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夷”到“外国”:正史周边叙事的模式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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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考察了汉至元时代正史中有关周边、域外的叙事结构,认为汉唐时期逐渐形成了官修正史中周边叙事的范式("四夷模式"):在全书列传部分呈现"先诸传次夷狄"的格局下,以"四夷传"、"夷狄传"为列传类目名,按照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顺次进行叙述。这种叙事结构,实际上是思维世界中"世界秩序"在史书中的投射。需要注意的是,在"外国传"成为正史中的列传名之前,汉唐时期的僧人常常将其用作有关南亚的中外交通史籍名称,其依据可能是当时流行于南亚的"三/四天子"说等,体现出与官方意志不同的思想源流。到元代史官修宋、辽、金三史时,将前代正史中"四夷传"、"夷狄传"等有关域外记载的列传名称改以"外国传",并从内容与结构上有意识地区分出不同性质的周边,由此在正史中开始表现出另一种对世界的观察,也深刻地影响了正史周边叙事的体例。
Examining the structure of narrative on China's neighbouring nations in the official history books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Yuan Dynasty,the author discovers a norm of narrative in these books – the Siyi Norm( Siyi,literally,four barbarian nations). Their biographies exhibit a structure of "various biographies first and those on barbarians second,"which creates a subcategory of "Biographies of Four Barbarian Nations"or "Biographies of the Barbarian Nations. "The narrative proceeds in an order of Dongyi- Xirong- Nanman- Beidi,which means the Eastern Barbarians- Western Barbarians- Southern Barbarians- Northern Barbarians. In fact,such a norm is a projection of the "world order"in the Chinese mindset in that historical period. Several centuries later,the official historians in the Yuan Dynasty wrote the histories of the Song,Liao,and Jin Dynasties. They replaced the titles used by the historians of the former dynasties: changed "Biographies of Four Barbarian Nations"into "Biography of Foreign Nations. "In addition,they intentionally distinguished different bordering nations both in content and in structure.Hence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world was present in the official history books,which substantially changed the norm of narrative on the other nations around China.
Examining the structure of narrative on China's neighbouring nations in the official history books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Yuan Dynasty,the author discovers a norm of narrative in these books – the Siyi Norm( Siyi,literally,four barbarian nations). Their biographies exhibit a structure of "various biographies first and those on barbarians second,"which creates a subcategory of "Biographies of Four Barbarian Nations"or "Biographies of the Barbarian Nations. "The narrative proceeds in an order of Dongyi- Xirong- Nanman- Beidi,which means the Eastern Barbarians- Western Barbarians- Southern Barbarians- Northern Barbarians. In fact,such a norm is a projection of the "world order"in the Chinese mindset in that historical period. Several centuries later,the official historians in the Yuan Dynasty wrote the histories of the Song,Liao,and Jin Dynasties. They replaced the titles used by the historians of the former dynasties: changed "Biographies of Four Barbarian Nations"into "Biography of Foreign Nations. "In addition,they intentionally distinguished different bordering nations both in content and in structure.Hence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world was present in the official history books,which substantially changed the norm of narrative on the other nations around China.
