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寻求实践难题"确实性的"答案是摆在每一个认识者或决定者面前的迫切任务,于是,建立在现代逻辑、语言哲学、语用学和对话理论基础上的道德论证理论和法律论证理论在哲学和法哲学领域悄然兴起。在论证理论(包括法律论证理论)的发展中,英国当代哲学家斯蒂芬·图尔敏是不可绕开的人物,他被称为"当代论证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在论证理论及其相关领域中具有举重轻重的地位。当然,对于图尔敏的论证图式,理论界存在着不少批评/商榷意见,故此在理论上重构图尔敏模型是必要的,这就要求我们发展出一种基于当代逻辑背景的特殊的论证理论。这样经过改造的论证理论才可能解法律实践论证理论之困。
Seeking the"certainty"of practical knowledge is an urgent task for every knower or decider.Because of this,the moral reasoning theory and the legal reasoning theory,which are built under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logic,linguistic philosophy,pragmatics,and dialogue theory,are gradually rising in the philosophy and legal philosophy field.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two theories,the British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 Stephen Toulmin is an avoidable person that should be studied.He is called as"one of the founder of contemporary reasoning theory",and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reasoning theory and other relevant fields.Of course,the Toulmin modle has received many criticisms and suggestions,hence needing to be reconstructed in theory.This requires us to develop a special reasoning theory based on contemporary logic background,so that the reconstructed theory can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reasoning theory for legal practice.
引文
[1]David Hitchcock,and Bart Verheij,Arguing on the Toulmin Model(Dordrecht:Springer,2006),219.
[2]Ibid,220.
[3]比如,我国明代著名的思想家王阳明(王守仁)提出“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的思想:“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明]王阳明:《传习录上·陆澄录》)或者用西方学者的话说:为了得出有关“做什么”的正确结论,我们通常必须对如何做的处境有一个充分的描述。这种描述一般被视为理论推理,而不是实践推理。Elijah Millgram,“Practical Reasoning:The Current State of Play,”In Varieties of Practical Reasoning,ed.Elijah Millgram(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17.
[4]从现代法律实践理论的角度看,“知与行”这个话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辨析:有作者指出,至少有一种实践(行动),即裁判实践(the practice of judging)需要理论。(中世纪)波伦亚的法律评注家们是理论家,他们关心实践,他们把罗马法视为“活生生的、有拘束力的权威”,故此,他们必须采取其应当解决矛盾并揭示原理的方式来解释罗马法。否则,罗马法在实践中对于解决具体的案件就会没有用处。当今欧洲的教师-学者仍然保持着这个传统,为统一的法律解释提供教义学理论。See Richard Smith,“Can Practice Do Without Theory?Differing Answers in Western Legal Education”,in:Archiv für Rechts-und Sozialphilosophie[ARSP],Beiheft Nr.80,1994,S.431.波兰罗兹大学哲学教授扬·格雷戈洛维奇根据现代法律推理的现实,指出:在推理之前,法律人实际上并没有设计出一套可靠的、明确地带有前提与结论的论证,相反,他们是直接从实在法发布的规范开始,得到一个原先没有说出的规范。参见[以]约瑟夫·霍洛维茨:《法律与逻辑》,陈锐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页。但这并不是说,实在法发布的规范是突兀的、没有根据的纯粹意志(任意)的产物,恰恰相反,在笔者看来,凡规定性的前提,必须具备其理论(认知)性基础,有其理论(认知)性的根据(理由),理论暗示着规则的类型、基础以及批判、修正和改进的方式。在此意义上,规则其实既是规定性的(或实践行为导向的),也是理论(认知)性的,或者理论(认知)性-规定性的,这就是笔者一再坚持的“实践内嵌理论”之观点的要义(从理论到实践需要有一个过程[在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看来,理论与实践是统一/同一的,理论依附于实践,这种统一/同一是一种批判的行动,通过这种行动,实践被证明是合理的,理论则被证明是现实主义的和合理的。