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乐希文心久许 兴亡炎武感尤频——试论柳亚子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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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传统文化的濡染、民族危机的驱迫以及师友往还的影响,柳亚子具有深重的忧患意识。他继承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并将其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通过对柳亚子忧患意识成因、内容及特点的考察,可以以此为个案透视近现代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危殆形势下的精神气质。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culture, national crisis and his social contacts, LIU Yazi embodied great hardship consciousness. He not only inherited ancient Chinese intellectuals' deep national concern, but also upgraded it to a new stage. A probe into the causes, contents and features of LIU Yazi's hardship consciousness provides a perspective to view modern intellectuals' spiritual dispositions, who suffer from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culture, national crisis and his social contacts, LIU Yazi embodied great hardship consciousness. He not only inherited ancient Chinese intellectuals' deep national concern, but also upgraded it to a new stage. A probe into the causes, contents and features of LIU Yazi's hardship consciousness provides a perspective to view modern intellectuals' spiritual dispositions, who suffer from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引文
[1]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18-19.
[2] 毛泽东.致柳亚子[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06.
[3] 郭沫若.今屈原[M]//柳亚子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38.
[4] 许纪霖:入世与出世: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M]//许纪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5] 张明观,黄振业,编.《波兰衰亡史》序[M]//柳亚子集外诗文辑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
[6] 上海图书馆,编.书信辑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7] 柳无忌,等,编.自传·年谱·日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8] 冯天瑜.从元典的忧患意识到近代救亡思潮[J].历史研究,1994(2):112.
[9] 郭长海,金菊贞,编.柳亚子文集补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0] 郭沫若.今屈原[M]//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编.柳亚子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38.
[11] 胡全章.梁启超与20世纪初年新体传记的兴盛[J].广东社会科学,2014(4).
[12]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磨剑室诗词集(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3]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152.
[14] 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磨剑室文录(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5] 孙之梅.南社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16] 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磨剑室文录(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7] 柳无忌,编.南社纪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39-40.
[18]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磨剑室诗词集(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9] 李伟.曹聚仁[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211.
① 谢觉哉在《次韵酬柳亚子》中有“并世三仁何与宋”之句,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革命博物馆编:《柳亚子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322页)。
② 相关的著述主要有:姜维枫:《浅谈中国近代文学中的忧患意识》(《鲁行经院学报》2001年第2期);周春华:《浅论柳亚子诗词文化思想特点》(《文教资料》2010年8月号上旬刊);李海珉:《柳亚子及其书法》(《中国书画》2011年第9期)。
(1)爱国学社成立于1902年11月26日,蔡元培为总理,吴稚晖为学监,章太炎等为教员。该学社是革命知识分子的大集合,以灌输民主主义思想为己任。1903年6月“苏报案”发,爱国学社受到牵连而被迫解散。
(2)柳亚子虽与陈去病、高旭同为南社发起人,但是陈、高是柳亚子的革命领路人;陈去病与柳亚子的父亲、叔父同门,是柳亚子的师叔,同时又与柳亚子保持了长达30年的友谊,因之柳亚子指出陈柳二人“论交在群纪之间”(见柳无忌等编:《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1页)。
(3)1903年,柳亚子撰文号召广大同胞以“赤血黑铁”收复因甲午战败而被割让的台湾,“夫列强今日虽隐占势力范围,然瓜分之局未及实行,则联鸡俱栖,犹相互牵制,而其爱惜眷顾之心或少逊于他日。诸君能投袂兴起,宣布民族独立之大义,虽无望于法兰西之援美利坚,英吉利之援希腊,而今日列国对于马其顿不加干涉之态度,或犹可希冀也。”见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台湾三百年史》、《磨剑室文录》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4页)。
(4)晚清以降,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相信进化等于进步,只不过维新派主张“渐进”,革命派主张“激进”。在《新民丛报》时代,柳亚子主要通过《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作品,受梁启超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见柳无忌等编:《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5页。);在爱国学社,柳亚子还通过《驳康有为政见书》《革命军》等作品受章太炎、邹容等革命派激进思想影响(见柳无忌等编:《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1-155页;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羿楼日札》,《磨剑室文录》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68页。);此外,受刘师培、吴稚晖等人的影响,柳亚子接受主张整体性否定态度和彻底性社会改造的无政府主义(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羿楼日札》,《磨剑室文录》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69页)。
(5)比如,对于立宪运动,柳亚子是完全持否定的态度,只是强调立宪派抵制革命的欺骗性,无视其争取救亡图存,发展资本主义、改革政治的积极一面;对于辛亥南北议和与袁世凯,柳亚子也是基于激进革命论的立场予以全盘否定,忽略南北议和的积极意义,对袁世凯的历史作为缺乏理解之同情;至于抗战后解决东北问题的立场,基本上是莫斯科“联合政府”的传声筒。也由此可见,柳亚子对苏俄基于民族利益立场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长期缺乏正确的认识。
(6)20世纪初,俄国民粹主义传入中国,“具有明显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左玉和:《论辛亥革命时期的民粹主义》,《史林》2012年2期),柳亚子是通过刘师培、吴稚晖等接受民粹主义(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羿楼日札》,《磨剑室文录》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69页)。
(7)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到1940年12月离沪赴港的这段时间,柳亚子效法王夫之窜身土室著书,名其寓所为“活埋之盦”,将这三年时间称为“活埋时代”(见柳无忌、柳无非编:《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8-223页)。
(8)梁启超指出,“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诸族对国外之诸侯是也。”(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75-76页)。
(9)许纪霖指出,“在五四时期,世界主义压倒国家主义”;五四时期的青年人“以世界主义的胸怀,以全人类的视野,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投身救国运动和社会文化的改造。”(见许纪霖:《“五四”的历史记忆:什么样的爱国主义?》,《读书》2009年5期)。
(10)赵园指出,“豪杰之士以兵事为逞勇斗狠的舞台,文人则以与谋划为智力愉悦。较之战场胜负,他们甚至可能更有兴趣验证自己预测的准确性。”(见赵园:《谈兵》,载陈平原等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虎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页)。
[2] 毛泽东.致柳亚子[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06.
