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时代的终结与文学世界共和国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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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们有理由从新殖民主义视角,对诺贝尔文学奖所关联的文化霸权机制展开批判性的探讨。借鉴卡萨诺瓦有关"文学世界共和国"的分析中的地缘政治视角,重建民族与世界的辩证关系,可以成为此批判的起点;描述和分析那些具体的谈判与协商的过程,由此去探测霸权的内涵与边界,揭示旧的认识装置仍然在何种意义、何种程度上塑造我们的世界想象并且维护那些本该被质疑、挑战和击破的权力关系,是此批判的重心;从多向度、多层次展开对一种真正多极化的文学世界共和国的想象,则是此批判的指归。
引文
(1)本文在写作之初,由朱国华以微信形式对国内多位著名作家和学者进行了非正式的访谈,核心问题是:“在当代中国,是否存在着这样的文学作品,按照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标准,它已经达到了中国最好的文学标准,但是它是万无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也就是说,不符合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或瑞典学院评委们的标准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对于中国而言,是否存在盲区(除了汉语语言之外)?”本文可以视为对访谈结果的总结与回应(但显然不能代表所有受访者的观点)。两位作者借此机会向参与调查的各位作家和学者致谢。
(2)有关新殖民主义的经典论述,参见Kwame Nkrumah,Neo-colonialism: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5。中译本见克瓦米·恩克鲁玛《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有关新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区别,可参见赵稀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美国学者小埃·圣胡安的看法广有影响:“后殖民主义话语将西方后现代主义霸权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影响神秘化并且阻碍了其变化。”(参见小埃·圣胡安《超越后殖民理论》,孙亮、洪燕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印度学者阿吉兹·阿罕默德的《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一书,尖锐地批评了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认为巴巴是以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拼贴来挑战民族主义批评,将民族主义贬为与帝国主义同样虚假的存在(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易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1页)。还有一些印度学者指出,第三世界国家知识分子对后殖民主义研究的热衷,恰恰支持了一种新的殖民主义话语(Kaustav Bakshi,et al.(eds.),Anxieties,Influences and After:Critical Responses to Postcolonialism and Neocolonialism,Delhi:Worldview Publications,2009)。中国学者同样注意到这一问题,如杨乃乔教授认为,我们在言说后殖民理论时,不仅受压迫于西方的话语权力之下,也被压迫在那些于西方获取显赫学术地位并栖居于西方的第三世界东方学人的话语权力之下,在这个意义上,后殖民主义在汉语语境下的变体就是十足的新殖民主义(参见杨乃乔《后殖民主义还是新殖民主义?——兼论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到东方主义的崛起》,载《人文杂志》1999年第1期)。
(4)在《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后殖民”一词被用来涵盖自殖民活动开始至今,所有受到帝国主义进程影响的文化。在该书新版中,作者坚持认为后殖民并非仅仅涉及独立以后的文化和社会产物,后殖民研究必须关注独立本身未能消除的殖民强权影响。作者坦言,这种意义上的后殖民主义,就是恩克鲁玛的新殖民主义(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任一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5-186页)。
(5)Arjan van Dixhoorn and Susie Speakman Sutch(eds.),The Reach of the Republic of Letters:Literary and Learned Societies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Boston:Brill,2008,p.12.
(6)勒内·韦勒克曾在比较文学的论域内讨论这一问题(RenéWellek,Concepts of Criticis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p.294)。
(7)《文学的世界共和国》中的法语词“habitude”源自拉丁语词“habitus”,后者也是布迪厄的核心概念(T.Sparrow,et al.(eds.),A History of Habit:From Aristotle to Bourdieu,Lanham:Lexington Books,2013)。另外,在《文学的世界共和国》2004年英文版序言中,卡萨诺瓦点明自己的“文学世界”概念同时借鉴了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economy-world)和布迪厄的“场”(field)。不妨认为前者为卡萨诺瓦提供了作为世界的整体视域,后者则提供了分析文化场域运作规则的思路与方法(Pascale Casanova,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trans.M.B.DeBevois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xii)。
(8)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文学的世界共和国》“2008年版前言”,罗国祥、陈新丽、赵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页。布迪厄在《艺术的法则》及许多著作中指出,具有相对自主性的文学场是围绕对文学的集体性幻象(illusio)或者笃识(doxa)而组织起来的。这种信念的核心是所有文学场的占位者都一致认同,文学是神圣的,崇高的,甚至超验的,总之是值得追求的某种极高的价值。它可能包括对独创性意识形态、对天才的神秘性、对文学超越功利关系的艺术自主性等信念的崇拜(参见朱国华《权力的文化逻辑:布迪厄的社会学诗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62页)。
(9)(27)(28)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文学的世界共和国》“2008年版前言”,第26页,第21页,第21页。
(10)(15)(16)(17)(18)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文学的世界共和国》,第170页,第173页,第173页,第173页,第176页。
(11)新城国际文学奖又称诺伊施塔特国际文学奖,它在公众中的知名度不高,而且奖金数(5万美元)只有诺贝尔文学奖(2017年达到117万美元)的零头,所以不难理解卡萨诺瓦为什么认为该奖项未能得到足够的支持。但是该奖项在文学圈里受到尊敬,瑞典文学院曾将《今日世界文学》编辑部邀请到斯德哥尔摩,以示感谢和敬意。2010年,中国诗人多多力压日本的村上春树和加拿大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获得该奖。
(12)Jonathan Culler,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ed.Haun Sauss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p.246.
