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期日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吸收与改造——以《大日本史》编纂为例
|
摘要
《大日本史》是日本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以"正闰皇统,是非人臣"为目标。从日本最早的史书《日本书纪》到《大日本史》编纂的前、后期,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始终存在,且有不同作用。其中"天子授时、定正朔以布臣民"的正统观念一以贯之。《大日本史》批判《日本书纪》用谶纬理论构建正统的做法,主张以过往历史的完整呈现来辨明"天祖之正统"。在《大日本史》编纂前期,以中国史学传统为圭臬构建日本之国史。到修史后期,为了强化日本"优越的国体"特性,史臣在本纪部分的开篇重新构建了一条天神传承序列,以此说明日本万世一系的成立。《大日本史》的编纂过程,展现了一个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书写历史框架,再填入神道元素以建构"皇国"观的受容过程。
Dai Nihon Shi was the first biographical history book in Japan, which aimed at"identifying the legitimacy, judging the liegeman". From the earliest history books in Japan to the compilation of Dai Nihon Shi,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ad always existed and played different roles. Among them, the legitimacy concept had been permanently coherent. The compilers of Dai Nihon Shi believed the whole process of history itself could show the existence of orthodox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compilation of Dai Nihon Shi, the history of Japan was built with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later years, to strength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s"superior nationality", Japanese compilers reconstructed a sequence of the gods in the opening part. This showed the establishment of Japan's continuing orthodoxy.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of Dai Nihon Shi revealed a process of accepting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and adding the elements of the Shinto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mperial concept.
Dai Nihon Shi was the first biographical history book in Japan, which aimed at"identifying the legitimacy, judging the liegeman". From the earliest history books in Japan to the compilation of Dai Nihon Shi,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ad always existed and played different roles. Among them, the legitimacy concept had been permanently coherent. The compilers of Dai Nihon Shi believed the whole process of history itself could show the existence of orthodox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compilation of Dai Nihon Shi, the history of Japan was built with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later years, to strength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s"superior nationality", Japanese compilers reconstructed a sequence of the gods in the opening part. This showed the establishment of Japan's continuing orthodoxy.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of Dai Nihon Shi revealed a process of accepting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and adding the elements of the Shinto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mperial concept.
引文
(1)坂本太郎和大久保利谦都曾明确指出,明治时代的历史研究是从批判《大日本史》开始的。幕末明治时期的著名学者如田口卯吉等将《大日本史》的讨论或批判作为其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2)西方较早的介绍作品有19世纪Clement Ernest Wilson的Chinese Refugee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Mito和Instructions of a Mito Prince to His Retainers,较近期的则有Herschel Webb于1960年出版的What Is the Dai Nihon Shi?和John S.Brownlee于1997年出版的Japanese Historians and the National Myths,1600-1945:The National Myths,1600-1945-the age of the GODSand Emperor Jinmu等。
