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战略下的北宋黄河河道变迁及其与京东社会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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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黄河流路上舍北保南,在流民流向上舍东保西,这是政治中心东移后北宋隐晦的首都战略。这一新的首都战略对京东社会带来了影响深远的负面后果,即常态化的河北流民。京东接受河北流民是对河患改嫁河北的变相补偿,京东"盗区"也以毗邻河北的曹州、濮州、济州、郓州、齐州一带为中心向四周延伸。金朝定都北京,河北、山东的河患与流民问题不复存在,京东特殊的"盗区"形象亦不复存在。
It was the vague capital strategy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fter the political center moved eastward that the imperial court abandoned Hebei to protect Kaifeng-Jingdong area in the flow dir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abandoned the Jingdong area to protect Kaifeng in the flow direction of migrants.This new capital strategy leaded to far-reaching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the Jingdong society,namely the normalized Hebei migrants.Accepting Hebei migrants in Jingdong area was a disguised compensation for the remarriage of the Yellow River disaster.The Jingdong"pirates area"also extended around from the zone adjacent to Hebei,such as Caozhou,Puzhou,Jizhou,Yunzhou,Qizhou.After the Jin dynasty chose Beijing as capital,the problem of river disasters and migrants in Hebei and Shandong ceased to exist and the image of the special"Pirates"in Jingdong ceased to exist.
It was the vague capital strategy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fter the political center moved eastward that the imperial court abandoned Hebei to protect Kaifeng-Jingdong area in the flow dir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abandoned the Jingdong area to protect Kaifeng in the flow direction of migrants.This new capital strategy leaded to far-reaching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the Jingdong society,namely the normalized Hebei migrants.Accepting Hebei migrants in Jingdong area was a disguised compensation for the remarriage of the Yellow River disaster.The Jingdong"pirates area"also extended around from the zone adjacent to Hebei,such as Caozhou,Puzhou,Jizhou,Yunzhou,Qizhou.After the Jin dynasty chose Beijing as capital,the problem of river disasters and migrants in Hebei and Shandong ceased to exist and the image of the special"Pirates"in Jingdong ceased to exist.
引文
(1)五代时期开封就已成为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但由于当时尚处于分裂割据时期,难以被视为整个中国的政治中心。
(2)《宋史》卷91《河渠一》,(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256页。
(3)赵连军等:《黄河下游河道演变与河口演变相互作用规律研究》,(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第1页。
(4)《宋史》卷85《地理一》,第2107页。元丰元年(1078年),京东东、西两路辖区又略有调整,齐州划归东路,徐州则划归西路,为避免叙述混乱,本文京东东、西路的区分权以熙宁七年为准。
(1)据余嘉锡先生考证,“宋之所谓山东,正是指京东两路言之,即今之山东省,而非复唐以前之山东”(氏著:《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余嘉锡文史论集》,(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390页)。唐以前“山东”偶尔也有指今天山东省的情况,但主要指函谷关或太行山以东,是一个区位概念,而非行政区划,参[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1《山东》,(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46页;[清]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8页。
