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哨堡到边墙:明代对湘西苗疆治策的演递——兼论明代治苗与土司制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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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苗疆边墙是明代在湘西苗疆修筑的一项拟军事工程,它在发挥军事震慑功能的同时还具有诸多的社会功能。明代边墙是在萧授兴建"二十四堡",张岳改建"十三哨所"的基础上,由蔡复一组织修建完成。治理苗疆的政策从表面上看变动十分明显,但若就其实质而言却一脉相承,核心内容都是要对苗民实施招抚和教化,征讨和防御等军事手段仅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关键得力于明代完善的土司和土官制度。因而,不管是"二十四堡"、"十三哨所"还是"边墙",都是以土司和土官为依托,军事设防仅仅局限于土司领地的缺口,也就是"滇黔驿路"主干线起点地带的软肋。明代"治苗"决策的调整,其根本动因不是苗民"叛服"无常,而是依据苗疆区域特点与民族文化差异实施地"因俗设置"。
Building frontier walls in the Miao regions in Xiangxi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design to be a military engineering.In fact,it had also shouldered many social functions.These walls had undergone several processes by different hands.The strategies to govern the Miao people had changed obviously,but essentially they came down in a continuous line,which was to offer amnesty and enlistment to the Miao People,with the purpose of defending being secondary.The social functions of the frontier walls also relied on the perfect Tusi and Tuguan system(system of appointing national minority hereditary headmen), so the forts,and the walls as well,all depended on the Tusi and Tuguan system,with the military defenses mainly located in the Tusi manors.The adjustment of the strategies to govern the Miao people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not because of the rebellious Miao people,but because of the governors' strategies to govern according to local feature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uilding frontier walls in the Miao regions in Xiangxi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design to be a military engineering.In fact,it had also shouldered many social functions.These walls had undergone several processes by different hands.The strategies to govern the Miao people had changed obviously,but essentially they came down in a continuous line,which was to offer amnesty and enlistment to the Miao People,with the purpose of defending being secondary.The social functions of the frontier walls also relied on the perfect Tusi and Tuguan system(system of appointing national minority hereditary headmen), so the forts,and the walls as well,all depended on the Tusi and Tuguan system,with the military defenses mainly located in the Tusi manors.The adjustment of the strategies to govern the Miao people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not because of the rebellious Miao people,but because of the governors' strategies to govern according to local feature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引文
[1]伍新福.明代湘黔“苗疆”哨堡“边墙”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
[2]张应强.边墙兴废与明清苗疆社会[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
[3]谭必友.苗疆边墙与清代湘西民族事务的深层对话[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4]谢晓辉.延续的边缘——从宋到清的湘西[D].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07.
