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玄奘的聖化:圖像、文物和遺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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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唐代已出現玄奘聖化相關的傳奇、齋儀、禮拜法,以及和他西行求法有關的深沙神信仰。入宋以後,玄奘的聖化更以圖像、宗教文物和遺迹崇拜的形式展現。除了以頭部的圓光顯示玄奘的聖化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寺院壁畫中玄奘左手執梵夾、右手"屈二指"作爲其聖化的表徵,此種形像傳到日本之後,成爲鎌倉時代法相宗祖師玄奘圖像的標幟。此外,玄奘更成爲被禮拜的神祇,包括被繪入"五百羅漢圖"中,作爲羅漢受人恭敬禮拜;以及寺院經藏殿中設有玄奘像,僧徒朝夕供養。玄奘的聖化也顯現在對其舍利的重視,以及他晚年譯經的玉華寺、埋藏其遺骨的興教寺,也都成爲人們瞻仰的聖地。
The deification of Xuanzang 玄奘( 600-664),one of China's most famous monks,can be seen through various legends and rituals,as well as the cult to the Deity of the Deep Sands( Shensha dashen 深沙神); later known as Monk Sandy( Sha heshang 沙和尚) in the novel Journey to the West( Xiyou ji 西 遊 记). During the Song dynasty,Xuanzang's deification expanded to encompass a wide range of images, artifacts and remains. These include Xuanzang being portrayed with a halo( yuanguang 圆光),as well as holding palm-leaf scriptures in his left hand and raising two fingers of his right hand as a sign of successful self-cultivation at the hour of his death. This iconography spread from China to Japan,becoming integral to images of Xuanzang as a patriarch of its Hossō Sect( Hossōshū 法相宗). In addition,Xuanzang came to be worshipped as a deity,most notably in paintings of the 500 Arhats as well as statues enshrined in Halls for Housing Scriptures( Cangjing Dian 藏 经 殿) that received offerings from monks every morning and evening. The extent of Xuanzang's deification can also be seen in the popularity of his sacred sites,including the Exalted Teachings Monastery( Xingjiao Si 兴 教 寺)where his relics were stored,and the Jade Flower Monastery( Yuhua Si 玉华寺) where he translated numerous Buddhist scriptures.
The deification of Xuanzang 玄奘( 600-664),one of China's most famous monks,can be seen through various legends and rituals,as well as the cult to the Deity of the Deep Sands( Shensha dashen 深沙神); later known as Monk Sandy( Sha heshang 沙和尚) in the novel Journey to the West( Xiyou ji 西 遊 记). During the Song dynasty,Xuanzang's deification expanded to encompass a wide range of images, artifacts and remains. These include Xuanzang being portrayed with a halo( yuanguang 圆光),as well as holding palm-leaf scriptures in his left hand and raising two fingers of his right hand as a sign of successful self-cultivation at the hour of his death. This iconography spread from China to Japan,becoming integral to images of Xuanzang as a patriarch of its Hossō Sect( Hossōshū 法相宗). In addition,Xuanzang came to be worshipped as a deity,most notably in paintings of the 500 Arhats as well as statues enshrined in Halls for Housing Scriptures( Cangjing Dian 藏 经 殿) that received offerings from monks every morning and evening. The extent of Xuanzang's deification can also be seen in the popularity of his sacred sites,including the Exalted Teachings Monastery( Xingjiao Si 兴 教 寺)where his relics were stored,and the Jade Flower Monastery( Yuhua Si 玉华寺) where he translated numerous Buddhist scriptures.
引文
(1)拙文《唐代玄奘的聖化》,《中華文史論叢》2017年第1期。
(2)拙文《宋代的羅漢信仰及其儀式——從大德寺宋本“五百羅漢圖”説起》,《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86本第4分,頁726—729。
(3)本文不討論杭州飛來峰的玄奘像,有“唐三藏玄奘法師”題記的46龕,以及47、48龕取經圖這三龕前此被斷爲宋代,近十數年來有學者認爲是元代所作,見常青《杭州靈隱寺飛來峰“西遊記圖”與“白馬馱經圖”浮雕再探討》,《藝術史研究》第11卷,頁329—343;于碩《杭州飛來峰高僧取經組雕内容與時間再分析》,《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2013年1期,頁53—62。
(4)朝日新聞社文化企畫局大阪企畫部編集《三藏法師の道:西遊記のシルクロー》圖175的解説(志賀太郎),大阪,朝日新聞社,1999年,頁309。
(5)谷口耕生《玄奘三藏の譯經の姿》,收入《玄奘三藏と藥師寺》,奈良,藥師寺,2015年,頁49。
(6)《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卷三,延久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245。
(7)東京國立博物館等編集《國寶藥師寺展:平城遷都一三○○年記念》解説,38玄奘三藏像,東京,讀賣新聞東京本社,2008年,頁216。