(2)邹逸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宋代黄河下游横陇北流诸道考》,《黄河史论丛》,(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
(3)满志敏:《北宋京东故道流路问题的研究》,《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4)李丞:《北宋二股河地上河问题研究》,《历史地理》第28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5)张熙惟、赵文坦:《山东通史》(宋金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6)仝晰纲等:《齐鲁文化通史》(宋元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7)李晓康:《宋金时期山东地区灾害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8)[宋]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10,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3册,第976页。
(9)《宋史》卷187《兵一》,第4570页。
(10)关于北宋黄河河道的变更,参邹逸麟:《宋代黄河下游横陇北流诸道考》,满志敏:《北宋京东故道流路问题的研究》。
(11)[宋]沈括著、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卷13《权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69页。另参高恩泽:《北宋时期河北“水长城”考略》,《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第150-153页。
(12)在首都战略和国防战略之外,说得比较多的还有治河成本,即认为黄河北流可以降低治河成本[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109《论修河第一状》,((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642页)。这一理由似是而非,北流治河成本降低,是因为降低了治河标准。京东河道非常固定,北流河道则“行流散漫”“殊无紧流”(《宋史》卷92《河渠二》,第2287页),这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河北东路》(谭其骧主编,(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9年,第16-17页)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治河标准的降低,本质上是以牺牲河北为代价的,如果以相同的治理标准,北流河道的治河成本当更高。
(1)满志敏:《北宋京东故道流路问题的研究》,《历史地理》第21辑,第1-9页。
(2)《宋史》卷91《河渠一》,第2261页。
(3)[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17《李公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第3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442页。
(4)《宋史》卷91《河渠一》,第2259页。
(5)《宋史》卷91《河渠一》,第2261-2262页。
(6)《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简称“长编”)卷95,天禧四年二月辛卯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181页。
(7)《河南先生文集》卷17《李公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第3册,第442页。
(8)王尚义:《唐至北宋黄河下游水患加剧的人文背景分析》,《地理研究》2004年第3期,第385页。
(9)《长编》卷331,元丰五年十一月丙戌条,(北京)第7971页。
(10)[宋]范祖禹:《太史范公文集》卷16《论回河状》,《宋集珍本丛刊》第24册,第245页。
(11)[宋]沈作喆:《寓简》卷5,《全宋笔记》第4编第5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41页。
(1)邹逸麟:《宋代黄河下游横陇北流诸道考》,《黄河史论丛》,第133-145页。
(2)《欧阳修全集》卷109《论修河第二状》,第1646页。
(3)《宋史》卷92《河渠二》,第2287页。
(4)《长编》卷396,元祐二年三月丙子条,第9661页。
(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九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5841页。
(6)[宋]任伯雨:《上徽宗论月晕围昴毕》,[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4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71页。
(7)[宋]李桓:《三明寺妙严殿记》,《巨鹿宋代故城发掘记略》附录,《“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第1卷第1期,1926年,第4页。
(8)[明]李濂著,周宝珠、程民生点校:《汴京遗迹志》卷5《河渠一》,(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71页。
(9)[宋]吕陶:《净德集》卷20《究治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4页。
(10)《长编》卷165,庆历八年八月辛巳条,第3965页。
(11)《长编》卷184,嘉祐元年十月甲辰,第4457页。
(12)《长编》卷165,庆历八年十二月庚辰条,第3977-3978页。
(13)《宋史》卷297《郭劝传》,第9892页。
(14)《长编》卷166,皇祐元年二月甲辰,第3987页。《长编》此条将徐起记载为“京西转运使”,从调查组成员的任命和京东转运使的职能来看,徐起当为京东转运使。
(15)[宋]王应麟:《玉海》卷22《庆历三河图》,(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49页。《长编》的记载与《玉海》相反,认为郭劝等是赞成“河复故道”的,只是调查结果上报后“未克行”(《长编》卷166,皇祐元年二月甲辰,第3987页)。综合调查组成员的背景和后续发展来看,郭劝等人当是持反对意见的。
