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老爹之道统”——新文学家的游戏笔墨及思想资源
摘要
讨论新文学家的游戏笔墨,并非将其视为点缀性的花边文学,而是为了反思新文学的排斥机制及自我压抑的面向。本文以刘半农重印《何典》为线索,梳理吴稚晖与文学革命的内在关联,进而引出钱玄同取法吴氏文风构建的"不伦"的国语。试从1920年代中期《语丝》与《现代评论》两大阵营对吴稚晖的争相追捧,探究新文学与游戏笔墨的共生关系。
引文
(1)周作人:《两个鬼》,《语丝》第91期,1926年8月9日,收入《谈虎集》。
(2) 《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
(3)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
(4) 郑振铎:《中国文人(?)对于文学的根本误解》,《文学旬刊》第10号,1921年8月10日。
(5) 王国维:《文学小言》,《教育世界》1906年第139号。
(6) 厨川白村:《游戏论》,《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未名社1925年版,第150~151页。
(7)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十五封信,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8 )伽达默尔:《诠释学: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50页。
(9) 参见郑振铎《新文学观的建设》,《文学旬刊》第37期,1922年5月11日。
(10 )朱自清:《论严肃》,《中国作家》第1卷第1期,1947年10月1日。
(11) 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Obsession with China: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爱情·社会·小说》,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79~83页。
(12) 刘绍铭:《涕泪交零的现代中国文学》,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版,第1~8页。
(13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8页。
(14) 参见王锦泉《论〈华盖集〉及其“续编”》,注释《华盖集续编》札记:“滑稽”的“《何典》广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6~98页。
(15) 吴稚晖:《乱谈几句》,《猛进》第10期“时事评论”栏,1925年5月8日。
(16 )吴稚晖在民初知识界的影响力,不妨以1925年《京报副刊》上发起的“青年必读书”与“青年爱读书”征求活动为例。关于“青年必读书十部”的78份答卷中,有10人提及吴稚晖,包括李晓峰、马幼渔(附注)、邵云仲、汪精卫、常燕生、刘奇、周杰人、黎性波、赵雪阳、汪震。关于“青年爱读书十部”的306份应征书目,有11份投给吴稚晖的《上下古今谈》。详见王世家编《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7)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18) (23) 1926年6月6日周作人致刘半农信,转引自刘半农《关于〈何典〉里的方方方及其它》,《语丝》第85期,1926年6月27日。
(19) 在文学革命发生伊始,《新青年》的普通读者中已不乏吴氏文风的追随者。《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上刊出一篇读者来稿,题为《改良文学之第一步》,作者易明认为改良文学,当先普行俗语,而吴稚晖之论说文正是最佳样本,“以其能广引俗语笑话,润以滑稽之笔,参以精透之理”。参见张全之《吴稚晖与〈新青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6期。
(20 )促揢,刁钻刻薄,又作“促狭”、“促掐”。例如《醒世因缘传》第二十回:“儿啊!你一些好事不做,专一干那促揢短命的营生,我久知你不得好死。”
(21) 刘半农:《重印〈何典〉序》,《语丝》第73期,1926年4月5日。
(22) (97)参见刘大白《读〈何典〉》,《黎明》第33期,1926年6月26日。
(24) (25) (28)知堂(周作人):《中国的滑稽文学》,《宇宙风》第23期,1936年8月16日;收入《瓜豆集》时改题为《常言道》。
(26) 周作人:《地方与文艺》,1923年3月22日为杭州《之江日报》十周年纪念作,收入《谈虎集》。
(27) 周竹君《岂有此理》跋,转引自周作人《中国的滑稽文学》。
(29) 刘半农:《双凤凰专斋小品文》,二十二、无题,《人间世》1935年第13期。
(30) (33) (34 )(36)疑古玄同:《废话的废话》,《语丝》第40期,1925年8月17日。
(31) 吴稚晖是江苏常州人,常州在清代产生了三种特殊人才:一种是法理名家,和浙江绍兴齐名的师爷;一种是理财专家,或为现代中国银行界的重镇;还有一种是阳湖古文家,陶熔经史,局面比桐城派开展的古文异军。曹聚仁以为,吴稚晖乃是阳湖派的异军,兼有刑名家之长,而气势过之。参见曹聚仁《一个刘老老的话》,《文坛五十年》,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54年版,第13页。
(32) 恽敬、张惠言等人开创的阳湖派,出自桐城派,但对桐城文的清规戒律有所不满;作文取法儒家经典,而又参以诸子百家之书,故文风较为恣肆。
(35) 周作人的学生朱肇洛以为吴稚晖由“放屁文学论”而产生的“瞎三话四”的文体,打破了一切固定的文学程式(即钱玄同所谓的“体式鬼”),进入自行开辟的新境地。这种破坏式的建设,对新文学前途影响很大。参见《由吴稚晖的文体说起》,《杂志》1945年第15卷第1期。
(37) “黄绢幼妇”系“绝妙”二字的隐语,典出《世说新语·捷悟》:“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