(13)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14)诺贝尔在遗嘱中说文学奖应该颁给“文学领域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其中的瑞典语词“idealisk”(一般英译为“ideal”)究竟应该理解为“理想的”还是“理想主义的”,后人颇有分歧。卡萨诺瓦本人倾向于后一种理解,所以她在法文版中使用了“idéalisme”一词,2004年英文版将其译为“idealism”,2015年中文版译为“理想主义”(Pascale Casanova,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p.149.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文学的世界共和国》,第173页)。有关这一“理想主义”内涵的演化过程,参见朱希祥《“理想主义”的展现与演化——试论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原则的基本精神》,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19)(20)https://www.sohu.com/a/121248646_488738.
(21)诺贝尔奖评委会的设想是:“以各个作家及作品的民族性为背景,了解这些作品所诞生的国家和人民,对于这个作品有什么观点,再依据此一观点为基础加以审查。”然而,要想了解一个遥远国家或地方的文学何其不易,所以参与其事者承认,“尤其是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具有地方性传统及民族文化性质者,当地人应该会有更好的评估”(《诺贝尔文学奖全集:诺贝尔的故事》,[台湾]书华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109页)。
(22)参见朱国华《中国语境中的审美现代性》,载《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23)Julia Lovell,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Capital:China’s Quest for a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6,p.185.
(24)在此问题上,一些学者的说法给人启发。如李敬泽对奈保尔和库切的评论,他认为两位都是高度地方性的作家,但抵达了人类普遍的境遇,以至于中国人也能感觉到与之心心相印。这种从地方出发抵达人类的逻辑较为令人信服,因为重点不是一套现成的人类标准,而是“我们”与“他者”真实的沟通(李敬泽、孙郁、陈众议:《聚谈新世纪以来获奖作家》,载《新京报》2012年10月13日)。又如李建军认为,对当代的中国作家来讲,最为重要的,不是获得流于形式的“世界性”赞美和基于误读的“国际性”奖赏,而是应该正直而勇敢地介入自己时代的“公共生活”,以中国人特有的“忧哀”情怀和反讽精神来创造“中国格调”的“大文学”,建构中国文学自己的主体性,并最终抵达与人类经验相通的“普遍性”和“世界性”(参见李建军《“诺奖”的东方想象与中国文学的主体性自觉》,载《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6期)。
(25)鲁迅:《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74页。
(26)在其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王德威撰写了“从摩罗到诺贝尔”一章,从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王国维的自沉,一直说到莫言获奖,以此讨论中西文学关系。文末提问颇有意味:当中国崛起于世界的地平线时,诺贝尔奖似乎获得了扰乱中国人内心的力量,那么,摩罗会怎样评论诺贝尔呢?摩罗那种“撄人心”的力量与诺贝尔奖有什么不同呢?(David Der-Wei Wang(ed.),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p.225.)
(29)诺贝尔奖评委会以“人类”评价获奖者的情况十分多见,如“描绘了人类的命运”“深入刻画了人类生活”“阐明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良知的问题”等等。在宣布莫言获奖的颁奖词中,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数次提到了人类以及在价值上与人类互为表里的个人:“莫言是个诗人,他撕下了程式化的宣传海报,让个人在芸芸众生中凸显而出。”“他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经意间找到了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还有,“莫言的幻想超越了整个人类”,“他的笔尖附着了所有的人类生活”,“意识形态和改革运动来来去去,但是人类的自我中心和贪婪却永存。所以莫言为个体反抗所有的不公”等等。简言之,莫言文学创作的价值,在于他站在人类的高度上审视“20世纪中国的残酷无情”,将后者提炼为一种对人类本性与命运的象征。颁奖词中文版参见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95547105/。
(30)理查德·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新实用主义社会、政治和法律哲学》,黄勇编,张国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55、365页。
(31)参见陆兴华《自我解放:将生活当一首诗来写——雅克·朗西埃访谈录》,载《文艺研究》2013年第9期。
(32)Nicholas Jose,“Coetzee in China”,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Vol.58,No.4(Winter,2016):451-472.
