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编织业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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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编织业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2002年9月至12月,考古工作者对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时,出土了距今7 000—8 000年的编织物,证明我国编织的肇始最迟不晚于距今7 000—8 000年前,而其实际,当更悠远。先秦时期,编织生产分官营和私营两大类,官营包括中央和地方两亚类,一般都是规模生产,以作坊形式进行;私营也有营利和自用两亚类,前者以个体或作坊形式生产,后者则主要是个体生产。无论官营和私营,由于时代不同,生产条件和环境不同,各个时代的生产类型及经营管理又各有不同内容及特点。编织品为政治生活、军事装备所必备,日常生活亦不可或缺。编织业不仅催生了纺织业,而且是社会生产的助推器,其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
The knitwork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in Huaxia civilization,but also is the treasure in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knitting,which it was about 7 000 to 8 000 years ago,was discovered by archaeologists when they excavated the Cross lake bridge relics on the third. And it proved that the knitwork originated more than 7 000 to 8 000,actually,it had long history. The producing of knitwork is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which are state-owned and privately-owned sectors. The state-owned knitwork can be laid in central government-orientated or local government-orientated two sub categories,which are usually produced in workshop with in large scale. The privately-owned knitwork also had two sub categories: profit-making and self-use. The former is made by individuals or workshop,and the latter by individual. Whether it is state-owned or privately-owned,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time, the producing condi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are difference. Different types of the knitwok producing and management in different times have different cont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knitwork is essential for political life and military equipment; the knitwork is indispensible in everyday life. The knitwork industry not only gives birth to the textile industry,but also a booster in social development,and its role and influence can be ignored.
The knitwork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in Huaxia civilization,but also is the treasure in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knitting,which it was about 7 000 to 8 000 years ago,was discovered by archaeologists when they excavated the Cross lake bridge relics on the third. And it proved that the knitwork originated more than 7 000 to 8 000,actually,it had long history. The producing of knitwork is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which are state-owned and privately-owned sectors. The state-owned knitwork can be laid in central government-orientated or local government-orientated two sub categories,which are usually produced in workshop with in large scale. The privately-owned knitwork also had two sub categories: profit-making and self-use. The former is made by individuals or workshop,and the latter by individual. Whether it is state-owned or privately-owned,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time, the producing condi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are difference. Different types of the knitwok producing and management in different times have different cont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knitwork is essential for political life and military equipment; the knitwork is indispensible in everyday life. The knitwork industry not only gives birth to the textile industry,but also a booster in social development,and its role and influence can be ignored.
引文
(1)对古代编织品略有涉及者,如魏明孔主编,蔡锋著《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先秦秦汉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赵丰《中国古代的手编织物》,《丝绸》1990年第8期;刘立承、王春燕《中国古代纤维编织坐席探源》,《装饰》2008年第9期;黄向军《〈说文解字〉与我国上古编织文化》,硕士学位论文,南昌大学,2005年;程杰《论中国古代芦苇资源的自然分布、社会利用和文化反映》,《阅江学刊》2013年第1期等。
