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德基广场出土南朝金铜佛造像的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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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南京德基广场出土的南朝金铜佛教造像及残件,可初步考定其发生时间,并具体分析这批造像所呈现的新特点及其源流,包括背屏三尊像,佛、菩萨立莲花高坛,主尊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下伸两指,菩萨作三髻、四髻或头戴三珠冠,X型帔帛和璎珞于身体两侧呈外展式下垂,胁侍菩萨、弟子及化佛作双手合掌,飞天插件中出现托塔力士及阿育王塔等诸多造像特征。
According to the gilt bronze Buddhist statues and its remnant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unearthed in Deji Plaza,Nanjing, the author made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occurrence time and the new features and origins of these statues, including the three statues of the back screen, Buddha and Bodhisattva stand on the high altar of the lotus;the middle statue's right hand is a fearless handprint, and two fingers extended in the left hand;Bodhisattva has hair up in three buns, four buns or wearing three—pearl crown;Xtype shawl and wreaths drooping on both sides of the body;Retinues Bodhisattva, disciple and HuaFo as the hands together in prayer; The plug—in in Flying Apsaras appears in the TotaLishi and Ashoka.
According to the gilt bronze Buddhist statues and its remnant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unearthed in Deji Plaza,Nanjing, the author made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occurrence time and the new features and origins of these statues, including the three statues of the back screen, Buddha and Bodhisattva stand on the high altar of the lotus;the middle statue's right hand is a fearless handprint, and two fingers extended in the left hand;Bodhisattva has hair up in three buns, four buns or wearing three—pearl crown;Xtype shawl and wreaths drooping on both sides of the body;Retinues Bodhisattva, disciple and HuaFo as the hands together in prayer; The plug—in in Flying Apsaras appears in the TotaLishi and Ashoka.
引文
[1]贺云翱.六朝都城佛寺和佛塔的初步研究[J].东南文化,2010(3).
[2]贺云翱.南朝铜器的科技考古研究[J].南方文物,2013(1).
[3]四川博物院,等.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费泳.佛衣样式中的“褒衣博带式”及其在南北方的演绎[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2).
[5]林树中.六朝艺术[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4.
[6]宿白.南朝龛像遗迹初探[J].考古学报,1989(4).
[7]费泳.“建康模式”的形成及佛像样式特征[J].美术与设计,2017(1).
[8]金申.吴越国王造阿育王塔[J].东南文化,2002(4).
[9]陈浩.东土佛光: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10]杨富学,王书庆.敦煌文献p.2977所见早期舍利塔考[J].敦煌学辑刊,2010(1).
[11]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2]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3]孙机.中国早期高层佛塔造型之渊源[M]//中国圣火.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
[14]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M].增订本.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15]费泳.“青州模式”造像的源流[J].东南文化,2002(2).
[16]宫治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M].李萍,张清涛,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17]J.Marshall,A.Foucher.The Monuments of sānchī[J].Calcutta,1940,Vol.Ⅱ.
[18]高田修.犍陀罗美术中的大乘式征证---弥勒和观音像[J].佛教艺术,1979,125.
[19]宫治昭.佛像的起源和秣菟罗造像[J].谢建明,译.东南文化,1992(5).
[20]栗田功.ガンダーラ美术Ⅰ仏伝[M].东京:二玄社,1988.
[21]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J].文物,1980(5).
[22]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J].文物,1992(11).
[23]水野清一.中国の佛教美术[M].平凡社,1966.
[24]王仲殊.关于日本的三角缘佛兽镜[J].考古,1982(6).
[25]徐苹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J].考古,1984(6).
[26]宿白.四川钱树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器物上的佛像[J].文物,2004(10).
[27]久野健.古代小金銅仏[M].东京:小学館,1982.
[28]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J].文物,1985(7).
[29]黄文昆.佛教初传南方之路[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30]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J].考古学报,1978(1)
[31]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M]//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32]费泳.佛像袈裟的披着方式与“象鼻相”问题[J].敦煌研究,2008(2).