还有其他思想家的看法:比如,托马斯·阿奎那说:“理论通过简单的传播就变成实践”,莱布尼茨的看法是:“在科学方面,越是思辨,越是实践”,维科的名言是:“真理的就是所做的”,克罗齐认为,知是行的一种形式。参见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49~51页,即,在解决“如何行”之前先要对“如何行”的一些前提性问题[生活/法律关系、规制的条件、可能的冲突观点、评价标准等等]做“理论识别”[理论认识]或“理论描述”,在此基础上发现和确定“如何行”的“决定”[实践作为一种审慎的、深思熟虑的行动,必须包含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得到证成的事先“决定”/decision。“决定”既是人们实施行动的一阶理由,也是一个排他性理由:决定与单纯的行动意向的区别就在于它排除或限制其他理由的进一步竞争,乃属于“不再考虑赞成/反对做出某种行为之其他理由的理由”。故此,在行为和决定之间具有一个时间距离/时差]及其“规则”[即,清点和比较以前的规则,找出新的案型中的“事由”或“事理”,以及可以利用的法律素材,再与一般的“法理”进行理论权衡,发现规则规制的规范目的和可能的规范目标,消除意见/观点分歧,通过逻辑论证得出处理该案型之案情的“最佳方案”,引申出裁决规则,直至设计出一套符合理论/科学的规范体系,以此作为“行为决定”的根据。在这个阶段,规则内嵌着理论组成的元素、表达规则之观点/意见被理性接受/拒斥的理据、规则理论之展开的逻辑推论规则和理论评价的标准],再以此规则指导实践本身(规则通过指导实践以及意义的约定旨在“为世界增加某种结构”,从而产生某种“本体论效果”[ontological effect])。这个过程可以简称为“认识→理论→规则→实践”,其正向关系可以表述为:认识形成理论(实然的理论和应然的理论),理论证成规则[规则自身的本质需要理论说明:比如,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在做出行为决定时,规则可以节省时间和劳动成本,降低错误计算的风险,争议最小,为害可能最小,规则构成实践行为的“排他性理由”,等等],规则指导实践,并将以此为基础的理论带入实践(在此意义上,实践既是一个行为的“物质性进程”[material proceedings],也同时具有理论上的“理想内容”[ideal content],即,实践具有可以对行为决定进行推理的逻辑特征)。其反向关系则为:实践内嵌规则,规则内嵌理论,因而实践内嵌理论)。故此,在纯(理论)逻辑层面刻画规范逻辑的命题乃是一件先行的工作,没有这样的先行作业,法律逻辑前提的规定性(“应当”或“当为”的性质)就不容易寻找并得到理论上的证成(而理性推理不仅使我们能够从所奉行的规则中推导出行为结果,而且使我们能够对那些借以推理的规则是否仍属于一个一致和协调的秩序进行监督)。故此,笔者同意这种看法,道义性规定本身或多或少地带有理论性特点。参见[以]约瑟夫·霍洛维茨:《法律与逻辑》,第175页,注释3。不仅如此,“规则→实践”关系中也必然有一些理论(认知)性的论证(其中,“领域理论”[domain theory]或者“经验性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逻辑的应用),其中,作为实践推理的“基于理由的逻辑”(Reason-based logic,可以简括地译为“理由逻辑”/RBL)的讨论,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主题。参见[荷兰]雅普·哈赫:《法律逻辑研究》,谢耘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页及以下页,第122页及以下页,第223页,另见Joseph Raz,Practical Reason and Norm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9-48,62-63.汉译参见[英]约瑟夫·拉兹:《实践理性与规范》,朱学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62 -63页。
[5]法律适用涉及在规范与具体案件之间所进行的“双向对流归属”(die wechselseitige Zuordnung von Norm und konkretem Fall),即,规范解释的案件关联性(Fallbezogenheit der Normauslegung)和将具体的案件事实涵摄于一般规范之下。Reinhold Zippelius,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10.Aufl.,Verlag C.H.Beck,München 2006,S.9.汉译参见[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12页。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步骤在于对“现实的世界情境”(real-world situation)或“案件/案情”进行概念的“过滤”(filtering),即,我们通常所讲的“案件的认定”(the assessment of a case)。因为从法律规定的角度看,“现实的世界情境”/“案件”通常既包含(与案件裁判)相关的信息,也会包含无关的信息。与案件裁判不相干的事实信息,不是必要的,因此应当把它们从案件中过滤掉:在这个过程中,描述现实的世界情境的事实集必须在概念(术语)上与法律规定的概念(术语)相匹配/一致(match),人们必须基于法律规范的概念(术语)重新表述案件事实,经过这一过程(案件描述→抽象/转型→抽象的案件描述→匹配/一致←法律规定/规范),案件和法律规定才“共享相同的词汇”(share the same vocabulary),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做出适当的裁判。See Nienke den Haan,Automated Legal Reasoning(Thesis,Universiteit van Amsterdam,1996),18-19,21.