[5]张振兴.明清湘西苗疆边墙多重社会功能研究[D].吉首:吉首大学,2010.
[6]谢华.湘西土司辑略[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龚荫.中国土司制度[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
[8]孟凡松.明洪武年间湖南卫所设置的时空特征[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4).
[9]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10]张振兴.论葛藤与湘西苗疆苗族文化之关系——兼论对当代的借鉴价值[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2(2).
①此前研究中国西南民族与历史的学人,从不同角度和学科对“苗疆边墙”展开过论述,较早对“苗疆边墙”展开相关研究有石邦彦《苗疆边墙试析》,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杨庭硕《从中原到西南》,《寻根》1995年第5 期;吴曦云《边墙与湘西苗疆》,《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等。2000年,罗哲文先生在湘西自治州凤凰县考察,认为“苗疆边墙”便是他寻觅了五十年的“中国南方长城”。自此,时人围绕“苗疆边墙”,在不同领域,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广泛地研究。伴随着湘西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旅游产业的兴盛,受到了世人广泛地关注。
①今人研究湘西苗疆,始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凌、芮二人调查的地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花垣县、吉首市及毗连地带,清代官私史籍称居住在这一区域的苗族为“腊耳山苗”或“红苗”。后之学者,如伍新福等老一辈学者研究湘西苗疆,虽未进行明确的区域界定,但其所指不出今天的湘西州地界。谭必友《清代湘西苗疆多民族社区的近代重构》将其研究范围限定在“凤凰厅、乾州厅、古丈坪厅、永绥厅及保靖县的辖区内。”张应强《边墙兴废与明清苗疆社会》讨论的湘西苗疆则依据《苗防备览》卷1《舆图》之《苗疆全图》所示,圈定为“主要包括今湘西麻阳、凤凰、辰溪、吉首、泸溪、花垣、古丈,黔东铜仁、松桃,四川秀山等地,属沅水上游辰水、武水、酉水诸支流流域。”本文讨论的湘西苗疆亦不出各位方家所论,主要是指与“苗疆边墙”相勾连的,以湘西为主体的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地带,这一区域是明清两代东部苗族居民的聚居区。
②清代“苗疆边墙”是在明代“边墙”的原址上重新修筑,我们通过查勘清代“边墙”遗址,可以大致窥见明代“边墙”的走向与规制。
①“两宋时代,即已有所谓‘生界’与‘省地’、‘生蛮’与‘省民’之分。当时在武陵、五溪地区和西南地区,除经制州县和羁縻州之外,还存在一些封建王朝和土官势力均为能达到的地方,被统称为‘生界’。……居住在‘生界’内的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被称为‘生蛮’。”参见伍新福:《论“生苗”区的形成与封建王朝对“生苗”的统治政策》,《民族论坛》1990年第2期。
②“至元代,乃有宣慰、宣抚等司之设,仍令其自保。此即土司土官之所始。”参见佘贻泽:《明代土司制度》,载包遵彭主编《明史论丛》之五《明代土司制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2月,第5页。
③张应强与温春来二人分别从清代清水江区域经济活动的角度和自宋代至清代王朝对贵州西北部开发视角,对这一交通沿线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展开过论述。详见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市场、权力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8-22页;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73-106页。
④湘西苗疆位于元朝时所修通的连接湖南与云南的“一线道”之咽喉处。从这条驿道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开通并设置驿站,自中庆经杨林、马龙、曲靖、塔刺迷、普安(今贵州安顺)、贵州(今贵州贵阳)、葛龙(今贵州贵定)、麻峡、黄平达镇远(今贵州镇远),接通辰州(今湖南沅陵)以东的“常行站道”;由镇远继续北上,经晃州(今湖南新晃)、辰州、常德(今湖南常德)、公安(今湖北公安)达于江陵。此即明代记载中的“普安入黔旧路”,是连接云南、贵州与中原的重要交通要道。这条驿道,连接湖南与贵州的晃州、辰州、常德等地即位于湘西苗疆地区。方铁主编:《西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49页。
⑤《苗防备览》卷14《述往上》记录了自商周以来历代王朝湘西苗疆叛乱的史实,笔者对明代部分进行梳理,并参阅《明史》、《明实录》等文献相关记载得出。又参见孙秋云:《核心与边缘——十八世纪汉苗文明的传播与碰撞》第三章“汉文明对苗疆的扩展和传播”之表一“明代湘黔两地苗民与官府重要冲突简况一览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9-135页。
⑥如思州、思南两土司改土归流后一律设有高级土官职位,仍选任土司后裔充任府县高级长官,进行地方治理。
⑦《苗防备览》卷14《述往上》记载,萧授修筑“二十四堡”始于宣德五年(1430年),至宣德六年(1431年)完成,而《明史》、《明实录》当中都未有明确时间记载。
⑧“贵州治古、答意二长官司长官石各野等,聚众出没铜仁平头、瓮桥等处,诱胁蛮贼石鸡娘并竿子坪长官司吴毕郎等作耗,招抚不服。”见《明宣宗实录》卷69,宣德五年八月丙申,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校印本,1962年。