(8)《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八,延久五年五月四日條,頁699。
(9)《高僧傳》卷一一《宋蜀安樂寺釋普恒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421。
(10)《高僧傳》卷一〇《齊京師枳園寺沙彌釋法匱傳》,頁391。
(11)《續高僧傳》卷一六《梁江州廬山釋道珍傳附慧景》,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563。按:“掘”字,宋、元本作“握”,因後文有“人有捋者,雖伸還屈如前”,筆者以爲“掘”字當作“屈”字解。
(12)《續高僧傳》卷二九《魏泰岳人頭山銜草寺釋志湛傳》,頁1170。
(13)《續高僧傳》卷二六《陳攝山栖霞寺釋慧峯傳》,頁1014。
(14)《南史》卷二五《到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680。
(15)《續高僧傳》卷七《陳揚都大彭城寺釋寶瓊傳》,頁231。
(16)《續高僧傳》卷二七《隋初荆州四望山開聖寺釋智曠傳》,頁1050。
(17)《續高僧傳》卷一〇《隋丹陽攝山釋慧曠傳》,頁347。
(18)《法華文句記》(T.1719)卷一《釋序品》,《大正新修大藏經》(50),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頁153中—下。
(19)《宋高僧傳》卷二九《唐温州陶山道晤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726—727。
(20)《續高僧傳》卷一九《唐天台山國清寺釋普明傳》,頁725。
(21)《高僧傳》卷三《宋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傳》,頁109,114。
(22)法藏《華嚴經傳記》(T.2073)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經》(51),頁154下;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T.1736)卷一五,《大正新修大藏經》(36),頁113上。
(23)拙文《唐代玄奘的聖化》。
(24)拙文《唐代玄奘的聖化》,頁13—14,16—17。
(25)《續高僧傳》卷七《陳攝山栖霞寺釋慧布傳》,頁239。
(26)《樂邦遺稿》(T.1969B)卷上:“今觀布公臨終屈三指,縱未爲應生菩薩,抑亦願生果位無疑矣。”《大正新修大藏經》(47),頁238下。
(27)《陀羅尼集經》(T.901)卷三,《大正新修大藏經》(18),頁808上。
(28)《國寶藥師寺展:平城遷都一三〇〇年記念》解説,39玄奘三藏坐像(淺見龍介),頁216—217。
(29)《國寶藥師寺展:平城遷都一三〇〇年記念》解説,38玄奘三藏像,頁176;解説,頁216。
(30)原瑛莉子《釋迦十六善神像にみる玄奘像の變遷》,收入《天竺ヘ:三藏法師3万キロの旅》,奈良國立博物館、朝日新聞社,頁217。
(31)《國寶藥師寺展:平城遷都一三〇〇年記念》解説,39玄奘三藏坐像(淺見龍介),頁216—217。
(32)《三藏法師の道:西遊記のシルクロー》,圖174,圖175,圖176,志賀太郎解説,頁309—310。
(33)《三藏法師の道:西遊記のシルクロー》,圖180,頁234。
(34)巖田茂樹《玄奘三藏坐像》,收入藥師寺編《玄奘三藏と敦煌経:玄奘三藏院伽藍建立十五周年記念:大宝蔵殿特别公開》,奈良,法相宗大本山藥師寺,2006年,頁13。
(35)黄永武編《敦煌寶藏》(31),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頁66。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5),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153。
(36)馬德《從一件敦煌遺書看唐玄宗與佛教的關係》,《敦煌學輯刊》1982年第3期,頁73。
(37)《唐會要》卷四八,臺北,世界書局,1974年,頁850。
(38)聶順新《開元寺興致傳説演變研究——兼論唐代佛教官寺地位的轉移及其在後世的影響》,《敦煌研究》2012年第5期。
(39)《類編長安志》卷九《勝遊·三川·御宿川》,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頁270。
(40)畢沅《關中金石志》卷八《開元寺興致》云:“碑序開元二十八年明皇與勝光法師論佛功德,令天下州府各置開元寺,故上方繪明皇及法師像。考鄠縣重雲寺有吴(當作王)思温唐太宗與玄奘對譚畫壁,即此等事也。”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14),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頁10704下—10705上。
(41)武樹善《陝西金石志》卷二八《大開元寺興致》,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22),頁16768下。
(42)聶順新《開元寺興致傳説演變研究——兼論唐代佛教官寺地位的轉移及其在後世的影響》,頁97。
(43)《陝西金石志》卷二八《開元興致》,頁16768下。
(44)《釋氏通鑑》(X.1516)卷九,《卍新纂續藏經》(76),頁95中;《釋氏稽古略》卷三,頁824中。
(45)富世平《大宋僧史略校注》卷中《左右街僧録》,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103。
(46)東塔玄奘圖敍述見王寒楓《泉州東西塔》,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82—83,圖見頁125;西塔唐三藏浮雕敍述見頁154—155,圖見頁180。
(47)《泉州東西塔》,頁154。
(48)《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16。
(49)拙文《日本鎌倉時代玄奘的聖化》,《中華文史論叢》待刊。
(50)《泉州東西塔》,頁158—159。
(51)唐太宗有在七個戰爭的場所分别建寺之前例,以資追薦死難將士。建隆二年(961),宋太祖追循三百餘年前唐太宗的行事,以他平李重進時的行宫,建造“建隆寺”,以資追薦死於戰事者。參王禹偁《小畜集》卷一七《揚州建隆寺碑》,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086册,頁159下。《佛祖統紀》更直接稱此舉係“如唐貞觀四年故事”。貞觀二十二年(648)八月,唐太宗爲玄奘漢譯的《瑜伽師地論》(T.1579)撰序,名爲《大唐三藏聖教序》,敕令“通冠新經之首”,並且刻石於慈恩寺塔和弘福寺譯場。宋太宗、真宗和仁宗分别爲新譯佛典撰《聖教序》,並且仿照《大唐三藏聖教序》,刻石立碑。見釋道法《佛祖統紀校注》卷四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1018,1030—1032,1036;卷四六,頁1088。
(52)張商英《護法論》(T.2114),《大正新修大藏經》(52),頁642中。
(53)林仲湘、邱小毛《鐔津文集校注》卷八《唐太宗述》,成都,巴蜀書社,2014年,頁153。
(54)《鐔津文集校注》卷一八《非韓中》,頁351。
(55)《鐔津文集校注》卷一三《送梵才吉師還天台謌敍》,頁265。
(56)胡宿《文恭集》卷二九《臨海梵才大師真贊》,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葉14B。
(57)欒貴明《四庫輯本别集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6—17。
(58)此經是由“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同譯經梵才大師、紹德、慧詢等奉詔譯”,見《大正新修大藏經》(3),頁331下。
(59)《文恭集》卷二九,葉15A。
(60)《佛祖統紀校注》卷四六《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二》,仁宗:“(天聖)五年,三藏惟淨進大藏經目録二帙,賜名《天聖釋教録》,凡六千一百九十七卷。”頁1068。