引文
(1)有关《宋史质》,柳诒征《述宋史质》、王德毅《由宋史质谈到明人的宋史观》两文可参考,俱载《宋史质》,明嘉靖刻本影印本,台北:大化书局,1977年。
(2)清人赵翼即已注意明代重修宋史的情况,见: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23,“宋辽金三史重修”,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96~497页。另外可参见吴漫:《明代宋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朱鸿林:《15世纪之学术趋势》,载氏著《儒者思想与出处》,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54~79页。
(3)永2)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0,“史部六·别史类存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54页。
(4)王洙:《宋史质》,“史质叙略”,第5页。
(5)“正史”之名始于《正史削繁》,而以正史作为书籍分类,则首见于《隋书·经籍志》。有关“正史”的形成可参考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6)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载费正清主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8~19页。杨文所指宋朝出现的“外国(列)传”恐怕指的是通行本《旧五代史》中所用,这一观点当不成立,本文第四节中将作辨析。
(1)王赓武:《明初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背景分析》,载《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33页。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明代所修《元史》中,以“外夷传”而非“外国传”为名。
(2)尹达编:《中国史学发展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03~213页。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这是笔者仅见在众多史学史著作中清楚地指出《宋史》中“外国传”的出现背景及其意义的研究,但是,是否可以轻易地将元代史官修纂的《宋史》视作是宋代史学发展的新特点,仍值得商榷。
(3)例如《南越传》中记载南越国是由“域内人”(真定赵佗)所建,不同于“匈奴”另有族属的问题;而资料的详密不同,也使得《大宛列传》中所记诸“国”不可能依照《匈奴列传》的书写方式究其远古,以类传的形式便更为合适。
(4)胡鸿对《史记·匈奴列传》与《后汉书·西羌传》的叙述策略有过详细比较。见胡鸿:《中国前期有关异族的知识构造---正史异族传的基础性研究》,载《中国中古史研究》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7~42页,尤其是第33~37页。
(5)王若虚撰,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滹南遗老集校注》,卷11,“史记辨惑”,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年,第153页。
(1)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卷3,“编次第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4页。
(2)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1,“史记编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页。
(3)汪之昌:《青学斋集》卷14,“史记列传编次先后有无义例说”,复旦大学藏民国二十年(1931)汪氏刻本。
(4)张守节《史记正义》语,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79页。最近,胡鸿的研究认为,《史记》是以事件为中心,因此“异族传”与朝臣传记混编在一起,而《汉书》则是以身份为中心,因此异族传便被置于类传之末,这种变化受到当时经学的影响。参见胡鸿:《中国前期有关异族的知识构造---正史异族传的基础性研究》,第17~42页。
(5)例如余太山从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中“西域传”入手,认为《汉书》的书写体例对后世正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见余太山:《关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体例》,《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6)当然也存在另一种看法,即认为《史记》中部分周边叙事早已散佚,乃是据《汉书》记载补充,由此说明其之间的相似性。见:A.F.P.Hulsewé(何四维),China in Central Asia,125B.C-A.D.23(Leiden:E.J.Brill,1979)12~25。
(7)平势隆郎认为,战国时代“夷狄”的出现,是为了诽谤其他“正统”王朝而诞生的,是对领土统治正当性的一种主张,因此战国时代的“天下”之下包含“夷狄”的存在。秦汉统一“天下”后,伴随着新的世界观念的产生,“夷狄”的意涵也发生了转化,变成指代“中国”之外“野蛮人生息的土地”了。见平势隆郎著,周洁译:《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春秋战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2~62页。
(8)童书业早就提出,东西南北与夷蛮戎狄本身并不对应,将其一一对应的情况大约出现于战国时期,在汉代经学的发展下逐渐固定。见童书业:《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载《童书业著作集·历史地理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14~522页。
(1)甘怀真在对《三国志·东夷传》的个案讨论中,将其视作是“经学的一环”,并认为“经学的史学有两面性。一是对经学的信仰,二是对客观真实性的信念。”参见甘怀真:《第三世纪辰王政权与东亚册封体制》,《新史学》(台北),二十二卷三期(2011年),第19页。
(2)《晋书》卷97,“四夷传·序”,第2531页。
(3)《晋书》卷97,“四夷传·史臣曰”,第2550页。