[33]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褒衣博带演化式”是在“褒衣博带式”佛衣之后出现,且极具影响力的一款佛衣样式,发端于建康并在6世纪中期前后扩散传播至除东魏、北齐政治中心以外的广大汉地,如青州、建康、成都、天水、敦煌沿线。费泳《论南北朝后期佛像服饰的演变》,《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费泳《佛衣样式中的“褒衣博带式”及其在南北方的演绎》,《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2期。
(1)其中一件不便拍摄,仅作概略描述:一佛二菩萨背屏式金铜造像,高约20cm,主尊着“褒衣博带式”佛衣,二胁侍菩萨帔帛于身体两侧外展下垂,菩萨所戴宝冠呈上大下小的倒梯形,脚立莲花高坛,莲下一狮。背屏饰有三身小坐佛,分别位于背屏火焰纹处,上方居中一尊,左右对称各一尊。
(2)笔者还见到约相当于成人手掌1/2大小的施与愿印的金铜佛造像的手部残件,釆用錾刻工艺成型,若为完整的造像,其大小在现存金铜佛中也是少见的。
(1)2014年南京博物院展出时未出示标牌,2017年此像被标为南朝,但未注明来源。
(1)《梁书》记载,普通四年(523年)“十二月戊午,始铸铁钱”。至中大同元年(546年)武帝下诏改回“可通用足陌钱”。
(1)《大正藏》第49册,No.2035。
(1)文中所举四川地区南朝阿育王塔,参见四川博物院等编著《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2)转轮王之轮宝有金、银、铜、铁四种,据此转轮王又分为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
(1)1960年发掘的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中,铭文及实物均证实,该塔基中的11粒舍利在唐代取自长干寺阿育王塔。梁白泉《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发掘报告》,《考古》1961年第6期。
(2)北宋长干寺阿育王塔的原型,应是孙吴时期被孙綝毁没的阿育王塔。因原塔已毁,严格意义讲东吴以后在原塔旧址上复建的阿育王塔,应属阿育王塔仿品、阿育王式塔,或阿育王塔造型。
(3)萧梁年间涌现出的阿育王立像,着通肩式袈裟,头部肉髻硕大、螺发、蓄小髭。像例见成都万佛寺及西安路出土的数身此类造像。四川博物院等编著《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1)《大正藏》03册,NO.0190。
(2)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61年,图版3 ab。
(1)长者,《妙法莲花经玄赞》卷第十:“心平性直,语实行敦,齿迈财盈,名为长者”。文中质多罗长者是以供养人的身份出现的。
(2)《密教印图集》,辑入日本密教辞典编纂会《密教大辞典》,法藏馆1931年。
(3)《大正藏》第03册,No.0156。
(4)《大正藏》第03册,No.0155。
(1)如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刘国之造弥勒佛坐像、北魏宣武帝正始元年(504年)佛坐像、北魏永平二年(509年)佛坐像。
(2)关于手持莲花,如北凉昙无谶译《悲华经》:“尔时无畏王子,手持莲华上宝藏佛,作如是言,世尊,若我所愿成就得己利者,以佛力故今在佛前,愿我当得悉见种种庄严三昧,复愿天雨种种莲华大如车轮,遍满十方如恒河沙世界微尘数等诸佛国土,亦令我等皆遥见之。”后秦鸠摩罗什译《佛说千佛因缘经》:“时千童子闻佛因缘,各持莲华以供养像顶礼像足。”
(1)由于该函并非出自塔的中心,而是在侧面发现,也有观点认为此物可能是迦腻色伽2或3世纪时制作后补入塔中,至少可以认为是犍陀罗晚期(约140~230年)的作品。
(2)《本行经》中有九龙吐水浴太子身之说,坎卡利蒂拉出土的这件作品似只表现了二龙吐水浴佛。
(1)德基南朝金铜背屏三尊像,除现有较为完整的8件外,德基13号主尊缺失,残存二胁侍菩萨。德基10、11号原也应为不同背屏上的胁侍菩萨。德基7、8号原应为背屏上的主尊。
(2)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逵既巧思,又善铸佛像及雕刻,曾造无量寿木像,高丈六,并菩萨。逵以古制朴拙,至于开敬不足动心,乃潜坐帷中,密听众论,所听褒贬,则加研详精思,三年刻像乃成,迎至山阴灵宝寺。……今亦有逵手铸铜佛并二菩萨,在故洛阳城白马寺,隋文帝自荆南兴皇寺取来。”
(3)法琳《辩正论》记载戴逵:“学艺优达,造招隐寺,手制五夹纻像,并相好无比,恒放身光。”
(4)阇那崛多译《佛本行经》:“尔时复有无量无边诸余天等,千万亿数,娑婆世主,大梵天王,及帝释等,皆大欢喜,乃至遍体,不能自胜,合十指掌,顶礼菩萨。”《大正藏》第03册,No.0190。
(5)在犍陀罗,半跏思惟像被用于悉达多太子、魔王、观音菩萨等。在汉传佛教文化圈,半跏思惟像形成了弥勒菩萨的系谱。宫治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李萍、张清涛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68-291页。
(1)该菩萨顶作四髻,其中位于身体左侧方向的一髻残。刘凤君《山东佛像艺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85页。
(2)该菩萨上身未披天衣,于左肩披鹿皮。
(1)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雕塑篇附图》,国书刊行会,1917年,图820。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61年,图版1。林树中《中国美术全集·魏晋南北朝雕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图27。
(2)第268、272、275窟是公认莫高窟现存最早的三窟,均无纪年。对这三窟的建造年代,大致分为“北凉说”和“北朝说”。持“北凉说”观点参见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文物出版社,1982年),段文杰《八十年代的敦煌石窟研究》(《中国文物报》第40期,1988年10月7日),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持“北朝说”观点参见宿白《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年代问题》(《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20卷,1989年),黄文昆《十六国的石窟寺与敦煌石窟艺术》(《文物》1992年第5期)。
(3)该像纪年铭文显示为观世音,四脚座铭文:“开皇十六岁次丙辰二月廿二日众生刘详为师僧父母及眷属□众生敬造观世音象一区□戍丘觉。”《东亚金铜佛》,大和文华馆,1999年,图47。
(1)飞鸟大佛左手手掌置于左腿,手心上仰,该像左手未作伸二指状已是现存飞鸟佛像中的特例,尚不能确定这就是原像的手印,还是大像在后鸟羽建久七年(1196年)遭受火灾后修复失误导致。
(2)《大正藏》第14册,No.0475。
[2]贺云翱.南朝铜器的科技考古研究[J].南方文物,2013(1).