[3] 郭沫若.今屈原[M]//柳亚子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38.
[4] 许纪霖:入世与出世: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M]//许纪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5] 张明观,黄振业,编.《波兰衰亡史》序[M]//柳亚子集外诗文辑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
[6] 上海图书馆,编.书信辑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7] 柳无忌,等,编.自传·年谱·日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8] 冯天瑜.从元典的忧患意识到近代救亡思潮[J].历史研究,1994(2):112.
[9] 郭长海,金菊贞,编.柳亚子文集补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0] 郭沫若.今屈原[M]//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编.柳亚子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38.
[11] 胡全章.梁启超与20世纪初年新体传记的兴盛[J].广东社会科学,2014(4).
[12]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磨剑室诗词集(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3]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152.
[14] 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磨剑室文录(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5] 孙之梅.南社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16] 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磨剑室文录(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7] 柳无忌,编.南社纪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39-40.
[18]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磨剑室诗词集(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9] 李伟.曹聚仁[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211.
① 谢觉哉在《次韵酬柳亚子》中有“并世三仁何与宋”之句,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革命博物馆编:《柳亚子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322页)。
② 相关的著述主要有:姜维枫:《浅谈中国近代文学中的忧患意识》(《鲁行经院学报》2001年第2期);周春华:《浅论柳亚子诗词文化思想特点》(《文教资料》2010年8月号上旬刊);李海珉:《柳亚子及其书法》(《中国书画》2011年第9期)。
(1)爱国学社成立于1902年11月26日,蔡元培为总理,吴稚晖为学监,章太炎等为教员。该学社是革命知识分子的大集合,以灌输民主主义思想为己任。1903年6月“苏报案”发,爱国学社受到牵连而被迫解散。
(2)柳亚子虽与陈去病、高旭同为南社发起人,但是陈、高是柳亚子的革命领路人;陈去病与柳亚子的父亲、叔父同门,是柳亚子的师叔,同时又与柳亚子保持了长达30年的友谊,因之柳亚子指出陈柳二人“论交在群纪之间”(见柳无忌等编:《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1页)。
(3)1903年,柳亚子撰文号召广大同胞以“赤血黑铁”收复因甲午战败而被割让的台湾,“夫列强今日虽隐占势力范围,然瓜分之局未及实行,则联鸡俱栖,犹相互牵制,而其爱惜眷顾之心或少逊于他日。诸君能投袂兴起,宣布民族独立之大义,虽无望于法兰西之援美利坚,英吉利之援希腊,而今日列国对于马其顿不加干涉之态度,或犹可希冀也。”见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台湾三百年史》、《磨剑室文录》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4页)。
(4)晚清以降,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相信进化等于进步,只不过维新派主张“渐进”,革命派主张“激进”。在《新民丛报》时代,柳亚子主要通过《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作品,受梁启超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见柳无忌等编:《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5页。);在爱国学社,柳亚子还通过《驳康有为政见书》《革命军》等作品受章太炎、邹容等革命派激进思想影响(见柳无忌等编:《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1-155页;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羿楼日札》,《磨剑室文录》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68页。);此外,受刘师培、吴稚晖等人的影响,柳亚子接受主张整体性否定态度和彻底性社会改造的无政府主义(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羿楼日札》,《磨剑室文录》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69页)。
(5)比如,对于立宪运动,柳亚子是完全持否定的态度,只是强调立宪派抵制革命的欺骗性,无视其争取救亡图存,发展资本主义、改革政治的积极一面;对于辛亥南北议和与袁世凯,柳亚子也是基于激进革命论的立场予以全盘否定,忽略南北议和的积极意义,对袁世凯的历史作为缺乏理解之同情;至于抗战后解决东北问题的立场,基本上是莫斯科“联合政府”的传声筒。也由此可见,柳亚子对苏俄基于民族利益立场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长期缺乏正确的认识。
(6)20世纪初,俄国民粹主义传入中国,“具有明显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左玉和:《论辛亥革命时期的民粹主义》,《史林》2012年2期),柳亚子是通过刘师培、吴稚晖等接受民粹主义(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羿楼日札》,《磨剑室文录》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69页)。
(7)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到1940年12月离沪赴港的这段时间,柳亚子效法王夫之窜身土室著书,名其寓所为“活埋之盦”,将这三年时间称为“活埋时代”(见柳无忌、柳无非编:《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8-223页)。
(8)梁启超指出,“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诸族对国外之诸侯是也。”(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75-76页)。
(9)许纪霖指出,“在五四时期,世界主义压倒国家主义”;五四时期的青年人“以世界主义的胸怀,以全人类的视野,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投身救国运动和社会文化的改造。”(见许纪霖:《“五四”的历史记忆:什么样的爱国主义?》,《读书》2009年5期)。
(10)赵园指出,“豪杰之士以兵事为逞勇斗狠的舞台,文人则以与谋划为智力愉悦。较之战场胜负,他们甚至可能更有兴趣验证自己预测的准确性。”(见赵园:《谈兵》,载陈平原等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虎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