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广汉郡置年考辨——兼谈犍为郡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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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往学界根据《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将广汉郡置年定于高帝六年(前201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透露出吕后初年不存在广汉郡。通过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关史事的考辨,可以将广汉郡的置年限定在武帝元光三年(前133年),与犍为郡的设置时间相当。广汉郡与犍为郡是武帝为适应唐蒙开南夷之新形势,全面调整巴蜀地区郡级政区的产物。明确广汉郡、犍为郡置年,可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汉书·地理志》注记西汉初年郡国建置沿革之可靠性。
引文
[1]《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第1597页,中华书局,1962年。
[2](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第1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3](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一,第14页。
[4](北魏)郦道元注,(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三三,第278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5](北魏)郦道元注,(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三三,第2780页。
[6]王国维:《汉郡考》,《观堂集林》卷一二,第542~556页,中华书局,1959年。
[7]周振鹤:《汉郡再考》,《学腊一十九》,第7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8]王国维:《汉郡考》,《观堂集林》卷一二,第548~549页。
[9]彭浩等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2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0]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4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
[11]a.史念海:《秦岭巴山间在历史上的军事活动及其战地》,《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b.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三“散关凤兴汉中道”、卷四“金牛成都驿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2]《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第2024页,中华书局,1959年。
[13]从《行书律》简268律文来看,其中的“鸡五邮”显然也位于陇西郡境内的陈仓道,笔者推测与后来设置的河池县有关。
[14]晏昌贵:《〈二年律令·秩律〉与汉初政区地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历史地理》第21辑,第41~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5]彭浩等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264页。
[16]王元钧:《张家山汉墓残简缀合五例》,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1年3月24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441)。
[17]晏昌贵:《〈二年律令·秩律〉与汉初政区地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历史地理》第21辑,第48页。
[18]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42页。
[19]周波:《汉初简帛文字资料研究二题》,《文史》2012年第4辑。
[20]周振鹤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546~64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
[21]《史记》卷一二五《佞幸列传》,第3192页。
[22]彭浩等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269页。
[23]周振鹤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546~647页。
[24]同[19]。
[25]谭其骧在划定秦郡范围时,即把葭明划归蜀郡。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第11~12页,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26]《秩律》千石、五百石县名,没有巴郡属县,故难以分析这两个秩级巴蜀地区县名排列。
[27]周振鹤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546~647页。
[28]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42页。
[29]《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第2997页。
[30]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49页。
[31]《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46页。
[32]《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第3154页。
[33]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第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34]《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49页。
[35]《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第2995页。
[36]《史记》卷一一二《公孙弘列传》,第2949~2950页。
[37]李昊:《司马相如年谱》,李浩、贾三强主编:《古代文献的考证与诠释》,第448~4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38](西汉)司马相如撰,金永国校注:《司马相如集校注》,第1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39]a.熊伟业:《司马相如〈喻巴蜀檄〉丛考》,《许昌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b.熊伟业:《西汉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年代辩证》,《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
[40]《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第2993~2994页。
[41]武帝太初元年以前,以十月为岁首,故秋季为每年年末。
[42]同[39]b。
[43]《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904页。
[44]同[39]a。
[45]《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1135页。
[46]《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第770页。
[47]方国瑜意识到《西南夷列传》“(唐)蒙厚赐(夜郎侯多同),喻以威德,约为置吏,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应发生在元光三年前后。但因囿于《汉志》建元六年置犍为郡,故更“乃以为犍为郡”为“乃以属犍为郡”。见《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第30页,中华书局,1987年。
[48]《史记》卷三〇《平准书》,第1420~1421页。
[49]王伟:《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第34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5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第181页,岳麓书社,2007年。
[51]a.周振鹤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143~145页;b.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第201~2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52]《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887页。