(1)参见吕玉新:《水户〈大日本史〉编纂方针之确立与朱舜水》,《国际汉学研究通讯》2011年第3期,第181-195页;《尊皇敬幕:朱舜水、德川光圀之水户学》,《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2期,第34-59页。邢永凤:《〈大日本史〉中的中国要素》,《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研究——大学日语教育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1)》,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2-337页。孙卫国:《中国史学对东亚史学的影响与交流》,《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4期,第53-59页。
(2)周一良:《〈大日本史〉之史学》,《史学年报》1935年第2卷第2期,第205页。
(3)三大特笔:具体内容初见于1701年安积觉等为德川光圀撰写的《义公行实》“年三十岁,春二月二十七日,始撰国史。如其列神功于后妃传,揭大友于本纪,归统于南朝、不与号于北主,公卓见也”,后藤田幽谷在《修史始末》中称之为义公之“特见”,后来的研究者如松本纯郎、平田澄、坂本太郎等将其统称为“三大特笔”。
(4)神器:指天皇传承的剑镜玺等三种神器,据《日本书纪》和《古事记》等记载神器是天神赐予天皇掌管日本的象征。
(5)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1)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家书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17页。
(2)这里采用沈仁安的说法,《古事记》属于类史典籍,不算是真正的史书。
(3)刘知幾:《史通·二体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4)原文出于《往复书简》,转录于藤田幽谷:《修史始末》,《藤田幽谷关系史料》一,东京:日本史籍协会,1935年,第80页。
(5)谢贵安:《饶宗颐对史学正统论研究的学术贡献——〈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发微》,《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第23-33页。
(6)《日本书纪》巻二二《推古纪》,东京:经济杂志社,1897年,第379页。
(1)德川光圀:《大日本史》巻一三《阴阳志一》,东京:大日本雄辩会,1929年,第346页。
(1)那珂通世:《增补上世年纪考》,奈良:养德社,1948年,第120页。原文为:大歳の運行と天皇の聖運との間に特殊の一致を認めて之を表示したのが、即ち書紀の大歳記事である。
(2)德川光圀:《大日本史》巻一三《阴阳志一》,第355页。
(3)德川治纪:《进〈大日本史〉表》,《日本史记》序言,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页。
(1)坂本太郎在《日本历史变迁的沿革》一文中指出,明治维新正是贯彻了回到神武创业之古的精神,兼顾革新与复古。原文为:維新が神武創業の昔に還るという精神で行われたということもありまして、革新とともに復古ということを忘れなかったのであります。
(2)《大日本史》编纂的前期与后期具体的年份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大致可以17、18世纪为前期,19世纪为后期,一般学者将立原翠轩出任总裁作为具体分界线。1657正式开始修史,获得了幕府的付刻许可之后,1737年完成了纪传全部内容的编纂和校阅,此后一直到1799年则是漫长的纪传改定过程。期间虽然数次提出完成志表编纂,但整个修史进展缓慢,几乎陷入停滞状态。进入到19世纪,以藤田幽谷、会泽正志斋、丰田天功和栗田宽等为代表,修史进入新的高潮,并最终于1906年完成纪传志表的编纂和出版。
(3)德川光圀:《大日本史》巻一《本纪第一》,第2页。
(4)参见吉田一德:《大日本史纪传志表撰者考》,东京:风间书房,1965年,第237-243页。
(5)1698年编修《大日本史》的史馆部分从江户(现东京都地区)迁往水户,自此史馆分成江户和水户两地,后各设总裁分管不同修史任务。
(6)藤田幽谷(1774-1826),讳一正,字子定,称与介,改次郎左卫门。担任过《大日本史》的编修总裁,十八岁时著《正名论》辨明君臣之义,成为后期水户修史的代表人物之一。
(7)高桥广备(1771-1823),字子大,号坦室。曾担任《大日本史》编修总裁,与藤田幽谷一起以文采出众,第二次出任史馆总裁时主要负责纪传订正。
(8)栗田宽:《水藩修史事略》,东京:大冈山书店,1928年,第111-112页。原文为:閏正月四日、廣備一正等、神武帝紀の首に、天祖の世系を加書し、及び其他記事の間、務めて本書(書紀)に従わん等の事数条を請ふ、上公之を可とす。この日、大学頭林衡を召して、訂史の事を問ふ。
(1)其原话应当是《御意觉书》天和四年(天和四年二月改元贞享)子四月三日条,用和文记载义公旨意如右:“一神代ハ怪異之事斗に候而神武の口へも難載候間、別に天神本紀?地神本紀を立、七代五代の事を可書。吉弘左介?佐々介三郎?人見又差左衛門奉。”
(2)参考佐佐木一义:《产灵神的本质与记纪编撰者的政治意图》,日本文化会编:《日本国体论》,东京:东洋书院,1935年,第100页。
(3)原文为“大日本者神国也。天祖ハジメテ基ヲヒラキ、日神ナガク統ヲ傳給フ。”
(4)《日本书纪》巻二《神代下》,大阪:朝日新闻社,1928年,第52页。
(5)德川治纪:《进〈大日本史〉表》,《日本史记》序言,第1页。
(6)参见井川作之助:《大日本史改造论》,东京:东京堂,1916年;吉田一德:《大日本史纪传志表撰者考》。
(7)德川治纪:《进〈大日本史〉表》,《日本史记》序言,第1页。
(1)20世纪初,蒋观云在《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一文中指出“神话、历史者,能造成一国之人才”。现代民俗学者陈连山在《论神圣叙述的概念》中提出,在中国文化中“不仅古史,即便是后来的历史也都是神圣叙事。这也是历代朝廷一定要垄断国史写作的原因”。
