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德秀《心经》与韩国儒学
摘要
所谓心法学,即系统阐释儒家圣贤认识心性、修养心性、自觉地把自己纳入道统谱系的学说。《心经》是真德秀辑录传统儒家经典与程朱理学关于心法学理论而辑成的一部有关心性修养的书,它始终围绕"治心"的主题,集中阐发了儒家的心性之学,极力倡导儒学心性修养工夫论,表现为与陆王心学迥然不同的心法学传统。1592年,程敏政附注《心经》并很快传入韩国。李退溪是韩国大儒,自称通过《心经》而把握朱子学乃至儒家心性之学的实质与精髓。退溪对《心经》的尊崇深深影响了韩国儒学的文化生态,促使韩国儒学心性论一步步走向心法学,并自觉地排斥陆王一系的心学范式。退溪在研究与接受《心经》心法学思想过程中,通过对门人弟子讲授《心经》及其"附注"而形成了退溪学派对《心经》的推崇,并影响到以栗谷为宗的畿湖学派和以丁若镛为代表的实学派。可见,《心经》和《心经附注》已成为韩国心性之学的阐释与建构的重要思想载体,对韩国儒学影响至深。
引文
[1]真德秀对韩国儒学影响深远,在高丽末期和朝鲜初期,《大学衍义》是朝廷经筵讲席之教材;在朝鲜初期、中期和后期,《心经》成为学术讨论的中心,开启朝鲜心性学的诸多讨论。遗憾的是,海内外对真德秀《心经》及其对韩国儒学的影响讨论不多,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2]陈荣捷:《朱子与道统》、《朱子道统之哲学性》,载《新儒学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1995。
[3]Wm.De Bary,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Columbia University,1981,pp.67~185.
[4]朱人求:《敬为心法》,参见陈来主编《哲学与时代: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第349页。
[6][7]宋熹准编:《心经注解丛编》第1册,学民文化社,2005,第68页;第68页。
[8][11][20][21]《增补退溪全书》(二),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85,第326页;第257页;第328页;第827页。
[9][22]《增补退溪全书》(四),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85,第24页;第42页。
[10]李明辉认为,“存天理,灭人欲”并非禁欲主义,而是康德的“严格主义”(Rigofismus)。康德所谓“严格主义”意谓:在道德行为中,行为者若非将道德法则纳入其格律中而为“善”,就是将违背道德法则的动机纳入其格律中而为“恶”;在此并不存在“非善非恶”或“亦善亦恶”的折中之道。李明辉:《朱子对“道心”、“人心”的诠释》,参见蔡振丰编《东亚朱子学的阐释与发展》,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第104~106页。
[12][13][15][16][18][19]《增补退溪全书》(一),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85,第184页;第210页;第186页;第203页;第210页;第211页。
[14]《增补退溪全书》(三),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85,第259页。
[17]《退溪全书》(一),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85,第203页。
[23]朱人求:《真德秀对朱熹诚学的继承与发展》,《哲学动态》2009年第11期。
[24][25][26][27][28][29][30][31][32][38][39][40][41][42]《栗谷全书》,韩国文集丛刊本,第192页;第192页;第1108页;第1108页;第1109页;第495页;第480页;第597页;第603页;第426页;第465页;第463页;第480页;第1107页。
[33]黄榦:《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勉斋集》卷三,四库全书本。
[34]元代赵复的道统图谱在尧、舜、禹之前增加了伏羲和神农。赵复撰写《传道图》称:“乃原羲农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孔子颜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张朱氏,所以发明绍续者。”(《元史·赵复传》)