(61)宋祁《台州白雲山北淨名庵般若臺記》:“俄詔賜紫方袍,號‘梵才大師’。勝流欽風,多所延供。”《四庫輯本别集拾遺》,頁15。
(62)方廣錩《天台教典入藏考》,《藏外佛教文獻》第五輯,頁403—404。
(63)如法賢、天息災、契嵩皆被賜以“明教大師”之號。
(64)《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六,延久五年二月二十五日,記載新譯經《福蓋正行所集經》第一卷,注記參譯的官員和僧人之名,其中有“梵才大師賜紫沙門臣惠詢奉詔同譯”,頁557。同書卷四,延久四年十月十四日,記載近來譯經三藏大師之名,其中有“詔同譯經梵才大師賜紫惠詢”,頁283。
(65)宋祁《台州白雲山北淨名庵般若臺記》,《四庫輯本别集拾遺》,頁15。
(66)朱東潤《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一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93。
(67)《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一三,頁219。
(68)《鐔津文集校注》卷一三,頁265—266。
(69)宋祁《景文集》卷一二,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頁5A。
(70)《嘉定赤城志》卷二七,《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90年,頁7479上。
(71)如劉宋武帝時建康僧人釋僧饒(373—458)住在白馬寺,“寺有般若臺,饒常遶臺梵轉,以擬供養。行路聞者,莫不息駕踟蹰,彈指稱佛”。《高僧傳》卷一三《宋京師白馬寺釋僧饒傳》,頁499。又僧祐《出三藏記集》有“定林上寺建般若臺大雲邑造經藏記”、“建初寺立般若臺經藏記”之目。《出三藏記集》卷一二《法苑雜緣原始集目録序》,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488—489。
(72)張春雷《“經臺”辨考》,《宗教學研究》2013年第2期,頁103—105。
(73)《古今譯經圖紀》(T.2151)卷四,《大正新修大藏經》(55),頁367中。
(74)《文恭集》卷二九,葉14B—15A。
(75)宋祁《台州白雲山北淨名庵般若臺記》,《四庫輯本别集拾遺》,頁15—16。
(76)宋祁《台州白雲山北淨名庵般若臺記》,《四庫輯本别集拾遺》,頁16。
(77)智圓《閑居編》(X.949)卷三二《送天台長吉序》,《卍新纂續藏經》(56),頁915下。
(78)《鐔津文集校注》卷二《廣原教》,頁24。
(79)《傳法正宗記》(T.2078)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經》(51),頁715中。
(80)《嘉定赤城志》卷二七《寺觀門》:“嘉祐院在州北一里。舊名淨名庵,後改今額。”頁7479上。
(81)《景文集》卷一二,葉5A。
(82)李庚原著,林師蒧、林表民等增修《天台續集》卷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356册,頁476上—下。
(83)《天台續集》卷上,頁474下。
(84)關於宋代轉輪藏的研究,參見黄敏枝《關於宋代寺院的轉輪藏》、《再論宋代寺院的轉輪藏》,《清華學報》新第26卷,第2,3期。
(85)葉夢得《石林居士建康集》卷四《建康府保寧寺輪藏記》,《叢書集成續編》本,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頁6。
(86)樓穎《善慧大士語録》(X.1335)卷一:“大士在日,常以經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閲,乃就山中建大層龕,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礙,謂之‘輪藏’。仍有願言:登吾藏門者,生生世世不失人身。從勸世人,有發菩提心者,志誠竭力,能推輪藏,不計轉數,是人即與持誦諸經功德無異。隨其願心,皆獲饒益。今天下所建輪藏,皆設大士像,實始於此。”《卍新纂續藏經》(69),頁109下。
(87)《佛祖統紀校注》卷三三《法門光顯志》:“藏前相承,列大士像,備儒、道、釋冠服之相者,以大士常作此狀也。”頁745。張勇《傅大士研究》第十一章,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頁442,458—466。
(88)《李綱全集》卷一三五《棲雲院新修印心堂名序》:“右文殿修撰羅公既以家所藏佛菩薩書五千四十八卷,於寶峯棲雲禪院建大寶藏,莊嚴安貯,轉大法輪,使見聞者無不蒙益,以作佛事。又於藏殿之西,相地爽塏,搆大經堂,集諸淨侣,同閲秘典。規模宏深,廣博嚴麗,雲山妙色,泉石清音,長在耳目,助發實相,誠勝事也。”長沙,岳麓書社,2004年,頁1299。
(89)《李綱全集》卷一三二《報本殿記》,頁1268。
(90)《開元釋教録》(T.2154)卷八,《大正新修大藏經》(55),頁555中—557中。
(91)《李綱全集》卷一三二《報本殿記》,頁1268。
(92)《李綱全集》卷一三二《報本殿記》,頁1268。
(93)鄧肅《栟櫚集》卷一八《沙邑栖雲寺法雨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33册,頁354下—355上。
(94)魏齊賢、葉棻編《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353册,頁445上。
(95)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三三《寺觀類·僧寺·懷安慶城寺》,《宋元方志叢刊》,頁8153下。
(96)關於宋代福建佛教的興盛,參見靜雄《宋代福州の佛教》,收入《冢本博士頌壽記念佛教史學論集》(1961年),頁443—452。
(97)拙文《宋代的羅漢信仰及其儀式——從大德寺宋本“五百羅漢圖”説起》,《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86本第4分,頁726—729。
(98)《國寶藥師寺展:平城遷都一三〇〇年記念》,圖40“十六羅漢像諾矩羅尊者”,頁178;沖説健次郎解説,頁217。
(99)朝日新聞社文化企畫局大阪企畫部編集《三藏法師の道:西遊記のシルクロー》,圖208“玄奘三藏取經圖”,頁268;中野美代子解説,頁313。
(100)此五百羅漢圖,共計百幅,今僅存九十四幅,京都大德寺收藏其中的八十二幅,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有十幅,弗利爾美術館收納有二幅。關於此圖,參見拙文《宋代的羅漢信仰及其儀式——從大德寺宋本“五百羅漢圖”説起》,《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86本。
(101)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編集《大德寺傳來五百羅漢圖》,京都,思文閣,2014年,頁86。
(102)關於這幾幅玄奘取經圖的方位,見于碩《唐僧取經圖像研究》(首都師範大學美術學博士論文,2011年),頁12—17。榆林窟第29窟《水月觀音圖》下部並非“玄奘取經圖”,参見劉玉權《榆林窟第29窟水月觀音圖部分内容新析》,《敦煌研究》2009年第2期。
(103)段文傑《玄奘取經圖的研究》,收入氏著《敦煌石窟藝術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397—400。
(104)李時人、蔡鏡浩《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校注》前言,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2,9。
(105)張世南《游宦紀聞》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30—31。
(106)趙鼎(1085—1147)有詩《酬贈黄倅》,見《忠正德文集》卷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28册,頁705下;胡寅(1089—1156)有詩《黄倅生日送茶壽之》、《和黄倅祈求有應》,見胡寅《斐然集》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125、126。曹小雲《無爲集校箋》卷七《和黄倅别諸公》,合肥,黄山書社,2014年,頁241。