(4)有关唐初,基于确立政治合法性与合理性而进行的文化重塑,可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5)在唐初值得注意的还有《汉书》学的兴盛,这为当时正史体例的固定奠定了学术基础,见赵翼:《廿二史札记校注》卷20,“唐初三礼汉书文选文学”条,第441页。
(6)杜佑在《通典》中,亦有与前代正史不同之处,他将有关域外的记载集中在《边防典》,而将六子诸候之宾礼收入《州郡典》,初步区分了内与外的地域范围。可参考张哲绕:《〈通典·宾礼〉所见的唐代对外意识》,《史原》(台北),复刊第六期(2015年),第89~116页。
(7)余英时在讨论汉代的外交政策时,就曾指出:“汉朝政府也将非中国人分为两个较大的集团,即外蛮夷和内蛮夷。一般来说,外蛮夷生活在汉朝边界之外,因此并不直接受帝国的统治。与之相反,内蛮夷不但生活在汉帝国之内,而且承担保卫汉朝边境的责任。”(见余英时:《汉朝的对外关系》,载崔瑞德编:《剑桥中国秦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61页。)然而汉唐时期编纂的史书中,却鲜少对此进行明确的区分。
(8)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曾说:“(五代)史之所纪,其西北颇详,而东南尤略,盖其远而罕至,且不为中国利害云。”(《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三”,第922页)因此在材料多寡、势力不一的前提下,不少史书也在“四夷叙事”的基础上有所调整。例如欧阳修的《新唐书》中,就先立突厥、吐蕃、回鹘、沙陀诸传,再依次列北狄、东夷、西域及南蛮。
(1)《隋书》卷33,“经籍志”,中华书局点校本,第985页。
(2)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10,《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第92页。
(3)向达先生认为:“昙无竭,此云法勇,《隋·志》、《通典》截取首字之音,无竭则译其义,而《隋·志》又讹勇为景,其实一人也。”见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载氏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72~573页。此书有部分遗文见于《翻蕃语》中,该书中亦有《历国传》的部分遗文(信行:《翻蕃语》,日本京都大学藏京都东寺宽保元年(1741)抄本)。
(4)杜佑:《通典》卷191,“西戎”总序注,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第5199页。
(5)在《考古编》中,程大昌说“外国地理书难信”,原因是“既欲张大释教,则所夸国土,略如释语之诞无疑也。”见程大昌著,刘尚荣整理:《程氏考古编》,收入《全宋笔记》第四编第十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78页。
(6)释志磐:《佛祖统纪》卷32,“东土震旦地理图”,《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第313页上。
(7)葛兆光:《作为思想的古舆图》,收入《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11~116页。
(8)《隋书》卷33,“经籍志”,第986、987页。
(9)《太平御览》卷790,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3502页。
(10)永昌郡自汉永平十二年(69)设置,到东晋咸康八年(342)取消郡治(见《晋书》卷15,“地理志上”,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41页)。
(11)《太平御览》卷359,第1650页。
(12)《梁书》卷54,“扶南传”,第783页。康泰出使及孙吴时期遣使南海一事,可以参见駒井義明:《所謂孫權の南方遣使について》,《历史と地理》(京都),二十五卷第六号(1929年),第1~14页;冯承钧:《中国南海交通史》,第二章“康泰等之使海南诸国”,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1~20页;陈佳荣:《朱应、康泰出使扶南》和《吴时外国传考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4期。
(1)侯康《补三国艺文志》认为:“泰便历百数十国,必不止专记扶南一方,其大名当是《吴时外国传》,而《扶南传》则其中之一种,《扶南土俗》又《扶南传》之别名也。”(侯康:《补三国艺文志》,载《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182页。)伯希和未能给出理由,只是将其视作同一书(伯希和著,冯承钧译:《扶南考》,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北京:商务印书馆重印本,1995年,第75~119页)。陈佳荣支持侯康的看法,但认为总名应以《外国传》为宜,“吴时”二字“显系后人所加”,亦有道理(陈佳荣:《朱应、康泰出使扶南和〈吴时外国传考释〉》,第77页)。冯承钧支持向达的观点,认为“余疑不惟所谓《扶南传》者即《吴时外国传》之一部分,即《扶南记》、《扶南土俗》、与《外国传》亦实为一书。《扶南记》等名如非原书之子题,则系传抄者有意分之,后时沿袭,遂成二书耳”(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记》,第15~16页。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载《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565页)。
(2)除向先生以外,清人陈运溶等亦曾辑佚,然均不及向先生所辑。见佛驮耶舍(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地理书辑佚(第一辑)》,《史学杂志》(北平),1929:1,第35~41页。
(3)(4)《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160、3162页。
(5)程金造:《史记索隐引书考实》,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00页。
(6)Paul Pelliot,La T héorie D es Q uatre Fils D u C iel,T’oung Pao,1929,97-125.汉译本见:冯承钧译:《四天子说》,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84~103页;列维著,冯承钧译:《大藏方等部之西域佛教史料》,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编》,第160~234页。
(7)《佛说十二游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册,第147页;《法苑珠林》,卷44“王都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3册,第627页。
