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仪式实践与象征权威——青海三川地区水排组织的民族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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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水排组织是青海省民和县三川地区的一种地缘型民间社会组织。在传统社会中,它曾起到管理村落农事、化解村际用水矛盾等作用,如今还主要在农事仪式实践中延续其功能。借助神灵崇拜建构起象征权威力量,是中国地方社会运作的重要机制,水排组织主持的跳"纳顿"酬神仪式亦是如此。它达成了村落群体内部的精神凝聚与社会团结,促进了村际乃至族际社会秩序的整合,凸显出乡村社会自我有序治理的"实践智慧"之所在。这一建构起乡村内生性社会秩序的实践智慧,对于当下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其借鉴意义。
Shuipai is a geo-social organization in Sanchuan region of Minhe County in Qinghai province.In traditional society,it played the role of managing farm affairs and resolving disputes of water resources distribution among villages.Nowadays,it mainly plays an organizational function in local ritual practice systems related to farming.It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the local social operation in China to build the power of symbolic authority with the help of the spirit of god.It is also true of the Nadun ceremony for rewarding the gods organized by Shuipai.The ritual of Nadunhas facilitated the spiritual cohesion and social solidarity of the group within the village,promoted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and good operation of the order between villages,and highlighted the "practical wisdom"of self-ordered governance in rural society.This practical wisdom of constructing the endogenous social order has it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in China.
Shuipai is a geo-social organization in Sanchuan region of Minhe County in Qinghai province.In traditional society,it played the role of managing farm affairs and resolving disputes of water resources distribution among villages.Nowadays,it mainly plays an organizational function in local ritual practice systems related to farming.It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the local social operation in China to build the power of symbolic authority with the help of the spirit of god.It is also true of the Nadun ceremony for rewarding the gods organized by Shuipai.The ritual of Nadunhas facilitated the spiritual cohesion and social solidarity of the group within the village,promoted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and good operation of the order between villages,and highlighted the "practical wisdom"of self-ordered governance in rural society.This practical wisdom of constructing the endogenous social order has it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in China.
引文