(38) 曹聚仁:《一个刘老老的话》,《文坛五十年》,第14页。
(39) “曰若稽古”语出《尚书·尧典》。
(40) 参见刘铮《闲话“那话儿”》,《情色夭夭》,《万象》编辑部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41) 应为“猜谜赌胜”。
(42)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4~15页。
(43) 岂明(周作人):《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语丝》第54期,1925年11月23日。
(44) 周作人:《滑稽似不多——通信二》,《语丝》第8期,1925年1月5日。由《语丝》被指为“新式《晶报》”考察周作人对滑稽文学的态度,参见冯仰操《滑稽论争背后的话语权》,《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3期。
(45) 《北京的一种古怪周刊〈语丝〉的广告》,原载1926年1月21日《京报副刊》,收入《周作人集外文》。
(46) 疑古玄同:《废话》,一、原经,1925年11月14日作,《语丝》第54期,1925年11月23日。
(47) 譬如《尚书》被视作“文件粘存册”,《仪礼》不过是礼节单子,《论语》《孟子》只是古代哲学史料。
(48) (53)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现代评论》第5卷第119期,1927年3月19日。
(49) 梁冰弦编《吴稚晖学术论著》,出版合作社1925年11月初版。
(50) 1925年12月31日钱玄同致周作人信,《钱玄同文集》第六卷书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51) 1925年12月31日钱玄同致周作人信。
(52)浩徐:《主客答问》,《现代评论》第4卷第106期,1926年12月18日。
(54) 吴稚晖的“豆芽字母”草成于1895年,并未出书。据说他和太太通信便用这套“豆芽字母”。字母采独体篆文,或亦自创简笔,形似豆芽菜,故名。参见吴敬恒《三十五年来之音符运动》(庄俞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卷下,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卷一及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55) 燃(吴稚晖):《书苏格兰君〈废除汉文议〉后》,《新世纪》第71号,1908年10月31日。另参见吴稚晖《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新语问题之杂答》及驳章太炎的《书“驳万国新语说”后》诸文。
(56) 1907年10月3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106页。
(57) 1907年9月18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105页。
(58) 参见1908年4月22日钱玄同日记:“午后至太炎处。太炎出一篇曰《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将《新世纪》《万国新语之进步》一篇驳尽,且中多精义。”(整理本上册,第128页)
(59) 1908年4月29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130页。
(60) 刘师培此时更偏向《新世纪》的立场,据1908年7月1日钱玄同日记云:“与申叔讲时事,伊总主张进步说,因甚以《新世纪》为是,又谓世界语言必可统一云云。果哉其难化也!然不斥旧学,贤于吴朓诸人究远矣。”(整理本上册,第134页)
(61) 参见1910年1月10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205~207页。
(62) 参见1909年1月29日钱玄同日记:“晚间在炎师处谈天,余主张废楷用篆说,炎师不甚许可,意其难行也。”(整理本上册,第145页)
(63) 1909年11月2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187页。
(64) 1912年12月3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244页。
(65) 1912年12月30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250页。
(66) 1916年9月19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291页。
(67) 1916年9月29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292页。
(68) 1917年1月11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300页。
(69) 1917年9月24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318页。
(70) 如1918年1月2日钱玄同日记:“独秀、叔雅二人皆谓中国文化已成僵死之物,诚欲保种救国,非废灭汉文及中国历史不可。此说与豫才(鲁迅)所主张相同,吾亦甚然之。”(整理本上册,第326页)又同年1月26日:“日前(刘)叔雅倡不译书之论,今日(沈)尹默并谓非废汉字不足以救亡,与豫才持论全同,此皆极正当的议论。”(整理本上册,第331页)
(71) 1918年1月2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326页。
(72) 1922年6月8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416页。
(73) 1923年1月16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中册,第498页。