[6]逻辑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曾强调:“某些命题不容怀疑,好象就是这些问题和怀疑赖以转动的枢轴。”参见[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论确实性》,张金言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7]事实(事态)有时由于其本身性质(properties)而构成认知(信念)的对象,人们基于“认知性理由”(the cognitive reasons)而相信它们,这些“认知性理由”包括:事实(事态)的“相关度”(Relevance,事实/事态的实用性效用之程度,即,依赖事实/事态之[所追求]目标的数量和价值),“可信度”(Credibility,支持事实/事态的数量和价值之程度),“重要度”(Importance,事实之认知联系性的程度,即,认知主体打算必须更正的事实/事态的数量和价值),“可喜好度”(Likeability,事实之情感诉求的程度,即,直接由事实/事态满足之[所追求]目标的数量和价值)。Hitchcock and Verheij,Arguing on the Toulmin Model,364.
[8]不过,按照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教授戴维·希契科克(David Hitchcock)的理解,证成不同于真理或正确性,甚至坏的推理可能碰巧得出正确的结论,好的推理也可能不凑巧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好的推理优先于坏的推理的理由在于:整体上,人们通过好的推理比通过坏的推理更有可能对人们的问题得出正确的解答。Ibid,217.
[9]比如,与(数学、物理学等领域的)“良性-结构化难题”(well-structured problems)的解答不同,对于(日常生活中的)“病态-结构化难题”(ill-structured problems,比如,如何在伊拉克发展美国的出口战略?如何在学校体制中提高教育?人们何时应当开始思考退休问题?如此等等)之解答既谈不上对错,也无所谓有效或无效,它们应借助于某种可靠性或可接受性的层次来考虑,本质上属于修辞学的论证过程。Ibid,305-306.
[10]值得注意的是,实践知识的对象发生改变有可能是这种知识造成的,比如法学研究可以改变其研究的对象:有学者说,一本鸟类学的教科书不曾触动鸟类的世界,但一本刑法教科书却可以改变刑法。参见[德]乌尔弗里德·诺伊曼:《法律论证学》,张青波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11]“以决定为中心”是法律实践思维的最重要的特点:从方法论上说,法学和其他精神科学(人文科学)拥有相同的诠释学基础,但它通过以实践性决定为中心而将自己与其他精神科学(如语言学、历史学等)区别开来。法学也与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有一定的共同点,法学和政治法律必须考虑到社会科学对法律和新的发了计划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但法学不能归为社会科学,因为法学主要是运用精神科学方法,它的工作以行为和决定为基础。参见[德]N·霍恩:《法律科学与法哲学导论》,罗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第40页。
[12]Hitchcock,and Verheij,Arguing on the Toulmin Model,238;从理论上讲,在法律认定过程中,与“事实的世界”与“规范的世界”相关的应当有两种知识:一是“事实的世界的知识”,简称“世界的知识”(world knowledge),即,描述某个特定法规适用之领域中的情境/状态与行为/状态的改变(事实)的知识(涉及行为人、客体、行为和关系);二是“规范的世界的知识”,简称“规范的知识”(normative knowledge),即,界定命令、禁止、许可(规范性规则)和法律原则(元规则/meta-rules,即涉及规范性规则适用的规则)的知识(涉及规范主体、规范适用根据和法律后果)。这两类知识在法律推理中具有不同的作用。See den Haan,Automated Legal Reasoning,25,28-29,34f,36f,42f,47.
