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汉语哲学是一个层次丰富、主题众多的论域,而非一个或几个零散的议题,汉语与哲学以学术论域的方式联结在一起,意味着以汉语为基本语言的学术共同体的主动自觉,这样的自觉既是学术性的,更是文化性的。对此的研究尝试从历史和规范性的维度入手理解两种不同的自觉模式。汉语哲学的发展既可以做历史性的梳理,也可以从规范性哲学工作及其语言工具的关系入手理解。通过两种自觉进路的澄清,尝试达到以下基本结论:其一,"合法性情结"指向的不是汉语哲学的规范性,而是它的文化属性。对于汉语哲学的讨论,不能忽视如下的事实,即以汉语为载体的哲学活动或对汉语哲学活动的规范化实际上已经展开,并且在持续进行。其二,汉语哲学要面对的问题是哲学工作及其语言载体之间的互动和关系问题。汉语作为一种自然语言的特殊性是否能够塑造一种独特的哲学,与此同时,遵守严格规范的哲学思考又会给汉语本身的发展和意义体系带来什么变化?简言之,哲学活动推动了汉语的动态发展和衍生,而非对汉语进行了哲学性改造。同时,汉语作为一种哲学语言对哲学思考的规范性及其可能性的扩展带来的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
Philosophy in Chinese, as an academic field, is still pending for clear definition, since it is not composed of several diffused problems, but multi-perspectives areas of many topics and motifs. These motifs links Chinese with philosophy through construction of an academic area, which indicates the sober self-awareness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ies in China who engage in philosophical work in Chinese. One would define this self-awareness from both academic and cultural way. The research attempts to shed new light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Philosophy in Chinese through both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last century and normativity stemmed from the philosophical academy, namely the relationship in between p h i l o s o p h i c a l w o r k a n d i t s l a n g u a g e. T h r o u g h w h i c h, t h e r e s e a r c h a t t e m p t s t o r e a c h t h e f o l l o w i n g conclusions: firstly, the so-call complex of legitimacy of Philosophy in Chinese refer to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rather than its normativity. Any discussion on Philosophy in Chinese should not neglect the following fact, namely, the philosophical work and reflection had already begun and is still ongoing; secondly, the issue with which the Philosophy in Chinese encounter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hilosophical language and its impact on the philosophical work, in another word, would Chinese, as a language tool for philosophical work, bring forth any contribution to the normativity and paradigm of philosophical reasoning as a whole? In the meantime, th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would, in what way and sense, to inspire the self-enhancement and expansion of Chinese as a natural language with long history. These mutu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Philosophy in general should attract more attention from both Chinese academy and global philosophical community.
引文
(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11页。
(1)这种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学术译介中并不鲜见,译介者往往通过介绍西方学术体系中的学科的研究对象或研究方法,说明中国文化或学术中也有类似的相对物或者相似对象。换言之,一种比较视角中的比附成为西方学术译介过程中的重要方式。
(2)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13页。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页。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第24页。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这个时期冯友兰的哲学史写作是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和唯物主义立场的影响,与其早年哲学写作过程中对于哲学思辨性的强调有所差异。然而,对于冯友兰而言,中国哲学史内蕴的中国文化精神却是不变的主题和轴心目标。不妨说,哲学史的写作对于冯友兰而言就是中国文化精神哲学面相的展开。
(5)因此,冯友兰也强调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反中国哲学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通史的核心部分,也是其中文化精神的反思性阐释,而不是对中国历史和思想的某种批判性反思。
(6)冯友兰:《贞元六书》,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3页。
(7)冯友兰:《贞元六书》,第17-18页。在冯友兰的哲学思想中,真际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概念,它一方面区隔了日常经验,另一方面也尝试避免在中国传统思想文本中关于神秘精神境界的描述。
(8)在近现代中国思想或哲学研究领域中,很多学者在运用哲学这一名词时并不考虑其内涵和特殊性。试举其中两例,汤用彤在《印度哲学史略》中对印度思想历史的叙述并不十分明确哲学一词的内涵。与此相对,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采用比较的视角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并且将思维方式的特点直接理解为哲学,换言之,哲学的比较在这一一语境中实际上指的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差异,这与哲学作为一种规范性思考的基本内涵是有区别的。
(1)钱穆强调,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在中国是没有的,由此,中国本身没有哲学。但他认为不能因此认为中国没有思想。中国思想的诸如宋明理学等部分被称为中国哲学在钱穆看来是无可厚非的,前提是需要澄清中国哲学这一名词与西方哲学的差异。参见钱穆:《略论中国哲学》,《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1页。
(2)冯友兰:《贞元六书》,第21页。
(3)金岳霖:《论道》,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8页。
(4)显然,以本文的篇幅和上文的论述而言,对于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史中涉及的哲学或哲学史的分析和梳理是远未臻完善的,十分有限的引证只是尝试从学术史的角度说明在中国展开的哲学研究在开始阶段首先引发的是关于哲学普遍性和中国特殊性的自觉,这一阶段并没有涉及到汉语作为一种学术语言的论域。
(1)弗雷格、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哲学家让语言和意义成为哲学的枢纽,而维特根斯坦关于日常语言的讨论则进一步凸显了语言的广度、深度和对思想可能性的限定。在这一大的趋势中,不能忽略包括罗蒂和普特南在内的当代实用主义哲学家对于语言与实在关系的讨论,以及以此为基础产生的新实在论。与此相对,海德格尔关于语言与存在的论断从另一个层面强化了哲学研究对于语言本身的倚赖。
(2)这里,我们对于哲学进行了历史性的限定。我们假定在古希腊文化中产生的思想形态就是最早的哲学模式,这一假定不是要强调哲学产生的民族性和区域性,而是说明“哲学”思考的最初语言载体是希腊语。
(3)在中西哲学的比较视野中,学者的一种惯常选择往往是中西方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差异造成的哲学差异,似乎这种差异与语言作为思想场域没有太多的关联。如果我们将言语行为和哲学活动的关系纳入视野,就不难发现,语言及其运用不仅完备地展示了思维和表达方式,更是特殊的思维和表达方式的唯一可能的载体和具象化途径。哲学史为语言与哲学的关系带来两重含混性:其一,哲学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的运用,或者说是一种言语或书写行为,语言与哲学的关系——这一论题似乎影射了两者之间的二元关系,实际上这种二元关系是难以成立的;其二,从过往哲学活动中演进而来的当下哲学的论题往往会将历史中不断发生变化的语言载体、论述形式及论题焦点视为哲学本身的一部分,进而造成了哲学史与哲学之间的含混。汉语与哲学之间的问题,与德国古典哲学勃兴阶段德语与哲学的关系并无二致,我们在一点上将哲学与某种语言的亲缘性仅仅做语言学意义上的约化。
(1)陈少明在《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中提及中国哲学的特色应该基于中国的生活经验。他尝试从经验出发理解哲学的普遍性:“哲学的普遍性可以是逻辑的,但也应当是经验,两者可以相通。”(参见陈少明:《做中国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