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圣约翰时期的语言文学观考论(1911—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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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圣约翰大学赋予林语堂的,是一种在民族文化认同的前提下调和中西文化之优长的态度,和对中国固有的语言、文学、文化加以重新审视和再造的意识。林语堂在圣约翰时期的语言观和文学观,看似"一捆矛盾",实则是他始终在西方经验/民族文化、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之间寻找着一个理想的平衡支点。它既是圣约翰校方及其校长卜舫济所持的"调和中西"的治校理念的一种产物,也是当时圣约翰校园文化气氛的一个重要部分,更成为林语堂在"五四"及其之后的语言和文学实践的一种内在源头。
With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LIN Yu-tang integrated the advantag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reexamined Chinese language,literature and culture and attempted to recreate them when he studied in St.John's University.Although LIN's views o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ere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at that time,he was making great efforts to find an ideal balance between Western experiences and national culture,and between 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ism.This practice wa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the policy of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 in St.John Universit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esident Rev.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but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campus culture.More importantly,it was an internal source of LIN'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actices in and after the May 4th period.
With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LIN Yu-tang integrated the advantag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reexamined Chinese language,literature and culture and attempted to recreate them when he studied in St.John's University.Although LIN's views o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ere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at that time,he was making great efforts to find an ideal balance between Western experiences and national culture,and between 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ism.This practice wa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the policy of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 in St.John Universit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esident Rev.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but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campus culture.More importantly,it was an internal source of LIN'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actices in and after the May 4th period.
引文
(1)秦贤次:《林语堂与圣约翰大学》,《跨越与前进:从林语堂研究看文化的相融/相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东吴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1-174页。
(2)李平:《林语堂的学生生涯史料考察》,《闽台文化交流》第20期,2009年4月。
(3)钱锁桥编:《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4)杨柳:《西化、现代化与基督教化---林语堂圣约翰时期的身份危机(1911-1916)》,《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4期。
(5)彭春凌:《林语堂与现代中国的语文运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1)林语堂,原名林玉堂,幼名和乐,在1925年4月20号第23期的《语丝》杂志上以“林语堂”之名发表了《给玄同的书》一文,此前他一直是以“林玉堂”的名字发表作品。
(2)林语堂:《林语堂自传》,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页。
(3)1912年考入圣约翰预科,两年之后就读文艺科的曾虚白,原名曾熙伯,曾回忆说,“所读的课目,并不专限于文学,凡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甚至天文、地理、化学、物理等一般常识所需的课程,无不一一开列。”参见《曾虚白自传》上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34页。
(4)《圣约翰大学堂章程汇录》(1912.9-1913.7),上海:上海美华书馆,第52-53页。
(1)(4)林语堂:《林语堂自传》,第63页;第29页。
(2)1916年6月,林玉堂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文科最优秀毕业生的银牌,并由校方推荐至北京清华学校任英文教师。
(3)《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
(5)史静寰在其专著中将卜舫济列为“新保守派传教士教育家”的代表,介乎以狄考文为代表的保守派传教士教育家和以司徒雷登为代表的现代派教育家之间的人物。参见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第111页。
(6)关于卜舫济校长对于中国社会的态度,可参见拙文:《基督教大学里的新文学---“五四”时期圣约翰大学的国文教育改革初探》,《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7)《林语堂与卜舫济往来函件选》,《档案与史学》1994年第3期。
(1)林语堂:《林语堂自传》,第82-86页。
(2)《圣约翰大学堂章程汇录》(1912.9-1913.7),第43页。
(3)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6页。
(4)《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
(5)《约翰年刊》1917年,上海档案馆馆藏全宗号Q243,卷号1447。
(6)F.L.Hawks Pott,D.D,“Some Problems in Connection with Anglo-Chinese Education”,Educational Review,Vol.7,No.2,1915,p.81.
(7)发表文章如《宋高宗信用秦桧论》,《约翰声》,1908年19卷第2号,署名“上级最优生陈宝琪考作”;《袁崇焕杀总兵官毛文龙于双岛论》,《约翰声》,1909年第20卷第2号,署名“正馆高级最优生陈宝琪考作”等。
(8)F.L.H.Pot,t“Editorial”,The St.John's Echo,October,1913,No.7,pp.1-3.