(107)中野美代子《孫悟空の誕生:サルの民話學と“西遊記”》,東京都,玉川大學出版部,1980年;王秀文譯《孫悟空的誕生——猴的民間文學與〈西遊記〉》,收入《〈西遊記〉的秘密(外二種)》第四章,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379—384。
(108)谷田閲次《三藏塔遺址之發掘》,收入玄奘法師頂骨奉安籌備處編《唐玄奘法師骨塔發掘奉移經過專册》,南京,玄奘法師頂骨奉安籌備處,1943年,頁7—8。
(109)《景定建康志》卷四六《祠祀志三》天禧寺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2078上。
(110)《唐玄奘法師骨塔發掘奉移經過專册》卷首攝影“明代洪武十九年石刻文字”(在石函之另一面):“奘法師頂骨初在天禧寺之東岡,大明洪武十九年受菩薩戒弟子黄福燈□□□□□普寶,遷於寺之南岡三塔之上。是歲丙寅冬十月,傳教比丘守仁謹誌”,頁8。
(111)陳景富《玄奘大師頂骨今何在》,收入陳景富編《興教寺玄奘靈塔耀古今》,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頁142—150。此書中有多位學者的意見都一致。
(112)《南史》卷七八《夷貊上·扶南國》,頁1954。
(113)《高僧傳》卷一三《晉并州竺慧達傳》,頁477—478。《南史》卷七八,頁1955。
(114)李之儀《天禧寺新建法堂記》,《姑溪居士前集》卷三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20册,頁596上—下。
(115)祁海寧、周保華《南京大報恩寺遺址塔基時代、性質及相關問題研究》,《南京文物考古新發現》第四輯,頁318—321。
(116)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大報恩寺遺址塔基與地宫發掘簡報》,《文物》2015年第5期,頁14,22。
(117)《南京大報恩寺遺址塔基與地宫發掘簡報》,頁14,20—21,40,47。
(118)李之儀《天禧寺新建法堂記》,頁5—6。
(119)祁海寧《不可湮没的一代高僧——宋演化大師可政考述》,《正觀》第61期,頁146—148。
(120)祁海寧《不可湮没的一代高僧——宋演化大師可政考述》,頁134—155。
(121)祁海寧《不可湮没的一代高僧——宋演化大師可政考述》,頁139—144。
(122)李迪任江寧知府的時間是天聖三年九月至天聖五年七月,見《景定建康志》卷一三《建康表九》,頁1481下—1482。
(123)祁海寧《南京大報恩寺遺址六號井的發掘及與“義井”關係的探討》,《東南文化》2015年第4期,頁69。
(124)《景定建康志》卷一九《山川志三·義井》,頁1606上。
(125)《南京大報恩寺遺址塔基與地宫發掘簡報》,頁15。
(126)《南京大報恩寺遺址塔基與地宫發掘簡報》,頁13—14,18—20。
(127)谷田閲次《三藏塔遺址之發掘》,收入玄奘法師頂骨奉安籌備處編《唐玄奘法師骨塔發掘奉移經過專册》,頁8—9。陳曾亮《奉迎玄奘法師貴骨及發掘出土物品之經過》,同前書,頁20。《大唐三藏法師紀念册:頌聖集》(1944年)。
(128)《金石萃編》卷一四六《圓測法師佛舍利塔銘》,《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4),頁2713下—2715上。
(129)拙文《玄奘的最後十年(655—664)——兼論總章二年(669)改葬事》,《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3期,頁87—89。
(130)《金石萃編》卷一四六《圓測法師佛舍利塔銘》,頁2714上—下。
(131)《金石萃編》卷一四六《圓測法師佛舍利塔銘》,頁2714下。
(132)史念海、曹爾琴《遊城南記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頁147。
(133)都穆《遊名山記》卷一,明萬曆中繡水沈氏尚白原齋刻本,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1965年,葉16B。談遷《北游録》,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頁293。
(134)李淼《陳寅恪致季羡林未刊信一通考釋》,《澎湃》,上海書評,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14260。
(135)黄運喜《玄奘三藏法師舍利真僞問題評議》,《玄奘佛學研究》第七期(2007年)。坂井田夕起子《誰も知らない“西遊記”:玄奘三蔵の遺骨をめぐる東アジア戦後史》,東京,龍溪書舍,2013年。
(136)此石佛座係在1956年全國文物普查時,在玉華寺遺址發現的。1964年,趙樸初先生爲其銘文作《題金剛座銘文拓片》詩云:“片石勒銀鈎,象教賴不墮。雖失天人師,猶留金剛座。”其後,人們遂將此石佛座稱爲“金剛座”(見仵禄林、王民《玉華寺遺址的發現與研究》,《考古與文物》2006年第5期,頁99)。然而,肥田路美研究“金剛座”一詞,應指釋迦成道時所坐的不動不傾的寶座,一般增廣其義,指中印度摩揭陀羅菩提伽耶佛成道處,義淨西行求法,帶回“金剛座真容”應係釋迦成道時的降魔成道像。見肥田路美著,李靜傑譯《唐代菩提伽耶金剛座真容像的流布》,《敦煌研究》2006年第4期,頁32。今玄奘造釋迦像已不存,未知是否爲降魔成道像。
(137)韓偉《陝西的佛足造像》,《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2期,頁78。
(138)盧建國《陝西銅川唐玉華宫遺址調查》,《考古》1978年第11期,頁382;仵禄林、王民《玉華寺遺址的發現與研究》,《考古與文物》2006年第5期,頁99—101。
(139)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卷八,如來足迹石,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633—634。《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頁64。
(140)釋義楚《義楚六帖》卷一法王利見部,宋崇寧三年刊本,京都東福寺藏,收入柳田聖山、椎名宏雄編《禪學典籍叢刊》第6卷,京都,臨川書店,2001年,頁18。
(141)《全唐詩》卷二一七,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2277。
(142)盧建國《陝西銅川唐玉華宫遺址調查》,《考古》1978年第11期,頁381。
(143)《金石萃編》卷一三四《玉華宫詩》,《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4),頁2508上。
(144)《金石萃編》卷一三六《遊玉華宫記》,頁2540下。
(145)《前坊州太守盛公玉華宫題記》,本文“圖18”。
(146)盧建國《陝西銅川唐玉華宫遺址調查》,《考古》1978年第11期,頁382;仵禄林、王民《玉華寺遺址的發現與研究》,《考古與文物》2006年第5期,頁99—101。
(147)《金石萃編》卷一三六《宋球玉華山詩》,頁2539上—下。
(148)張峋《玉華山詩》碑:“石横,廣三尺三寸五分,高二尺一寸。”張緡《玉華山記》碑:“石横,廣四尺一寸五分,高二尺七寸五分。”《金石萃編》卷一三六,頁2540上—下。
(149)《金石萃編》卷一三六《游玉華山記》,頁2540下—2541上。
(150)《大正新修大藏經》(51),頁843上—下。
(151)《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〇,頁219—220,222。
(152)義楚編《義楚六帖》卷九《流通大教部》,頁148。
(153)蔣之奇《留題坊州玉華宫》,《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〇五《玉華宫題刻二段》,《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8),頁5702上。
(154)《全唐詩》卷七二三,頁8300。
(155)《開元釋教録》卷八,頁555下。本文僅就宗教社會史的角度討論,不涉及《心經》真僞問題的討論。