[35]在某种意义上,真德秀《心经》是其《大学衍义》的浓缩精华版,《心经》所阐述的心性修养论在《大学衍义》中都有大段的论述,《心经》所摘录的圣贤经典语录在《大学衍义》中几乎都有引用。
[36]真德秀《大学衍义》在朝鲜和韩国影响较大。据《四库全书》记载,高丽六年(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高丽王接受大臣尹泽的建议,于经筵讲习《大学衍义》。“六年。……(尹)泽尝乞以《大学衍义》及《崔承老上成宗书》进讲,又谏王信佛,又劝节用。上皆深纳之。”(《朝鲜史略》卷十一)
[37]朱人求:《衍义体:经典阐释的新模式》,《哲学动态》2008年第4期。
[43][46][48][53][54][55][56][58][59][60]丁若镛:《心经密验》,参见《与犹堂全书》第4册,《大学讲义》卷二,首尔景仁文化社,1970影印版,第25页;第25页;第25页;第25~26页;第26页;第28页;第39页;第29页;第29页;第41页。
[44][45]李退溪:《言行通录·学问》,《退溪全书》(四),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85,第31页;第26页。
[47]许多学者引用茶山《答李汝弘》中的一段话来论证茶山之“心”有五脏之心、灵明之心和心之所发之心三种含义(参见《与犹堂全书》第3册,第244页)。殊不知,“心”只有一个“心”,五脏之心和心之所发之心都要统一于虚灵知觉之心,《心经密验》之“惟其含蓄在内运用向外者谓之心”才是茶山的定论。
[49]郑仁在:《西学和丁茶山“性嗜好“学说》,参见黄俊杰编《东亚视域中的茶山学与朝鲜儒学》,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6,第208页。
[50]丁若镛:《论语古今注》,《与犹堂全书》第5册,卷九,第16页。
[51]丁若镛:《中庸自箴》,《与犹堂全书》第4册,卷三,第3页。
[52]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4册,卷一,第33页。
[57]所谓“改新儒学”(Anti-Neo-Confucianism),即对理学和礼学的革新。茶山批判理学、训诂学、相术学、阳明学等传统学派,把性理、训诂、文章、科举、术数五门学科视为儒学的障碍,力图恢复洙泗学(原本的孔子学),寻求儒学真理。参见李乙浩:《改新儒学的实学本质》,收入其《茶山的理解》,首尔玄岩社,1977,第343~369页。笔者认为,把茶山视为朱子学的反动并不可取,在人性论上茶山反朱子,但在心论、道统论等诸多领域,茶山仍认同朱子,故将茶山视为朱子学的革新者比较恰当。
[61]钱穆:《朱子新学案》第2册,台北三民书局,1971,第1页。
[62]有意思的是,陆王心学中也曾出现类似“心法学”意义上的“心学”概念。如王阳明就认为,“圣人之学,心学也”,甚至进一步指出,“十六字心传”是“心学之源”,孔子的“求仁”、孟子的“求放心”、周敦颐的“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程颢的“定性”、陆象山的“简易直截”都是尧舜禹“精一执中”之传(王阳明:《陆象山先生全集序》,参见《象山全集》卷首,台北中华书局,1987)。此处的“心学”即“心法学”,而非陆王心学。不过,阳明用类似程朱理学的论证方式确立了陆学的正统地位,但他并没有自觉地把自己纳入到道统谱系。这一用法在陆王心学中的偶尔出现,一方面证明了程朱一系之“心法学”对陆王心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力地证明了作为“工夫”的“心学传统”是宋明理学家的共同的思想资源。
[63]周炽成也指出,心学源自对“十六字心传”的解释,心学形成的过程也就是道统被宋儒述说的过程。此处的“心学”即心法学。他还认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对举只有有限的意义,不能作无限的推广。此论甚佳,可与拙文相互印证。参见周炽成:《“心学”源流考》,《哲学研究》2012年第8期。
[64][65]Pierre Hadot,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Blackwell Publishing,1995,p.267,pp.265~266.
[2]陈荣捷:《朱子与道统》、《朱子道统之哲学性》,载《新儒学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1995。
[3]Wm.De Bary,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Columbia University,1981,pp.67~185.