(8)伯希和这样解释这一说法与“四天子说”的关系:“看这段文字,只有三众,并不是按照四方分配四主的传说,可也不是发源于中国的一种传说,乃是康泰得自南海的,所以说‘外国称’云云。印度原来是否也在其内,或是康泰对于这种传说了解未善,或是印度只对于三个邻国想出此说,而将本国位置于三众之外,皆难知之”(伯希和著,冯承钧译:《四天子说》,第97页)。
(1)近代比较有代表性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如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944)和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支那史学史》(1949)中即有关此问题的论述。近年来从正统论等的角度,对此事有不少解释,可参见:陈芳明:《宋、辽、金史的纂修与正统之争》,《食货月刊·复刊》(台北),2∶8(1972),载罗炳良编:《宋史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57~82页;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52~56页;Hok-Lam Chan(陈学霖),Chines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at the Yuan Court:T he Composition of the Liao,Chin,and Sung Histories,ed.J.D.Langlois,China Under M ongol Rule(Princeton:Princeton U niversity Press,1981)56-106;Richard L.D avis,H istoriography as Politics and Yang W ei-chen’s Polem ic on Legitim ate Succession,T’oung Pao,59(1983):33-72;古松崇志:《脩端〈辯遼宋金正統〉》をめく·って---元代における〈辽史〉〈金史〉〈宋史〉三史編纂の過程》,《東方學報》(京都),75(2003),第123~200页。然而这些论述都未曾提及“外国传”的设立原由,也往往将元修三史背后的史学思想仅归因于正统论。
(2)参见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陶晋生:《对等:宋辽金时期外交的问题》,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3)《辽史》卷36,“兵卫志”,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33页。
(4)赵翼:《廿二史札记校注》卷27,“辽史立表最善”,第587页。
(1)程妮娜:《辽代女真属国属部研究》,《学术月刊》2004年第2期;《辽代黑龙江流域属国、属部朝贡活动研究》,《宋史研究论丛》第十三辑,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4页;《辽朝乌古敌烈地区属国、属部研究》,《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
(2)(5)《辽史》卷36,“兵卫志”,第429页。
(3)《辽史》卷46,“北面属国官”,第754页。
(4)《辽史》卷70,“属国表”,第1125页。
(6)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25,“三史质疑”,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24页。
(7)《金史》卷72,“西夏传”,第2865页。
(8)《周礼注疏》卷37,“秋官·大行人”“凡诸侯之邦交”条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893页。
(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第二十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页。
(10)卫湜:《礼记集说》卷148,“聘仪四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120册。
(11)《金史》卷135,“高丽传”,第2889页。又如《宋会要辑稿》中记“(女真)旧隶契丹,今归于高丽”,见郭声波点校:《宋会要辑稿·蕃夷道释》,“蕃夷三·女真”,第108页。
(12)《金史》卷134,“西夏传”,第2876页。
(1)薛居正进书奏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5年,第326页。
(2)有关章宗削去薛史而用更具“华夷之辩”意味的欧史,是颇为有趣的问题。松崎光久通过讨论两部《五代史》中有关契丹记录的部分,发现薛史对于契丹的记载远较欧史更为积极,故而认为金章宗从史料和态度两个层面选择了欧史。但是,松崎的研究也无法证明薛史中已经使用“外国传”作为列传名。见松崎光久:《削薛居正五代史攷》,载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编:《中國正史の基礎的研究》,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4年,第287~310页。
(3)有关《旧史》的辑佚及其问题,参见陈垣:《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48~203页。
(1)这一点笔者将另撰《明清时期的“重修宋史”运动与“外国传”的盛行》一文详加分析,亦可参见拙文《从“四夷”到“外国”:宋史·外国传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论文,2015年,第143~148页。
(2)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第11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71页。
(3)《四库总目》中就断言“盖其书以宋人国史为稿本”(见《四库全书总目》卷46,“史部·正史类”,第412页)。此当源于邵晋涵所言,在《宋史提要》中,邵晋涵说:“当时修《宋史》,大率以宋人所修国史为稿本,匆遽成编,无暇参考。”(见邵晋涵:《南江文钞》卷3“宋史提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63册)。又如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宋史多国史原本”一节(赵翼:《廿二史札记校正》卷23,“宋史多国史原本”,第498~500页)。
