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康雍乾三帝接受俄葡英三国使节国书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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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引述清朝通事传教士马国贤、巴多明及英使马戛尔尼及其随员文带分别记录的俄国伊斯梅洛夫、葡萄牙麦德乐、英国马戛尔尼三位使节觐见礼仪,认为朝见礼仪与递交国书礼仪虽有关联,却是两种礼仪,三使节觐见的三跪九叩首礼不变(英使或许是行三跪九鞠躬礼),递交国书礼仪,由大臣转呈皇帝更改为使节直接将国书递交皇帝。由此得知三国使节争取平等国地位,获得部分成功。康雍乾三帝改变接受外国使臣呈递国书礼仪,是国内外政治局势造成的,是不得已的举措。康熙帝为遏制俄国支持北疆准噶尔而对其让步;雍正帝在继位合法性等社会舆论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借外使祝贺登基改变形象;乾隆帝为维持"十全老人"形象令接见英使有个喜剧结局。三使节礼仪之争的史事表明:"来者不善",英使提出占据两个小岛的要求;递交国书仪礼之争实质是使节代表其国家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朝皇帝权威挑战;不识18世纪世界形势的中国统治者,在守旧观念主导下,将使中国不可避免地陷入颓势地位,巨大的危险将至。
引文
(1)正大光明殿,紫禁城中无此殿,雍正间在圆明园建成此殿,康熙帝不可能在这里接见伊斯梅洛夫。因此马国贤说在此殿举行觐见礼,应系指乾清宫,因此宫殿内有顺治帝书写的“正大光明”匾,“皇帝召对臣工,引见庶僚皆御焉”。乾清宫前面有乾清门,是康熙帝御门听政之所,“皇帝御门听政,则于门下陈设御座黼扆。部院以次启事,内阁面承谕旨于此”。见(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12,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04页、201页。
(1)[意]马国贤:《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李天纲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90~97页。
(2)此种接受俄国使节伊斯梅洛夫递交国书情景,可与同时在北京的罗马教廷使节嘉乐递交教皇文书的仪礼对照观览。嘉乐于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到京,十二月初三日康熙帝接受其文书,其情节见于成文于当年年底的汉文档案,上有康熙帝亲自批改的文字,为陈垣(1880-1971)发现并于1931年整理成《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后来李天纲予以校点,作为附录收入马国贤《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接受教皇信件与接见嘉乐仪礼情形是:“上御九经三事殿(笔者按:畅春园正殿,与乾清门临朝功能同,接见臣工和使节),筵宴嘉乐。嘉乐着本国服色,于丹陛下进教王表章。上特命引至御前,亲接其表。嘉乐行三跪九叩礼毕,命坐于西班头等大人之次。赐上用克食,上钦赐酒一爵……于殿庑下着伊都立等赐随来西洋人酒各一爵。上念天寒,外国衣服甚薄,赐嘉乐亲御貂褂一件。宴毕,上回宫,嘉乐谢恩而退。”见《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李天纲译,第162~163页。
(3)张安多,1705年在中国,1721年奉康熙帝命为特使赴葡萄牙,1725年与麦德乐同船往中国,先期回到北京,随后奉命与内务府郎中常保住迎接麦德乐进京。见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96~397页。
(1)《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尊敬的本会尼埃尔(Nyel)神父的信》(1727年10月8日于北京),[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3卷,朱静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28~240页。
(2)[英]马戛尔尼:《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译,林延清解读,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0~41页、49~50页、70页、93页、95~96页、98~104页。
(1)文带手稿现存爱尔兰国家图书馆,本文转录于黄一农《印象与真相──清朝中英两国的觐礼之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八本第一分,2007年3月,第51页。又,《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的林延清解读,亦应用了文带的手稿。解读云:“马戛尔尼的一个亲戚温德,也是当时随行的秘书。其手稿已被发现,他如实记录了当时的活动:‘当皇帝陛下经过时,有人通知我们走出帐篷,让我们在中国官员和鞑靼王公对面排好队伍。我们按当地方式施了礼,也就是说,跪地,叩头,九下。’”(第242~243页)
(1)马戛尔尼使团离京南行,力持未行跪拜礼之说的使团主计官巴罗(John Barrow,1764-1848)预想会在途中被清朝接待官员冷淡,“必定会施加报复,尽量不给我们方便,让我们的长途旅行变得不愉快”。然而实际上官员“尽量使我们生活安适,不乏照顾,也不节约。各种供应物资出奇地准时大量送到船上”。尤其是官员知道英国人有饮食牛奶习惯,特地购置两头奶牛,装载一条船上,以便及时供应。原浙江巡抚、新任命的两广总督长麟在北京陛见后赴任,在杭州与使团汇合,说“皇帝方面多方表示对使臣感到满意”,并让他“再带一件礼物送给”英王,又给使臣字画,给随员丝绸、茶叶、扇子等物(《巴罗中国行纪》,[英]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何高济、何毓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06~407页、427页)。
(2)《清实录》第27册《高宗实录》卷1434,五十八年八月乙丑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0~171页。文中《清实录》资料的版本、页码,承丁强博士帮助注明,至为感谢。