(2)[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87页。
(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113页。
(1)[宋]高承、[明]李果撰,金圆、许沛藻点校:《事物纪原》卷10《布帛杂事部·绳》,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42-543页。
(2)《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3页。
(3)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5)刘茑、卢衡:《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编织物的科学保护》,浙江省博物馆编:《东方博物》第25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
(6)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7)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第7页。
(8)《二十二子》,第1183页。
(1)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2)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3)《二十二子》,第1264页。
(4)[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段注》(上),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版,第278页。
(5)陈维稷认为:“杼、轴、综、支架、蹑等构件是织机重要组成部份”,战国时期,“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织造技术,已从原始的织作工具,发展到了完整的织机阶段”。参见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
(6)朱新予主编:《中国丝绸史·通论》,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7)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第12页。
(8)魏明孔主编,蔡锋著:《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先秦秦汉卷》,第140、661页。
(9)赵丰:《中国古代的手编织物》,《丝绸》1990年第8期。
(10)涂慷:《传统手工艺的艺术诉求---以泉州竹编技艺为例》,《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罗剑生:《安溪竹藤编技艺入选省级“非遗”名录》,《泉州晚报》2012年1月11日,第17版;李文才、孔庆锋:《信宜:全国最大竹编基地》,《南方日报》2004年8月15日,第2版。
(11)王艳:《成都地区传统手工艺品---瓷胎竹编的现状与开发》,硕士学位论文,西南交通大学,2008年;殷灿新:《四川青神竹编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史论坛》2011年第3期;杜兆恒:《四川渠县“刘氏竹编”工艺品的传承、保护与开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12年;练东明等:《四川省宜宾市竹编产业发展对策研究》,《世界竹藤通讯》2011年第1期。
(12)蒋兰、孟悦:《谈提高东阳竹编产品附加值和品牌效应》,《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谭祖裕:《恩施民间竹编技艺传承研究》,《大众文艺》2014年第8期。
(2)罗芬:《益阳竹编艺术的研究与开发》,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3年。
(3)袁久伟:《莒南:山东柳编第一县》,《走向世界》1999年第6期;王晓真、丁小然:《临沂柳编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园艺与种苗》2013年第10期;王燕:《曹县柳编老产业焕发出新活力》,《荷泽日报》2008年4月30日,第A2版;陈彬:《博兴工艺品创新博览会:400余种传统柳编工艺品“争奇斗艳”》,《致富宝典》2013年第12期。
(4)舒长青:《固始县快速推进柳编产业化开发》,《产经纪实》2007年第2期。
(5)秦桂兰:《扬中柳编合作闯市场》,《农家致富》2013年第8期。
(6)郝文黎、王爱富、池忠林:《襄阳柳编走向世界》,《中国税务报》2003年7月11日,第A3版。
(7)刘青:《阜南柳编艺术研究》,《美术教育研究》2011年第10期;赵伟:《安徽省淮河柳编的制作工艺及相关问题研究---以阜南、霍邱两县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医科大学,2014年。
(8)曲婷:《山东莱州草编艺术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9年;曹娜:《中国传统手工编制品在现代家居产品中的运用---以山东博兴县草柳编为例》,硕士学位论文,青岛理工大学,2012年。
(9)杜家利、李娜、杜凤梅:《获嘉县草编:鼓起农民钱袋子》,《新乡日报》2010年12月16日,第2版。
(10)霍桂臣、尚永福、郭宝金:《唐三营镇草编业年创产值7500万》,《承德日报》2010年1月4日,第3版。
(11)代朗:《双流:特产草编包装有机草莓大受客商青睐》,《中国特产报》2009年1月9日,第C01版。
(12)陈国孟:《仙游:草编走俏海外,野草身价陡升》,《国际商报》2007年8月23日,第11版。
(13)阿里:《灵武草编制品市场失而复得》,《中国特产报》2003年6月26日,第2版。
(14)王琢成:《嘉定黄草编织品》,《上海工艺美术》1999年第8期。
(15)黄永平:《竹藤芒草产业是一项富民工程编织》,《广西林业》2008年第1期。
(16)佚名:《广东藤编》,《中国对外贸易》1997年第12期。
(17)盛柳:《南海藤编,在指间开出花》,《黄金时代学生族》2013年第7期。
(18)吴红萍、刘华东:《藤铁产业支起财富安溪》,《中国商报》2004年3月5日,第2版。
(19)周文良:《崇州市政协助力藤编产业升级发展》,《人民政协报》2013年2月5日,第A02版。
(20)李大庆:《发展汉中民间工艺品,把文化产业做成民生工程的思考》,《艺术科技》2015年第2期。
(21)赵新国:《姜楼信用社支持“绳网之乡”》,《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1994年第7期;于亮:《女功与教化---曹州绳编中的儒家教化机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艺术研究院,2013年。
(1)《尚书·尧典》:“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汉代马融注:“谓主百工之官。”“共工”,“为司空,共理百工之事。”参见[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7页。按:传统观点均认为《尧典》是后世史官追叙尧的事迹,然尧、舜均属传说中人物,其时未有国家,何来设官分职。其实是后世史官按夏商制度追述传说中事,反映的是夏商制度。
(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第2131页。
(3)原文作“女乐三万”。《管子》卷23《轻重甲》,《二十二子》,第184页。
(4)陈振中:《先秦手工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67页。
(5)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3册,北京:中华中局1979年版,第814页。
(1)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3册,第813页;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29页;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90页。