①伍新福对萧授所筑“二十四堡”的具体名称和确切地址,做了较为细致的认定。详见伍新福:《明代湘黔“苗疆”哨堡“边墙”考》,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②萧授自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随傅友德南征入黔开始,便一直任职湖广、贵州,并力主采取“土流并治”的方针治理苗疆。永乐十六年(1418年),他被擢升为右军都督佥事,充任镇守湖广、贵州总兵官,总管湖广、贵州兵事,直至正统四年(1439年),才“以老致仕”,前后任职二十余年。
③参见《明史》卷200《张岳传》;卷202《万镗传》;卷211《石邦宪传》;又参见[清]严如熤:《苗防备览》卷14《述往上》。
①明代中后期卫所屯军逐渐衰落,大量士兵逃亡、屯田被广为侵吞隐占,这些屯兵寻衅滋事,甚至参与苗民叛乱。参见范中义:《论明朝军制的演变》,载《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程利英:《明代兵制的嬗变与财政支出关系述论》,载《军事经济史》2006年第6期。
②谢晓辉在其研究中注意到,在宣德、正德年间明廷平定苗疆叛乱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土兵参与其中。参见谢晓辉:《谁在扩张?——明代湘西苗疆开发与边墙修筑之再认识》,载苍铭主编:《首届中国民族史研究生论坛论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2-217页。
①“天启二年壬戌,时辰沅兵备道副使胡一鸿委游击邓祖禹,自镇溪所起至喜鹊营止,复添设边墙六十余里。”[清]严如熤:《苗防备览》卷15《述往中》。
②“苗疆因地形的不同,可分为二自然区:西北部可称之为腊耳山台地区;东南部为溪河下游区……腊耳台地,因山多坪和井泉,所以村寨星罗棋布,苗人生息其间。……溪河下游区,山势较台地平坦,溪河两岸可作梯田,利用溪河灌溉。溪河可行小船,交通较为便利,为汉人移殖之区。……上述二区的界线,可依明代所筑边墙遗址以分界。”凌纯声,芮逸夫著:《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单刊甲种之十八,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29-30页。
①“(崇祯年间)寇乱苗叛,土墙尽踏为平地矣。”[清]刘应中《边墙议》,载[清]严如熤:《苗防备览》卷20《艺文中》。
②“苗民父子、兄弟无共处一室者。子长分爨,架数椽为屋,即另一户矣,不能聚族而处。往往旧时一寨,数十年辄分成数寨。”见[清]严如熤:《苗防备览》卷2《村寨上》。
③“生苗至内地窃掠,和野菜小米之类作粑,人怀数枚,苗妇负背笼随其后。或黑夜至村落,乘不备,喊呐放火,居民惊散。生苗分截其路,苗妇入人家中,抢劫什物先走。得猪鸡,用柴火连毛燎之,生血滴淋,分扯以啖。若村堡坚壁以待,野无所掠,所携米粑不过足供二三顿。食毕,不能久逗留矣。故谚曰:‘苗人离窠不能逾百里;攻城不能过三日。’”[清]严如熤:《苗防备览》卷8《风俗上》。
[2]张应强.边墙兴废与明清苗疆社会[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
[3]谭必友.苗疆边墙与清代湘西民族事务的深层对话[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4]谢晓辉.延续的边缘——从宋到清的湘西[D].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07.
[5]张振兴.明清湘西苗疆边墙多重社会功能研究[D].吉首:吉首大学,2010.
[6]谢华.湘西土司辑略[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龚荫.中国土司制度[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
[8]孟凡松.明洪武年间湖南卫所设置的时空特征[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4).
[9]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10]张振兴.论葛藤与湘西苗疆苗族文化之关系——兼论对当代的借鉴价值[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2(2).
①此前研究中国西南民族与历史的学人,从不同角度和学科对“苗疆边墙”展开过论述,较早对“苗疆边墙”展开相关研究有石邦彦《苗疆边墙试析》,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杨庭硕《从中原到西南》,《寻根》1995年第5 期;吴曦云《边墙与湘西苗疆》,《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等。2000年,罗哲文先生在湘西自治州凤凰县考察,认为“苗疆边墙”便是他寻觅了五十年的“中国南方长城”。自此,时人围绕“苗疆边墙”,在不同领域,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广泛地研究。伴随着湘西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旅游产业的兴盛,受到了世人广泛地关注。
①今人研究湘西苗疆,始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凌、芮二人调查的地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花垣县、吉首市及毗连地带,清代官私史籍称居住在这一区域的苗族为“腊耳山苗”或“红苗”。后之学者,如伍新福等老一辈学者研究湘西苗疆,虽未进行明确的区域界定,但其所指不出今天的湘西州地界。谭必友《清代湘西苗疆多民族社区的近代重构》将其研究范围限定在“凤凰厅、乾州厅、古丈坪厅、永绥厅及保靖县的辖区内。”张应强《边墙兴废与明清苗疆社会》讨论的湘西苗疆则依据《苗防备览》卷1《舆图》之《苗疆全图》所示,圈定为“主要包括今湘西麻阳、凤凰、辰溪、吉首、泸溪、花垣、古丈,黔东铜仁、松桃,四川秀山等地,属沅水上游辰水、武水、酉水诸支流流域。”本文讨论的湘西苗疆亦不出各位方家所论,主要是指与“苗疆边墙”相勾连的,以湘西为主体的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地带,这一区域是明清两代东部苗族居民的聚居区。