(1)[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2)“纳顿”,土族语音译,即“娱乐、玩耍”之意。在青海省民和县三川地区,每年秋季庄稼丰收之后,土族人要举行以跳“纳顿”酬神娱神为目的的仪式展演活动,称之为“纳顿会”或“纳顿节”。
(3)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民和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页。
(4)马光星、赵青阳、徐秀福:《人神狂欢——黄河上游民间傩》,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页。
(5)此处杏儿藏族乡的人口统计资料,2007年7月6日由该乡计划生育办公室提供。
(6)土族主要分布在青海省互助、大通、民和以及乐都、同仁、门源等县以及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永登县、卓尼县等地。参见《土族简史》编写组编《土族简史(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7)高丙中:《文化影响与建构——土族的例子》,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区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73-1015页。
(8)在村落事务管理组织中,除水排组织外,大多数村落还要另选数名德高望重、处世经验丰富的老人,称之为“老者”或“乡老”,他们负责指导水排头管理好众人事务。
(9)在川地村落中,之所以称之为“水排头”,是因为这一角色与农事用水直接关联。在传统社会中,水排头负责农事灌溉水份的具体分派。当今,虽然这一职责已经消失,但当地民众依旧习惯上称之为“水排头”。
(10)“切绕其”,“其”即“人”,土族语音译,本意是拉锯人的帮手。此指“小排头”,作为大排头的帮手,协助其管理众人事务。
(11)如王铭铭关于福建溪村家族的轮祭制度研究、岳永逸和赵旭东关于河北赵县庙会的轮祭组织研究、刘晓春关于赣南客家村落庙会管理的轮值制度研究等。参见王铭铭《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8-81页;岳永逸《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2-193页;赵旭东《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1页;刘晓春《仪式与象征的秩序—— 一个客家村落的历史、权力与记忆》,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34-142页。
(12)[美]马歇尔·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赵丙祥译,张宏明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前言”第2页。
(13)“生存性智慧”,是有关学者为推进“中国经验”研究而建构的概念。其本身是一种“实践智慧”,“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习得的、应对生活世界各种生存挑战的‘智慧’”。它能够彰显并解释生活世界中以“生存性原则”为最高原则的复杂互动关系,在存在形态、传播方式、生产和再生产等方面均是具有特殊性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参见邓正来《“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邓正来《中国模式的精髓——生存性智慧》,《社会观察》2010年第12期。
(14)“实践智慧”(拉丁文phronēsis,英文译为predence或practical wisdom),是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的一个概念,通常是指与人的审慎明辨的行为有关的个体德性。它是一种实践理性的德性,是一种源自于人的内在心灵、与善恶相关的、求真的实践品质,与“善”或“好”的实践紧密相关(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73页)。“实践智慧”经历了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向,亦受到当代中国哲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拓展诠释,具体如杨国荣:《论实践智慧》,《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李义天:《作为实践理性的实践智慧——基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梳理与阐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2期;田海平:《“实践智慧”与智慧的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等等。