(156)薛東星《玉華的“三宫”石窟淺析》,《郊區(印臺)文史》第七輯(玉華宫專輯),頁41。
(157)《宋玉華山游師雄題名》,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第02132號。
(158)《玉華宫(寺)大事紀》,《郊區(印臺)文史》第七輯(玉華宫專輯),頁48。
(159)《金石萃編》卷一三八《興教寺玉峯軒記》,《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4),頁2579下—2580下。按:吕大防時官永興軍路馬步軍都總管安撫使兼知軍府事,永興軍路的治所在京兆府,即今陝西省西安市,興教寺在其轄區之内。
(160)《游城南記校注》,頁147。
(161)千野香織《10—13世紀の美術:王朝美の世界》4.多元的展の始まり,2.宋代美術との関わり,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頁72—82。
(162)井手誠之輔《大德寺傳來五百羅漢圖の成立背景(承前)》,收入奈良國立博物館、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編集《大德寺傳來五百羅漢圖》,京都,思文閣,2014年,頁268。谷口耕生《木村德應筆五百羅漢圖——失われた大德寺本六幅をめぐつて》,“大德寺本の傳來過程”,同前書,頁290—291。奈良國立博物館《聖地寧波:日本佛教1300年の源流——すべてはここからやって來た》,作品解説,“102五百羅漢圖”、“106五百羅漢圖(寬永本)”(谷口耕生),奈良國立博物館,2009年,頁308。
(163)高居翰(James Cahill)《早期中國畫在日本——一個“他者”之見》,上海博物館編《千年丹青:細讀中日藏唐宋元繪畫珍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53。根津美術館編集《南宋繪畫——才情雅緻世界》一書中,圖41—68是佛教相關的繪畫作品。東京,根津美術館,2004年。
(164)《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四延久四年,頁310—311,340;卷七延久五年,頁626。
(165)中野玄三《“玄奘三繪”概説》,收入小松茂美編集解説《玄奘三藏繪》(續日本繪卷大成7—9)東京,中央公論社,1982年,頁129—130,引左大臣源俊房的日記《水左記》,承保二年(1075)十月二十六日條:“今日陣定なり、大宋國皇帝、成尋阿闍梨の弟子等の帰國に付して、献ぜられる経論錦等お、納むべきや否やの事。”
(166)黄啓江《張商英護法的歷史意義》,《北宋佛教史論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399。
(167)李銘敬《日本“三寶感應要略録”受容》,《中國古典研究》第50號,頁11,13。
(168)山田孝雄、山田忠雄、山田英雄、山田俊雄校注《今昔物語集二》卷六,東京,岩波書店,1960年,頁430。
(169)原田信之《今昔物語集南都成立の唯識學》第二編第一章,東京都,勉誠出版,2005年,頁102—107。
(170)冢本善隆《日中佛教交涉史研究》,“六、 笠置寺貞慶と非濁の感應説話文學”,《冢本善隆著作集》第六卷,東京,大東出版社,1974年,頁205—208;李銘敬《日本“三寶感應要略録”受容》,頁13。
(171)拙文《日本鎌倉時代玄奘的聖化》,《中華文史論叢》待刊。
(2)拙文《宋代的羅漢信仰及其儀式——從大德寺宋本“五百羅漢圖”説起》,《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86本第4分,頁726—729。
(3)本文不討論杭州飛來峰的玄奘像,有“唐三藏玄奘法師”題記的46龕,以及47、48龕取經圖這三龕前此被斷爲宋代,近十數年來有學者認爲是元代所作,見常青《杭州靈隱寺飛來峰“西遊記圖”與“白馬馱經圖”浮雕再探討》,《藝術史研究》第11卷,頁329—343;于碩《杭州飛來峰高僧取經組雕内容與時間再分析》,《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2013年1期,頁53—62。
(4)朝日新聞社文化企畫局大阪企畫部編集《三藏法師の道:西遊記のシルクロー》圖175的解説(志賀太郎),大阪,朝日新聞社,1999年,頁309。
(5)谷口耕生《玄奘三藏の譯經の姿》,收入《玄奘三藏と藥師寺》,奈良,藥師寺,2015年,頁49。
(6)《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卷三,延久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245。
(7)東京國立博物館等編集《國寶藥師寺展:平城遷都一三○○年記念》解説,38玄奘三藏像,東京,讀賣新聞東京本社,2008年,頁216。
(8)《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八,延久五年五月四日條,頁699。
(9)《高僧傳》卷一一《宋蜀安樂寺釋普恒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421。
(10)《高僧傳》卷一〇《齊京師枳園寺沙彌釋法匱傳》,頁391。
(11)《續高僧傳》卷一六《梁江州廬山釋道珍傳附慧景》,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563。按:“掘”字,宋、元本作“握”,因後文有“人有捋者,雖伸還屈如前”,筆者以爲“掘”字當作“屈”字解。
(12)《續高僧傳》卷二九《魏泰岳人頭山銜草寺釋志湛傳》,頁1170。
(13)《續高僧傳》卷二六《陳攝山栖霞寺釋慧峯傳》,頁1014。
(14)《南史》卷二五《到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680。
(15)《續高僧傳》卷七《陳揚都大彭城寺釋寶瓊傳》,頁231。
(16)《續高僧傳》卷二七《隋初荆州四望山開聖寺釋智曠傳》,頁1050。
(17)《續高僧傳》卷一〇《隋丹陽攝山釋慧曠傳》,頁347。
(18)《法華文句記》(T.1719)卷一《釋序品》,《大正新修大藏經》(50),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頁153中—下。
(19)《宋高僧傳》卷二九《唐温州陶山道晤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726—727。
(20)《續高僧傳》卷一九《唐天台山國清寺釋普明傳》,頁725。
(21)《高僧傳》卷三《宋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傳》,頁109,114。
(22)法藏《華嚴經傳記》(T.2073)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經》(51),頁154下;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T.1736)卷一五,《大正新修大藏經》(36),頁113上。
(23)拙文《唐代玄奘的聖化》。
(24)拙文《唐代玄奘的聖化》,頁13—14,16—17。
(25)《續高僧傳》卷七《陳攝山栖霞寺釋慧布傳》,頁239。
(26)《樂邦遺稿》(T.1969B)卷上:“今觀布公臨終屈三指,縱未爲應生菩薩,抑亦願生果位無疑矣。”《大正新修大藏經》(47),頁238下。
(27)《陀羅尼集經》(T.901)卷三,《大正新修大藏經》(18),頁808上。
(28)《國寶藥師寺展:平城遷都一三〇〇年記念》解説,39玄奘三藏坐像(淺見龍介),頁216—217。
(29)《國寶藥師寺展:平城遷都一三〇〇年記念》解説,38玄奘三藏像,頁176;解説,頁216。
(30)原瑛莉子《釋迦十六善神像にみる玄奘像の變遷》,收入《天竺ヘ:三藏法師3万キロの旅》,奈良國立博物館、朝日新聞社,頁217。
(31)《國寶藥師寺展:平城遷都一三〇〇年記念》解説,39玄奘三藏坐像(淺見龍介),頁216—217。
(32)《三藏法師の道:西遊記のシルクロー》,圖174,圖175,圖176,志賀太郎解説,頁309—310。
(33)《三藏法師の道:西遊記のシルクロー》,圖180,頁234。
(34)巖田茂樹《玄奘三藏坐像》,收入藥師寺編《玄奘三藏と敦煌経:玄奘三藏院伽藍建立十五周年記念:大宝蔵殿特别公開》,奈良,法相宗大本山藥師寺,2006年,頁13。