(4)宋人亦用“正史”称国史,正史常指某一朝国史,如神宗熙宁十年(1077)“诏修仁宗、英宗两朝正史”(见《长编》卷283,熙宁十年五月戊午条,第6903页),而若是数朝通修的国史则通常称之为国史。
(5)《元史》卷156,“董文炳传”,第3672页。
(6)王应麟:《玉海》卷46,“景德太祖太宗两朝史”,江苏古籍影印浙江书局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876页上。
(7)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正》,《麟台故事残本》卷3下,“国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13~314页。
(8)余靖:《武溪集》卷18,明成化刻本影印本,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5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75页。
(1)余靖生平见《宋史》卷320,“余靖传”,第10407~10411页。
(2)曾巩撰,王瑞来校正:《隆平集校正》,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3)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5,“史部三·别史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9页。
(4)《长编》卷325,元丰五年四月戊寅条,第7830页;又见王应麟:《玉海》卷46,“元丰修五朝史”条,第877页下。
(5)《长编》卷11,开宝三年十一月壬戌条,第253页。
(6)《后汉书》卷47,“班超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575页。
(7)《南齐书》卷58,“交州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017页。
(8)《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3页。
(9)《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88页。
(1)在渡边信一郎的研究中,说明在早期“天下观”的形成中,有两种基本类型,其一是“将天下理解为由同一语言圈、同一交通圈、统一文化圈所构成的九州=中国这样的政治社会,这是今文经学系统的天下观念”,另一种是“将天下理解为包含中国与夷狄在内的复合型政治社会(帝国),这是古文经学系统的天下观念”,而本文此处所说之“天下”更偏重于复合型政治社会面貌的“天下”。参见渡边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对照史的视角出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2)《长编》卷92,天禧二年十一月癸未条,第2129页。
(3)《长编》卷93,天禧三年三月丙寅条,第2139页。
(4)《长编》卷93,天禧三年十二月丙午条,第2174页。
(5)《长编》卷87,大中祥符八年九月甲寅条,第1949页。
(6)《长编》,点校说明,第1~2页。
(1)《四库全书总目》卷70,“史部·地理类存目”,第625页。
(2)(3)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兄弟民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41、49~58页。
(2)清人赵翼即已注意明代重修宋史的情况,见: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23,“宋辽金三史重修”,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96~497页。另外可参见吴漫:《明代宋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朱鸿林:《15世纪之学术趋势》,载氏著《儒者思想与出处》,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54~79页。
(3)永2)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0,“史部六·别史类存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54页。
(4)王洙:《宋史质》,“史质叙略”,第5页。
(5)“正史”之名始于《正史削繁》,而以正史作为书籍分类,则首见于《隋书·经籍志》。有关“正史”的形成可参考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6)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载费正清主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8~19页。杨文所指宋朝出现的“外国(列)传”恐怕指的是通行本《旧五代史》中所用,这一观点当不成立,本文第四节中将作辨析。
(1)王赓武:《明初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背景分析》,载《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33页。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明代所修《元史》中,以“外夷传”而非“外国传”为名。
(2)尹达编:《中国史学发展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03~213页。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这是笔者仅见在众多史学史著作中清楚地指出《宋史》中“外国传”的出现背景及其意义的研究,但是,是否可以轻易地将元代史官修纂的《宋史》视作是宋代史学发展的新特点,仍值得商榷。
(3)例如《南越传》中记载南越国是由“域内人”(真定赵佗)所建,不同于“匈奴”另有族属的问题;而资料的详密不同,也使得《大宛列传》中所记诸“国”不可能依照《匈奴列传》的书写方式究其远古,以类传的形式便更为合适。
(4)胡鸿对《史记·匈奴列传》与《后汉书·西羌传》的叙述策略有过详细比较。见胡鸿:《中国前期有关异族的知识构造---正史异族传的基础性研究》,载《中国中古史研究》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7~42页,尤其是第33~37页。
(5)王若虚撰,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滹南遗老集校注》,卷11,“史记辨惑”,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年,第153页。
