11页。
(9)《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辟谣》文告(沈寂主编:《陈独秀研究》第3辑,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6-262页)。
(10)按贺衷寒自己的说法是:“基于孙文主义而组织的国民党,是以革命的手段求达新共产社会建设之目的,又何必怕反革命派的造谣哩?难道说赤化就赤化了吗?”(参见贺衷寒:《革命与辟谣》,作于1925年,孙文主义学会编:《国民革命汇刊》第1卷,1926年1月,第99-100页)。本文承王奇生教授提示,特此致谢!
(1)恽代英那时就曾撰文反驳“联俄便是倚赖外力”的指责,强调革命者接受别国同志的援助,与军阀“勾结外力作国内私斗”并非“一样的事情”。恽代英:《答〈醒狮周报〉三十二期的质难》(1925年),《恽代英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5-187页。
(2)那次辩论的一些材料已收入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上),北新书局,1927年。那时报刊上的辩论文还有不少,此仅上集,下集未见。
(3)参见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历史研究》1997年6期。
(4)吴鼎昌:《赤化与白化》(1926年),《吴鼎昌文集》,第67页。
(5)恽代英:《思想界“反赤”运动之过去、现在与未来》(1927年1月1日),《恽代英全集》第9卷,第1-2页。
(6)独鹤:《欧洲之整顿风化》,《新闻报》1928年10月24日,第6张21版。
(7)韩补青:《补庵谈戏·谈戏零拾》,《大公报》1924年10月2日、1924年9月21日,均第8版。
(8)周作人:《新年通信——致衣萍》(1928年1月),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43页。
(9)周作人:《新旧医学斗争与复古》(1928年8月),《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第491-492、494页。
(1)参见Robert C. Tucker,Stalin in Power: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1928-1941,New York,1990,pp. 40-43,74-76.
(2)徐志摩:《一个态度及按语》,《晨报副刊》1926年9月11日,第17页。
(3)胡政之:《世界新旧势力奋斗之中国》(1920年7月),《胡政之文集》上册,第86-87页。从今日的后见之明看,“美俄为近”的观察或有误,但胡适在十年后也说,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参见《胡适日记全集》第6册,1930年3月5日,曹伯言整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第128页)。可谓异曲同工。
(4)胡政之:《资本主义欤社会主义欤》(1920年7月),《胡政之文集》上册,第88-90页。
(5)吴鼎昌:《中国国民经济之趋势》(1926年),《吴鼎昌文集》,第46-48页。
(6)《岁首之辞》,《大公报》1928年1月1日,第1版。
(7)胡适:《建国问题引论》(1933年),《胡适全集》第21册,第666-667页。
(1)胡适:《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胡适全集》第1册,第692-693页。
(2)胡适:《建国问题引论》(1933年),《胡适全集》第21册,第666-667页。
(3)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06-109页。
(4)蒋梦麟:《西潮》,台北:中华日报社,1961年,第4版,第4页。
(5)胡适:《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约1929年),《胡适全集》第21册,第416页(此文未公开发表,个别字据原稿核对后更易)。
(6)胡适:《建国问题引论》(1933年),《胡适全集》第21册,第665页。
(7)《北平村治月刊社宣言(续)》,《大公报》1929年2月14日,第14版。可资对比的是,几年前康有为还说“今万国之新化新政,莫不出于欧洲,即美亦皆欧化也”。参见康有为:《救亡论》(1913年),《康有为全集》第9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4页。
(8)《王鸿一在晋谈东西文化》,《大公报》1929年7月31日,第4版。一些引文出自这一报道所附王鸿一致阎锡山、冯玉祥电文。
(1)对尊西趋新的中国人来说,追寻更新的“西方”,似乎是自然的选择。很多年后,张奚若在指出“马克斯和列宁早已代替了服尔太和卢梭”时,还特别辨析“这并不是要趋时髦,也不是认为凡是最新的都是最好的”。恰揭示出不少人恐怕就是这样想的。参见张奚若:《五四运动的将来》,《北大半月刊》第4期(1948年5月1日),第4页。
(2)汪精卫:《两种模型心理之瓦解》(1930年4月),《政治月刊》第2卷第2期(1930年4月),第91-95页。
(3)这大概与革命在中国思想界的兴起或有关联,因为不少时人常把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联系起来讨论。但何以将西方历史中特别重要的英国革命缺失,仍是一个可以斟酌的现象。
(4)张申府讲、吴培申记:《客观与理想》,《新晨报》(北平)1930年6月23日,第2张7版。不只是张申府一人以为胡适不代表西洋文化而代表美国文化,金岳霖也有类似看法。参见金岳霖:《〈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附入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2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17-618页。
(5)郭斌騄:《读梁漱溟近著〈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大公报》1932年12月5日,第8版(文学副刊)。
(6)梁漱溟:《读李朴生先生〈村治运动的正路〉后志》(1930年),《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204页。
(7)葛宇心:《往东走?往西走?——再质梁漱溟先生》,《新晨报》(北平)1930年7月7日,第2张7版。
(1)马季廉:《敬答梁漱溟先生》,《大公报》1933年3月4日,第11版。
(2)参见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东方杂志》第31卷1号(1934年1月1日),第17-25页; Robert Strayer,“Communism and fascism,”in J. R. McN eill and Kenneth Pomeranz eds.,Production,Destruction,and Connection,1750-Present(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Vol. VII),Part 1:Structures,Spaces,and Boundary Mak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p.442-464.本文承四川大学的王果老师提示,谨此致谢!