(74) 75 1923年1月17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中册,第499页。
(76) (82)吴稚晖:《乱谈几句》,《猛进》第10期,1925年5月8日。
(77) (80)罗家伦:《吴稚晖与王尔德》,1925年3月1日作于柏林,《现代评论》第1卷第20期通信,1925年4 月25日。
(78) 罗家伦以为鲁迅也有这两种特长,但“铸造新词”的本领不常用。
(79) 罗家伦:《批评与文学批评》,1925年2月28日作于柏林,《现代评论》第1卷第19期通信,1925年4月18日。
(81) 罗家伦随即指出“做‘射他耳家’的危险,就怕流成‘心里刻家’(cynic的译音,日本译作‘犬儒’,意译暂作‘冷笑家’)。‘射他耳家’做的文字,背后还有充分的同情,有种悲天悯人的感觉,有一种相当的标准断事。至于‘心里刻家’遇着东西,先把鼻子去嗅了;嗅过以后,‘哼’的一声,鼻子底下的两道冷光一出,天下的是非都没有了!”(《批评与文学批评》)
(83) 陈西滢:《吴稚晖与王尔德》跋语。
(84) 陈西滢:《闲话·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现代评论》第3卷第71期,1926年4月17日;收入《西滢闲话》,新月书店1928年版。
(85 )陈源:《吴稚晖先生的著作》,《西滢闲话》,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版,第54~55页。
(86) 陈西滢:《闲话·吴稚晖先生》,《现代评论》第3卷第59期,1926年1月23日。
(87) (88) (90)孤桐(章士钊):《再答吴稚晖先生》,《甲寅周刊》第1卷第27号,1926年1月16日。章士钊此文系回应吴稚晖发表在《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1926年1月1日)上的《我们所请愿于章先生者》。
(89) 吴稚晖:《我们所请愿于章先生者》,《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1926年1月1日。
(91)( 92)成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洪水》第3卷第25期,1927年1月16日。
(93) 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原载《文艺月刊》第2卷第5—6号,1931年6月30日;转引自《沈从文全集》第16卷文论,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页。
(94) (95)鲁迅:《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1926年5月25日作,《语丝》第82期,1926年6月7日。
(96) 鲁迅:《题记》,1926年5月25日作,《何典》,北新书局1926年版。
(98) 1927年7月28日鲁迅致章廷谦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3页。
(99) 刘半农:《关于〈何典〉里的方方方及其它》,《语丝》第85期,1926年6月27日。
(100) 参见刘大白《两个圈儿和一百一十个框儿》,《黎明》第39期,1926年8月8日。
(2) 《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
(3)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
(4) 郑振铎:《中国文人(?)对于文学的根本误解》,《文学旬刊》第10号,1921年8月10日。
(5) 王国维:《文学小言》,《教育世界》1906年第139号。
(6) 厨川白村:《游戏论》,《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未名社1925年版,第150~151页。
(7)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十五封信,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8 )伽达默尔:《诠释学: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50页。
(9) 参见郑振铎《新文学观的建设》,《文学旬刊》第37期,1922年5月11日。
(10 )朱自清:《论严肃》,《中国作家》第1卷第1期,1947年10月1日。
(11) 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Obsession with China: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爱情·社会·小说》,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79~83页。
(12) 刘绍铭:《涕泪交零的现代中国文学》,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版,第1~8页。
(13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8页。
(14) 参见王锦泉《论〈华盖集〉及其“续编”》,注释《华盖集续编》札记:“滑稽”的“《何典》广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6~98页。
(15) 吴稚晖:《乱谈几句》,《猛进》第10期“时事评论”栏,1925年5月8日。
(16 )吴稚晖在民初知识界的影响力,不妨以1925年《京报副刊》上发起的“青年必读书”与“青年爱读书”征求活动为例。关于“青年必读书十部”的78份答卷中,有10人提及吴稚晖,包括李晓峰、马幼渔(附注)、邵云仲、汪精卫、常燕生、刘奇、周杰人、黎性波、赵雪阳、汪震。关于“青年爱读书十部”的306份应征书目,有11份投给吴稚晖的《上下古今谈》。详见王世家编《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7)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18) (23) 1926年6月6日周作人致刘半农信,转引自刘半农《关于〈何典〉里的方方方及其它》,《语丝》第85期,1926年6月27日。