(1)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卷3,“编次第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4页。
(2)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1,“史记编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页。
(3)汪之昌:《青学斋集》卷14,“史记列传编次先后有无义例说”,复旦大学藏民国二十年(1931)汪氏刻本。
(4)张守节《史记正义》语,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79页。最近,胡鸿的研究认为,《史记》是以事件为中心,因此“异族传”与朝臣传记混编在一起,而《汉书》则是以身份为中心,因此异族传便被置于类传之末,这种变化受到当时经学的影响。参见胡鸿:《中国前期有关异族的知识构造---正史异族传的基础性研究》,第17~42页。
(5)例如余太山从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中“西域传”入手,认为《汉书》的书写体例对后世正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见余太山:《关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体例》,《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6)当然也存在另一种看法,即认为《史记》中部分周边叙事早已散佚,乃是据《汉书》记载补充,由此说明其之间的相似性。见:A.F.P.Hulsewé(何四维),China in Central Asia,125B.C-A.D.23(Leiden:E.J.Brill,1979)12~25。
(7)平势隆郎认为,战国时代“夷狄”的出现,是为了诽谤其他“正统”王朝而诞生的,是对领土统治正当性的一种主张,因此战国时代的“天下”之下包含“夷狄”的存在。秦汉统一“天下”后,伴随着新的世界观念的产生,“夷狄”的意涵也发生了转化,变成指代“中国”之外“野蛮人生息的土地”了。见平势隆郎著,周洁译:《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春秋战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2~62页。
(8)童书业早就提出,东西南北与夷蛮戎狄本身并不对应,将其一一对应的情况大约出现于战国时期,在汉代经学的发展下逐渐固定。见童书业:《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载《童书业著作集·历史地理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14~522页。
(1)甘怀真在对《三国志·东夷传》的个案讨论中,将其视作是“经学的一环”,并认为“经学的史学有两面性。一是对经学的信仰,二是对客观真实性的信念。”参见甘怀真:《第三世纪辰王政权与东亚册封体制》,《新史学》(台北),二十二卷三期(2011年),第19页。
(2)《晋书》卷97,“四夷传·序”,第2531页。
(3)《晋书》卷97,“四夷传·史臣曰”,第2550页。
(4)有关唐初,基于确立政治合法性与合理性而进行的文化重塑,可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5)在唐初值得注意的还有《汉书》学的兴盛,这为当时正史体例的固定奠定了学术基础,见赵翼:《廿二史札记校注》卷20,“唐初三礼汉书文选文学”条,第441页。
(6)杜佑在《通典》中,亦有与前代正史不同之处,他将有关域外的记载集中在《边防典》,而将六子诸候之宾礼收入《州郡典》,初步区分了内与外的地域范围。可参考张哲绕:《〈通典·宾礼〉所见的唐代对外意识》,《史原》(台北),复刊第六期(2015年),第89~116页。
(7)余英时在讨论汉代的外交政策时,就曾指出:“汉朝政府也将非中国人分为两个较大的集团,即外蛮夷和内蛮夷。一般来说,外蛮夷生活在汉朝边界之外,因此并不直接受帝国的统治。与之相反,内蛮夷不但生活在汉帝国之内,而且承担保卫汉朝边境的责任。”(见余英时:《汉朝的对外关系》,载崔瑞德编:《剑桥中国秦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61页。)然而汉唐时期编纂的史书中,却鲜少对此进行明确的区分。
(8)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曾说:“(五代)史之所纪,其西北颇详,而东南尤略,盖其远而罕至,且不为中国利害云。”(《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三”,第922页)因此在材料多寡、势力不一的前提下,不少史书也在“四夷叙事”的基础上有所调整。例如欧阳修的《新唐书》中,就先立突厥、吐蕃、回鹘、沙陀诸传,再依次列北狄、东夷、西域及南蛮。
(1)《隋书》卷33,“经籍志”,中华书局点校本,第985页。
(2)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10,《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第92页。
(3)向达先生认为:“昙无竭,此云法勇,《隋·志》、《通典》截取首字之音,无竭则译其义,而《隋·志》又讹勇为景,其实一人也。”见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载氏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72~573页。此书有部分遗文见于《翻蕃语》中,该书中亦有《历国传》的部分遗文(信行:《翻蕃语》,日本京都大学藏京都东寺宽保元年(1741)抄本)。
(4)杜佑:《通典》卷191,“西戎”总序注,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第5199页。
(5)在《考古编》中,程大昌说“外国地理书难信”,原因是“既欲张大释教,则所夸国土,略如释语之诞无疑也。”见程大昌著,刘尚荣整理:《程氏考古编》,收入《全宋笔记》第四编第十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78页。
(6)释志磐:《佛祖统纪》卷32,“东土震旦地理图”,《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第313页上。
(7)葛兆光:《作为思想的古舆图》,收入《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11~116页。
(8)《隋书》卷33,“经籍志”,第986、987页。
(9)《太平御览》卷790,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3502页。
(10)永昌郡自汉永平十二年(69)设置,到东晋咸康八年(342)取消郡治(见《晋书》卷15,“地理志上”,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41页)。