(3)张君劢:《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1933年),《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6页。吴鼎昌也观察到,那时国人对外国人物,不是“顶礼民主主义之华盛顿”,就是“讴歌法西斯主义之墨索利尼”,或者“膜拜苏维埃主义之列宁”。吴鼎昌:《如何救中国》(1933年),《吴鼎昌文集》,第150页。
(4)熊十力:《杂感》(1933年),《熊十力全集》第8卷,第48页。
(5)孟森:《现代化与先务急》,《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11月19日),第7页。
(6)《胡适日记全集》第6册,1930年3月5日,曹伯言整理,台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第128页。
(7)胡适:《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约1929年),《胡适全集》第21册,第419-420页。
(8)胡适:《欧游道中寄书》(1926年8-10月),《胡适全集》第3册,第50-53、58页。
(9)《徐新六致胡适》,1927年1月1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19-420页。
(10)翁文灏:《我的意见不过如此》,《独立评论》第15号(1932年8月28日),第5页。
(1)熊十力:《读经示要》(1944年),《熊十力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21页。
(2)黄道炫:《30年代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
(3)胡适:《再论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2号(1933年12月24日),第3页。
(4)胡适:《欧游道中寄书》(1926年8-10月),《胡适全集》第3册,第59页。
(5)参见雷颐:《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三十年代民主与专制的论战透视》,《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
(6)张纯明:《如何铲除政治贪污》,《独立评论》第193号(1936年3月22日),第15-16页。
(7)胡适:《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1934年12月),《胡适全集》第22册,第198页。
(8)均转引自胡适:《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胡适全集》第22册,第192页。
(9)在吴鼎昌眼里,国民党的“党治政治”就是意大利和苏俄模式,他说,如果国民政府五六年的努力做得好,“恐怕现在全国人,无不讴歌墨索里尼之功,赞颂列宁之德了”。见吴鼎昌:《如何救中国》(1933年),《吴鼎昌文集》,第147-148页。
(10)王慎庐:《中国今日之青年问题》,《东方公论》第9-10期合刊(1930年1月10日),第90页。
(1)如胡适对“少年的朋友们”喊话说,现在“有一些不曾出国门的愚人鼓起喉咙对你们喊道:‘往东走!往东走!’”云云,便是一例。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年11月),《胡适全集》第4册,第667页。
(2)吴鼎昌:《赤化与白化》(1926年),《吴鼎昌文集》,第67页。
(3)《北平村治月刊社宣言(续)》,《大公报》1929年2月14日,第14版。
(4)西方的“封建”有其特指,要用来解释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是非常牵强的。一旦加上中国一向注重的宗法(参见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章念驰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0-345页),则“封建社会”的诠释能力便大大加强,逐渐成为受反传统思路影响的史学从业者的常规论述。
(5)王鸿一:《青年之出路》,《村治》第1卷第11期(1930年1月15日),第3页。
(6)梁漱溟:《主编本刊之自白》(1930年),《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3-14页。
(7)梁漱溟:《预告选灾,追论宪政》(1947年),《梁漱溟全集》第6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00、717页。
(1)《王鸿一在晋谈东西文化》(含所附王鸿一致阎锡山、冯玉祥电报),《大公报》1929年7月31日,第4版。
(2)《王鸿一在晋谈东西文化》(含所附王鸿一致阎锡山、冯玉祥电报),《大公报》1929年7月31日,第4版。
(3)汪精卫:《两种模型心理之瓦解》(1930年4月),《政治月刊》第2卷2期(1930年),第95页。
(4)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0年),《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18页。
(5)葛宇心:《往东走?往西走?——再质梁漱溟先生》,《新晨报》(北平)1930年7月7日,第2张7版。
(6)梁漱溟:《中国问题之解决》(1930年),《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210-211页。
(7)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1930年),《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40页。
(8)梁漱溟讲、郝心静记:《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之合流》(1934年1月),《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434-435页。
(9)《梁漱溟昨日讲演乡治》,《新晨报》1930年4月12日,第1张第3版。
(10)陈嘉异:《与王鸿一梁漱溟两君讨论中国文化暨党治乡治基本问题》,《新晨报》1930年5月8日,第1张第3版。
(11)梁漱溟:《敬答陈嘉异先生》(1930年5月17日),《村治》第1卷第1期(1930年6月),第1-2页(通讯栏页)。
(1)梁漱溟:《自述》(1934年),《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7-28页。
(2)叶青:《读〈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文化建设月刊社编印,1936年,第88-90页。梁漱溟讲、侯子温记:《中国社会构造问题》(1936年),《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849-850、857页(未经讲者寓目);梁漱溟:《政治的根本在文化》(1947年1月)、《中国哪一天能太平?》(1949年),《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688-689、788-789页。
(3)梁漱溟:《政治的根本在文化》(1947年1月)、《中国哪一天能太平?》(1949年),《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688-689、788-789页。
(4)梁漱溟:《中国哪一天能太平?》,《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789页。
(5)水天同:《加斯蒂辽尼逝世四百年纪念(续)》,《大公报·文学副刊》1929年9月30日,第13版。