(2)西方较早的介绍作品有19世纪Clement Ernest Wilson的Chinese Refugee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Mito和Instructions of a Mito Prince to His Retainers,较近期的则有Herschel Webb于1960年出版的What Is the Dai Nihon Shi?和John S.Brownlee于1997年出版的Japanese Historians and the National Myths,1600-1945:The National Myths,1600-1945-the age of the GODSand Emperor Jinmu等。
(1)参见吕玉新:《水户〈大日本史〉编纂方针之确立与朱舜水》,《国际汉学研究通讯》2011年第3期,第181-195页;《尊皇敬幕:朱舜水、德川光圀之水户学》,《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2期,第34-59页。邢永凤:《〈大日本史〉中的中国要素》,《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研究——大学日语教育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1)》,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2-337页。孙卫国:《中国史学对东亚史学的影响与交流》,《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4期,第53-59页。
(2)周一良:《〈大日本史〉之史学》,《史学年报》1935年第2卷第2期,第205页。
(3)三大特笔:具体内容初见于1701年安积觉等为德川光圀撰写的《义公行实》“年三十岁,春二月二十七日,始撰国史。如其列神功于后妃传,揭大友于本纪,归统于南朝、不与号于北主,公卓见也”,后藤田幽谷在《修史始末》中称之为义公之“特见”,后来的研究者如松本纯郎、平田澄、坂本太郎等将其统称为“三大特笔”。
(4)神器:指天皇传承的剑镜玺等三种神器,据《日本书纪》和《古事记》等记载神器是天神赐予天皇掌管日本的象征。
(5)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1)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家书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17页。
(2)这里采用沈仁安的说法,《古事记》属于类史典籍,不算是真正的史书。
(3)刘知幾:《史通·二体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4)原文出于《往复书简》,转录于藤田幽谷:《修史始末》,《藤田幽谷关系史料》一,东京:日本史籍协会,1935年,第80页。
(5)谢贵安:《饶宗颐对史学正统论研究的学术贡献——〈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发微》,《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第23-33页。
(6)《日本书纪》巻二二《推古纪》,东京:经济杂志社,1897年,第379页。
(1)德川光圀:《大日本史》巻一三《阴阳志一》,东京:大日本雄辩会,1929年,第346页。
(1)那珂通世:《增补上世年纪考》,奈良:养德社,1948年,第120页。原文为:大歳の運行と天皇の聖運との間に特殊の一致を認めて之を表示したのが、即ち書紀の大歳記事である。
(2)德川光圀:《大日本史》巻一三《阴阳志一》,第355页。
(3)德川治纪:《进〈大日本史〉表》,《日本史记》序言,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页。
(1)坂本太郎在《日本历史变迁的沿革》一文中指出,明治维新正是贯彻了回到神武创业之古的精神,兼顾革新与复古。原文为:維新が神武創業の昔に還るという精神で行われたということもありまして、革新とともに復古ということを忘れなかったのであります。
(2)《大日本史》编纂的前期与后期具体的年份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大致可以17、18世纪为前期,19世纪为后期,一般学者将立原翠轩出任总裁作为具体分界线。1657正式开始修史,获得了幕府的付刻许可之后,1737年完成了纪传全部内容的编纂和校阅,此后一直到1799年则是漫长的纪传改定过程。期间虽然数次提出完成志表编纂,但整个修史进展缓慢,几乎陷入停滞状态。进入到19世纪,以藤田幽谷、会泽正志斋、丰田天功和栗田宽等为代表,修史进入新的高潮,并最终于1906年完成纪传志表的编纂和出版。
(3)德川光圀:《大日本史》巻一《本纪第一》,第2页。
(4)参见吉田一德:《大日本史纪传志表撰者考》,东京:风间书房,1965年,第237-243页。
(5)1698年编修《大日本史》的史馆部分从江户(现东京都地区)迁往水户,自此史馆分成江户和水户两地,后各设总裁分管不同修史任务。
(6)藤田幽谷(1774-1826),讳一正,字子定,称与介,改次郎左卫门。担任过《大日本史》的编修总裁,十八岁时著《正名论》辨明君臣之义,成为后期水户修史的代表人物之一。
(7)高桥广备(1771-1823),字子大,号坦室。曾担任《大日本史》编修总裁,与藤田幽谷一起以文采出众,第二次出任史馆总裁时主要负责纪传订正。
(8)栗田宽:《水藩修史事略》,东京:大冈山书店,1928年,第111-112页。原文为:閏正月四日、廣備一正等、神武帝紀の首に、天祖の世系を加書し、及び其他記事の間、務めて本書(書紀)に従わん等の事数条を請ふ、上公之を可とす。この日、大学頭林衡を召して、訂史の事を問ふ。
(1)其原话应当是《御意觉书》天和四年(天和四年二月改元贞享)子四月三日条,用和文记载义公旨意如右:“一神代ハ怪異之事斗に候而神武の口へも難載候間、別に天神本紀?地神本紀を立、七代五代の事を可書。吉弘左介?佐々介三郎?人見又差左衛門奉。”
(2)参考佐佐木一义:《产灵神的本质与记纪编撰者的政治意图》,日本文化会编:《日本国体论》,东京:东洋书院,1935年,第100页。
(3)原文为“大日本者神国也。天祖ハジメテ基ヲヒラキ、日神ナガク統ヲ傳給フ。”
(4)《日本书纪》巻二《神代下》,大阪:朝日新闻社,1928年,第52页。
(5)德川治纪:《进〈大日本史〉表》,《日本史记》序言,第1页。
(6)参见井川作之助:《大日本史改造论》,东京:东京堂,1916年;吉田一德:《大日本史纪传志表撰者考》。
(7)德川治纪:《进〈大日本史〉表》,《日本史记》序言,第1页。
(1)20世纪初,蒋观云在《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一文中指出“神话、历史者,能造成一国之人才”。现代民俗学者陈连山在《论神圣叙述的概念》中提出,在中国文化中“不仅古史,即便是后来的历史也都是神圣叙事。这也是历代朝廷一定要垄断国史写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