[53]a.孙慰祖:《官印封泥中所见秦郡与郡官体系》,中国印学博物馆编:《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5页,西泠印社,2010年;b.章宏伟:《秦浙江郡考》,《学术月刊》2012年第2期。
[54]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12页。
[55]管东贵:《汉河西四郡建置时间问题的检讨》,宋文薰等主编:《石璋如院士百岁祝寿论文集:考古·历史·文化》,第409~428页,(台北)南天书局,2002年。
[2](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第1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3](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一,第14页。
[4](北魏)郦道元注,(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三三,第278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5](北魏)郦道元注,(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三三,第2780页。
[6]王国维:《汉郡考》,《观堂集林》卷一二,第542~556页,中华书局,1959年。
[7]周振鹤:《汉郡再考》,《学腊一十九》,第7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8]王国维:《汉郡考》,《观堂集林》卷一二,第548~549页。
[9]彭浩等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2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0]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4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
[11]a.史念海:《秦岭巴山间在历史上的军事活动及其战地》,《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b.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三“散关凤兴汉中道”、卷四“金牛成都驿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2]《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第2024页,中华书局,1959年。
[13]从《行书律》简268律文来看,其中的“鸡五邮”显然也位于陇西郡境内的陈仓道,笔者推测与后来设置的河池县有关。
[14]晏昌贵:《〈二年律令·秩律〉与汉初政区地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历史地理》第21辑,第41~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5]彭浩等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264页。
[16]王元钧:《张家山汉墓残简缀合五例》,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1年3月24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441)。
[17]晏昌贵:《〈二年律令·秩律〉与汉初政区地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历史地理》第21辑,第48页。
[18]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42页。
[19]周波:《汉初简帛文字资料研究二题》,《文史》2012年第4辑。
[20]周振鹤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546~64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
[21]《史记》卷一二五《佞幸列传》,第3192页。
[22]彭浩等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269页。
[23]周振鹤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546~647页。
[24]同[19]。
[25]谭其骧在划定秦郡范围时,即把葭明划归蜀郡。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第11~12页,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26]《秩律》千石、五百石县名,没有巴郡属县,故难以分析这两个秩级巴蜀地区县名排列。
[27]周振鹤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546~647页。
[28]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42页。
[29]《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第2997页。
[30]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49页。
[31]《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46页。
[32]《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第3154页。
[33]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第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34]《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49页。
[35]《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第2995页。
[36]《史记》卷一一二《公孙弘列传》,第2949~2950页。
[37]李昊:《司马相如年谱》,李浩、贾三强主编:《古代文献的考证与诠释》,第448~4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38](西汉)司马相如撰,金永国校注:《司马相如集校注》,第1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39]a.熊伟业:《司马相如〈喻巴蜀檄〉丛考》,《许昌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b.熊伟业:《西汉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年代辩证》,《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
[40]《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第2993~2994页。
[41]武帝太初元年以前,以十月为岁首,故秋季为每年年末。
[42]同[39]b。
[43]《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904页。
[44]同[39]a。
[45]《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1135页。
[46]《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第770页。
[47]方国瑜意识到《西南夷列传》“(唐)蒙厚赐(夜郎侯多同),喻以威德,约为置吏,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应发生在元光三年前后。但因囿于《汉志》建元六年置犍为郡,故更“乃以为犍为郡”为“乃以属犍为郡”。见《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第30页,中华书局,1987年。
[48]《史记》卷三〇《平准书》,第1420~1421页。
[49]王伟:《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第34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5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第181页,岳麓书社,2007年。
[51]a.周振鹤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143~145页;b.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第201~2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52]《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887页。
[53]a.孙慰祖:《官印封泥中所见秦郡与郡官体系》,中国印学博物馆编:《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5页,西泠印社,2010年;b.章宏伟:《秦浙江郡考》,《学术月刊》2012年第2期。
[54]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12页。
[55]管东贵:《汉河西四郡建置时间问题的检讨》,宋文薰等主编:《石璋如院士百岁祝寿论文集:考古·历史·文化》,第409~428页,(台北)南天书局,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