[3]四川博物院,等.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费泳.佛衣样式中的“褒衣博带式”及其在南北方的演绎[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2).
[5]林树中.六朝艺术[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4.
[6]宿白.南朝龛像遗迹初探[J].考古学报,1989(4).
[7]费泳.“建康模式”的形成及佛像样式特征[J].美术与设计,2017(1).
[8]金申.吴越国王造阿育王塔[J].东南文化,2002(4).
[9]陈浩.东土佛光: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10]杨富学,王书庆.敦煌文献p.2977所见早期舍利塔考[J].敦煌学辑刊,2010(1).
[11]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2]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3]孙机.中国早期高层佛塔造型之渊源[M]//中国圣火.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
[14]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M].增订本.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15]费泳.“青州模式”造像的源流[J].东南文化,2002(2).
[16]宫治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M].李萍,张清涛,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17]J.Marshall,A.Foucher.The Monuments of sānchī[J].Calcutta,1940,Vol.Ⅱ.
[18]高田修.犍陀罗美术中的大乘式征证---弥勒和观音像[J].佛教艺术,1979,125.
[19]宫治昭.佛像的起源和秣菟罗造像[J].谢建明,译.东南文化,1992(5).
[20]栗田功.ガンダーラ美术Ⅰ仏伝[M].东京:二玄社,1988.
[21]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J].文物,1980(5).
[22]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J].文物,1992(11).
[23]水野清一.中国の佛教美术[M].平凡社,1966.
[24]王仲殊.关于日本的三角缘佛兽镜[J].考古,1982(6).
[25]徐苹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J].考古,1984(6).
[26]宿白.四川钱树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器物上的佛像[J].文物,2004(10).
[27]久野健.古代小金銅仏[M].东京:小学館,1982.
[28]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J].文物,1985(7).
[29]黄文昆.佛教初传南方之路[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30]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J].考古学报,1978(1)
[31]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M]//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32]费泳.佛像袈裟的披着方式与“象鼻相”问题[J].敦煌研究,2008(2).
[33]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褒衣博带演化式”是在“褒衣博带式”佛衣之后出现,且极具影响力的一款佛衣样式,发端于建康并在6世纪中期前后扩散传播至除东魏、北齐政治中心以外的广大汉地,如青州、建康、成都、天水、敦煌沿线。费泳《论南北朝后期佛像服饰的演变》,《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费泳《佛衣样式中的“褒衣博带式”及其在南北方的演绎》,《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2期。
(1)其中一件不便拍摄,仅作概略描述:一佛二菩萨背屏式金铜造像,高约20cm,主尊着“褒衣博带式”佛衣,二胁侍菩萨帔帛于身体两侧外展下垂,菩萨所戴宝冠呈上大下小的倒梯形,脚立莲花高坛,莲下一狮。背屏饰有三身小坐佛,分别位于背屏火焰纹处,上方居中一尊,左右对称各一尊。
(2)笔者还见到约相当于成人手掌1/2大小的施与愿印的金铜佛造像的手部残件,釆用錾刻工艺成型,若为完整的造像,其大小在现存金铜佛中也是少见的。
(1)2014年南京博物院展出时未出示标牌,2017年此像被标为南朝,但未注明来源。
(1)《梁书》记载,普通四年(523年)“十二月戊午,始铸铁钱”。至中大同元年(546年)武帝下诏改回“可通用足陌钱”。
(1)《大正藏》第49册,No.2035。
(1)文中所举四川地区南朝阿育王塔,参见四川博物院等编著《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2)转轮王之轮宝有金、银、铜、铁四种,据此转轮王又分为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