(1)《圣约翰大学章程汇录》(1916.9-1917.7),第55页。
(2)1923年《约翰年刊》刊载有金聿修先生的照片和简介,其中介绍说“前清举人绍兴嵊县等书院山长嘉定市教育会会长嘉定修志局协纂”,第42页。庞树柏,号芑庵,南社发起人和著名诗人,后加入同盟会,以词名世。
(3)校刊《约翰声》原为全英文刊物,1907年始设立中文部,刊载中文作品。
(4)比如卢祖霈:《保存国粹说》(《约翰声》1913年第24卷第3号);蔡华:《论译西文宜通小学》(《约翰声》1915年第26卷第7号);瞿宣颖:《学生自修国文之法》(《约翰声》1916年第27卷第6号)。
(5)《林语堂与卜舫济往来函件选》,《档案与史学》1994年第3期。
(1)校长卜舫济在1917年的时候,态度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在文章中称,对于外界批评教会大学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中文学者这一点,他曾经深受困扰,因为公立学校在这方面就做得好一些。而现在他开始对这一事实妥协了,他相信这是无法避免的。当公立学校在西方学科方面彻底地有效地推进时,他们也会遇到和教会大学一样的问题。因此他提出,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改进中国的语言和文学。参见F.L.Hawks Pott,D.D,Remarks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in Mission Schools and Colleges,Educational Review,Vol.9,No.4,1917,pp.269-271。
(1)林玉堂:《创设汉字索引制议》,《科学》1917年第三卷第十期。
(2)林玉堂:《汉字索引制说明·附蔡孑民先生序》,《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2号。
(3)林语堂:《八十自叙》,《林语堂自传》,第82页。
(4)林语堂:《谈注音字母及其他》,京报《国语周刊》,1925年6月14日。
(5)林玉堂:《国语罗马字拼音与科学方法》,《晨报副刊》,1923年9月12日。
(1)190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纾、魏易合作翻译的狄更斯的小说《滑稽外史》,此后到1909年间,两人又合作翻译了狄更斯的其他四部长篇小说,狄更斯开始走入中国寻常百姓家。值得一提的是,魏易也是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他于1896年入圣约翰备馆,1900年进入正馆学习,1903年毕业。
(2)钱玄同:《〈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答书》,《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号,第368页。
(3)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林语堂的这篇文章同时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上,有学者曾提出这是林语堂对胡适白话文学论核心思路的一种挑战,但本文倒以为林语堂的“白话当文用,后来自有白话文学”和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正成遥相呼应之势。参见彭春凌:《林语堂与现代中国的语文运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4)Yü-t'ang Lin,The Literary Revolution and What is Literature,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vol.XV,No.4,February 1,1920,pp.36-41.
(1)周质平:《胡适与林语堂》,《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8期。
(2)Lin Yü-t'ang,Literary Revolution,Patriotism,And the Democratic Bias,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Vol.XV,No.8,June 1,1920,p.39.
(3)林玉堂:《致胡适》(1920年6月22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9卷,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23-324页。
(4)林语堂:《今文八弊(中)》,《人间世》第28期,1935年5月20日。
(5)林语堂:《今文八弊(下)》,《人间世》第29期,1935年6月5日。
(6)(7)语堂:《怎样洗练白话入文》,《人间世》第13期,1934年10月5日。
(8)林语堂:《林语堂自传》,第29页。
(2)李平:《林语堂的学生生涯史料考察》,《闽台文化交流》第20期,2009年4月。
(3)钱锁桥编:《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4)杨柳:《西化、现代化与基督教化---林语堂圣约翰时期的身份危机(1911-1916)》,《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4期。
(5)彭春凌:《林语堂与现代中国的语文运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1)林语堂,原名林玉堂,幼名和乐,在1925年4月20号第23期的《语丝》杂志上以“林语堂”之名发表了《给玄同的书》一文,此前他一直是以“林玉堂”的名字发表作品。
(2)林语堂:《林语堂自传》,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页。
(3)1912年考入圣约翰预科,两年之后就读文艺科的曾虚白,原名曾熙伯,曾回忆说,“所读的课目,并不专限于文学,凡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甚至天文、地理、化学、物理等一般常识所需的课程,无不一一开列。”参见《曾虚白自传》上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34页。
(4)《圣约翰大学堂章程汇录》(1912.9-1913.7),上海:上海美华书馆,第52-53页。
(1)(4)林语堂:《林语堂自传》,第63页;第29页。
(2)1916年6月,林玉堂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文科最优秀毕业生的银牌,并由校方推荐至北京清华学校任英文教师。
(3)《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
(5)史静寰在其专著中将卜舫济列为“新保守派传教士教育家”的代表,介乎以狄考文为代表的保守派传教士教育家和以司徒雷登为代表的现代派教育家之间的人物。参见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第111页。
(6)关于卜舫济校长对于中国社会的态度,可参见拙文:《基督教大学里的新文学---“五四”时期圣约翰大学的国文教育改革初探》,《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7)《林语堂与卜舫济往来函件选》,《档案与史学》1994年第3期。
(1)林语堂:《林语堂自传》,第82-86页。
(2)《圣约翰大学堂章程汇录》(1912.9-1913.7),第43页。
(3)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6页。
(4)《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
(5)《约翰年刊》1917年,上海档案馆馆藏全宗号Q243,卷号1447。
(6)F.L.Hawks Pott,D.D,“Some Problems in Connection with Anglo-Chinese Education”,Educational Review,Vol.7,No.2,1915,p.81.