(15)关于华北、西北青苗会研究,除前述有关土族青苗会研究成果外,概言之可分为:一是关注于青苗会外在的神圣狂欢之节日属性的描述,如张润平:《地方湫神与社群和谐:岷县青苗会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二是关注于青苗会在西北民族杂居地区所具有的社会秩序之整合功效的探讨,如范长风:《甘南高原上的族群合作——洮州青苗会的人类学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2009年;阙岳:《第二种秩序:明清以来的洮州青苗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三是关注于青苗会权利类型所体现出的文化等级的分析,如王淑英、郝苏民:《村落:民间社会的文化等级——以甘肃洮岷地区青苗会权利类型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四是关注近代社会华北青苗会的组织结构、运作规范、时代特征及功能变迁,如[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2-148页;杨念群:《华北青苗会的组织结构与功能演变——以解口村、黄土北店村等为个案》,《中州学刊》2001年第3期;周健、张思:《19世纪华北青苗会组织结构与功能变迁》,《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等等。
(16)岳永逸:《社会组织、治理与节庆:1930年代平郊的青苗会》,《文化遗产》2018年第2期。
(17)2007年,笔者曾对上川地区二郎神转青苗仪式进行全面跟踪调查,并整理出其先后次序。参见刘目斌《地方认同与族际关系的仪式表达——青海三川地区二郎神祭典仪式的考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18)中川、下川地区以摩羯龙王、锁羯大帝、黑池龙王或九天圣母娘娘为庙神的各村落,仅在秋季纳顿会上迎请三川二郎神过会,而转青苗仪式中则不具备迎请二郎神的权利。
(19)参见刘目斌主编《中国节日志·纳顿节》,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年,第232-233页。
(20)立插牌的具体做法是,在村外山头上,阴阳师将事先画上符文和狗头的柏木牌,与画有符文的碗以及砖、羊毛、五金、杂粮、各种花、茶叶、棉花等物同时埋在地下。上面堆成土堆,上插十字形草把。草把中间挂一木牌,上书:“勒令封山神土地把守地界。”参见《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青海土族社会历史调查(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21)过雨,西北方言,即冰雹的俗称。
(22)被访谈人:乔正良,男,土族,1935年生;访谈人:刘目斌;访谈时间:2007年9月27日;访谈地点:青海省民和县中川乡民主村村庙中。
(23)“鄂博”,土族语音译,其形式、效能与立插牌类似。凡在村外的三岔路口、山豁口或山顶上,土族人建有鄂博,祭拜山神,以阻挡恶风冰雹与邪气入侵,保护村庄的安宁。鄂博有阴阳师所立与喇嘛所立两种。
(24)团结村如今已不再举行汤影仪式,相关信息由田野访谈所得。被访谈人:赵先成,男,土族,1963年生;访谈人:刘目斌;访谈时间:2007年9月20日;访谈地点:青海省民和县中川乡团结村柴子社赵先成家中。
(25)土族“纳顿”原本具有庙会文化属性,被俗称为“纳顿会”,或按其举办月份被称为“七月会/八月会/九月会”。但20世纪80年代,地方文化精英赋予了其“纳顿节”的名称,而后逐渐被官方、学界、新闻媒体乃至年轻一代的土族人所接受。有关土族“纳顿”命名及其庙会与节日之文化复合性辨析,可参见刘目斌:《节日抑或庙会:土族“纳顿”属性辨析——基于民俗学主义研究视角的认知》,《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
(26)所谓“罚香”,是指水排头向春季护青时违规放牧或集体祭祀鄂博时无故缺勤的家户收取罚款,作为敬神的香火钱。它主要用于村庙众人公共事务的开支,尤其是举办纳顿会之用。一般根据牲畜大小不一,收取三元、五元或十元不等。
(27)所谓安神仪式,是指“纳顿”次日,在中川、下川村落中举行的将庙神神轿复位于庙殿中并献祭一只羯羊的敬神仪式。
(28)张士闪:《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鲁中四村考察》,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4页。
(29)有关土族“纳顿”的组织形式,详见刘目斌《地域崇拜与流动的认同——青海三川地区“纳顿”仪式的田野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59-60页。
(30)联合跳“纳顿”,指前来庆贺的客队与本村主队会手,联合表演“会手舞”以及相互交换表演最受重视的傩舞剧目“五将”,以酬神、娱神、敬神。
(31)有关联村组织的阐述,参见刘铁梁、赵丙祥《联村组织与社区仪式活动——河北省井陉县之调查》,王铭铭、[英]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32)“会手舞”,是各村“纳顿”中本村主队会手与前来祝贺的客队会手联合表演的大型酬神娱神民间舞蹈。会手舞于傩舞剧目之前首先上演。有关会手舞表演者的装束、动作、来历传说等,详见马光星、赵青阳、徐秀福:《人神狂欢——黄河上游民间傩》,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28页。
(33)“庄稼其”及其他各傩舞剧目,俗称“折子”,均为仅佩戴面具表演的哑剧,没有唱腔唱词。“庄稼其”,即种庄稼的人,表演的是父亲劝说并教儿子学种庄稼的情景。土族人认为,农业为生存的根本,所以庄稼其最先表演,它反映出土族先民从游牧向农耕转变之后,对农耕生产的异常重视。