(11)《太平御览》卷359,第1650页。
(12)《梁书》卷54,“扶南传”,第783页。康泰出使及孙吴时期遣使南海一事,可以参见駒井義明:《所謂孫權の南方遣使について》,《历史と地理》(京都),二十五卷第六号(1929年),第1~14页;冯承钧:《中国南海交通史》,第二章“康泰等之使海南诸国”,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1~20页;陈佳荣:《朱应、康泰出使扶南》和《吴时外国传考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4期。
(1)侯康《补三国艺文志》认为:“泰便历百数十国,必不止专记扶南一方,其大名当是《吴时外国传》,而《扶南传》则其中之一种,《扶南土俗》又《扶南传》之别名也。”(侯康:《补三国艺文志》,载《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182页。)伯希和未能给出理由,只是将其视作同一书(伯希和著,冯承钧译:《扶南考》,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北京:商务印书馆重印本,1995年,第75~119页)。陈佳荣支持侯康的看法,但认为总名应以《外国传》为宜,“吴时”二字“显系后人所加”,亦有道理(陈佳荣:《朱应、康泰出使扶南和〈吴时外国传考释〉》,第77页)。冯承钧支持向达的观点,认为“余疑不惟所谓《扶南传》者即《吴时外国传》之一部分,即《扶南记》、《扶南土俗》、与《外国传》亦实为一书。《扶南记》等名如非原书之子题,则系传抄者有意分之,后时沿袭,遂成二书耳”(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记》,第15~16页。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载《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565页)。
(2)除向先生以外,清人陈运溶等亦曾辑佚,然均不及向先生所辑。见佛驮耶舍(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地理书辑佚(第一辑)》,《史学杂志》(北平),1929:1,第35~41页。
(3)(4)《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160、3162页。
(5)程金造:《史记索隐引书考实》,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00页。
(6)Paul Pelliot,La T héorie D es Q uatre Fils D u C iel,T’oung Pao,1929,97-125.汉译本见:冯承钧译:《四天子说》,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84~103页;列维著,冯承钧译:《大藏方等部之西域佛教史料》,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编》,第160~234页。
(7)《佛说十二游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册,第147页;《法苑珠林》,卷44“王都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3册,第627页。
(8)伯希和这样解释这一说法与“四天子说”的关系:“看这段文字,只有三众,并不是按照四方分配四主的传说,可也不是发源于中国的一种传说,乃是康泰得自南海的,所以说‘外国称’云云。印度原来是否也在其内,或是康泰对于这种传说了解未善,或是印度只对于三个邻国想出此说,而将本国位置于三众之外,皆难知之”(伯希和著,冯承钧译:《四天子说》,第97页)。
(1)近代比较有代表性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如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944)和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支那史学史》(1949)中即有关此问题的论述。近年来从正统论等的角度,对此事有不少解释,可参见:陈芳明:《宋、辽、金史的纂修与正统之争》,《食货月刊·复刊》(台北),2∶8(1972),载罗炳良编:《宋史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57~82页;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52~56页;Hok-Lam Chan(陈学霖),Chines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at the Yuan Court:T he Composition of the Liao,Chin,and Sung Histories,ed.J.D.Langlois,China Under M ongol Rule(Princeton:Princeton U niversity Press,1981)56-106;Richard L.D avis,H istoriography as Politics and Yang W ei-chen’s Polem ic on Legitim ate Succession,T’oung Pao,59(1983):33-72;古松崇志:《脩端〈辯遼宋金正統〉》をめく·って---元代における〈辽史〉〈金史〉〈宋史〉三史編纂の過程》,《東方學報》(京都),75(2003),第123~200页。然而这些论述都未曾提及“外国传”的设立原由,也往往将元修三史背后的史学思想仅归因于正统论。
(2)参见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陶晋生:《对等:宋辽金时期外交的问题》,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3)《辽史》卷36,“兵卫志”,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33页。
(4)赵翼:《廿二史札记校注》卷27,“辽史立表最善”,第587页。
(1)程妮娜:《辽代女真属国属部研究》,《学术月刊》2004年第2期;《辽代黑龙江流域属国、属部朝贡活动研究》,《宋史研究论丛》第十三辑,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4页;《辽朝乌古敌烈地区属国、属部研究》,《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
(2)(5)《辽史》卷36,“兵卫志”,第429页。
(3)《辽史》卷46,“北面属国官”,第754页。
(4)《辽史》卷70,“属国表”,第1125页。