[13]重要的一点在于:在案件中,可能存在着“场地层面不合理”(Site-Level Unreasonableness)现象,即由于案情千差万别,一个概括性的规则适用于某些具体情形显得不合理或者毫无意义,出现了规则包含过度或包含不足的问题。此外,也有可能存在另一种现象,即“规则层面不合理”(Rule-Level Unreasonableness):在监管过程中,规则规定本身因为不考虑不同的案情而不能实际执行。See Cass R.Sunstein,Legal Reasoning and Political Conflic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131.汉译参见[美]凯斯·R·桑斯坦:《法律推理与政治冲突》,金朝武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Walter Kaufmann.Going by the Book:The Problem of Regulatory Unreasonableness(London:Routledge,2002),7.
[14]Hitchcock,and Verheij,Arguing on the Toulmin Model,219.
[15]有关“可接受前提”的专门论述,参见James B.Freeman,Acceptable Premises:An Epistemic Approach to an Informal Logic Probl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1-401.
[16]规范/规则是否在法律上有效---有效性问题不应与它们的实效性以及可适用性相混淆:比如说,一个人有义务去服兵役,然而,由于他成功地对警察或法官行贿而逃避了服兵役,有可能没有因此实际地受到惩罚,不能因此说有关服兵役的规范失效。HLA Hart and Leslie Green,The Concept of Law 2nd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201.一般而言,一个规范/规则是可适用的,意味着它在法律上有效的、且其适用的条件得到满足。Arno R.Lodder,DiaLaw:on Legal Justification and Dialogical Models of Argumentation(Berlin: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1999),68.汉译见[荷兰]阿尔诺·R·洛德:《对话法律:法律证成和论证的对话模型》,魏斌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5页。
[17]Hitchcock,and Verheij,Arguing on the Toulmin Model,241.
[18]Ibid.笔者认为,在对待事实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论证上,为避免“案件事实的具体性质与法律概念的抽象性质之间的巨大鸿沟”,可能需要更多地使用“缺省逻辑”、“限定逻辑”这样的“非单调逻辑”技术,这些新的逻辑技术具有实践问题论证上的可应用性和优势。参见J.F.霍蒂:“非单调逻辑”,载[英]罗·格勃尓:《哲学逻辑》,张清宇、陈慕泽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8页及以下页,第398页及以下页。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利用逻辑和概念分析技术把作为直观对象的案件事实进行概念抽象,用概念(特别是法律概念)来描述和认定案件事实,即,将案件事实“概念化”,以便达到对他的理论认识和实践处理。在此意义上,正如康德所言,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而不过是关于对象的概念知识。Immanuel Kant,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Felix Meiner Verlag,Hamburg 1993,S.37 ff.汉译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及以下页;另见徐向东:《道德哲学与实践理性》,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13-414页。
[19]也可以说,(理论)理性或理性推理不可能单独决定我们人类下一步该做什么,也不能决定道德“制度”或者道德“理论”的内容包括什么,但这并不是让我们滑向彻头彻尾的反理性主义泥淖。反理性主义者的谬误在于,他们总是认定道德和法律关系根本不可能被纳入理性秩序当中。而极端理性主义者的谬误,则在于总是假想存在某种通过推理和反思就可以建立客观而有效的道德和法律秩序的可行之路。Neil MacCormick,Legal Reasoning and Legal Theory(Gloucestershire:Clarendon Press,1978),265,267-269,271.汉译参见[英]尼尔·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第258-259页,第261页。
[20][德]乌尔弗里德·诺伊曼:《法律论证学》,张青波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21]James E.Herget,Contemporary German Legal Philosophy(Pennsylvan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6),43.
[22]Feteris,Fundamentals of Legal Argumentation,25,35.
[23]“前提的可接受性”之类的问题讨论最终还是要求作为辩论者的反方或者一个理性行动的听众接受。在此,逻辑论证仍然是理论上击败对手或说服听众接受的一个有效的工具。道理很简单:假如某人赞同一个有效论证的前提,却拒绝从这些前提中逻辑地推导出结论,那么其行为是不理性(不合理)的;假如某人不同意某个结论或决定,他就应当证明推论的前提不可接受。Ibid,25.