(7)发表文章如《宋高宗信用秦桧论》,《约翰声》,1908年19卷第2号,署名“上级最优生陈宝琪考作”;《袁崇焕杀总兵官毛文龙于双岛论》,《约翰声》,1909年第20卷第2号,署名“正馆高级最优生陈宝琪考作”等。
(8)F.L.H.Pot,t“Editorial”,The St.John's Echo,October,1913,No.7,pp.1-3.
(1)《圣约翰大学章程汇录》(1916.9-1917.7),第55页。
(2)1923年《约翰年刊》刊载有金聿修先生的照片和简介,其中介绍说“前清举人绍兴嵊县等书院山长嘉定市教育会会长嘉定修志局协纂”,第42页。庞树柏,号芑庵,南社发起人和著名诗人,后加入同盟会,以词名世。
(3)校刊《约翰声》原为全英文刊物,1907年始设立中文部,刊载中文作品。
(4)比如卢祖霈:《保存国粹说》(《约翰声》1913年第24卷第3号);蔡华:《论译西文宜通小学》(《约翰声》1915年第26卷第7号);瞿宣颖:《学生自修国文之法》(《约翰声》1916年第27卷第6号)。
(5)《林语堂与卜舫济往来函件选》,《档案与史学》1994年第3期。
(1)校长卜舫济在1917年的时候,态度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在文章中称,对于外界批评教会大学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中文学者这一点,他曾经深受困扰,因为公立学校在这方面就做得好一些。而现在他开始对这一事实妥协了,他相信这是无法避免的。当公立学校在西方学科方面彻底地有效地推进时,他们也会遇到和教会大学一样的问题。因此他提出,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改进中国的语言和文学。参见F.L.Hawks Pott,D.D,Remarks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in Mission Schools and Colleges,Educational Review,Vol.9,No.4,1917,pp.269-271。
(1)林玉堂:《创设汉字索引制议》,《科学》1917年第三卷第十期。
(2)林玉堂:《汉字索引制说明·附蔡孑民先生序》,《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2号。
(3)林语堂:《八十自叙》,《林语堂自传》,第82页。
(4)林语堂:《谈注音字母及其他》,京报《国语周刊》,1925年6月14日。
(5)林玉堂:《国语罗马字拼音与科学方法》,《晨报副刊》,1923年9月12日。
(1)190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纾、魏易合作翻译的狄更斯的小说《滑稽外史》,此后到1909年间,两人又合作翻译了狄更斯的其他四部长篇小说,狄更斯开始走入中国寻常百姓家。值得一提的是,魏易也是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他于1896年入圣约翰备馆,1900年进入正馆学习,1903年毕业。
(2)钱玄同:《〈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答书》,《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号,第368页。
(3)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林语堂的这篇文章同时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上,有学者曾提出这是林语堂对胡适白话文学论核心思路的一种挑战,但本文倒以为林语堂的“白话当文用,后来自有白话文学”和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正成遥相呼应之势。参见彭春凌:《林语堂与现代中国的语文运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4)Yü-t'ang Lin,The Literary Revolution and What is Literature,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vol.XV,No.4,February 1,1920,pp.36-41.
(1)周质平:《胡适与林语堂》,《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8期。
(2)Lin Yü-t'ang,Literary Revolution,Patriotism,And the Democratic Bias,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Vol.XV,No.8,June 1,1920,p.39.
(3)林玉堂:《致胡适》(1920年6月22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9卷,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23-324页。
(4)林语堂:《今文八弊(中)》,《人间世》第28期,1935年5月20日。
(5)林语堂:《今文八弊(下)》,《人间世》第29期,1935年6月5日。
(6)(7)语堂:《怎样洗练白话入文》,《人间世》第13期,1934年10月5日。
(8)林语堂:《林语堂自传》,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