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技术事实的查明是案件审理的难点,也是知识产权刑事诉讼现实困境的源头。鉴于技术调查官制度在知识产权法院运用已近成熟,且台湾地区已将其运用于知识产权刑事诉讼中并取得良好效果,对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有管辖权的法院配备技术调查官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又鉴于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适用不同的证据标准,技术调查官在知识产权刑事诉讼下的运用应有不同之处。总体而言,应建立以技术调查官协作为路径的真相查明辅助机制,以辅助公检法三机关查明案件真相,维护司法公信力。
引文
[1]沈德咏.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J].中国法学,2015(3):5-19.
[2]陈瑞华.论侦查中心主义[J].中国检察官,2017(7):75.
[3]卞建林.铸证据基石,促司法公正[J].法学杂志,2010,31(07):11-14.
[4]蔡学恩.技术调查官与鉴定专家的分殊与共存[J].法律适用,2015(5):90-93.
[5]叶青,徐明敏.以审判为中心的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实践思考[J].中国司法鉴定,2017(4):1-7.
[6]宋晓明,王闯,吴蓉.《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的理解与适用[J].人民司法,2015(7):32-34.
[7]杨海云,徐波.构建中国特色的技术性事实查明机制—走“技术调查官制度为主、技术法官制度为辅”的机制之路[J].中国司法鉴定,2015(6):7-13.
[8]吴洪淇.转型的逻辑:证据法的运行环境与内部结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111.
[9]陈瑞华.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4(3):78-88+191.
[10]郎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适用[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123.
[11]左卫民,马静华.刑事证人出庭率一种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阐述[J].中国法学,2005(6):164-176.
[12]龙宗智.中国法语境中的检察官客观义务[J].法学研究,2009,31(4):137-156.
[13]杜志淳,闵银龙.司法鉴定概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169.
[14]樊崇义,李思远.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下鉴定人出庭制度研究[J].中国司法鉴定,2015(4):1-7.
[15]陈邦达.以审判为中心视角下科学证据质证问题研究[J].中国司法鉴定,2017(3):77-81.
[16]陈永生.侦查程序原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288.
[17]门植渊,盛伟庆.刑事诉讼中鉴定人出庭制度研究—以破坏环境资源刑事案件为视角[J].中国司法鉴定,2017(5):8-13.
(1)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过去5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12万余人,是前5年的2.1倍。
(2)参见我国台湾地区104年度刑智上易字第39号。
(3)参见2002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
(4)参见2015年2月4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