(2)陈振中:《先秦手工业史》,第769页。
(3)《左传》卷5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第2134-2135页。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56-1358页。
(5)魏明孔主编,蔡锋著:《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先秦秦汉卷》,第20、21页。
(6)据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9-15页相关内容统计。
(7)《周礼·冬官考工记》载:“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汉郑玄注:“百工,司空事官之属。”又“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郑玄注:“百,众言之也。”此外,“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郑玄注:“父子世以相教。”而且“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砖埴之工二”。郑玄注:“攻犹治也。砖之言拍也,埴黏土也。”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905-906页。
(1)《诗·召南·采蘋》:“于以盛之,维筐及筥。”毛亨传:“方曰筐,圆曰筥。”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286页。
(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1261页。
(3)《周礼·天官冢宰》:“典丝掌丝入而辨其物,以其贾楬之。”“典枲掌布缌缕纻之麻草之物,以待时颁功而授赍。”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690、691页。
(4)《周礼·天官冢宰》:“掌葛以时征绤之材于山农。”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748页。
(5)《周礼·地官司徒》:“笾人掌四笾之实,……凡笾事掌之。”郑玄注:“竹曰笾。女笾,女奴之晓笾者。”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671页。
(6)《周礼·天官冢宰·内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684页。
(7)《周礼·天官冢宰·内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687页。
(8)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第58页。
(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693、643页。
(1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定公四年》,第1536页。
(1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定公四年》,第1537-1538页。
(1)《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80页)云:“太公至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
(2)《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55页)云:“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故齐冠带衣履天下。”
(3)《国语》卷6《齐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26页)云:“处工,就官府。”
(4)《国语》卷6《齐语》(第227页)云:“令夫工,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夫是,故工之子恒为工。”
(5)三国时韦昭注:“国,国都城郭之域也。……二千家为一乡。……工、商各三也。”参见《国语》卷6《齐语》,第229-230页。
(6)《墨子》卷8《非乐上》,《二十二子》,第251页。
(7)《墨子》卷9《非命下》,《二十二子》,第254页。
(8)《吕氏春秋》卷4《孟夏纪·尊师》,《二十二子》,第640页。
(9)《商君书》卷2《算地》,《二十二子》,第1106页。
(10)《晏子春秋》卷5《内篇·杂上》,《二十二子》,第574页。
(1)《孟子注疏》卷5《滕文公章句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第2705页。
(2)《韩非子》卷8《说林上》,《二十二子》,第1143页。
(3)参见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257页。
(4)《左传·成公十三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第1911页。
(5)《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及地祗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753页。
(6)《周礼·春官宗伯》:“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与其位。”郑玄注:“筵亦席也。铺陈曰筵,藉之曰席。然其之筵席通矣。”唐贾公彦疏:“设席之法,先设者言筵,后加者为席。”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774-775页;林尹注译《周礼今注今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215页。
(7)杨伯竣《孟子译注》卷1《梁惠王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页)载:“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另,杨伯峻《论语译注·先进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26页)载:“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8)《尚书·牧誓》,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182页。
(9)《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第1825页。
(1)《淮南子》卷13《泛论训》,《二十二子》,第1264页。
(2)杨伯峻:《论语译注·雍也》,第63页。
(3)杨伯峻:《孟子译注·梁惠王下》,第44页。
(4)《韩非子》卷19《五蠹》,《二十二子》,第1183页。
(5)高亨:《诗经今注·大雅·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78页。注:陶,借为掏;復,借为,从旁边掏的洞叫做,即山洞或窑洞;向下掏的洞叫做穴,即地洞;家室,即房屋。
(6)高亨:《诗经今注·大雅·緜》,第379页。注:绳,指施工前拉绳做为取直的标准;缩,捆束;版,筑墙夹土的长板,以犹於也。载,读为栽,筑墙时所立的木柱。筑墙时要立上木柱,把长板横着捆在木柱上,所以说缩版以载。板的两头都有木柱,墙的两面都横着长板,填土板内,舂之使坚实,然后去其柱板,则墙成。
(7)高亨:《诗经今注·大雅·绵》,第379页。注:捄,鸠,把土装在筐里;陾陾,装土声。度,填入,即把筐里的土填在筑墙板的中间。薨薨,填土声。
(8)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卷21《辨证类·坐地席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页)载:“古无椅凳,席地而坐,故坐字从土。”
(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357页。
(10)高亨:《诗经今注》,第141页。