(34)“五将”“三将”“关王”,是土族人根据三国故事改编而成。一、“五将”,一般村落表演的是刘备、关羽、张飞联合曹操一同战吕布的故事,而下川团结村则是刘关张为正方,曹操和吕布为反方,双方厮杀的场景。二、“三将”,一般分为“桃园三结义”和“三英战吕布”两部分。除上川窦家和山赵家两村外,其他村落的“五将”“三将”中,关羽始终为大,走在队伍最前面,引领整个队伍表演,以示对于关羽的顶礼膜拜。而窦家和山赵家人则认为,刘备做过皇帝理应为大,故其表演中刘备走在最前面。三、“关王”,则是关羽先独舞,后独战吕布。以上剧目中,关羽这一角色,一般由当年轮值的排头扮演,尤其是“五将”中关羽只能由当值的大排头扮演。
(35)“五官”,表演的是五位官员上朝朝拜的场景。也有的村落另有五位娘子之角色,称之为“五官五娘”。它主要流行于中川、下川的村落中,至今,下川团结村、民主村仍在上演。
(36)“杀虎将”,又称“杀虢将”,被视为压轴戏最后上演。它表演的是百姓饱受猛兽老虎的侵袭,不得已请求天神下凡诛杀老虎的情景。
(37)“官亭四户”,是三川民众对于官亭镇街道及其周边的四个宗族型自然村落张家、吕家、何家、秦家的俗称。吕家分为大房、二房、三房,其中三房人数较多,后分出单立一户。因此,在包括跳“纳顿”在内的公共活动中,实为五个家户参与其中,五个折子为其轮流扮演,但三川民众依旧习惯上称之为“官亭四户”。“官亭四户”祖上均为山西移民。据《张氏宗谱》载:“相传原系山西平阳府人氏(山西平阳府洪洞县槐树村人氏)。自明朝之时奉旨莅任,来至西宁府碾伯山南下三川初居官亭城内。后(崇祯年间)先祖张希才复移居于本集之关帝庙大槐树之右……”又据口碑资料及《秦氏家谱谱序》记载,秦氏、吕氏、何氏为明朝随张氏一道从山西洪洞县迁徙至此。
(38)有关土族“纳顿”酬神表演中“关公”角色之神圣权威的象征性,参见刘目斌《节日抑或庙会:土族“纳顿”属性辨析——基于民俗学主义研究视角的认知》,《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
(39)“死卡码”,西北汉语方言,此指严格的规定。该方言词,也可指固定的程序或模式。
(40)被访谈人:祁祯祥,男,土族,1963年生;访谈人:刘目斌;访谈时间:2007年8月22日;访谈地点:青海省民和县中川乡草滩村祁祯祥家中。
(41)被访谈人:祁永录,男,土族,1938年生;访谈人:刘目斌;访谈时间:2007年7月2日;访谈地点:青海省民和县中川乡草滩村祁永录家中。
(42)被访谈人:辛文俊,男,土族,1937年生;访谈人:刘目斌:访谈时间:2007年9月1日;访谈地点:青海省民和县中川乡清泉村辛家“纳顿”会场。
(43)[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44)[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序言”第2页。
(45)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1页。
(46)[法]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6-212页。
(47)褚建芳:《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53、416页。
(48)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社会秩序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贺雪峰:《中国传统社会的内生村庄秩序》,《文史哲》2006年第4期。
(49)赵利生、钟静静:《仪式与秩序建构——对青海省互助县土族村落背经转山的民族学考察》,《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1)如赵宗福、胡芳主编:《中国节日志·土族青苗会》,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钟静静:《土族传统民间组织青苗会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赵利生、钟静静:《土族传统民间组织青苗会调查》,《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2)赵宗福、胡芳主编:《中国节日志·土族青苗会》,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
(3)钟静静:《土族传统民间组织青苗会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赵利生、钟静静:《土族传统民间组织青苗会调查》,《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4)如秦永章:《青海民和土族地区“纳顿”述略》,《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刘凯:《青海民和三川地区土族“纳顿”新识》,《青海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马光星、赵青阳、徐秀福:《人神狂欢——黄河上游民间傩》,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文忠祥:《三川土族“纳顿”解读》,《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文忠祥:《土族纳顿节》,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贺喜焱:《青海民和土族“纳顿节”的田野调查》,《民俗研究》2005年第3期;鄂崇荣:《土族民间信仰解读》,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15-230页;胡芳、马光星:《三川土族纳顿节》,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等。
