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墓葬的陶簋与殷遗民——以琉璃河墓葬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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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北京琉璃河遗址西周时期随葬陶簋的墓葬绝大多数有腰坑、殉人或殉牲,族属应即殷遗民。在考察了全国其他地区同类墓葬之后,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商人和周人两大族群集团在是否随葬陶簋上判然有别,随葬陶簋与否可以作为判断西周时期墓葬族属的一条重要标准,凡是随葬陶簋的墓葬其族属即为殷遗民。此外,由琉璃河西周墓葬随葬的陶簋可以得到启示:在分析墓葬的文化因素来源时,陶器组合也应作为一个方面加以考察。
引文
[1]为行文方便,此处不一一列举相关文献,请参见陈平《燕文化》(文物出版社,2006年)和冉宏林:《琉璃河遗址西周时期的文化、聚落与社会》(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3年)。此外,以往报道资料的方式与如今有较大不同,很少完整介绍单个遗迹单位的方方面面,故每座墓葬的资料发表实际上仍有较多缺漏,此处界定“详细发表”的依据仅仅是所发表的墓葬信息是否足够用以开展本文的研究。
[2]本文所谓的殷遗民,不仅仅指被分至各地的商王族,还包括与商王朝具有密切关联、同属商文化圈且葬俗相近的东方族群(马赛:《聚落与社会---商周时期周原遗址的考古学研究》,第88页,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9年)。
[3]其中1973~1977年发掘的I区有22座,1995年发掘的LF15区1座,1997年发掘的LH15区1座,2001年发掘LG区的有3座。LF15区、LH15区和LG区虽然发掘区名称不同,但均位于最初划分的I区墓地内,本文均归入I区统计。
[4]a.韩巍:《西周墓葬的殉人和殉牲》,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3年;b.马赛:《聚落与社会---商周时期周原遗址的考古学研究》,第93~94页。
[5]墓地发掘报告没有单独介绍IM66,而所附表格并不包含“祭牲”的信息,所以我们难以知晓该墓是否有“祭牲”。
[6]鉴于以往学者在开展周原遗址研究时已经搜集了相关的文献资料,除前文未搜集者外,本文不再注释。以下丰镐遗址、洛阳、曲阜、天马-曲村等遗址采取同样做法。
[7]本文所指的“周人”并非仅指姬姓周人,还包括与姬姓周人联盟的族群,这些族群在墓葬、铜器特征等方面与姬姓周人相似,而与广义的殷遗民差别明显,有学者称之为“西土集团”。
[8]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照顾,笔者曾在发掘现场观摩墓葬出土的陶簋。另参见种建荣:《陕西周原姚家墓地发掘成果》,中国考古网,2013年3月25日(http://www.kaogu.cn/cn/xianchangchuanzhenlaoshuju/2013/1026/40709.html)。
[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周原---2002年度齐家制玦作坊和礼村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
[10]雷兴山曾认为,西周时期商系墓葬的器物存在整体或部分以偶数随葬的现象,且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如周原遗址2002齐家M17随葬陶簋2件、豆4件、罐2件,M19随葬陶鬲4件、簋4件、豆4件、罐6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周原---2002年度齐家制玦作坊和礼村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第503~505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扶风考古队:《一九六二年陕西扶风齐家村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
[12]葬簋墓葬应不止116座,《1984-85年沣西西周遗址、墓葬发掘报告》中报道张家坡、客省庄和马王村共发掘44座西周墓葬,但未说明三个地点各自的墓葬数量,其中有12座随葬陶簋,应有部分属于张家坡墓地。同样也应有分布于客省庄和马王村附近者。
[13]其中83M16、83M76为女性墓,剩下25座性别难以判断,除55M484和87M20因随葬兵器有可能为男性墓外,其余23座均存在是女性墓的可能性。由于张家坡墓地埋葬井叔等高级周人贵族,可能是一处周人墓地(但还应分区域进行考察)。由周人“同姓不婚”可知,这27座葬簋墓葬中可能存在非周人墓葬。
[14]郜向平:《商系墓葬研究》,第5~6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15]魏训田:《鲁城“甲组墓”族属考》,《文物春秋》1998年第4期。
[16]雍城考古队:《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17]罗西章:《北吕周人墓地》,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
[18]其中1座随葬陶簋的墓葬IVM203,报告将其年代定为先周时期,该墓出土的联裆鬲,的确属先周时期形制,但在西周初期仍有出现,前述先周时期墓葬无一随葬陶簋,我们倾向于将此墓的年代定为西周初期。
[19]刘绪:《晋文化》,第161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21]a.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洪洞县文化馆:《山西洪洞永凝堡西周墓葬》,《文物》1987年第2期;b.临汾地区文化局:《洪洞永凝堡西周墓葬发掘报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三晋考古》第1辑,第71~94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2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8期。
[23]李军:《邢台南小汪28号西周墓》,《文物春秋》2005年第2期。
[2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满城要庄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25]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长清县仙人台周代墓地》,《考古》1998年第9期。
[26]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饶县博物馆:《广饶县五村遗址发掘报告》,张学海主编:《海岱考古》第1辑,第61~123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27]唐禄庭、姜国钧:《山东黄县东营周家村西周残墓清理简报》,张学海主编:《海岱考古》第1辑,第314~320页。
[28]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甘肃清水李崖遗址考古发掘获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2012年1月20日第8版。
[29]湖北省博物馆等:《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
[30]即使不将目前尚未严密论证的陶器“偶数同形”现象作为判断殷遗民墓的标准之一,也仅有33座只具有陶器“偶数同形”现象的葬陶簋墓的族属不明确,其中30座都位于殷遗民墓区,只有北吕墓地的3座例外。
[31]韩伟等:《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人骨的测量与观察》,《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3期。