(2)[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87页。
(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113页。
(1)[宋]高承、[明]李果撰,金圆、许沛藻点校:《事物纪原》卷10《布帛杂事部·绳》,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42-543页。
(2)《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3页。
(3)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5)刘茑、卢衡:《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编织物的科学保护》,浙江省博物馆编:《东方博物》第25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
(6)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7)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第7页。
(8)《二十二子》,第1183页。
(1)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2)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3)《二十二子》,第1264页。
(4)[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段注》(上),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版,第278页。
(5)陈维稷认为:“杼、轴、综、支架、蹑等构件是织机重要组成部份”,战国时期,“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织造技术,已从原始的织作工具,发展到了完整的织机阶段”。参见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
(6)朱新予主编:《中国丝绸史·通论》,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7)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第12页。
(8)魏明孔主编,蔡锋著:《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先秦秦汉卷》,第140、661页。
(9)赵丰:《中国古代的手编织物》,《丝绸》1990年第8期。
(10)涂慷:《传统手工艺的艺术诉求---以泉州竹编技艺为例》,《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罗剑生:《安溪竹藤编技艺入选省级“非遗”名录》,《泉州晚报》2012年1月11日,第17版;李文才、孔庆锋:《信宜:全国最大竹编基地》,《南方日报》2004年8月15日,第2版。
(11)王艳:《成都地区传统手工艺品---瓷胎竹编的现状与开发》,硕士学位论文,西南交通大学,2008年;殷灿新:《四川青神竹编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史论坛》2011年第3期;杜兆恒:《四川渠县“刘氏竹编”工艺品的传承、保护与开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12年;练东明等:《四川省宜宾市竹编产业发展对策研究》,《世界竹藤通讯》2011年第1期。
(12)蒋兰、孟悦:《谈提高东阳竹编产品附加值和品牌效应》,《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谭祖裕:《恩施民间竹编技艺传承研究》,《大众文艺》2014年第8期。
(2)罗芬:《益阳竹编艺术的研究与开发》,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3年。
(3)袁久伟:《莒南:山东柳编第一县》,《走向世界》1999年第6期;王晓真、丁小然:《临沂柳编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园艺与种苗》2013年第10期;王燕:《曹县柳编老产业焕发出新活力》,《荷泽日报》2008年4月30日,第A2版;陈彬:《博兴工艺品创新博览会:400余种传统柳编工艺品“争奇斗艳”》,《致富宝典》2013年第12期。
(4)舒长青:《固始县快速推进柳编产业化开发》,《产经纪实》2007年第2期。
(5)秦桂兰:《扬中柳编合作闯市场》,《农家致富》2013年第8期。
(6)郝文黎、王爱富、池忠林:《襄阳柳编走向世界》,《中国税务报》2003年7月11日,第A3版。
(7)刘青:《阜南柳编艺术研究》,《美术教育研究》2011年第10期;赵伟:《安徽省淮河柳编的制作工艺及相关问题研究---以阜南、霍邱两县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医科大学,2014年。
(8)曲婷:《山东莱州草编艺术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9年;曹娜:《中国传统手工编制品在现代家居产品中的运用---以山东博兴县草柳编为例》,硕士学位论文,青岛理工大学,2012年。
(9)杜家利、李娜、杜凤梅:《获嘉县草编:鼓起农民钱袋子》,《新乡日报》2010年12月16日,第2版。
(10)霍桂臣、尚永福、郭宝金:《唐三营镇草编业年创产值7500万》,《承德日报》2010年1月4日,第3版。
(11)代朗:《双流:特产草编包装有机草莓大受客商青睐》,《中国特产报》2009年1月9日,第C01版。
(12)陈国孟:《仙游:草编走俏海外,野草身价陡升》,《国际商报》2007年8月23日,第11版。
(13)阿里:《灵武草编制品市场失而复得》,《中国特产报》2003年6月26日,第2版。
(14)王琢成:《嘉定黄草编织品》,《上海工艺美术》1999年第8期。
(15)黄永平:《竹藤芒草产业是一项富民工程编织》,《广西林业》2008年第1期。
(16)佚名:《广东藤编》,《中国对外贸易》1997年第12期。
(17)盛柳:《南海藤编,在指间开出花》,《黄金时代学生族》2013年第7期。
(18)吴红萍、刘华东:《藤铁产业支起财富安溪》,《中国商报》2004年3月5日,第2版。
(19)周文良:《崇州市政协助力藤编产业升级发展》,《人民政协报》2013年2月5日,第A02版。
(20)李大庆:《发展汉中民间工艺品,把文化产业做成民生工程的思考》,《艺术科技》2015年第2期。
(21)赵新国:《姜楼信用社支持“绳网之乡”》,《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1994年第7期;于亮:《女功与教化---曹州绳编中的儒家教化机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艺术研究院,2013年。
(1)《尚书·尧典》:“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汉代马融注:“谓主百工之官。”“共工”,“为司空,共理百工之事。”参见[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7页。按:传统观点均认为《尧典》是后世史官追叙尧的事迹,然尧、舜均属传说中人物,其时未有国家,何来设官分职。其实是后世史官按夏商制度追述传说中事,反映的是夏商制度。
(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第2131页。
(3)原文作“女乐三万”。《管子》卷23《轻重甲》,《二十二子》,第184页。
(4)陈振中:《先秦手工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67页。
(5)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3册,北京:中华中局1979年版,第814页。
(1)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3册,第813页;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29页;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90页。
(2)陈振中:《先秦手工业史》,第769页。