(2)“纳顿”,土族语音译,即“娱乐、玩耍”之意。在青海省民和县三川地区,每年秋季庄稼丰收之后,土族人要举行以跳“纳顿”酬神娱神为目的的仪式展演活动,称之为“纳顿会”或“纳顿节”。
(3)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民和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页。
(4)马光星、赵青阳、徐秀福:《人神狂欢——黄河上游民间傩》,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页。
(5)此处杏儿藏族乡的人口统计资料,2007年7月6日由该乡计划生育办公室提供。
(6)土族主要分布在青海省互助、大通、民和以及乐都、同仁、门源等县以及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永登县、卓尼县等地。参见《土族简史》编写组编《土族简史(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7)高丙中:《文化影响与建构——土族的例子》,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区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73-1015页。
(8)在村落事务管理组织中,除水排组织外,大多数村落还要另选数名德高望重、处世经验丰富的老人,称之为“老者”或“乡老”,他们负责指导水排头管理好众人事务。
(9)在川地村落中,之所以称之为“水排头”,是因为这一角色与农事用水直接关联。在传统社会中,水排头负责农事灌溉水份的具体分派。当今,虽然这一职责已经消失,但当地民众依旧习惯上称之为“水排头”。
(10)“切绕其”,“其”即“人”,土族语音译,本意是拉锯人的帮手。此指“小排头”,作为大排头的帮手,协助其管理众人事务。
(11)如王铭铭关于福建溪村家族的轮祭制度研究、岳永逸和赵旭东关于河北赵县庙会的轮祭组织研究、刘晓春关于赣南客家村落庙会管理的轮值制度研究等。参见王铭铭《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8-81页;岳永逸《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2-193页;赵旭东《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1页;刘晓春《仪式与象征的秩序—— 一个客家村落的历史、权力与记忆》,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34-142页。
(12)[美]马歇尔·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赵丙祥译,张宏明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前言”第2页。
(13)“生存性智慧”,是有关学者为推进“中国经验”研究而建构的概念。其本身是一种“实践智慧”,“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习得的、应对生活世界各种生存挑战的‘智慧’”。它能够彰显并解释生活世界中以“生存性原则”为最高原则的复杂互动关系,在存在形态、传播方式、生产和再生产等方面均是具有特殊性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参见邓正来《“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邓正来《中国模式的精髓——生存性智慧》,《社会观察》2010年第12期。
(14)“实践智慧”(拉丁文phronēsis,英文译为predence或practical wisdom),是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的一个概念,通常是指与人的审慎明辨的行为有关的个体德性。它是一种实践理性的德性,是一种源自于人的内在心灵、与善恶相关的、求真的实践品质,与“善”或“好”的实践紧密相关(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73页)。“实践智慧”经历了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向,亦受到当代中国哲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拓展诠释,具体如杨国荣:《论实践智慧》,《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李义天:《作为实践理性的实践智慧——基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梳理与阐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2期;田海平:《“实践智慧”与智慧的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等等。