(3)《巴罗中国行纪》,《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181页;《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第91页。
(4)《清实录》第27册《高宗实录》卷1434,五十八年八月丁卯条,第171页。
(5)前述黄一农文,第51页、84页。
(1)《清实录》第6册《圣祖实录》卷289,五十九年十月甲午条、甲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14页。
(2)《清实录》第6册《圣祖实录》卷291,六十年正月癸亥条,第825页。
(3)《清实录》第6册《圣祖实录》卷291,六十年三月乙丑条,第830页。
(4)《清圣祖实录》之外,笔者寄希望《康熙起居注》是否有伊斯梅洛夫的资料,遗憾的是该书记录至康熙五十七年三月,五十九年的事自然不可能着墨了。
(5)[意]马国贤:《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李天纲译,第98~99页。
(6)《清实录》第7册《世宗实录》卷56,五年四月癸丑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64页。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第2册,五年四月初八,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175页。
(8)《清实录》第27册《高宗实录》卷1434,五十八年八月庚午条,第172页。
(1)《清实录》第6册《圣祖实录》卷291,六十年三月乙丑条,第830页。
(2)(清)魏源:《圣武记》卷3《康熙亲征准噶尔记》,韩锡铎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0页。
(3)《清实录》第5册《圣祖实录》卷183,三十六年四月甲子条,谓抚远大将军费扬古奏报,噶尔丹因兵败“饮药自尽”(中华书局,1985年,第956页)。其实,费扬古同日满文奏折报告的是噶尔丹病死,只是不知道得的什么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抚远大将军费扬古奏报丹济拉来归折(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九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82页],此又见“实录”之不实。
(4)(清)何秋涛:《朔方备乘》卷37《俄罗斯互市始末》,光绪七年刊本。
(5)《清实录》第6册《圣祖实录》卷273,五十六年七月壬申条,第677页。
(6)拙作《雍正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98页)对此有所说明,本文从略。
(7)参阅拙文《康熙帝多方使用西士及其原因》,收入拙作《尝新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年。
(8)参阅拙作《雍正传》第67页、293页。
(9)《清实录》第5册《圣祖实录》卷135,二十七年五月癸酉条,第465~466页。
(1)[意]马国贤:《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李天纲译,第98页。
(2)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40页。
(3)麦德乐对雍正帝说:“我的国王对陛下的感情远远超过了我所能用言语表达出来的。陛下英明,是一般人永远达不到的高瞻远瞩,此信为陛下证明了这一点。”《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尊敬的本会尼埃尔(Nyel)神父的信》(1727年10月8日于北京),[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3卷,朱静译,第235页。
(4)《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尊敬的本会尼埃尔(Nyel)神父的信》(1727年10月8日于北京),[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3卷,朱静译,第237~240页。
(5)宋君荣,1722年到达广州,1723年至京,传教士,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巴黎科学院院士。R.西蒙(Simon)夫人编有《1722-1759年宋君荣北京书简集》,日内瓦德罗兹书店1970年版。见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耿昇译,第259~261页。
(1)宋君荣1727年10月11日致盖雅尔神父函件,收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编《清史译文》上册(清史译文新编第二辑),第12~14页。
(2)《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尊敬的本会尼埃尔(Nyel)神父的信》(1727年10月8日于北京),[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3卷,朱静译,第240页。
(3)《清史译文》上册(清史译文新编第二辑),第12页。
(4)《清实录》第27册《高宗实录》卷1426,五十八年四月癸亥条,第72页。
(5)《清实录》第27册《高宗实录》卷1430,五十八年六月庚午条,第125页。
(1)《清实录》第27册《高宗实录》卷1431,五十八年六月戊寅条、壬午条、戊子条、庚寅条,第131页、133页、137页、138~139页。
(2)《清实录》第27册《高宗实录》卷1432,五十八年七月己亥条,第146~147页。
(3)《清实录》第27册《高宗实录》卷1432,五十八年七月己亥条,第147页。《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同样记录徵瑞转述乾隆帝旨意:“现敝国皇帝已决意将今年秋狩之说取消,俟万寿期过即当回京,俾与贵使就北京接洽一切,勿令贵使淹滞敝国,致劳贵国皇帝陛下挂念。”(第41页)
(4)[英]马戛尔尼:《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译,林延清解读,第208页。
(5)广东官方在马戛尔尼将下榻的商馆附近建造临时用的厅堂,总督长麟、粤海关监督至此会见马戛尔尼,派出欢迎船只往广州郊区迎接使者,船上悬挂旌旗、飘带、华盖,有乐队在临时建筑的大厅演出,大厅设有皇帝牌位,官员行礼,表示皇帝恩赐使团平安到达广州(《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69页)。