(3)《左传》卷5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第2134-2135页。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56-1358页。
(5)魏明孔主编,蔡锋著:《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先秦秦汉卷》,第20、21页。
(6)据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9-15页相关内容统计。
(7)《周礼·冬官考工记》载:“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汉郑玄注:“百工,司空事官之属。”又“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郑玄注:“百,众言之也。”此外,“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郑玄注:“父子世以相教。”而且“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砖埴之工二”。郑玄注:“攻犹治也。砖之言拍也,埴黏土也。”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905-906页。
(1)《诗·召南·采蘋》:“于以盛之,维筐及筥。”毛亨传:“方曰筐,圆曰筥。”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286页。
(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1261页。
(3)《周礼·天官冢宰》:“典丝掌丝入而辨其物,以其贾楬之。”“典枲掌布缌缕纻之麻草之物,以待时颁功而授赍。”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690、691页。
(4)《周礼·天官冢宰》:“掌葛以时征绤之材于山农。”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748页。
(5)《周礼·地官司徒》:“笾人掌四笾之实,……凡笾事掌之。”郑玄注:“竹曰笾。女笾,女奴之晓笾者。”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671页。
(6)《周礼·天官冢宰·内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684页。
(7)《周礼·天官冢宰·内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687页。
(8)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第58页。
(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693、643页。
(1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定公四年》,第1536页。
(1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定公四年》,第1537-1538页。
(1)《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80页)云:“太公至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
(2)《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55页)云:“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故齐冠带衣履天下。”
(3)《国语》卷6《齐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26页)云:“处工,就官府。”
(4)《国语》卷6《齐语》(第227页)云:“令夫工,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夫是,故工之子恒为工。”
(5)三国时韦昭注:“国,国都城郭之域也。……二千家为一乡。……工、商各三也。”参见《国语》卷6《齐语》,第229-230页。
(6)《墨子》卷8《非乐上》,《二十二子》,第251页。
(7)《墨子》卷9《非命下》,《二十二子》,第254页。
(8)《吕氏春秋》卷4《孟夏纪·尊师》,《二十二子》,第640页。
(9)《商君书》卷2《算地》,《二十二子》,第1106页。
(10)《晏子春秋》卷5《内篇·杂上》,《二十二子》,第574页。
(1)《孟子注疏》卷5《滕文公章句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第2705页。
(2)《韩非子》卷8《说林上》,《二十二子》,第1143页。
(3)参见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257页。
(4)《左传·成公十三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第1911页。
(5)《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及地祗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753页。
(6)《周礼·春官宗伯》:“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与其位。”郑玄注:“筵亦席也。铺陈曰筵,藉之曰席。然其之筵席通矣。”唐贾公彦疏:“设席之法,先设者言筵,后加者为席。”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774-775页;林尹注译《周礼今注今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215页。
(7)杨伯竣《孟子译注》卷1《梁惠王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页)载:“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另,杨伯峻《论语译注·先进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26页)载:“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8)《尚书·牧誓》,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182页。
(9)《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第1825页。
(1)《淮南子》卷13《泛论训》,《二十二子》,第1264页。
(2)杨伯峻:《论语译注·雍也》,第63页。
(3)杨伯峻:《孟子译注·梁惠王下》,第44页。
(4)《韩非子》卷19《五蠹》,《二十二子》,第1183页。
(5)高亨:《诗经今注·大雅·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78页。注:陶,借为掏;復,借为,从旁边掏的洞叫做,即山洞或窑洞;向下掏的洞叫做穴,即地洞;家室,即房屋。
(6)高亨:《诗经今注·大雅·緜》,第379页。注:绳,指施工前拉绳做为取直的标准;缩,捆束;版,筑墙夹土的长板,以犹於也。载,读为栽,筑墙时所立的木柱。筑墙时要立上木柱,把长板横着捆在木柱上,所以说缩版以载。板的两头都有木柱,墙的两面都横着长板,填土板内,舂之使坚实,然后去其柱板,则墙成。
(7)高亨:《诗经今注·大雅·绵》,第379页。注:捄,鸠,把土装在筐里;陾陾,装土声。度,填入,即把筐里的土填在筑墙板的中间。薨薨,填土声。
(8)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卷21《辨证类·坐地席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页)载:“古无椅凳,席地而坐,故坐字从土。”
(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357页。
(10)高亨:《诗经今注》,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