(35)黄永武編《敦煌寶藏》(31),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頁66。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5),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153。
(36)馬德《從一件敦煌遺書看唐玄宗與佛教的關係》,《敦煌學輯刊》1982年第3期,頁73。
(37)《唐會要》卷四八,臺北,世界書局,1974年,頁850。
(38)聶順新《開元寺興致傳説演變研究——兼論唐代佛教官寺地位的轉移及其在後世的影響》,《敦煌研究》2012年第5期。
(39)《類編長安志》卷九《勝遊·三川·御宿川》,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頁270。
(40)畢沅《關中金石志》卷八《開元寺興致》云:“碑序開元二十八年明皇與勝光法師論佛功德,令天下州府各置開元寺,故上方繪明皇及法師像。考鄠縣重雲寺有吴(當作王)思温唐太宗與玄奘對譚畫壁,即此等事也。”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14),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頁10704下—10705上。
(41)武樹善《陝西金石志》卷二八《大開元寺興致》,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22),頁16768下。
(42)聶順新《開元寺興致傳説演變研究——兼論唐代佛教官寺地位的轉移及其在後世的影響》,頁97。
(43)《陝西金石志》卷二八《開元興致》,頁16768下。
(44)《釋氏通鑑》(X.1516)卷九,《卍新纂續藏經》(76),頁95中;《釋氏稽古略》卷三,頁824中。
(45)富世平《大宋僧史略校注》卷中《左右街僧録》,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103。
(46)東塔玄奘圖敍述見王寒楓《泉州東西塔》,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82—83,圖見頁125;西塔唐三藏浮雕敍述見頁154—155,圖見頁180。
(47)《泉州東西塔》,頁154。
(48)《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16。
(49)拙文《日本鎌倉時代玄奘的聖化》,《中華文史論叢》待刊。
(50)《泉州東西塔》,頁158—159。
(51)唐太宗有在七個戰爭的場所分别建寺之前例,以資追薦死難將士。建隆二年(961),宋太祖追循三百餘年前唐太宗的行事,以他平李重進時的行宫,建造“建隆寺”,以資追薦死於戰事者。參王禹偁《小畜集》卷一七《揚州建隆寺碑》,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086册,頁159下。《佛祖統紀》更直接稱此舉係“如唐貞觀四年故事”。貞觀二十二年(648)八月,唐太宗爲玄奘漢譯的《瑜伽師地論》(T.1579)撰序,名爲《大唐三藏聖教序》,敕令“通冠新經之首”,並且刻石於慈恩寺塔和弘福寺譯場。宋太宗、真宗和仁宗分别爲新譯佛典撰《聖教序》,並且仿照《大唐三藏聖教序》,刻石立碑。見釋道法《佛祖統紀校注》卷四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1018,1030—1032,1036;卷四六,頁1088。
(52)張商英《護法論》(T.2114),《大正新修大藏經》(52),頁642中。
(53)林仲湘、邱小毛《鐔津文集校注》卷八《唐太宗述》,成都,巴蜀書社,2014年,頁153。
(54)《鐔津文集校注》卷一八《非韓中》,頁351。
(55)《鐔津文集校注》卷一三《送梵才吉師還天台謌敍》,頁265。
(56)胡宿《文恭集》卷二九《臨海梵才大師真贊》,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葉14B。
(57)欒貴明《四庫輯本别集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6—17。
(58)此經是由“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同譯經梵才大師、紹德、慧詢等奉詔譯”,見《大正新修大藏經》(3),頁331下。
(59)《文恭集》卷二九,葉15A。
(60)《佛祖統紀校注》卷四六《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二》,仁宗:“(天聖)五年,三藏惟淨進大藏經目録二帙,賜名《天聖釋教録》,凡六千一百九十七卷。”頁1068。
(61)宋祁《台州白雲山北淨名庵般若臺記》:“俄詔賜紫方袍,號‘梵才大師’。勝流欽風,多所延供。”《四庫輯本别集拾遺》,頁15。
(62)方廣錩《天台教典入藏考》,《藏外佛教文獻》第五輯,頁403—404。
(63)如法賢、天息災、契嵩皆被賜以“明教大師”之號。
(64)《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六,延久五年二月二十五日,記載新譯經《福蓋正行所集經》第一卷,注記參譯的官員和僧人之名,其中有“梵才大師賜紫沙門臣惠詢奉詔同譯”,頁557。同書卷四,延久四年十月十四日,記載近來譯經三藏大師之名,其中有“詔同譯經梵才大師賜紫惠詢”,頁283。
(65)宋祁《台州白雲山北淨名庵般若臺記》,《四庫輯本别集拾遺》,頁15。
(66)朱東潤《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一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93。
(67)《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一三,頁219。
(68)《鐔津文集校注》卷一三,頁265—266。
(69)宋祁《景文集》卷一二,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頁5A。
(70)《嘉定赤城志》卷二七,《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90年,頁7479上。
(71)如劉宋武帝時建康僧人釋僧饒(373—458)住在白馬寺,“寺有般若臺,饒常遶臺梵轉,以擬供養。行路聞者,莫不息駕踟蹰,彈指稱佛”。《高僧傳》卷一三《宋京師白馬寺釋僧饒傳》,頁499。又僧祐《出三藏記集》有“定林上寺建般若臺大雲邑造經藏記”、“建初寺立般若臺經藏記”之目。《出三藏記集》卷一二《法苑雜緣原始集目録序》,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488—489。
(72)張春雷《“經臺”辨考》,《宗教學研究》2013年第2期,頁103—105。
(73)《古今譯經圖紀》(T.2151)卷四,《大正新修大藏經》(55),頁367中。
(74)《文恭集》卷二九,葉14B—15A。
(75)宋祁《台州白雲山北淨名庵般若臺記》,《四庫輯本别集拾遺》,頁15—16。
(76)宋祁《台州白雲山北淨名庵般若臺記》,《四庫輯本别集拾遺》,頁16。
(77)智圓《閑居編》(X.949)卷三二《送天台長吉序》,《卍新纂續藏經》(56),頁915下。
(78)《鐔津文集校注》卷二《廣原教》,頁24。
(79)《傳法正宗記》(T.2078)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經》(51),頁715中。
(80)《嘉定赤城志》卷二七《寺觀門》:“嘉祐院在州北一里。舊名淨名庵,後改今額。”頁7479上。
(81)《景文集》卷一二,葉5A。
(82)李庚原著,林師蒧、林表民等增修《天台續集》卷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356册,頁476上—下。
(83)《天台續集》卷上,頁474下。
(84)關於宋代轉輪藏的研究,參見黄敏枝《關於宋代寺院的轉輪藏》、《再論宋代寺院的轉輪藏》,《清華學報》新第26卷,第2,3期。
(85)葉夢得《石林居士建康集》卷四《建康府保寧寺輪藏記》,《叢書集成續編》本,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頁6。