[32]张懋镕:《再论“周人不用日名说”》,《文博》2009年第3期。
[33]河南省文物局:《鹤壁刘庄---下七垣文化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
[3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一九五三年-一九八五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商城》第1卷,科学出版社,2013年。
[36]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
[39]郜向平:《商系墓葬研究》,第194~213页。
[40]雷兴山:《先周文化探索》,科学出版社,2010年。
[41]笔者于2008年和2011年两度参加了该遗址的发掘,故对遗址的情况相对较为了解,但由于资料现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有关葬簋墓葬的详细情况暂不清楚。
[42]需要说明的是,该墓地有部分先周时期墓葬,简报认为有95座,另有31座时代不明,则明确的西周时期墓葬仅84座,故随葬陶簋的墓葬所占比例为7.1%。雷兴山认为简报所定的先周墓葬中大部分的年代为西周时期(《先周文化探索》,第199~201页),据此经过我们重新统计,先周时期墓葬仅有31座,西周时期墓葬计148座,则随葬陶簋的墓葬所占比例为4.1%。
[43]雷兴山认为该墓地的先周时期墓葬仅有20座(《先周文化探索》,第194页),则西周时期墓葬计264座,随葬陶簋的墓葬仅占1.9%。
[4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崇信于家湾周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
[4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梁带村芮国墓地---二○○七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
[4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曲沃县文物局:《山西曲沃羊舌晋侯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期。
[47]郭宝钧:《濬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年。
[4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第1卷。
[4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八号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7年第1期。
[5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平顶山应国墓地九十五号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5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I,第18~91页,大象出版社,2012年。
[52]目前尚未有学者明确提出“殷遗民文化”这个概念,连“遗民文化”也少有学者提及。原因在于,如果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必须要有一群固定的具有不同于其他考古学文化特征的遗存,而且要有固定的区域。殷遗民在西周时期散见于众多遗址中,并没有固定区域,其使用的器物除了少数几种外也都与周文化相同。本文也并不是要讨论“殷遗民文化”,只是为了将敞口薄唇簋的文化因素来源描述得更为准确而已。下文的“非典型商文化”也是如此。
[53]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山东邹县南关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2期。
[5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316~3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55]俞伟超:《楚文化的研究与文化因素的分析》,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1,荆楚书社,1987年;收入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第1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2]本文所谓的殷遗民,不仅仅指被分至各地的商王族,还包括与商王朝具有密切关联、同属商文化圈且葬俗相近的东方族群(马赛:《聚落与社会---商周时期周原遗址的考古学研究》,第88页,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9年)。
[3]其中1973~1977年发掘的I区有22座,1995年发掘的LF15区1座,1997年发掘的LH15区1座,2001年发掘LG区的有3座。LF15区、LH15区和LG区虽然发掘区名称不同,但均位于最初划分的I区墓地内,本文均归入I区统计。
[4]a.韩巍:《西周墓葬的殉人和殉牲》,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3年;b.马赛:《聚落与社会---商周时期周原遗址的考古学研究》,第93~94页。
[5]墓地发掘报告没有单独介绍IM66,而所附表格并不包含“祭牲”的信息,所以我们难以知晓该墓是否有“祭牲”。
[6]鉴于以往学者在开展周原遗址研究时已经搜集了相关的文献资料,除前文未搜集者外,本文不再注释。以下丰镐遗址、洛阳、曲阜、天马-曲村等遗址采取同样做法。
[7]本文所指的“周人”并非仅指姬姓周人,还包括与姬姓周人联盟的族群,这些族群在墓葬、铜器特征等方面与姬姓周人相似,而与广义的殷遗民差别明显,有学者称之为“西土集团”。
[8]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照顾,笔者曾在发掘现场观摩墓葬出土的陶簋。另参见种建荣:《陕西周原姚家墓地发掘成果》,中国考古网,2013年3月25日(http://www.kaogu.cn/cn/xianchangchuanzhenlaoshuju/2013/1026/40709.html)。
[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周原---2002年度齐家制玦作坊和礼村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
[10]雷兴山曾认为,西周时期商系墓葬的器物存在整体或部分以偶数随葬的现象,且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如周原遗址2002齐家M17随葬陶簋2件、豆4件、罐2件,M19随葬陶鬲4件、簋4件、豆4件、罐6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周原---2002年度齐家制玦作坊和礼村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第503~505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扶风考古队:《一九六二年陕西扶风齐家村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
[12]葬簋墓葬应不止116座,《1984-85年沣西西周遗址、墓葬发掘报告》中报道张家坡、客省庄和马王村共发掘44座西周墓葬,但未说明三个地点各自的墓葬数量,其中有12座随葬陶簋,应有部分属于张家坡墓地。同样也应有分布于客省庄和马王村附近者。
[13]其中83M16、83M76为女性墓,剩下25座性别难以判断,除55M484和87M20因随葬兵器有可能为男性墓外,其余23座均存在是女性墓的可能性。由于张家坡墓地埋葬井叔等高级周人贵族,可能是一处周人墓地(但还应分区域进行考察)。由周人“同姓不婚”可知,这27座葬簋墓葬中可能存在非周人墓葬。