(19) 在文学革命发生伊始,《新青年》的普通读者中已不乏吴氏文风的追随者。《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上刊出一篇读者来稿,题为《改良文学之第一步》,作者易明认为改良文学,当先普行俗语,而吴稚晖之论说文正是最佳样本,“以其能广引俗语笑话,润以滑稽之笔,参以精透之理”。参见张全之《吴稚晖与〈新青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6期。
(20 )促揢,刁钻刻薄,又作“促狭”、“促掐”。例如《醒世因缘传》第二十回:“儿啊!你一些好事不做,专一干那促揢短命的营生,我久知你不得好死。”
(21) 刘半农:《重印〈何典〉序》,《语丝》第73期,1926年4月5日。
(22) (97)参见刘大白《读〈何典〉》,《黎明》第33期,1926年6月26日。
(24) (25) (28)知堂(周作人):《中国的滑稽文学》,《宇宙风》第23期,1936年8月16日;收入《瓜豆集》时改题为《常言道》。
(26) 周作人:《地方与文艺》,1923年3月22日为杭州《之江日报》十周年纪念作,收入《谈虎集》。
(27) 周竹君《岂有此理》跋,转引自周作人《中国的滑稽文学》。
(29) 刘半农:《双凤凰专斋小品文》,二十二、无题,《人间世》1935年第13期。
(30) (33) (34 )(36)疑古玄同:《废话的废话》,《语丝》第40期,1925年8月17日。
(31) 吴稚晖是江苏常州人,常州在清代产生了三种特殊人才:一种是法理名家,和浙江绍兴齐名的师爷;一种是理财专家,或为现代中国银行界的重镇;还有一种是阳湖古文家,陶熔经史,局面比桐城派开展的古文异军。曹聚仁以为,吴稚晖乃是阳湖派的异军,兼有刑名家之长,而气势过之。参见曹聚仁《一个刘老老的话》,《文坛五十年》,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54年版,第13页。
(32) 恽敬、张惠言等人开创的阳湖派,出自桐城派,但对桐城文的清规戒律有所不满;作文取法儒家经典,而又参以诸子百家之书,故文风较为恣肆。
(35) 周作人的学生朱肇洛以为吴稚晖由“放屁文学论”而产生的“瞎三话四”的文体,打破了一切固定的文学程式(即钱玄同所谓的“体式鬼”),进入自行开辟的新境地。这种破坏式的建设,对新文学前途影响很大。参见《由吴稚晖的文体说起》,《杂志》1945年第15卷第1期。
(37) “黄绢幼妇”系“绝妙”二字的隐语,典出《世说新语·捷悟》:“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
(38) 曹聚仁:《一个刘老老的话》,《文坛五十年》,第14页。
(39) “曰若稽古”语出《尚书·尧典》。
(40) 参见刘铮《闲话“那话儿”》,《情色夭夭》,《万象》编辑部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41) 应为“猜谜赌胜”。
(42)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4~15页。
(43) 岂明(周作人):《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语丝》第54期,1925年11月23日。
(44) 周作人:《滑稽似不多——通信二》,《语丝》第8期,1925年1月5日。由《语丝》被指为“新式《晶报》”考察周作人对滑稽文学的态度,参见冯仰操《滑稽论争背后的话语权》,《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3期。
(45) 《北京的一种古怪周刊〈语丝〉的广告》,原载1926年1月21日《京报副刊》,收入《周作人集外文》。
(46) 疑古玄同:《废话》,一、原经,1925年11月14日作,《语丝》第54期,1925年11月23日。
(47) 譬如《尚书》被视作“文件粘存册”,《仪礼》不过是礼节单子,《论语》《孟子》只是古代哲学史料。
(48) (53)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现代评论》第5卷第119期,1927年3月19日。
(49) 梁冰弦编《吴稚晖学术论著》,出版合作社1925年11月初版。
(50) 1925年12月31日钱玄同致周作人信,《钱玄同文集》第六卷书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51) 1925年12月31日钱玄同致周作人信。
(52)浩徐:《主客答问》,《现代评论》第4卷第106期,1926年12月18日。
(54) 吴稚晖的“豆芽字母”草成于1895年,并未出书。据说他和太太通信便用这套“豆芽字母”。字母采独体篆文,或亦自创简笔,形似豆芽菜,故名。参见吴敬恒《三十五年来之音符运动》(庄俞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卷下,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卷一及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55) 燃(吴稚晖):《书苏格兰君〈废除汉文议〉后》,《新世纪》第71号,1908年10月31日。另参见吴稚晖《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新语问题之杂答》及驳章太炎的《书“驳万国新语说”后》诸文。
(56) 1907年10月3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106页。
(57) 1907年9月18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105页。
(58) 参见1908年4月22日钱玄同日记:“午后至太炎处。太炎出一篇曰《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将《新世纪》《万国新语之进步》一篇驳尽,且中多精义。”(整理本上册,第128页)