(16)《长编》卷181,至和二年九月丁卯条,第4371页。
(17)邹逸麟:《宋代黄河下游横陇北流诸道考》,《黄河史论丛》,第131-133页。
(1)《欧阳修全集》卷109《论修河第二状》,第1646页。
(2)《宋史》卷91《河渠一》,第2275页。
(3)李丞:《北宋二股河地上河问题研究》,《历史地理》第28辑,第57-58页。
(4)《长编》卷184,嘉祐元年十月甲辰,第4457页。
(5)《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五之八,第7563页。当时支持孙民先主张的官员很多,如苏辙、晁补之、范祖禹等。
(6)[宋]晁补之:《鸡肋集》卷26《河议》,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6页。
(7)张守:《毗陵集》卷12《詹抃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4页。
(8)《宋史》卷91《河渠一》,第2277页。
(9)《长编》卷165,庆历八年十二月庚辰条,第3977页。
(10)《宋史》卷92《河渠二》,第2289页。
(11)《宋史》卷92《河渠二》,第2290页。
(12)《宋史》卷93《河渠三》,第2303页。
(13)[宋]范镇著、汝沛点校:《东斋记事》补遗,(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5页。
(14)[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21《漕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55页。
(1)滑州属于京西路,却位于京东地区,是京西路的一块飞地。
(2)[宋]富弼:《上神宗叙述前后辞免恩命以辩谗谤》,《宋朝诸臣奏议》卷75,第817页。
(3)[宋]佚名:《忠献韩魏王家状》卷4,《宋集珍本丛刊》第6册,第642页。
(4)《鸡肋集》卷62《资政殿大学士李公行状》,第18页。《宋史》卷328《李清臣传》记载:“齐、鲁盗贼为天下剧。”(第10562页)
(5)[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37《代李琮论京东盗贼状》,(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58页。
(6)关于“盗贼地分重法”,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参郭东旭:《论北宋“盗贼”重法》,《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王晓勇:《略论北宋的“盗贼重法”制度》,《中州学刊》2002年第6期;章深:《北宋“盗贼重法”解析》,《开放时代》2005年第1期。
(7)《长编》卷409,元祐三年四月丁酉条,第9973页。
(8)《长编》卷344,元丰七年三月甲辰条,第8255页。嘉祐六年开封府试行盗贼重法,没有指明具体的县份,但从后续执行情况来看,应该是偏向毗邻京东路的三个县份。
(9)[宋]李心传著、崔文印点校:《旧闻证误》卷2,(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6页。
(10)元祐六年,范祖禹在回顾“重法地分”政策的历史时,也是以熙宁四年为开端。参《长编》卷468,元祐六年十二月乙卯条,第11180页。
(11)《长编》卷219,熙宁四年正月丁未条,第5326-5327页。
(12)《长编》卷283,熙宁十年六月癸未条,第6922页。该年十二月,还新增了福建路南剑州、汀州、建州、邵武军为“重法地分”,不过,福建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的,与京东地区的情况并不一样。
(13)《长编》卷394,元祐二年正月乙亥条,第9607页。重新核定后的名单还新增了京东路广济军,但广济军原属于曹州,后独立成军,谈不上新增。
(1)《苏轼文集》卷26《徐州上皇帝书》,第761页。
(2)[宋]秦观著、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17《盗贼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42页。
(3)北宋167年,共历九位皇帝,大致可分为前期三朝(太祖、太宗、真宗)、中期三朝(仁宗、英宗、神宗)、后期三朝(哲宗、徽宗、钦宗)。
(4)京东所辖的鲁地,向来被视为礼仪之邦,如《汉书》记载,“其民好学,上礼仪,重廉耻”(《汉书》卷28下《地理八下》,(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662-1663页)。
(5)[宋]陈师道:《后山先生集》卷15《披云楼记》,《宋集珍本丛刊》第28册,第779页。
(6)简单地说,北宋前期,京东士人可以非常容易获得入仕机会,但北宋中期以后,京东士人的入仕道路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多的京东士人走向反政府道路。
(7)《宋会要辑稿》礼五四之八,第1576页。
(8)《宋史》卷298《刘夔传》,第9914页。
(1)京东路正式分为京东东、西路是在神宗熙宁七年,但至少在仁宗庆历七年,京东路已经开始分治,当年,富弼知青州兼京东东路安抚使,韩琦知郓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皇祐元年时,富弼仍知青州兼京东东路安抚使,刘夔则受命出知郓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至和二年,殿中侍御史赵抃也说:“京东路青、郓二州各带安抚使,近年差两制、前两府臣僚以镇抚之。”(《长编》卷160,庆历七年五月壬午条,第3874页;卷181,至和二年十月丙戌条,第4378页)不过,《长编》记载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知郓州,“京西路”当为“京东西路”之误。
(2)《长编》卷166,皇祐元年二月辛未条,第3985页。关于富弼的安置措施,史书有非常详尽的记载,基于主题的原因,这里不作重点讨论。
(3)[宋]范纯仁:《范忠宣公文集》卷17《富郑公行状》,《宋集珍本丛刊》第15册,第498-499页。
(4)《长编》卷166,皇祐元年二月己巳条,第3985页。
(5)《苏轼文集》卷18,第532页。
(6)《长编》卷166,皇祐元年二月己巳条,第3985页。
(7)《长编》卷166,皇祐元年二月辛未条,第3985-3986页。
(8)《后山先生集》卷15《彭城移狱记》《披云楼记》,《宋集珍本丛刊》第28册,第778、779页。