(15)关于华北、西北青苗会研究,除前述有关土族青苗会研究成果外,概言之可分为:一是关注于青苗会外在的神圣狂欢之节日属性的描述,如张润平:《地方湫神与社群和谐:岷县青苗会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二是关注于青苗会在西北民族杂居地区所具有的社会秩序之整合功效的探讨,如范长风:《甘南高原上的族群合作——洮州青苗会的人类学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2009年;阙岳:《第二种秩序:明清以来的洮州青苗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三是关注于青苗会权利类型所体现出的文化等级的分析,如王淑英、郝苏民:《村落:民间社会的文化等级——以甘肃洮岷地区青苗会权利类型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四是关注近代社会华北青苗会的组织结构、运作规范、时代特征及功能变迁,如[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2-148页;杨念群:《华北青苗会的组织结构与功能演变——以解口村、黄土北店村等为个案》,《中州学刊》2001年第3期;周健、张思:《19世纪华北青苗会组织结构与功能变迁》,《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等等。
(16)岳永逸:《社会组织、治理与节庆:1930年代平郊的青苗会》,《文化遗产》2018年第2期。
(17)2007年,笔者曾对上川地区二郎神转青苗仪式进行全面跟踪调查,并整理出其先后次序。参见刘目斌《地方认同与族际关系的仪式表达——青海三川地区二郎神祭典仪式的考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18)中川、下川地区以摩羯龙王、锁羯大帝、黑池龙王或九天圣母娘娘为庙神的各村落,仅在秋季纳顿会上迎请三川二郎神过会,而转青苗仪式中则不具备迎请二郎神的权利。
(19)参见刘目斌主编《中国节日志·纳顿节》,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年,第232-233页。
(20)立插牌的具体做法是,在村外山头上,阴阳师将事先画上符文和狗头的柏木牌,与画有符文的碗以及砖、羊毛、五金、杂粮、各种花、茶叶、棉花等物同时埋在地下。上面堆成土堆,上插十字形草把。草把中间挂一木牌,上书:“勒令封山神土地把守地界。”参见《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青海土族社会历史调查(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21)过雨,西北方言,即冰雹的俗称。
(22)被访谈人:乔正良,男,土族,1935年生;访谈人:刘目斌;访谈时间:2007年9月27日;访谈地点:青海省民和县中川乡民主村村庙中。
(23)“鄂博”,土族语音译,其形式、效能与立插牌类似。凡在村外的三岔路口、山豁口或山顶上,土族人建有鄂博,祭拜山神,以阻挡恶风冰雹与邪气入侵,保护村庄的安宁。鄂博有阴阳师所立与喇嘛所立两种。
(24)团结村如今已不再举行汤影仪式,相关信息由田野访谈所得。被访谈人:赵先成,男,土族,1963年生;访谈人:刘目斌;访谈时间:2007年9月20日;访谈地点:青海省民和县中川乡团结村柴子社赵先成家中。
(25)土族“纳顿”原本具有庙会文化属性,被俗称为“纳顿会”,或按其举办月份被称为“七月会/八月会/九月会”。但20世纪80年代,地方文化精英赋予了其“纳顿节”的名称,而后逐渐被官方、学界、新闻媒体乃至年轻一代的土族人所接受。有关土族“纳顿”命名及其庙会与节日之文化复合性辨析,可参见刘目斌:《节日抑或庙会:土族“纳顿”属性辨析——基于民俗学主义研究视角的认知》,《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
(26)所谓“罚香”,是指水排头向春季护青时违规放牧或集体祭祀鄂博时无故缺勤的家户收取罚款,作为敬神的香火钱。它主要用于村庙众人公共事务的开支,尤其是举办纳顿会之用。一般根据牲畜大小不一,收取三元、五元或十元不等。
(27)所谓安神仪式,是指“纳顿”次日,在中川、下川村落中举行的将庙神神轿复位于庙殿中并献祭一只羯羊的敬神仪式。
(28)张士闪:《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鲁中四村考察》,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4页。
(29)有关土族“纳顿”的组织形式,详见刘目斌《地域崇拜与流动的认同——青海三川地区“纳顿”仪式的田野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59-60页。
(30)联合跳“纳顿”,指前来庆贺的客队与本村主队会手,联合表演“会手舞”以及相互交换表演最受重视的傩舞剧目“五将”,以酬神、娱神、敬神。
(31)有关联村组织的阐述,参见刘铁梁、赵丙祥《联村组织与社区仪式活动——河北省井陉县之调查》,王铭铭、[英]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32)“会手舞”,是各村“纳顿”中本村主队会手与前来祝贺的客队会手联合表演的大型酬神娱神民间舞蹈。会手舞于傩舞剧目之前首先上演。有关会手舞表演者的装束、动作、来历传说等,详见马光星、赵青阳、徐秀福:《人神狂欢——黄河上游民间傩》,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28页。
(33)“庄稼其”及其他各傩舞剧目,俗称“折子”,均为仅佩戴面具表演的哑剧,没有唱腔唱词。“庄稼其”,即种庄稼的人,表演的是父亲劝说并教儿子学种庄稼的情景。土族人认为,农业为生存的根本,所以庄稼其最先表演,它反映出土族先民从游牧向农耕转变之后,对农耕生产的异常重视。