(59) 1908年4月29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130页。
(60) 刘师培此时更偏向《新世纪》的立场,据1908年7月1日钱玄同日记云:“与申叔讲时事,伊总主张进步说,因甚以《新世纪》为是,又谓世界语言必可统一云云。果哉其难化也!然不斥旧学,贤于吴朓诸人究远矣。”(整理本上册,第134页)
(61) 参见1910年1月10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205~207页。
(62) 参见1909年1月29日钱玄同日记:“晚间在炎师处谈天,余主张废楷用篆说,炎师不甚许可,意其难行也。”(整理本上册,第145页)
(63) 1909年11月2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187页。
(64) 1912年12月3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244页。
(65) 1912年12月30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250页。
(66) 1916年9月19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291页。
(67) 1916年9月29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292页。
(68) 1917年1月11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300页。
(69) 1917年9月24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318页。
(70) 如1918年1月2日钱玄同日记:“独秀、叔雅二人皆谓中国文化已成僵死之物,诚欲保种救国,非废灭汉文及中国历史不可。此说与豫才(鲁迅)所主张相同,吾亦甚然之。”(整理本上册,第326页)又同年1月26日:“日前(刘)叔雅倡不译书之论,今日(沈)尹默并谓非废汉字不足以救亡,与豫才持论全同,此皆极正当的议论。”(整理本上册,第331页)
(71) 1918年1月2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326页。
(72) 1922年6月8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416页。
(73) 1923年1月16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中册,第498页。
(74) 75 1923年1月17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中册,第499页。
(76) (82)吴稚晖:《乱谈几句》,《猛进》第10期,1925年5月8日。
(77) (80)罗家伦:《吴稚晖与王尔德》,1925年3月1日作于柏林,《现代评论》第1卷第20期通信,1925年4 月25日。
(78) 罗家伦以为鲁迅也有这两种特长,但“铸造新词”的本领不常用。
(79) 罗家伦:《批评与文学批评》,1925年2月28日作于柏林,《现代评论》第1卷第19期通信,1925年4月18日。
(81) 罗家伦随即指出“做‘射他耳家’的危险,就怕流成‘心里刻家’(cynic的译音,日本译作‘犬儒’,意译暂作‘冷笑家’)。‘射他耳家’做的文字,背后还有充分的同情,有种悲天悯人的感觉,有一种相当的标准断事。至于‘心里刻家’遇着东西,先把鼻子去嗅了;嗅过以后,‘哼’的一声,鼻子底下的两道冷光一出,天下的是非都没有了!”(《批评与文学批评》)
(83) 陈西滢:《吴稚晖与王尔德》跋语。
(84) 陈西滢:《闲话·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现代评论》第3卷第71期,1926年4月17日;收入《西滢闲话》,新月书店1928年版。
(85 )陈源:《吴稚晖先生的著作》,《西滢闲话》,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版,第54~55页。
(86) 陈西滢:《闲话·吴稚晖先生》,《现代评论》第3卷第59期,1926年1月23日。
(87) (88) (90)孤桐(章士钊):《再答吴稚晖先生》,《甲寅周刊》第1卷第27号,1926年1月16日。章士钊此文系回应吴稚晖发表在《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1926年1月1日)上的《我们所请愿于章先生者》。
(89) 吴稚晖:《我们所请愿于章先生者》,《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1926年1月1日。
(91)( 92)成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洪水》第3卷第25期,1927年1月16日。
(93) 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原载《文艺月刊》第2卷第5—6号,1931年6月30日;转引自《沈从文全集》第16卷文论,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页。
(94) (95)鲁迅:《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1926年5月25日作,《语丝》第82期,1926年6月7日。
(96) 鲁迅:《题记》,1926年5月25日作,《何典》,北新书局1926年版。
(98) 1927年7月28日鲁迅致章廷谦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3页。
(99) 刘半农:《关于〈何典〉里的方方方及其它》,《语丝》第85期,1926年6月27日。
(100) 参见刘大白《两个圈儿和一百一十个框儿》,《黎明》第39期,1926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