[24]Else M.Barth and Erik C.Krabbe,From Axiom to Dialogue:a Philosophical Study of Logics and Argumentation(Berlin:Walter de Gruyter,1982),“preface”VIII.
[25]参见舒国滢:《战后德国法哲学的发展路向》,《比较法研究》1995年第4期。
[26]Ulfried Neumann,Juristische Argumentationslehre,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Darmstadt 1986,S.1.汉译参见德乌尔弗里德·诺伊曼:《法律论证学》,张青波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27]Feteris.Fundamentals of Legal Argumentation,“preface”.
[28]Eveline T.Feteris and Harm Kloosterhuis,“Law and Argumentation Theory: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Legal Justification,”in Law and Method: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to Law,ed.B.M.J.van Klink(Tübingen:Mohr Siebeck Verlag,2011),253.
[29]Hitchcock,and Verheij,Arguing on the Toulmin Model,181 ff.有关斯蒂芬·图尔敏的学术生平,参见宋旭光:《理由、推理与合理性---图尔敏的论证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1页。
[30]Stephen E.Toulmin,An Examination of the Place of Reason in Eth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0),4.
[31]Ibid,53,72 ff.
[32]中译本参见[英]斯蒂芬·图尔敏:《论证的使用》,谢小庆、王丽译,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3]“论题学的再发现”(The Re-Discovery of the Topics)或“论题学的再生”(revival of the Topics)这个评语是荷兰鹿特丹大学教授奥托·伯德在1961年发表在《心灵》杂志上的论文“论题学的再发现:图尔敏教授的推论-凭证”中提出来的,他把图尔敏的论证图式与中世纪(尤其是波伊提乌)的论题学论证方法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两者的相似性。Otto Bird,“The Re-Discovery of the“Topics”:Professor Toulmin's Inference-Warrants,”Mind 70 no.280(1961):534-539,especially 536 ff.图尔敏在2002年所写的“《论证的使用》升级版序言”(Preface to the Updated Edition)中承认,最初他并没有关注奥托·伯德的评论(尽管吉尔伯特·赖尔的提醒),直到他开始研究医学伦理时(其成果就是他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伦理学教授艾伯特·R·琼森于1988年出版的《决疑术的滥用:道德推理的历史》),他才重新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此前,他主要集中于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中的《前分析篇》和《后分析篇》,通过重新阅读亚里士多德后面涉及伦理学、政治学、美学和修辞学的著作,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论题学”有了更广泛的理解,表示:“如果今天我重新这本书,我就会点到亚里士多德有关‘一般论题’和‘特殊论题’的对比,作为更清晰地阐明不同实践与论证领域所依赖的各种‘佐证’的方式。”Stephen E.Toulmin,The Uses of Argument updated edition(Camb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reface to the updated edition”,viii.汉译参见[英]斯蒂芬·图尔敏:《论证的使用》,谢小庆、王丽译,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修订版序言”,第2页。有关图尔敏之“论题学的再发现”或“论题学的再生”一说,也可以从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系的古典文学教授曼弗雷德·克劳斯(Manfred Kraus)于2005年所写的一篇文章看出,他曾经试图用图尔敏的理论来解读西塞罗的《论题术》。Manfred Kraus,“Arguing By Question:A Toulminian Reading of Cicero's Account of the Enthymeme,”In Arguing on the Toulmin Model,ed.David Hitchcock(Dordecht:Springer,2006),313 ff.
[34]Toulmin,The Uses of Argument,xi.
[35]Ibid,149.
[36]Ibid,5-6.
[37]Ibid,9;Hitchcock and Verheij,Arguing on the Toulmin Model,273.
[38]Ibid,7.
[39]Ibid,135 ff,171,235.
[40]Toulmin,The Uses of Argument,14-15,21,33 ff.汉译见[英]斯蒂芬·图尔敏:《论证的使用》,第17-18页,第23页,第34页及以下页。温策尔(J.W.Wenzel)认为:“一个论证的场域就是概念、命题和论证的一个复合整体,这些概念、命题和论证历经时间保持不变,指向共享的说明性目标,实现共享的判断标准,并被一个学科的内行人共同持守。”Joseph W.Wenzel,“On Fields of Argument as Propositional Systems,”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Forensic Association 18 no.4(1982):211.他的这个说法,可以作为图尔敏所用“场域”(field)一词的一种理解。
[41]Eveline T.Feteris,Fundamentals of Legal Argumentation:A Survey of Theories on the Justification of Legal Discussions,2 nd edition(Berlin/New York:Springer,2017),59.