(34)“五将”“三将”“关王”,是土族人根据三国故事改编而成。一、“五将”,一般村落表演的是刘备、关羽、张飞联合曹操一同战吕布的故事,而下川团结村则是刘关张为正方,曹操和吕布为反方,双方厮杀的场景。二、“三将”,一般分为“桃园三结义”和“三英战吕布”两部分。除上川窦家和山赵家两村外,其他村落的“五将”“三将”中,关羽始终为大,走在队伍最前面,引领整个队伍表演,以示对于关羽的顶礼膜拜。而窦家和山赵家人则认为,刘备做过皇帝理应为大,故其表演中刘备走在最前面。三、“关王”,则是关羽先独舞,后独战吕布。以上剧目中,关羽这一角色,一般由当年轮值的排头扮演,尤其是“五将”中关羽只能由当值的大排头扮演。
(35)“五官”,表演的是五位官员上朝朝拜的场景。也有的村落另有五位娘子之角色,称之为“五官五娘”。它主要流行于中川、下川的村落中,至今,下川团结村、民主村仍在上演。
(36)“杀虎将”,又称“杀虢将”,被视为压轴戏最后上演。它表演的是百姓饱受猛兽老虎的侵袭,不得已请求天神下凡诛杀老虎的情景。
(37)“官亭四户”,是三川民众对于官亭镇街道及其周边的四个宗族型自然村落张家、吕家、何家、秦家的俗称。吕家分为大房、二房、三房,其中三房人数较多,后分出单立一户。因此,在包括跳“纳顿”在内的公共活动中,实为五个家户参与其中,五个折子为其轮流扮演,但三川民众依旧习惯上称之为“官亭四户”。“官亭四户”祖上均为山西移民。据《张氏宗谱》载:“相传原系山西平阳府人氏(山西平阳府洪洞县槐树村人氏)。自明朝之时奉旨莅任,来至西宁府碾伯山南下三川初居官亭城内。后(崇祯年间)先祖张希才复移居于本集之关帝庙大槐树之右……”又据口碑资料及《秦氏家谱谱序》记载,秦氏、吕氏、何氏为明朝随张氏一道从山西洪洞县迁徙至此。
(38)有关土族“纳顿”酬神表演中“关公”角色之神圣权威的象征性,参见刘目斌《节日抑或庙会:土族“纳顿”属性辨析——基于民俗学主义研究视角的认知》,《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
(39)“死卡码”,西北汉语方言,此指严格的规定。该方言词,也可指固定的程序或模式。
(40)被访谈人:祁祯祥,男,土族,1963年生;访谈人:刘目斌;访谈时间:2007年8月22日;访谈地点:青海省民和县中川乡草滩村祁祯祥家中。
(41)被访谈人:祁永录,男,土族,1938年生;访谈人:刘目斌;访谈时间:2007年7月2日;访谈地点:青海省民和县中川乡草滩村祁永录家中。
(42)被访谈人:辛文俊,男,土族,1937年生;访谈人:刘目斌:访谈时间:2007年9月1日;访谈地点:青海省民和县中川乡清泉村辛家“纳顿”会场。
(43)[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44)[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序言”第2页。
(45)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1页。
(46)[法]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6-212页。
(47)褚建芳:《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53、416页。
(48)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社会秩序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贺雪峰:《中国传统社会的内生村庄秩序》,《文史哲》2006年第4期。
(49)赵利生、钟静静:《仪式与秩序建构——对青海省互助县土族村落背经转山的民族学考察》,《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1)如赵宗福、胡芳主编:《中国节日志·土族青苗会》,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钟静静:《土族传统民间组织青苗会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赵利生、钟静静:《土族传统民间组织青苗会调查》,《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2)赵宗福、胡芳主编:《中国节日志·土族青苗会》,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
(3)钟静静:《土族传统民间组织青苗会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赵利生、钟静静:《土族传统民间组织青苗会调查》,《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4)如秦永章:《青海民和土族地区“纳顿”述略》,《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刘凯:《青海民和三川地区土族“纳顿”新识》,《青海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马光星、赵青阳、徐秀福:《人神狂欢——黄河上游民间傩》,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文忠祥:《三川土族“纳顿”解读》,《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文忠祥:《土族纳顿节》,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贺喜焱:《青海民和土族“纳顿节”的田野调查》,《民俗研究》2005年第3期;鄂崇荣:《土族民间信仰解读》,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15-230页;胡芳、马光星:《三川土族纳顿节》,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