(1)1960年发掘的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中,铭文及实物均证实,该塔基中的11粒舍利在唐代取自长干寺阿育王塔。梁白泉《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发掘报告》,《考古》1961年第6期。
(2)北宋长干寺阿育王塔的原型,应是孙吴时期被孙綝毁没的阿育王塔。因原塔已毁,严格意义讲东吴以后在原塔旧址上复建的阿育王塔,应属阿育王塔仿品、阿育王式塔,或阿育王塔造型。
(3)萧梁年间涌现出的阿育王立像,着通肩式袈裟,头部肉髻硕大、螺发、蓄小髭。像例见成都万佛寺及西安路出土的数身此类造像。四川博物院等编著《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1)《大正藏》03册,NO.0190。
(2)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61年,图版3 ab。
(1)长者,《妙法莲花经玄赞》卷第十:“心平性直,语实行敦,齿迈财盈,名为长者”。文中质多罗长者是以供养人的身份出现的。
(2)《密教印图集》,辑入日本密教辞典编纂会《密教大辞典》,法藏馆1931年。
(3)《大正藏》第03册,No.0156。
(4)《大正藏》第03册,No.0155。
(1)如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刘国之造弥勒佛坐像、北魏宣武帝正始元年(504年)佛坐像、北魏永平二年(509年)佛坐像。
(2)关于手持莲花,如北凉昙无谶译《悲华经》:“尔时无畏王子,手持莲华上宝藏佛,作如是言,世尊,若我所愿成就得己利者,以佛力故今在佛前,愿我当得悉见种种庄严三昧,复愿天雨种种莲华大如车轮,遍满十方如恒河沙世界微尘数等诸佛国土,亦令我等皆遥见之。”后秦鸠摩罗什译《佛说千佛因缘经》:“时千童子闻佛因缘,各持莲华以供养像顶礼像足。”
(1)由于该函并非出自塔的中心,而是在侧面发现,也有观点认为此物可能是迦腻色伽2或3世纪时制作后补入塔中,至少可以认为是犍陀罗晚期(约140~230年)的作品。
(2)《本行经》中有九龙吐水浴太子身之说,坎卡利蒂拉出土的这件作品似只表现了二龙吐水浴佛。
(1)德基南朝金铜背屏三尊像,除现有较为完整的8件外,德基13号主尊缺失,残存二胁侍菩萨。德基10、11号原也应为不同背屏上的胁侍菩萨。德基7、8号原应为背屏上的主尊。
(2)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逵既巧思,又善铸佛像及雕刻,曾造无量寿木像,高丈六,并菩萨。逵以古制朴拙,至于开敬不足动心,乃潜坐帷中,密听众论,所听褒贬,则加研详精思,三年刻像乃成,迎至山阴灵宝寺。……今亦有逵手铸铜佛并二菩萨,在故洛阳城白马寺,隋文帝自荆南兴皇寺取来。”
(3)法琳《辩正论》记载戴逵:“学艺优达,造招隐寺,手制五夹纻像,并相好无比,恒放身光。”
(4)阇那崛多译《佛本行经》:“尔时复有无量无边诸余天等,千万亿数,娑婆世主,大梵天王,及帝释等,皆大欢喜,乃至遍体,不能自胜,合十指掌,顶礼菩萨。”《大正藏》第03册,No.0190。
(5)在犍陀罗,半跏思惟像被用于悉达多太子、魔王、观音菩萨等。在汉传佛教文化圈,半跏思惟像形成了弥勒菩萨的系谱。宫治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李萍、张清涛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68-291页。
(1)该菩萨顶作四髻,其中位于身体左侧方向的一髻残。刘凤君《山东佛像艺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85页。
(2)该菩萨上身未披天衣,于左肩披鹿皮。
(1)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雕塑篇附图》,国书刊行会,1917年,图820。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61年,图版1。林树中《中国美术全集·魏晋南北朝雕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图27。
(2)第268、272、275窟是公认莫高窟现存最早的三窟,均无纪年。对这三窟的建造年代,大致分为“北凉说”和“北朝说”。持“北凉说”观点参见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文物出版社,1982年),段文杰《八十年代的敦煌石窟研究》(《中国文物报》第40期,1988年10月7日),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持“北朝说”观点参见宿白《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年代问题》(《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20卷,1989年),黄文昆《十六国的石窟寺与敦煌石窟艺术》(《文物》1992年第5期)。
(3)该像纪年铭文显示为观世音,四脚座铭文:“开皇十六岁次丙辰二月廿二日众生刘详为师僧父母及眷属□众生敬造观世音象一区□戍丘觉。”《东亚金铜佛》,大和文华馆,1999年,图47。
(1)飞鸟大佛左手手掌置于左腿,手心上仰,该像左手未作伸二指状已是现存飞鸟佛像中的特例,尚不能确定这就是原像的手印,还是大像在后鸟羽建久七年(1196年)遭受火灾后修复失误导致。
(2)《大正藏》第14册,No.0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