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汉语哲学之问是一道涉及古今中西之争的现代性难题,问题结构和向度极其繁复。通过把汉语哲学问题表达为"我们可以通过汉语做何种哲学",我们认为,一方面,汉语无形式语法,故中国传统文化中未形成欧式的形式化超越思维,也即未开展出欧洲哲学的"形式超越性"之维;另一方面,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人类各民族普遍观念世界的形成方式不只有欧式的"形式化",还有胡塞尔所谓的"总体化",但胡塞尔的理解过于局限,因为"总体化"不仅是经验科学的观念来源,也是个体性的实存哲学的基本方法,甚至也是文艺的"诗性共相"的构成方式。所以,我们固然可以在形式存在学(本体论)意义上把哲学看作西方唯一的,但更应该开放地把哲学理解为复数,从而为世界多元文化传统和思想方式留下平等沟通的机会。
The ways to do philosophy in Chinese has been a much debated issue concern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w and the past, and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 typical dilemma of modernity. By summarizing the issue into one question, i.e., "what can we philosophizes in Chinese", the present paper tries to put through such a line of thought: not locked into the formalist grammar, on the one hand, the Chinese speaker is excluded from the Western transcendental thinking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izing, lacking the rein of the "formal transcendence".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to admit that the peoples of the globe, including the Chinese people, could have the reins of thinking other than the western one of transcendence, for example, the rein of generalization, common in the Chinese philosophy. But Husserl has a very narrow view of the concept of generalization and we need to interpret it more openly: it is not only the origin of the empirical sciences, but also the elemental ways of individuation for all the peoples in the world from the point view of existential philosophy, and the constituting force of poetry-ideation in literature and art as well. It could be proved that we have as many philosophies as need be, to be uniquely practiced by all the monologues in the world, and that only in the dimension of philosophy in the plural, all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ways of thinking could communicate equally as well as universally.
引文
(1)孙周兴:《语言存在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特别是第二章第2节。
(2)孙周兴:《后哲学的哲学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06页以下。相关短论有孙周兴:《汉语神学与汉语哲学》,《边界上的行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页以下;以及《汉语哲学的做法》和《实存哲学与现代汉语哲学》等,孙周兴:《一只革命的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41页以下。
(3)参见《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28页以下。后收人孙周兴:《存在与超越——海德格尔与西哲汉译问题》,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0页以下。
(1)此节可参见孙周兴:《存在与超越——西哲汉译的闲境及其许语言哲学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28页以下。
(2)张东荪:《从中国言语构造上看中国哲学》,张汝伦编选:《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337页。
(3)洪堡:《洪堡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编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1页页。
(4)张东荪:《从中国言语构造上看中国哲学》,《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344页。张东荪此说与法国语言学家邦文尼斯特(Benveniste)的观点不谋而合,后者也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十范畴”乃是“一种特定语言状态的反映”。参见邦文尼斯特:《思想的类型和思想的类别》,转引自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耿升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46页。
(5)或可简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黑格尔把这种同一性的建立归于巴门尼德,但就思想史的总体进展来说,我们更愿意同意海德格尔的说法:巴门尼德所谓“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还不是哲学性的或者概念性的规定,而顶多只是对这种同一性的开端性猜度。
(1)似乎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主张要以统一的“是”来对译欧洲语言中的名词“存在”和动词“是”,但他们这种改译并不能改变我们这里揭示的情况。
(2)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第347-348页。
(3)根据笔者在此的描述,近几年来渐成趋势的对“transzendental”一词的改译,即把“先验的”改译为“超越论的”,就是一个不当的建议。
(1)孙周兴:《后哲学的哲学问题》,第231页以下。
(1)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93页。
(2)海德格尔:《论哲学的规定》,孙周兴、高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32页。
(3)海德格尔前期哲学(以《存在与时间》为代表)的闲难在于:以主体主义批判为出发点,但反而走向了极端主体主义的此在一世界论;以激活哲学语言的力量为己任,但仍日囿于传统哲学的表达方式。
(4)此处可参见孙周兴:《非推论的思想还能叫哲学吗?——海德格尔与后哲学的思想前景》,《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4期,后收人孙周兴:《以创造抵御平庸——艺术现象学演讲录》,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4年。
(5)主要参见孙周兴:《后哲学的哲学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2页以下;以及孙周兴:《一只革命的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49页以下。
(1)20世纪的思想家如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当他们说“哲学是希腊的或西方的”时,其实并不持有“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而倒是为了通过这种区分,让非欧思想文化免受“哲学”的伤害。
(2)孙周兴:《存在与超越——西哲汉译的闲境及其语言哲学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28页以下。后收入孙周兴:《存在与超越——海德格尔与西哲汉译问题》,第110页以下。
(3)安乐哲把以哲学和神学为核心标志的思想方式称为“超越性的思维”,把印欧语言称为“超越性的语言”,并认为汉语思想和汉语言是完全不同的“关联性的思维”和“关联性的语言”。(参见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1页以下和第111页以下)
(4)王力:《汉语语法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6-17页和第100页。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现代汉语中,名词词尾“性”和动词词尾“化”的普遍使用,所发挥的效应令人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