(6)《清实录》第27册《高宗实录》卷1431,五十八年六月辛卯条,第139~140页。
(7)[英]马戛尔尼:《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译,林延清解读,第30页、45页。
(1)《清实录》第27册《高宗实录》卷1434,五十八年八月丁卯条,第171页。
(2)[英]马戛尔尼:《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译,林延清解读,第155~156页。
(3)《清实录》第27册《高宗实录》卷1435,五十八年八月己卯条,第186~187页。
(1)[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一、二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07~119页。本处史料,承蒙林树惠先生赐教,他在《康乾时期英船在中国沿海的活动》中述及此事(《南开学报》1982年第5期)。
(2)《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神父致国王忏悔师、本会可敬的拉雪兹神父的信》(1703年2月15日于舟山)、《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神父致国王忏悔师、本会可敬的拉雪兹神父的信》(1704年1月15日于伦敦),[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1卷,郑德弟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60页、322页。
(3)[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耿昇译,第831页。
(4)[英]马戛尔尼:《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译,林延清解读,第144~145页。
(5)《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尊敬的本会尼埃尔(Nyel)神父的信》(1727年10月8日于北京),[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3卷,朱静译,第239页。
(1)国际18世纪研究会主席约翰·施洛巴赫说18世纪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戴逸认为“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见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序言第1页、正文第1页)。加拿大学者卜正民著、黄中宪译《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值得留意“17世纪全球化的黎明”之说。
(2)《清实录》第27册《高宗实录》卷1435,五十八年八月己卯条,第183~184页。
(3)《清实录》第27册《高宗实录》卷1435,五十八年八月己卯条,第185页。
(4)拙文《清朝前期西洋传教士笔下中国人性格与中国政体》(《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收入《尝新集》)、《乾隆间下层民众生活状况、心态与皇帝崇拜》(《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均有较为详细的说明,此处从略。
(5)[英]马戛尔尼:《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译,林延清解读,第211页、206页。
(1)[英]马戛尔尼:《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译,林延清解读,第29页、6~7页、46~47页、29页。
(2)二文均收入《尝新集》。
(3)这里需要饶舌的是,笔者学识浅薄,对马戛尔尼的觐见礼,究竟是三跪九叩,抑或三跪九鞠躬,只能存疑,深为遗憾。为避短,亦未就此下功夫,而将关注重点放在递交国书仪礼上,亦堪可欣慰者。
(1)[意]马国贤:《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李天纲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90~97页。
(2)此种接受俄国使节伊斯梅洛夫递交国书情景,可与同时在北京的罗马教廷使节嘉乐递交教皇文书的仪礼对照观览。嘉乐于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到京,十二月初三日康熙帝接受其文书,其情节见于成文于当年年底的汉文档案,上有康熙帝亲自批改的文字,为陈垣(1880-1971)发现并于1931年整理成《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后来李天纲予以校点,作为附录收入马国贤《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接受教皇信件与接见嘉乐仪礼情形是:“上御九经三事殿(笔者按:畅春园正殿,与乾清门临朝功能同,接见臣工和使节),筵宴嘉乐。嘉乐着本国服色,于丹陛下进教王表章。上特命引至御前,亲接其表。嘉乐行三跪九叩礼毕,命坐于西班头等大人之次。赐上用克食,上钦赐酒一爵……于殿庑下着伊都立等赐随来西洋人酒各一爵。上念天寒,外国衣服甚薄,赐嘉乐亲御貂褂一件。宴毕,上回宫,嘉乐谢恩而退。”见《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李天纲译,第162~163页。
(3)张安多,1705年在中国,1721年奉康熙帝命为特使赴葡萄牙,1725年与麦德乐同船往中国,先期回到北京,随后奉命与内务府郎中常保住迎接麦德乐进京。见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96~397页。
(1)《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尊敬的本会尼埃尔(Nyel)神父的信》(1727年10月8日于北京),[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3卷,朱静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28~240页。