(1)《长编》卷358,元丰八年七月甲寅条,第8570页;[宋]王称著,孙言诚、崔国光点校:《东都事略》卷76《刘攽传》,(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634页;《太史范公文集》卷46《皇城使荣州团练使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第24册,第438页;[宋]杨时:《龟山先生全集》卷34《向太中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第29册,第548页。
(2)《宋史》卷328《蒲宗孟传》、卷353《许几传》,第10571、11150页。
(3)[宋]苏颂著、王同策等点校:《苏魏公文集》卷55《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李公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42页;[宋]曾巩著,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13《齐州杂诗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15页;[宋]曾肇:《曲阜集》卷3《范仲宣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1册,第377页。
(4)此所谓“盗区”形象,主要就和平时期而言,在王朝更替的动乱年代,群雄并起是常态,金元之际山东多“盗”即是如此。
(5)[清]康基田:《河渠纪闻》卷7,《四库未收书辑稿》第1辑第2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670页。
(1)韩茂莉:《论金代猛安、谋克入迁中原与中原农业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126页。即使在新中国,河防选择仍然存在着首都战略,横贯河北中部的滹沱河,北大堤普遍高、厚于南大堤,而且,一旦出现决溢险情,必须首先保障北大堤的安全,1996年8月滹沱河流域大洪水,当时就喊出了“人在堤在,誓与北大堤共存亡”的口号,参宋玉壮、王玉荣:《“96·8”洪水饶阳县南大堤决口的成因、影响与思考》,《河北水利》2006年第B11期,第31-32页。
(2)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4-117、431-440页。
(3)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75页。本书标题虽为“华北”,但内容全部是讨论淮北问题的。裴宜理的初衷是为了探索中国农民革命的起源问题,因此,他对于1845年之前的淮北问题并没有展开分析。
(2)《宋史》卷91《河渠一》,(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256页。
(3)赵连军等:《黄河下游河道演变与河口演变相互作用规律研究》,(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第1页。
(4)《宋史》卷85《地理一》,第2107页。元丰元年(1078年),京东东、西两路辖区又略有调整,齐州划归东路,徐州则划归西路,为避免叙述混乱,本文京东东、西路的区分权以熙宁七年为准。
(1)据余嘉锡先生考证,“宋之所谓山东,正是指京东两路言之,即今之山东省,而非复唐以前之山东”(氏著:《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余嘉锡文史论集》,(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390页)。唐以前“山东”偶尔也有指今天山东省的情况,但主要指函谷关或太行山以东,是一个区位概念,而非行政区划,参[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1《山东》,(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46页;[清]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8页。
(2)邹逸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宋代黄河下游横陇北流诸道考》,《黄河史论丛》,(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
(3)满志敏:《北宋京东故道流路问题的研究》,《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4)李丞:《北宋二股河地上河问题研究》,《历史地理》第28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5)张熙惟、赵文坦:《山东通史》(宋金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6)仝晰纲等:《齐鲁文化通史》(宋元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7)李晓康:《宋金时期山东地区灾害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8)[宋]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10,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3册,第976页。
(9)《宋史》卷187《兵一》,第4570页。
(10)关于北宋黄河河道的变更,参邹逸麟:《宋代黄河下游横陇北流诸道考》,满志敏:《北宋京东故道流路问题的研究》。
(11)[宋]沈括著、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卷13《权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69页。另参高恩泽:《北宋时期河北“水长城”考略》,《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第150-153页。
(12)在首都战略和国防战略之外,说得比较多的还有治河成本,即认为黄河北流可以降低治河成本[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109《论修河第一状》,((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642页)。这一理由似是而非,北流治河成本降低,是因为降低了治河标准。京东河道非常固定,北流河道则“行流散漫”“殊无紧流”(《宋史》卷92《河渠二》,第2287页),这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河北东路》(谭其骧主编,(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9年,第16-17页)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治河标准的降低,本质上是以牺牲河北为代价的,如果以相同的治理标准,北流河道的治河成本当更高。