[42]Hitchcock and Verheij,Arguing on the Toulmin Model,183.
[43]Ibid,3.
[44]Stephen E.Toulmin,“Reasoning in Theory and Practice,”In Arguing on the Toulmin Model,ed.David Hitchcock,and Bart Verheij(Dordrecht:Springer,2006),29.
[45]Toulmin,The Uses of Argument,89.汉译见[英]斯蒂芬·图尔敏:《论证的使用》,第84-85页。
[46]Ibid,90 ff.汉译见[英]斯蒂芬·图尔敏:《论证的使用》,第85页及以下页。在此意义上,主张或结论、根据或事实性的数据(理由)是论证/论辩的“构成性要素”(constitutive elements),这是“论辩”或“论证”这一言语行为区别于其他言语行为的本质属性,论辩/论证的(理性说服)规范性正在于此。Hitchcock,and Verheij,Arguing on the Toulmin Model,75ff.
[47]Ibid,91.汉译见[英]斯蒂芬·图尔敏:《论证的使用》,第86-87页。
[48]Ibid,95.汉译见[英]斯蒂芬·图尔敏:《论证的使用》,第89-90页。所以,作为推论规则的“凭证”要回答两类问题:一是“为什么数据D是相关的?”二是“为什么推论是适当的?”Hitchcock,and Verheij,Arguing on the Toulmin Model,293.
[49]Ibid,92,96,98.汉译见[英]斯蒂芬·图尔敏:《论证的使用》,第87页,第91页,第92页。
[50]Ibid,93-94.汉译见[英]斯蒂芬·图尔敏:《论证的使用》,第88-89页。
[51]Ibid,97.汉译见[英]斯蒂芬·图尔敏:《论证的使用》,第91页。
[52]Ibid.汉译见[英]斯蒂芬·图尔敏:《论证的使用》,第91页。
[53]Stephen E.Toulmin,Richard D.Rieke,and Allan Janik,An introduction to Reasoning,2 nd edition(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1984),313-348.
[54]Ibid,346-368.
[55]Ibid,369-392.
[56]Ibid,394-422.
[57]Ibid,281-312.在笔者看来,图尔敏所说的律师和法官很少使用“可能”、“大概”这样的“模态限定词”现象可能与法律论证的特殊性有关: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诉讼),或者要求“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民事诉讼)等等,均不可用“可能”或“大概”这样的模态限定词来表达、支持律师或法官的主张(辩护性意见或判决意见)。
[58]Toulmin,The Uses of Argument,viii.汉译见[英]斯蒂芬·图尔敏:《论证的使用》,“修订版序言”,第2页。
[59]R.M.Hare,“Review of Stephen Edelston Toulmin.An Examination of the Place of Reason in Ethics,”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no.4(1951):372-375;R.M Hare,The Language of Moral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45,48ff.
[60]Robert Alexy,Theorie der juristischen Argumentation:Die Theorie des rationalen Diskurses als Theorie der juristischen Begruendung,2.Aufl.,Suhrkamp Verlag,Frankfurt am Main 1991,SS.118-121.汉译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113页。
[61]Hitchcock and Verheij,Arguing on the Toulmin Model,4,73 ff.
[62]其实,作为实质推论规则的“凭证”,根据前提与结论联结的相关性,似乎尚可区分为“先验的凭证”、“经验的凭证”、“制度性的凭证”、“评价性的凭证”,这需要运用不同的论证策略、并建构出不同的场域依赖的具体的论证图式。Ibid,41ff,87ff,103ff,115ff.
[63]Ibid,183,203,217,311.
[64]Ibid,219-220.
[65]Ibid,249 ff.