[14]郜向平:《商系墓葬研究》,第5~6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15]魏训田:《鲁城“甲组墓”族属考》,《文物春秋》1998年第4期。
[16]雍城考古队:《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17]罗西章:《北吕周人墓地》,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
[18]其中1座随葬陶簋的墓葬IVM203,报告将其年代定为先周时期,该墓出土的联裆鬲,的确属先周时期形制,但在西周初期仍有出现,前述先周时期墓葬无一随葬陶簋,我们倾向于将此墓的年代定为西周初期。
[19]刘绪:《晋文化》,第161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21]a.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洪洞县文化馆:《山西洪洞永凝堡西周墓葬》,《文物》1987年第2期;b.临汾地区文化局:《洪洞永凝堡西周墓葬发掘报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三晋考古》第1辑,第71~94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2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8期。
[23]李军:《邢台南小汪28号西周墓》,《文物春秋》2005年第2期。
[2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满城要庄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25]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长清县仙人台周代墓地》,《考古》1998年第9期。
[26]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饶县博物馆:《广饶县五村遗址发掘报告》,张学海主编:《海岱考古》第1辑,第61~123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27]唐禄庭、姜国钧:《山东黄县东营周家村西周残墓清理简报》,张学海主编:《海岱考古》第1辑,第314~320页。
[28]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甘肃清水李崖遗址考古发掘获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2012年1月20日第8版。
[29]湖北省博物馆等:《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
[30]即使不将目前尚未严密论证的陶器“偶数同形”现象作为判断殷遗民墓的标准之一,也仅有33座只具有陶器“偶数同形”现象的葬陶簋墓的族属不明确,其中30座都位于殷遗民墓区,只有北吕墓地的3座例外。
[31]韩伟等:《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人骨的测量与观察》,《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3期。
[32]张懋镕:《再论“周人不用日名说”》,《文博》2009年第3期。
[33]河南省文物局:《鹤壁刘庄---下七垣文化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
[3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一九五三年-一九八五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商城》第1卷,科学出版社,2013年。
[36]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
[39]郜向平:《商系墓葬研究》,第194~213页。
[40]雷兴山:《先周文化探索》,科学出版社,2010年。
[41]笔者于2008年和2011年两度参加了该遗址的发掘,故对遗址的情况相对较为了解,但由于资料现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有关葬簋墓葬的详细情况暂不清楚。
[42]需要说明的是,该墓地有部分先周时期墓葬,简报认为有95座,另有31座时代不明,则明确的西周时期墓葬仅84座,故随葬陶簋的墓葬所占比例为7.1%。雷兴山认为简报所定的先周墓葬中大部分的年代为西周时期(《先周文化探索》,第199~201页),据此经过我们重新统计,先周时期墓葬仅有31座,西周时期墓葬计148座,则随葬陶簋的墓葬所占比例为4.1%。
[43]雷兴山认为该墓地的先周时期墓葬仅有20座(《先周文化探索》,第194页),则西周时期墓葬计264座,随葬陶簋的墓葬仅占1.9%。
[4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崇信于家湾周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
[4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梁带村芮国墓地---二○○七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
[4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曲沃县文物局:《山西曲沃羊舌晋侯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期。
[47]郭宝钧:《濬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年。
[4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第1卷。
[4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八号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7年第1期。
[5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平顶山应国墓地九十五号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5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I,第18~91页,大象出版社,2012年。
[52]目前尚未有学者明确提出“殷遗民文化”这个概念,连“遗民文化”也少有学者提及。原因在于,如果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必须要有一群固定的具有不同于其他考古学文化特征的遗存,而且要有固定的区域。殷遗民在西周时期散见于众多遗址中,并没有固定区域,其使用的器物除了少数几种外也都与周文化相同。本文也并不是要讨论“殷遗民文化”,只是为了将敞口薄唇簋的文化因素来源描述得更为准确而已。下文的“非典型商文化”也是如此。
[53]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山东邹县南关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2期。
[5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316~3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55]俞伟超:《楚文化的研究与文化因素的分析》,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1,荆楚书社,1987年;收入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第1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