[4]朱人求:《敬为心法》,参见陈来主编《哲学与时代: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第349页。
[6][7]宋熹准编:《心经注解丛编》第1册,学民文化社,2005,第68页;第68页。
[8][11][20][21]《增补退溪全书》(二),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85,第326页;第257页;第328页;第827页。
[9][22]《增补退溪全书》(四),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85,第24页;第42页。
[10]李明辉认为,“存天理,灭人欲”并非禁欲主义,而是康德的“严格主义”(Rigofismus)。康德所谓“严格主义”意谓:在道德行为中,行为者若非将道德法则纳入其格律中而为“善”,就是将违背道德法则的动机纳入其格律中而为“恶”;在此并不存在“非善非恶”或“亦善亦恶”的折中之道。李明辉:《朱子对“道心”、“人心”的诠释》,参见蔡振丰编《东亚朱子学的阐释与发展》,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第104~106页。
[12][13][15][16][18][19]《增补退溪全书》(一),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85,第184页;第210页;第186页;第203页;第210页;第211页。
[14]《增补退溪全书》(三),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85,第259页。
[17]《退溪全书》(一),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85,第203页。
[23]朱人求:《真德秀对朱熹诚学的继承与发展》,《哲学动态》2009年第11期。
[24][25][26][27][28][29][30][31][32][38][39][40][41][42]《栗谷全书》,韩国文集丛刊本,第192页;第192页;第1108页;第1108页;第1109页;第495页;第480页;第597页;第603页;第426页;第465页;第463页;第480页;第1107页。
[33]黄榦:《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勉斋集》卷三,四库全书本。
[34]元代赵复的道统图谱在尧、舜、禹之前增加了伏羲和神农。赵复撰写《传道图》称:“乃原羲农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孔子颜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张朱氏,所以发明绍续者。”(《元史·赵复传》)
[35]在某种意义上,真德秀《心经》是其《大学衍义》的浓缩精华版,《心经》所阐述的心性修养论在《大学衍义》中都有大段的论述,《心经》所摘录的圣贤经典语录在《大学衍义》中几乎都有引用。
[36]真德秀《大学衍义》在朝鲜和韩国影响较大。据《四库全书》记载,高丽六年(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高丽王接受大臣尹泽的建议,于经筵讲习《大学衍义》。“六年。……(尹)泽尝乞以《大学衍义》及《崔承老上成宗书》进讲,又谏王信佛,又劝节用。上皆深纳之。”(《朝鲜史略》卷十一)
[37]朱人求:《衍义体:经典阐释的新模式》,《哲学动态》2008年第4期。
[43][46][48][53][54][55][56][58][59][60]丁若镛:《心经密验》,参见《与犹堂全书》第4册,《大学讲义》卷二,首尔景仁文化社,1970影印版,第25页;第25页;第25页;第25~26页;第26页;第28页;第39页;第29页;第29页;第41页。
[44][45]李退溪:《言行通录·学问》,《退溪全书》(四),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85,第31页;第26页。
[47]许多学者引用茶山《答李汝弘》中的一段话来论证茶山之“心”有五脏之心、灵明之心和心之所发之心三种含义(参见《与犹堂全书》第3册,第244页)。殊不知,“心”只有一个“心”,五脏之心和心之所发之心都要统一于虚灵知觉之心,《心经密验》之“惟其含蓄在内运用向外者谓之心”才是茶山的定论。
[49]郑仁在:《西学和丁茶山“性嗜好“学说》,参见黄俊杰编《东亚视域中的茶山学与朝鲜儒学》,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6,第208页。
[50]丁若镛:《论语古今注》,《与犹堂全书》第5册,卷九,第16页。
[51]丁若镛:《中庸自箴》,《与犹堂全书》第4册,卷三,第3页。
[52]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4册,卷一,第33页。
[57]所谓“改新儒学”(Anti-Neo-Confucianism),即对理学和礼学的革新。茶山批判理学、训诂学、相术学、阳明学等传统学派,把性理、训诂、文章、科举、术数五门学科视为儒学的障碍,力图恢复洙泗学(原本的孔子学),寻求儒学真理。参见李乙浩:《改新儒学的实学本质》,收入其《茶山的理解》,首尔玄岩社,1977,第343~369页。笔者认为,把茶山视为朱子学的反动并不可取,在人性论上茶山反朱子,但在心论、道统论等诸多领域,茶山仍认同朱子,故将茶山视为朱子学的革新者比较恰当。
[61]钱穆:《朱子新学案》第2册,台北三民书局,1971,第1页。
[62]有意思的是,陆王心学中也曾出现类似“心法学”意义上的“心学”概念。如王阳明就认为,“圣人之学,心学也”,甚至进一步指出,“十六字心传”是“心学之源”,孔子的“求仁”、孟子的“求放心”、周敦颐的“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程颢的“定性”、陆象山的“简易直截”都是尧舜禹“精一执中”之传(王阳明:《陆象山先生全集序》,参见《象山全集》卷首,台北中华书局,1987)。此处的“心学”即“心法学”,而非陆王心学。不过,阳明用类似程朱理学的论证方式确立了陆学的正统地位,但他并没有自觉地把自己纳入到道统谱系。这一用法在陆王心学中的偶尔出现,一方面证明了程朱一系之“心法学”对陆王心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力地证明了作为“工夫”的“心学传统”是宋明理学家的共同的思想资源。
[63]周炽成也指出,心学源自对“十六字心传”的解释,心学形成的过程也就是道统被宋儒述说的过程。此处的“心学”即心法学。他还认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对举只有有限的意义,不能作无限的推广。此论甚佳,可与拙文相互印证。参见周炽成:《“心学”源流考》,《哲学研究》2012年第8期。
[64][65]Pierre Hadot,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Blackwell Publishing,1995,p.267,pp.265~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