[66]Ibid,3-4,8 ff,21.;另见宋旭光:《理由、推理与合理性---图尔敏的论证理论》,第27页及以下页,第34页及以下页,第154页及以下页,第158-177页。
[67]Feteris,Fundamentals of Legal Argumentation,50;Feteris and Kloosterhuis,“Law and Argumentation Theory,”253.英国法理学家尼尔·麦考密克指出:原则和规则是相互作用的,原则支持规则、排除规则、限定规则,并可以为那些经受住了后果主义论辩检验的新裁判规则提供证成。MacCormick,Legal Reasoning,244.汉译参见[英]尼尔·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页。
[68]Aleksander Peczenik,“The Basis of Legal Justification,”Infotryck AB Malm?,Lund(1983):1,4-5,136.
[69]Kathryn Snedaker,“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Appellate Argument:Rhetorical Analysis of Brief Writing Strategies in the Sam Sheppard Appeal,”In Argument and Critical Practices: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SCA/AFA Conference on Argumentation ed.Joseph W Wenzel(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315-324.
[70]Ronald J.Matlon,Communication in the Legal Process(New York:Holt,Rinehart&Winston Inc,1988),1-384.另见W.Scott Nobles,“Communication in the Legal Process By Ronald J.Matlon,”Argumentation and Advocacy 26 no.1(1989):39-40;Desan Iyer,“Using a Legal Realist Approach to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Legal Skills of the Law Student,”Speculum Juris,no.2(2013):130.
[71]Richard D.Rieke and Randall K.Stutman,Communication in Legal Advocacy(Columbia,SC: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0),1-245,especially 95-98.
[72]Kurt M.Saunders,“Law as Rhetoric,Rhetoric as Argument,”Journal of Legal Education 44 no.4(1994):566-578.
[73]L.Karl Branting,“A Computational Model of Ratio Decidendi,”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2 no.1(1993):1-31;John Zeleznikow,“Using Toulmin Argumentation to Support Dispute Settlement in Discretionary Domains,”In Arguing on the Toulmin Model,ed.David Hitchcock,and Bart Verheij(Dordrecht:Springer,2006),294 ff.
[74]论证/说服的对象不同:一种针对言说者本人,如果他面对新的信息而改变自己以前的心灵(观点或意见),称为“信念修正”(belief revision),另一种就是修辞学/论证理论上经常讲的“说服”或“使人信服”,即,言说者通过说服性策略力图改变他人的心灵(观点或意见),称为“说服性论证”。两者是同一个知识分币(the same epistemic coin)的两面(认知性的一面和社会性的一面)。有学者认为,如果论证理论不能奠基于信念修正模式,它就是不完全的,它可能描述令人感兴趣的对话模式及其效果,但不能解释为什么以及何以产生这样的效果。Hitchcock,and Verheij,Arguing on the Toulmin Model,359-360.在分析“信念修正”问题时,需要说明的是:从意向说明的角度看,“信念”表达了我们人类与世界的认知交往,它的目的在于(真实)表达世界,具有“心灵适应世界的方向”(the mind-toworld direction of fit),可以按真假来评价,其真假取决于它们是否把世界表达得如其所是,这一点不同于“欲望”,后者具有“世界适应心灵的方向”(the world-to-mind direction of fit),对它们进行评价取决于它们要把世界表达成什么样的(或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欲望”本身谈不上“信念修正”,但“欲望”(特别是激发实践行动的欲望)应以(有价值的或值得想望的)“评价性信念”(宗教信念、道德信念、政治信念等)和“信念修正”为基础或中介,因为评价性信念表达的内容能够对我们人类的意志、欲望产生影响,形成具有理性(反思/慎思判断)指涉(或价值上的重要性关注)的“动机效应”以及实践的本质根据。参见徐向东:《道德哲学与实践理性》,第178页,第188-189页,第253页。
[75]徐向东:《道德哲学与实践理性》,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11页。
[76]同前注[75],第408、411页。
[77]Robert Alexy,Theorie der juristischen Argumentation:Die Theorie des rationalen Diskurses als Theorie der juristischen Begruendung,2.Aufl.,S.123.汉译参见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第114页。
[78]Hitchcock,and Verheij,Arguing on the Toulmin Model,184 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