(33)朱约瑟、傅翔选编《我们经历了世界与一切——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讲演精萃》,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34)大卫·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査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8、332页。所谓“第三度空间”是本文作者的概括。
(35)近年来,许纪霖教授讨论了构建区域命运共同体(如东亚共同体)的问题,他认为其成立的前提,是建立一个去中心的、去帝国化的平等国家共同体,一个内部平等的跨民族、跨国家的共同体。他倡导一种去中心、去等级化的新普遍性,并名之为“新天下主义”,以作为对传统天下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双重超克。此种方案虽不易落实,却提供了一种富有启发力的想象世界的方式(参见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42、453页)。
(2)有关新殖民主义的经典论述,参见Kwame Nkrumah,Neo-colonialism: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5。中译本见克瓦米·恩克鲁玛《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有关新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区别,可参见赵稀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美国学者小埃·圣胡安的看法广有影响:“后殖民主义话语将西方后现代主义霸权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影响神秘化并且阻碍了其变化。”(参见小埃·圣胡安《超越后殖民理论》,孙亮、洪燕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印度学者阿吉兹·阿罕默德的《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一书,尖锐地批评了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认为巴巴是以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拼贴来挑战民族主义批评,将民族主义贬为与帝国主义同样虚假的存在(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易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1页)。还有一些印度学者指出,第三世界国家知识分子对后殖民主义研究的热衷,恰恰支持了一种新的殖民主义话语(Kaustav Bakshi,et al.(eds.),Anxieties,Influences and After:Critical Responses to Postcolonialism and Neocolonialism,Delhi:Worldview Publications,2009)。中国学者同样注意到这一问题,如杨乃乔教授认为,我们在言说后殖民理论时,不仅受压迫于西方的话语权力之下,也被压迫在那些于西方获取显赫学术地位并栖居于西方的第三世界东方学人的话语权力之下,在这个意义上,后殖民主义在汉语语境下的变体就是十足的新殖民主义(参见杨乃乔《后殖民主义还是新殖民主义?——兼论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到东方主义的崛起》,载《人文杂志》1999年第1期)。
(4)在《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后殖民”一词被用来涵盖自殖民活动开始至今,所有受到帝国主义进程影响的文化。在该书新版中,作者坚持认为后殖民并非仅仅涉及独立以后的文化和社会产物,后殖民研究必须关注独立本身未能消除的殖民强权影响。作者坦言,这种意义上的后殖民主义,就是恩克鲁玛的新殖民主义(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任一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5-186页)。
(5)Arjan van Dixhoorn and Susie Speakman Sutch(eds.),The Reach of the Republic of Letters:Literary and Learned Societies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Boston:Brill,2008,p.12.
(6)勒内·韦勒克曾在比较文学的论域内讨论这一问题(RenéWellek,Concepts of Criticis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p.294)。
(7)《文学的世界共和国》中的法语词“habitude”源自拉丁语词“habitus”,后者也是布迪厄的核心概念(T.Sparrow,et al.(eds.),A History of Habit:From Aristotle to Bourdieu,Lanham:Lexington Books,2013)。另外,在《文学的世界共和国》2004年英文版序言中,卡萨诺瓦点明自己的“文学世界”概念同时借鉴了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economy-world)和布迪厄的“场”(field)。不妨认为前者为卡萨诺瓦提供了作为世界的整体视域,后者则提供了分析文化场域运作规则的思路与方法(Pascale Casanova,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trans.M.B.DeBevois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xii)。
(8)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文学的世界共和国》“2008年版前言”,罗国祥、陈新丽、赵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页。布迪厄在《艺术的法则》及许多著作中指出,具有相对自主性的文学场是围绕对文学的集体性幻象(illusio)或者笃识(doxa)而组织起来的。这种信念的核心是所有文学场的占位者都一致认同,文学是神圣的,崇高的,甚至超验的,总之是值得追求的某种极高的价值。它可能包括对独创性意识形态、对天才的神秘性、对文学超越功利关系的艺术自主性等信念的崇拜(参见朱国华《权力的文化逻辑:布迪厄的社会学诗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62页)。
(9)(27)(28)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文学的世界共和国》“2008年版前言”,第26页,第21页,第21页。
(10)(15)(16)(17)(18)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文学的世界共和国》,第170页,第173页,第173页,第173页,第176页。
(11)新城国际文学奖又称诺伊施塔特国际文学奖,它在公众中的知名度不高,而且奖金数(5万美元)只有诺贝尔文学奖(2017年达到117万美元)的零头,所以不难理解卡萨诺瓦为什么认为该奖项未能得到足够的支持。但是该奖项在文学圈里受到尊敬,瑞典文学院曾将《今日世界文学》编辑部邀请到斯德哥尔摩,以示感谢和敬意。2010年,中国诗人多多力压日本的村上春树和加拿大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获得该奖。
(12)Jonathan Culler,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ed.Haun Sauss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p.246.