(2)[英]马戛尔尼:《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译,林延清解读,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0~41页、49~50页、70页、93页、95~96页、98~104页。
(1)文带手稿现存爱尔兰国家图书馆,本文转录于黄一农《印象与真相──清朝中英两国的觐礼之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八本第一分,2007年3月,第51页。又,《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的林延清解读,亦应用了文带的手稿。解读云:“马戛尔尼的一个亲戚温德,也是当时随行的秘书。其手稿已被发现,他如实记录了当时的活动:‘当皇帝陛下经过时,有人通知我们走出帐篷,让我们在中国官员和鞑靼王公对面排好队伍。我们按当地方式施了礼,也就是说,跪地,叩头,九下。’”(第242~243页)
(1)马戛尔尼使团离京南行,力持未行跪拜礼之说的使团主计官巴罗(John Barrow,1764-1848)预想会在途中被清朝接待官员冷淡,“必定会施加报复,尽量不给我们方便,让我们的长途旅行变得不愉快”。然而实际上官员“尽量使我们生活安适,不乏照顾,也不节约。各种供应物资出奇地准时大量送到船上”。尤其是官员知道英国人有饮食牛奶习惯,特地购置两头奶牛,装载一条船上,以便及时供应。原浙江巡抚、新任命的两广总督长麟在北京陛见后赴任,在杭州与使团汇合,说“皇帝方面多方表示对使臣感到满意”,并让他“再带一件礼物送给”英王,又给使臣字画,给随员丝绸、茶叶、扇子等物(《巴罗中国行纪》,[英]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何高济、何毓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06~407页、427页)。
(2)《清实录》第27册《高宗实录》卷1434,五十八年八月乙丑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0~171页。文中《清实录》资料的版本、页码,承丁强博士帮助注明,至为感谢。
(3)《巴罗中国行纪》,《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181页;《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第91页。
(4)《清实录》第27册《高宗实录》卷1434,五十八年八月丁卯条,第171页。
(5)前述黄一农文,第51页、84页。
(1)《清实录》第6册《圣祖实录》卷289,五十九年十月甲午条、甲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14页。
(2)《清实录》第6册《圣祖实录》卷291,六十年正月癸亥条,第825页。
(3)《清实录》第6册《圣祖实录》卷291,六十年三月乙丑条,第830页。
(4)《清圣祖实录》之外,笔者寄希望《康熙起居注》是否有伊斯梅洛夫的资料,遗憾的是该书记录至康熙五十七年三月,五十九年的事自然不可能着墨了。
(5)[意]马国贤:《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李天纲译,第98~99页。
(6)《清实录》第7册《世宗实录》卷56,五年四月癸丑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64页。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第2册,五年四月初八,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175页。
(8)《清实录》第27册《高宗实录》卷1434,五十八年八月庚午条,第172页。
(1)《清实录》第6册《圣祖实录》卷291,六十年三月乙丑条,第830页。
(2)(清)魏源:《圣武记》卷3《康熙亲征准噶尔记》,韩锡铎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0页。
(3)《清实录》第5册《圣祖实录》卷183,三十六年四月甲子条,谓抚远大将军费扬古奏报,噶尔丹因兵败“饮药自尽”(中华书局,1985年,第956页)。其实,费扬古同日满文奏折报告的是噶尔丹病死,只是不知道得的什么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抚远大将军费扬古奏报丹济拉来归折(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九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82页],此又见“实录”之不实。
(4)(清)何秋涛:《朔方备乘》卷37《俄罗斯互市始末》,光绪七年刊本。
(5)《清实录》第6册《圣祖实录》卷273,五十六年七月壬申条,第677页。
(6)拙作《雍正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98页)对此有所说明,本文从略。
(7)参阅拙文《康熙帝多方使用西士及其原因》,收入拙作《尝新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年。
(8)参阅拙作《雍正传》第67页、293页。
(9)《清实录》第5册《圣祖实录》卷135,二十七年五月癸酉条,第465~466页。
(1)[意]马国贤:《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李天纲译,第98页。
(2)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40页。
(3)麦德乐对雍正帝说:“我的国王对陛下的感情远远超过了我所能用言语表达出来的。陛下英明,是一般人永远达不到的高瞻远瞩,此信为陛下证明了这一点。”《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尊敬的本会尼埃尔(Nyel)神父的信》(1727年10月8日于北京),[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3卷,朱静译,第235页。
(4)《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尊敬的本会尼埃尔(Nyel)神父的信》(1727年10月8日于北京),[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3卷,朱静译,第237~240页。