(86)樓穎《善慧大士語録》(X.1335)卷一:“大士在日,常以經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閲,乃就山中建大層龕,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礙,謂之‘輪藏’。仍有願言:登吾藏門者,生生世世不失人身。從勸世人,有發菩提心者,志誠竭力,能推輪藏,不計轉數,是人即與持誦諸經功德無異。隨其願心,皆獲饒益。今天下所建輪藏,皆設大士像,實始於此。”《卍新纂續藏經》(69),頁109下。
(87)《佛祖統紀校注》卷三三《法門光顯志》:“藏前相承,列大士像,備儒、道、釋冠服之相者,以大士常作此狀也。”頁745。張勇《傅大士研究》第十一章,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頁442,458—466。
(88)《李綱全集》卷一三五《棲雲院新修印心堂名序》:“右文殿修撰羅公既以家所藏佛菩薩書五千四十八卷,於寶峯棲雲禪院建大寶藏,莊嚴安貯,轉大法輪,使見聞者無不蒙益,以作佛事。又於藏殿之西,相地爽塏,搆大經堂,集諸淨侣,同閲秘典。規模宏深,廣博嚴麗,雲山妙色,泉石清音,長在耳目,助發實相,誠勝事也。”長沙,岳麓書社,2004年,頁1299。
(89)《李綱全集》卷一三二《報本殿記》,頁1268。
(90)《開元釋教録》(T.2154)卷八,《大正新修大藏經》(55),頁555中—557中。
(91)《李綱全集》卷一三二《報本殿記》,頁1268。
(92)《李綱全集》卷一三二《報本殿記》,頁1268。
(93)鄧肅《栟櫚集》卷一八《沙邑栖雲寺法雨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33册,頁354下—355上。
(94)魏齊賢、葉棻編《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353册,頁445上。
(95)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三三《寺觀類·僧寺·懷安慶城寺》,《宋元方志叢刊》,頁8153下。
(96)關於宋代福建佛教的興盛,參見靜雄《宋代福州の佛教》,收入《冢本博士頌壽記念佛教史學論集》(1961年),頁443—452。
(97)拙文《宋代的羅漢信仰及其儀式——從大德寺宋本“五百羅漢圖”説起》,《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86本第4分,頁726—729。
(98)《國寶藥師寺展:平城遷都一三〇〇年記念》,圖40“十六羅漢像諾矩羅尊者”,頁178;沖説健次郎解説,頁217。
(99)朝日新聞社文化企畫局大阪企畫部編集《三藏法師の道:西遊記のシルクロー》,圖208“玄奘三藏取經圖”,頁268;中野美代子解説,頁313。
(100)此五百羅漢圖,共計百幅,今僅存九十四幅,京都大德寺收藏其中的八十二幅,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有十幅,弗利爾美術館收納有二幅。關於此圖,參見拙文《宋代的羅漢信仰及其儀式——從大德寺宋本“五百羅漢圖”説起》,《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86本。
(101)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編集《大德寺傳來五百羅漢圖》,京都,思文閣,2014年,頁86。
(102)關於這幾幅玄奘取經圖的方位,見于碩《唐僧取經圖像研究》(首都師範大學美術學博士論文,2011年),頁12—17。榆林窟第29窟《水月觀音圖》下部並非“玄奘取經圖”,参見劉玉權《榆林窟第29窟水月觀音圖部分内容新析》,《敦煌研究》2009年第2期。
(103)段文傑《玄奘取經圖的研究》,收入氏著《敦煌石窟藝術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397—400。
(104)李時人、蔡鏡浩《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校注》前言,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2,9。
(105)張世南《游宦紀聞》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30—31。
(106)趙鼎(1085—1147)有詩《酬贈黄倅》,見《忠正德文集》卷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28册,頁705下;胡寅(1089—1156)有詩《黄倅生日送茶壽之》、《和黄倅祈求有應》,見胡寅《斐然集》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125、126。曹小雲《無爲集校箋》卷七《和黄倅别諸公》,合肥,黄山書社,2014年,頁241。
(107)中野美代子《孫悟空の誕生:サルの民話學と“西遊記”》,東京都,玉川大學出版部,1980年;王秀文譯《孫悟空的誕生——猴的民間文學與〈西遊記〉》,收入《〈西遊記〉的秘密(外二種)》第四章,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379—384。
(108)谷田閲次《三藏塔遺址之發掘》,收入玄奘法師頂骨奉安籌備處編《唐玄奘法師骨塔發掘奉移經過專册》,南京,玄奘法師頂骨奉安籌備處,1943年,頁7—8。
(109)《景定建康志》卷四六《祠祀志三》天禧寺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2078上。
(110)《唐玄奘法師骨塔發掘奉移經過專册》卷首攝影“明代洪武十九年石刻文字”(在石函之另一面):“奘法師頂骨初在天禧寺之東岡,大明洪武十九年受菩薩戒弟子黄福燈□□□□□普寶,遷於寺之南岡三塔之上。是歲丙寅冬十月,傳教比丘守仁謹誌”,頁8。
(111)陳景富《玄奘大師頂骨今何在》,收入陳景富編《興教寺玄奘靈塔耀古今》,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頁142—150。此書中有多位學者的意見都一致。
(112)《南史》卷七八《夷貊上·扶南國》,頁1954。
(113)《高僧傳》卷一三《晉并州竺慧達傳》,頁477—478。《南史》卷七八,頁1955。
(114)李之儀《天禧寺新建法堂記》,《姑溪居士前集》卷三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20册,頁596上—下。
(115)祁海寧、周保華《南京大報恩寺遺址塔基時代、性質及相關問題研究》,《南京文物考古新發現》第四輯,頁318—321。
(116)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大報恩寺遺址塔基與地宫發掘簡報》,《文物》2015年第5期,頁14,22。
(117)《南京大報恩寺遺址塔基與地宫發掘簡報》,頁14,20—21,40,47。
(118)李之儀《天禧寺新建法堂記》,頁5—6。
(119)祁海寧《不可湮没的一代高僧——宋演化大師可政考述》,《正觀》第61期,頁146—148。
(120)祁海寧《不可湮没的一代高僧——宋演化大師可政考述》,頁134—155。
(121)祁海寧《不可湮没的一代高僧——宋演化大師可政考述》,頁139—144。
(122)李迪任江寧知府的時間是天聖三年九月至天聖五年七月,見《景定建康志》卷一三《建康表九》,頁1481下—1482。
(123)祁海寧《南京大報恩寺遺址六號井的發掘及與“義井”關係的探討》,《東南文化》2015年第4期,頁69。
(124)《景定建康志》卷一九《山川志三·義井》,頁1606上。
(125)《南京大報恩寺遺址塔基與地宫發掘簡報》,頁15。
(126)《南京大報恩寺遺址塔基與地宫發掘簡報》,頁13—14,18—20。
(127)谷田閲次《三藏塔遺址之發掘》,收入玄奘法師頂骨奉安籌備處編《唐玄奘法師骨塔發掘奉移經過專册》,頁8—9。陳曾亮《奉迎玄奘法師貴骨及發掘出土物品之經過》,同前書,頁20。《大唐三藏法師紀念册:頌聖集》(1944年)。
(128)《金石萃編》卷一四六《圓測法師佛舍利塔銘》,《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4),頁2713下—2715上。