(6)张振之:《再论知难行易的根本问题——再驳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并驳〈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光》(旬刊)第28-29期(1929年10月1日),第21页。
(1)罗隆基:《评〈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新月》第3卷2号(1930年4月),第7页(书报春秋栏页)。
(2)如《大公报》给中国改革下的定义是:“曰解放、创造;非复古,亦非俄化”。《岁首之辞》,《大公报》1928年1月1日,第1版。
(3)胡适:《建国问题引论》(1933年),《胡适全集》第21册,第667页。
(4)一个侧面的证据是,以前主要反传统的胡适,那时则针对两面立言:“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年11月),《胡适全集》第4册,第673页。
(5)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四》(1925年3月),《鲁迅全集》第一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44-345页。
(6)胡适:《我们走那条路》(1930年4月),《胡适全集》第4册,第456-457页。
(7)张振之:《再论知难行易的根本问题——再驳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并驳〈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光》(旬刊)第28-29期,第21页。
(1)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72页。
(2)蒋廷黻:《知识阶级与政治》,《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第16-17页。
(3)蒋廷黻:《知识阶级与政治》,《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第16-17页。
(4)胡适:《建国问题引论》,《胡适全集》第21册,第668页。
(5)吴鼎昌:《如何救中国》(1933年),《吴鼎昌文集》,第149页。
(6)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原为《大公报》星期论文),《独立评论》第133号(1934年12月30日),第6页;《再论民治与独裁》(原为《大公报》星期论文),《独立评论》第137号(1935年1月27日),第20-22页。
(7)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35年1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第12-13页。
(1)李立中:《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批判总清算》,《文化建设》第1卷第7期(1935年4月),第43页。这段生动的话被左派史家陈端志直接改写进他自己的书里,参见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生活书店,1936年,香港中文大学1973年影印本,第368页。
(2)何炳松:《〈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序言》(1935年),《何炳松文集》第2卷,刘寅生、房鑫亮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91页;樊仲云:《编者序言》,《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第1页。
(3)陶希圣:《为什么否认现在的中国》(1935年4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第241-242页。
(4)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第13-15页。
(5)国难兴起之后,群体意识的加强也使新文化运动中推崇的西方个人概念开始退缩,从这个角度言,也是一种反击。
(6)常燕生:《我对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问题的简单意见》,《文化与教育旬刊》第55期(1935年5月30日),第2页。
(7)恽代英:《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1924年6月),《恽代英全集》第6卷,第404页。
(8)张太雷:《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的学生》(1925年1月发表),收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8页。按,与此内容大约相同而题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的学生》的文章曾于1924年7月发表于《少年国际》第1期,收入《张太雷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9-55页。
(1)这有两层意思,一是从主要参与者的言论看,他们更多希望是以英美模式涵容苏俄模式(详另文);一是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采取了从康有为、梁启超就开始的“过两级”取向,先提出一种极端的主张,同时相信中国文化的惰性会导致一种涵化的效果。参见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5-36页。
(2)杨铨:《中国近三十年之社会改造思想》,《东方杂志》第21卷17期(1924年9月10日),第50-51页。
(3)杨铨:《中国近三十年之社会改造思想》,《东方杂志》第21卷17期(1924年9月10日),第50-51页。
(4)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第10、13页。
(5)张申府:《要有你自己!》(1936年),《张申府文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8页。
(6)张申府:《要有你自己!》,《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238页。
(7)孟森:《现代化与先务急》,《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11月19日),第8页。
(1)张申府:《自责,自奋,自知,自立》,《大公报·世界思潮》1933年4月20日,第11版。
(2)胡适:《熊十力〈要在根本处注意〉附记》(1933年5月),《胡适全集》第21册,第642-643页;胡适:《苦痛的反省》(1933年4月26日在燕京大学演讲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世界日报》1933年4月28日,第7版。
(3)按,梁漱溟是自居东方的,故“往东走”实即自己走向自己。世上本无这样的走法。关于这个悖论的一些初步看法,参见罗志田:《文化翻身:梁漱溟的憧憬与困窘》,《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期。
(4)另一方面,在他人看到“不入于美,则入于俄”的格局时,胡适仍可以提出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的主张,相当能表现一些中国读书人的独特眼光。盖若这说法多少成立,则全盘西化也不是不可能。
(5)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20世纪概览》,马凡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