(5)宋君荣,1722年到达广州,1723年至京,传教士,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巴黎科学院院士。R.西蒙(Simon)夫人编有《1722-1759年宋君荣北京书简集》,日内瓦德罗兹书店1970年版。见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耿昇译,第259~261页。
(1)宋君荣1727年10月11日致盖雅尔神父函件,收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编《清史译文》上册(清史译文新编第二辑),第12~14页。
(2)《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尊敬的本会尼埃尔(Nyel)神父的信》(1727年10月8日于北京),[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3卷,朱静译,第240页。
(3)《清史译文》上册(清史译文新编第二辑),第12页。
(4)《清实录》第27册《高宗实录》卷1426,五十八年四月癸亥条,第72页。
(5)《清实录》第27册《高宗实录》卷1430,五十八年六月庚午条,第125页。
(1)《清实录》第27册《高宗实录》卷1431,五十八年六月戊寅条、壬午条、戊子条、庚寅条,第131页、133页、137页、138~139页。
(2)《清实录》第27册《高宗实录》卷1432,五十八年七月己亥条,第146~147页。
(3)《清实录》第27册《高宗实录》卷1432,五十八年七月己亥条,第147页。《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同样记录徵瑞转述乾隆帝旨意:“现敝国皇帝已决意将今年秋狩之说取消,俟万寿期过即当回京,俾与贵使就北京接洽一切,勿令贵使淹滞敝国,致劳贵国皇帝陛下挂念。”(第41页)
(4)[英]马戛尔尼:《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译,林延清解读,第208页。
(5)广东官方在马戛尔尼将下榻的商馆附近建造临时用的厅堂,总督长麟、粤海关监督至此会见马戛尔尼,派出欢迎船只往广州郊区迎接使者,船上悬挂旌旗、飘带、华盖,有乐队在临时建筑的大厅演出,大厅设有皇帝牌位,官员行礼,表示皇帝恩赐使团平安到达广州(《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469页)。
(6)《清实录》第27册《高宗实录》卷1431,五十八年六月辛卯条,第139~140页。
(7)[英]马戛尔尼:《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译,林延清解读,第30页、45页。
(1)《清实录》第27册《高宗实录》卷1434,五十八年八月丁卯条,第171页。
(2)[英]马戛尔尼:《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译,林延清解读,第155~156页。
(3)《清实录》第27册《高宗实录》卷1435,五十八年八月己卯条,第186~187页。
(1)[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一、二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07~119页。本处史料,承蒙林树惠先生赐教,他在《康乾时期英船在中国沿海的活动》中述及此事(《南开学报》1982年第5期)。
(2)《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神父致国王忏悔师、本会可敬的拉雪兹神父的信》(1703年2月15日于舟山)、《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神父致国王忏悔师、本会可敬的拉雪兹神父的信》(1704年1月15日于伦敦),[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1卷,郑德弟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60页、322页。
(3)[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耿昇译,第831页。
(4)[英]马戛尔尼:《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译,林延清解读,第144~145页。
(5)《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尊敬的本会尼埃尔(Nyel)神父的信》(1727年10月8日于北京),[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3卷,朱静译,第239页。
(1)国际18世纪研究会主席约翰·施洛巴赫说18世纪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戴逸认为“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见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序言第1页、正文第1页)。加拿大学者卜正民著、黄中宪译《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值得留意“17世纪全球化的黎明”之说。
(2)《清实录》第27册《高宗实录》卷1435,五十八年八月己卯条,第183~184页。
(3)《清实录》第27册《高宗实录》卷1435,五十八年八月己卯条,第185页。
(4)拙文《清朝前期西洋传教士笔下中国人性格与中国政体》(《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收入《尝新集》)、《乾隆间下层民众生活状况、心态与皇帝崇拜》(《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均有较为详细的说明,此处从略。
(5)[英]马戛尔尼:《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译,林延清解读,第211页、206页。
(1)[英]马戛尔尼:《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译,林延清解读,第29页、6~7页、46~47页、29页。
(2)二文均收入《尝新集》。
(3)这里需要饶舌的是,笔者学识浅薄,对马戛尔尼的觐见礼,究竟是三跪九叩,抑或三跪九鞠躬,只能存疑,深为遗憾。为避短,亦未就此下功夫,而将关注重点放在递交国书仪礼上,亦堪可欣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