(129)拙文《玄奘的最後十年(655—664)——兼論總章二年(669)改葬事》,《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3期,頁87—89。
(130)《金石萃編》卷一四六《圓測法師佛舍利塔銘》,頁2714上—下。
(131)《金石萃編》卷一四六《圓測法師佛舍利塔銘》,頁2714下。
(132)史念海、曹爾琴《遊城南記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頁147。
(133)都穆《遊名山記》卷一,明萬曆中繡水沈氏尚白原齋刻本,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1965年,葉16B。談遷《北游録》,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頁293。
(134)李淼《陳寅恪致季羡林未刊信一通考釋》,《澎湃》,上海書評,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14260。
(135)黄運喜《玄奘三藏法師舍利真僞問題評議》,《玄奘佛學研究》第七期(2007年)。坂井田夕起子《誰も知らない“西遊記”:玄奘三蔵の遺骨をめぐる東アジア戦後史》,東京,龍溪書舍,2013年。
(136)此石佛座係在1956年全國文物普查時,在玉華寺遺址發現的。1964年,趙樸初先生爲其銘文作《題金剛座銘文拓片》詩云:“片石勒銀鈎,象教賴不墮。雖失天人師,猶留金剛座。”其後,人們遂將此石佛座稱爲“金剛座”(見仵禄林、王民《玉華寺遺址的發現與研究》,《考古與文物》2006年第5期,頁99)。然而,肥田路美研究“金剛座”一詞,應指釋迦成道時所坐的不動不傾的寶座,一般增廣其義,指中印度摩揭陀羅菩提伽耶佛成道處,義淨西行求法,帶回“金剛座真容”應係釋迦成道時的降魔成道像。見肥田路美著,李靜傑譯《唐代菩提伽耶金剛座真容像的流布》,《敦煌研究》2006年第4期,頁32。今玄奘造釋迦像已不存,未知是否爲降魔成道像。
(137)韓偉《陝西的佛足造像》,《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2期,頁78。
(138)盧建國《陝西銅川唐玉華宫遺址調查》,《考古》1978年第11期,頁382;仵禄林、王民《玉華寺遺址的發現與研究》,《考古與文物》2006年第5期,頁99—101。
(139)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卷八,如來足迹石,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633—634。《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頁64。
(140)釋義楚《義楚六帖》卷一法王利見部,宋崇寧三年刊本,京都東福寺藏,收入柳田聖山、椎名宏雄編《禪學典籍叢刊》第6卷,京都,臨川書店,2001年,頁18。
(141)《全唐詩》卷二一七,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2277。
(142)盧建國《陝西銅川唐玉華宫遺址調查》,《考古》1978年第11期,頁381。
(143)《金石萃編》卷一三四《玉華宫詩》,《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4),頁2508上。
(144)《金石萃編》卷一三六《遊玉華宫記》,頁2540下。
(145)《前坊州太守盛公玉華宫題記》,本文“圖18”。
(146)盧建國《陝西銅川唐玉華宫遺址調查》,《考古》1978年第11期,頁382;仵禄林、王民《玉華寺遺址的發現與研究》,《考古與文物》2006年第5期,頁99—101。
(147)《金石萃編》卷一三六《宋球玉華山詩》,頁2539上—下。
(148)張峋《玉華山詩》碑:“石横,廣三尺三寸五分,高二尺一寸。”張緡《玉華山記》碑:“石横,廣四尺一寸五分,高二尺七寸五分。”《金石萃編》卷一三六,頁2540上—下。
(149)《金石萃編》卷一三六《游玉華山記》,頁2540下—2541上。
(150)《大正新修大藏經》(51),頁843上—下。
(151)《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〇,頁219—220,222。
(152)義楚編《義楚六帖》卷九《流通大教部》,頁148。
(153)蔣之奇《留題坊州玉華宫》,《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〇五《玉華宫題刻二段》,《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8),頁5702上。
(154)《全唐詩》卷七二三,頁8300。
(155)《開元釋教録》卷八,頁555下。本文僅就宗教社會史的角度討論,不涉及《心經》真僞問題的討論。
(156)薛東星《玉華的“三宫”石窟淺析》,《郊區(印臺)文史》第七輯(玉華宫專輯),頁41。
(157)《宋玉華山游師雄題名》,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第02132號。
(158)《玉華宫(寺)大事紀》,《郊區(印臺)文史》第七輯(玉華宫專輯),頁48。
(159)《金石萃編》卷一三八《興教寺玉峯軒記》,《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4),頁2579下—2580下。按:吕大防時官永興軍路馬步軍都總管安撫使兼知軍府事,永興軍路的治所在京兆府,即今陝西省西安市,興教寺在其轄區之内。
(160)《游城南記校注》,頁147。
(161)千野香織《10—13世紀の美術:王朝美の世界》4.多元的展の始まり,2.宋代美術との関わり,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頁72—82。
(162)井手誠之輔《大德寺傳來五百羅漢圖の成立背景(承前)》,收入奈良國立博物館、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編集《大德寺傳來五百羅漢圖》,京都,思文閣,2014年,頁268。谷口耕生《木村德應筆五百羅漢圖——失われた大德寺本六幅をめぐつて》,“大德寺本の傳來過程”,同前書,頁290—291。奈良國立博物館《聖地寧波:日本佛教1300年の源流——すべてはここからやって來た》,作品解説,“102五百羅漢圖”、“106五百羅漢圖(寬永本)”(谷口耕生),奈良國立博物館,2009年,頁308。
(163)高居翰(James Cahill)《早期中國畫在日本——一個“他者”之見》,上海博物館編《千年丹青:細讀中日藏唐宋元繪畫珍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53。根津美術館編集《南宋繪畫——才情雅緻世界》一書中,圖41—68是佛教相關的繪畫作品。東京,根津美術館,2004年。
(164)《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四延久四年,頁310—311,340;卷七延久五年,頁626。
(165)中野玄三《“玄奘三繪”概説》,收入小松茂美編集解説《玄奘三藏繪》(續日本繪卷大成7—9)東京,中央公論社,1982年,頁129—130,引左大臣源俊房的日記《水左記》,承保二年(1075)十月二十六日條:“今日陣定なり、大宋國皇帝、成尋阿闍梨の弟子等の帰國に付して、献ぜられる経論錦等お、納むべきや否やの事。”
(166)黄啓江《張商英護法的歷史意義》,《北宋佛教史論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399。
(167)李銘敬《日本“三寶感應要略録”受容》,《中國古典研究》第50號,頁11,13。
(168)山田孝雄、山田忠雄、山田英雄、山田俊雄校注《今昔物語集二》卷六,東京,岩波書店,1960年,頁430。
(169)原田信之《今昔物語集南都成立の唯識學》第二編第一章,東京都,勉誠出版,2005年,頁102—107。
(170)冢本善隆《日中佛教交涉史研究》,“六、 笠置寺貞慶と非濁の感應説話文學”,《冢本善隆著作集》第六卷,東京,大東出版社,1974年,頁205—208;李銘敬《日本“三寶感應要略録”受容》,頁13。
(171)拙文《日本鎌倉時代玄奘的聖化》,《中華文史論叢》待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