②清代“苗疆边墙”是在明代“边墙”的原址上重新修筑,我们通过查勘清代“边墙”遗址,可以大致窥见明代“边墙”的走向与规制。
①“两宋时代,即已有所谓‘生界’与‘省地’、‘生蛮’与‘省民’之分。当时在武陵、五溪地区和西南地区,除经制州县和羁縻州之外,还存在一些封建王朝和土官势力均为能达到的地方,被统称为‘生界’。……居住在‘生界’内的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被称为‘生蛮’。”参见伍新福:《论“生苗”区的形成与封建王朝对“生苗”的统治政策》,《民族论坛》1990年第2期。
②“至元代,乃有宣慰、宣抚等司之设,仍令其自保。此即土司土官之所始。”参见佘贻泽:《明代土司制度》,载包遵彭主编《明史论丛》之五《明代土司制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2月,第5页。
③张应强与温春来二人分别从清代清水江区域经济活动的角度和自宋代至清代王朝对贵州西北部开发视角,对这一交通沿线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展开过论述。详见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市场、权力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8-22页;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73-106页。
④湘西苗疆位于元朝时所修通的连接湖南与云南的“一线道”之咽喉处。从这条驿道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开通并设置驿站,自中庆经杨林、马龙、曲靖、塔刺迷、普安(今贵州安顺)、贵州(今贵州贵阳)、葛龙(今贵州贵定)、麻峡、黄平达镇远(今贵州镇远),接通辰州(今湖南沅陵)以东的“常行站道”;由镇远继续北上,经晃州(今湖南新晃)、辰州、常德(今湖南常德)、公安(今湖北公安)达于江陵。此即明代记载中的“普安入黔旧路”,是连接云南、贵州与中原的重要交通要道。这条驿道,连接湖南与贵州的晃州、辰州、常德等地即位于湘西苗疆地区。方铁主编:《西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49页。
⑤《苗防备览》卷14《述往上》记录了自商周以来历代王朝湘西苗疆叛乱的史实,笔者对明代部分进行梳理,并参阅《明史》、《明实录》等文献相关记载得出。又参见孙秋云:《核心与边缘——十八世纪汉苗文明的传播与碰撞》第三章“汉文明对苗疆的扩展和传播”之表一“明代湘黔两地苗民与官府重要冲突简况一览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9-135页。
⑥如思州、思南两土司改土归流后一律设有高级土官职位,仍选任土司后裔充任府县高级长官,进行地方治理。
⑦《苗防备览》卷14《述往上》记载,萧授修筑“二十四堡”始于宣德五年(1430年),至宣德六年(1431年)完成,而《明史》、《明实录》当中都未有明确时间记载。
⑧“贵州治古、答意二长官司长官石各野等,聚众出没铜仁平头、瓮桥等处,诱胁蛮贼石鸡娘并竿子坪长官司吴毕郎等作耗,招抚不服。”见《明宣宗实录》卷69,宣德五年八月丙申,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校印本,1962年。
①伍新福对萧授所筑“二十四堡”的具体名称和确切地址,做了较为细致的认定。详见伍新福:《明代湘黔“苗疆”哨堡“边墙”考》,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②萧授自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随傅友德南征入黔开始,便一直任职湖广、贵州,并力主采取“土流并治”的方针治理苗疆。永乐十六年(1418年),他被擢升为右军都督佥事,充任镇守湖广、贵州总兵官,总管湖广、贵州兵事,直至正统四年(1439年),才“以老致仕”,前后任职二十余年。
③参见《明史》卷200《张岳传》;卷202《万镗传》;卷211《石邦宪传》;又参见[清]严如熤:《苗防备览》卷14《述往上》。
①明代中后期卫所屯军逐渐衰落,大量士兵逃亡、屯田被广为侵吞隐占,这些屯兵寻衅滋事,甚至参与苗民叛乱。参见范中义:《论明朝军制的演变》,载《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程利英:《明代兵制的嬗变与财政支出关系述论》,载《军事经济史》2006年第6期。
②谢晓辉在其研究中注意到,在宣德、正德年间明廷平定苗疆叛乱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土兵参与其中。参见谢晓辉:《谁在扩张?——明代湘西苗疆开发与边墙修筑之再认识》,载苍铭主编:《首届中国民族史研究生论坛论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2-217页。
①“天启二年壬戌,时辰沅兵备道副使胡一鸿委游击邓祖禹,自镇溪所起至喜鹊营止,复添设边墙六十余里。”[清]严如熤:《苗防备览》卷15《述往中》。
②“苗疆因地形的不同,可分为二自然区:西北部可称之为腊耳山台地区;东南部为溪河下游区……腊耳台地,因山多坪和井泉,所以村寨星罗棋布,苗人生息其间。……溪河下游区,山势较台地平坦,溪河两岸可作梯田,利用溪河灌溉。溪河可行小船,交通较为便利,为汉人移殖之区。……上述二区的界线,可依明代所筑边墙遗址以分界。”凌纯声,芮逸夫著:《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单刊甲种之十八,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29-30页。
①“(崇祯年间)寇乱苗叛,土墙尽踏为平地矣。”[清]刘应中《边墙议》,载[清]严如熤:《苗防备览》卷20《艺文中》。
②“苗民父子、兄弟无共处一室者。子长分爨,架数椽为屋,即另一户矣,不能聚族而处。往往旧时一寨,数十年辄分成数寨。”见[清]严如熤:《苗防备览》卷2《村寨上》。
③“生苗至内地窃掠,和野菜小米之类作粑,人怀数枚,苗妇负背笼随其后。或黑夜至村落,乘不备,喊呐放火,居民惊散。生苗分截其路,苗妇入人家中,抢劫什物先走。得猪鸡,用柴火连毛燎之,生血滴淋,分扯以啖。若村堡坚壁以待,野无所掠,所携米粑不过足供二三顿。食毕,不能久逗留矣。故谚曰:‘苗人离窠不能逾百里;攻城不能过三日。’”[清]严如熤:《苗防备览》卷8《风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