(13)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14)诺贝尔在遗嘱中说文学奖应该颁给“文学领域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其中的瑞典语词“idealisk”(一般英译为“ideal”)究竟应该理解为“理想的”还是“理想主义的”,后人颇有分歧。卡萨诺瓦本人倾向于后一种理解,所以她在法文版中使用了“idéalisme”一词,2004年英文版将其译为“idealism”,2015年中文版译为“理想主义”(Pascale Casanova,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p.149.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文学的世界共和国》,第173页)。有关这一“理想主义”内涵的演化过程,参见朱希祥《“理想主义”的展现与演化——试论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原则的基本精神》,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19)(20)https://www.sohu.com/a/121248646_488738.
(21)诺贝尔奖评委会的设想是:“以各个作家及作品的民族性为背景,了解这些作品所诞生的国家和人民,对于这个作品有什么观点,再依据此一观点为基础加以审查。”然而,要想了解一个遥远国家或地方的文学何其不易,所以参与其事者承认,“尤其是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具有地方性传统及民族文化性质者,当地人应该会有更好的评估”(《诺贝尔文学奖全集:诺贝尔的故事》,[台湾]书华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109页)。
(22)参见朱国华《中国语境中的审美现代性》,载《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23)Julia Lovell,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Capital:China’s Quest for a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6,p.185.
(24)在此问题上,一些学者的说法给人启发。如李敬泽对奈保尔和库切的评论,他认为两位都是高度地方性的作家,但抵达了人类普遍的境遇,以至于中国人也能感觉到与之心心相印。这种从地方出发抵达人类的逻辑较为令人信服,因为重点不是一套现成的人类标准,而是“我们”与“他者”真实的沟通(李敬泽、孙郁、陈众议:《聚谈新世纪以来获奖作家》,载《新京报》2012年10月13日)。又如李建军认为,对当代的中国作家来讲,最为重要的,不是获得流于形式的“世界性”赞美和基于误读的“国际性”奖赏,而是应该正直而勇敢地介入自己时代的“公共生活”,以中国人特有的“忧哀”情怀和反讽精神来创造“中国格调”的“大文学”,建构中国文学自己的主体性,并最终抵达与人类经验相通的“普遍性”和“世界性”(参见李建军《“诺奖”的东方想象与中国文学的主体性自觉》,载《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6期)。
(25)鲁迅:《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74页。
(26)在其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王德威撰写了“从摩罗到诺贝尔”一章,从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王国维的自沉,一直说到莫言获奖,以此讨论中西文学关系。文末提问颇有意味:当中国崛起于世界的地平线时,诺贝尔奖似乎获得了扰乱中国人内心的力量,那么,摩罗会怎样评论诺贝尔呢?摩罗那种“撄人心”的力量与诺贝尔奖有什么不同呢?(David Der-Wei Wang(ed.),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p.225.)
(29)诺贝尔奖评委会以“人类”评价获奖者的情况十分多见,如“描绘了人类的命运”“深入刻画了人类生活”“阐明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良知的问题”等等。在宣布莫言获奖的颁奖词中,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数次提到了人类以及在价值上与人类互为表里的个人:“莫言是个诗人,他撕下了程式化的宣传海报,让个人在芸芸众生中凸显而出。”“他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经意间找到了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还有,“莫言的幻想超越了整个人类”,“他的笔尖附着了所有的人类生活”,“意识形态和改革运动来来去去,但是人类的自我中心和贪婪却永存。所以莫言为个体反抗所有的不公”等等。简言之,莫言文学创作的价值,在于他站在人类的高度上审视“20世纪中国的残酷无情”,将后者提炼为一种对人类本性与命运的象征。颁奖词中文版参见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95547105/。
(30)理查德·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新实用主义社会、政治和法律哲学》,黄勇编,张国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55、365页。
(31)参见陆兴华《自我解放:将生活当一首诗来写——雅克·朗西埃访谈录》,载《文艺研究》2013年第9期。
(32)Nicholas Jose,“Coetzee in China”,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Vol.58,No.4(Winter,2016):451-472.
(33)朱约瑟、傅翔选编《我们经历了世界与一切——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讲演精萃》,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34)大卫·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査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8、332页。所谓“第三度空间”是本文作者的概括。
(35)近年来,许纪霖教授讨论了构建区域命运共同体(如东亚共同体)的问题,他认为其成立的前提,是建立一个去中心的、去帝国化的平等国家共同体,一个内部平等的跨民族、跨国家的共同体。他倡导一种去中心、去等级化的新普遍性,并名之为“新天下主义”,以作为对传统天下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双重超克。此种方案虽不易落实,却提供了一种富有启发力的想象世界的方式(参见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42、4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