(6)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25,“三史质疑”,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24页。
(7)《金史》卷72,“西夏传”,第2865页。
(8)《周礼注疏》卷37,“秋官·大行人”“凡诸侯之邦交”条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893页。
(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第二十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页。
(10)卫湜:《礼记集说》卷148,“聘仪四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120册。
(11)《金史》卷135,“高丽传”,第2889页。又如《宋会要辑稿》中记“(女真)旧隶契丹,今归于高丽”,见郭声波点校:《宋会要辑稿·蕃夷道释》,“蕃夷三·女真”,第108页。
(12)《金史》卷134,“西夏传”,第2876页。
(1)薛居正进书奏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5年,第326页。
(2)有关章宗削去薛史而用更具“华夷之辩”意味的欧史,是颇为有趣的问题。松崎光久通过讨论两部《五代史》中有关契丹记录的部分,发现薛史对于契丹的记载远较欧史更为积极,故而认为金章宗从史料和态度两个层面选择了欧史。但是,松崎的研究也无法证明薛史中已经使用“外国传”作为列传名。见松崎光久:《削薛居正五代史攷》,载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编:《中國正史の基礎的研究》,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4年,第287~310页。
(3)有关《旧史》的辑佚及其问题,参见陈垣:《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48~203页。
(1)这一点笔者将另撰《明清时期的“重修宋史”运动与“外国传”的盛行》一文详加分析,亦可参见拙文《从“四夷”到“外国”:宋史·外国传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论文,2015年,第143~148页。
(2)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第11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71页。
(3)《四库总目》中就断言“盖其书以宋人国史为稿本”(见《四库全书总目》卷46,“史部·正史类”,第412页)。此当源于邵晋涵所言,在《宋史提要》中,邵晋涵说:“当时修《宋史》,大率以宋人所修国史为稿本,匆遽成编,无暇参考。”(见邵晋涵:《南江文钞》卷3“宋史提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63册)。又如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宋史多国史原本”一节(赵翼:《廿二史札记校正》卷23,“宋史多国史原本”,第498~500页)。
(4)宋人亦用“正史”称国史,正史常指某一朝国史,如神宗熙宁十年(1077)“诏修仁宗、英宗两朝正史”(见《长编》卷283,熙宁十年五月戊午条,第6903页),而若是数朝通修的国史则通常称之为国史。
(5)《元史》卷156,“董文炳传”,第3672页。
(6)王应麟:《玉海》卷46,“景德太祖太宗两朝史”,江苏古籍影印浙江书局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876页上。
(7)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正》,《麟台故事残本》卷3下,“国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13~314页。
(8)余靖:《武溪集》卷18,明成化刻本影印本,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5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75页。
(1)余靖生平见《宋史》卷320,“余靖传”,第10407~10411页。
(2)曾巩撰,王瑞来校正:《隆平集校正》,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3)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5,“史部三·别史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9页。
(4)《长编》卷325,元丰五年四月戊寅条,第7830页;又见王应麟:《玉海》卷46,“元丰修五朝史”条,第877页下。
(5)《长编》卷11,开宝三年十一月壬戌条,第253页。
(6)《后汉书》卷47,“班超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575页。
(7)《南齐书》卷58,“交州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017页。
(8)《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3页。
(9)《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88页。
(1)在渡边信一郎的研究中,说明在早期“天下观”的形成中,有两种基本类型,其一是“将天下理解为由同一语言圈、同一交通圈、统一文化圈所构成的九州=中国这样的政治社会,这是今文经学系统的天下观念”,另一种是“将天下理解为包含中国与夷狄在内的复合型政治社会(帝国),这是古文经学系统的天下观念”,而本文此处所说之“天下”更偏重于复合型政治社会面貌的“天下”。参见渡边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对照史的视角出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2)《长编》卷92,天禧二年十一月癸未条,第2129页。
(3)《长编》卷93,天禧三年三月丙寅条,第2139页。
(4)《长编》卷93,天禧三年十二月丙午条,第2174页。
(5)《长编》卷87,大中祥符八年九月甲寅条,第1949页。
(6)《长编》,点校说明,第1~2页。
(1)《四库全书总目》卷70,“史部·地理类存目”,第625页。
(2)(3)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兄弟民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41、49~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