(1)满志敏:《北宋京东故道流路问题的研究》,《历史地理》第21辑,第1-9页。
(2)《宋史》卷91《河渠一》,第2261页。
(3)[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17《李公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第3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442页。
(4)《宋史》卷91《河渠一》,第2259页。
(5)《宋史》卷91《河渠一》,第2261-2262页。
(6)《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简称“长编”)卷95,天禧四年二月辛卯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181页。
(7)《河南先生文集》卷17《李公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第3册,第442页。
(8)王尚义:《唐至北宋黄河下游水患加剧的人文背景分析》,《地理研究》2004年第3期,第385页。
(9)《长编》卷331,元丰五年十一月丙戌条,(北京)第7971页。
(10)[宋]范祖禹:《太史范公文集》卷16《论回河状》,《宋集珍本丛刊》第24册,第245页。
(11)[宋]沈作喆:《寓简》卷5,《全宋笔记》第4编第5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41页。
(1)邹逸麟:《宋代黄河下游横陇北流诸道考》,《黄河史论丛》,第133-145页。
(2)《欧阳修全集》卷109《论修河第二状》,第1646页。
(3)《宋史》卷92《河渠二》,第2287页。
(4)《长编》卷396,元祐二年三月丙子条,第9661页。
(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九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5841页。
(6)[宋]任伯雨:《上徽宗论月晕围昴毕》,[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4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71页。
(7)[宋]李桓:《三明寺妙严殿记》,《巨鹿宋代故城发掘记略》附录,《“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第1卷第1期,1926年,第4页。
(8)[明]李濂著,周宝珠、程民生点校:《汴京遗迹志》卷5《河渠一》,(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71页。
(9)[宋]吕陶:《净德集》卷20《究治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4页。
(10)《长编》卷165,庆历八年八月辛巳条,第3965页。
(11)《长编》卷184,嘉祐元年十月甲辰,第4457页。
(12)《长编》卷165,庆历八年十二月庚辰条,第3977-3978页。
(13)《宋史》卷297《郭劝传》,第9892页。
(14)《长编》卷166,皇祐元年二月甲辰,第3987页。《长编》此条将徐起记载为“京西转运使”,从调查组成员的任命和京东转运使的职能来看,徐起当为京东转运使。
(15)[宋]王应麟:《玉海》卷22《庆历三河图》,(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49页。《长编》的记载与《玉海》相反,认为郭劝等是赞成“河复故道”的,只是调查结果上报后“未克行”(《长编》卷166,皇祐元年二月甲辰,第3987页)。综合调查组成员的背景和后续发展来看,郭劝等人当是持反对意见的。
(16)《长编》卷181,至和二年九月丁卯条,第4371页。
(17)邹逸麟:《宋代黄河下游横陇北流诸道考》,《黄河史论丛》,第131-133页。
(1)《欧阳修全集》卷109《论修河第二状》,第1646页。
(2)《宋史》卷91《河渠一》,第2275页。
(3)李丞:《北宋二股河地上河问题研究》,《历史地理》第28辑,第57-58页。
(4)《长编》卷184,嘉祐元年十月甲辰,第4457页。
(5)《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五之八,第7563页。当时支持孙民先主张的官员很多,如苏辙、晁补之、范祖禹等。
(6)[宋]晁补之:《鸡肋集》卷26《河议》,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6页。
(7)张守:《毗陵集》卷12《詹抃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4页。
(8)《宋史》卷91《河渠一》,第2277页。
(9)《长编》卷165,庆历八年十二月庚辰条,第3977页。
(10)《宋史》卷92《河渠二》,第2289页。
(11)《宋史》卷92《河渠二》,第2290页。
(12)《宋史》卷93《河渠三》,第2303页。
(13)[宋]范镇著、汝沛点校:《东斋记事》补遗,(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5页。
(14)[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21《漕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55页。
(1)滑州属于京西路,却位于京东地区,是京西路的一块飞地。
(2)[宋]富弼:《上神宗叙述前后辞免恩命以辩谗谤》,《宋朝诸臣奏议》卷75,第817页。
(3)[宋]佚名:《忠献韩魏王家状》卷4,《宋集珍本丛刊》第6册,第642页。
(4)《鸡肋集》卷62《资政殿大学士李公行状》,第18页。《宋史》卷328《李清臣传》记载:“齐、鲁盗贼为天下剧。”(第10562页)
(5)[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37《代李琮论京东盗贼状》,(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58页。
(6)关于“盗贼地分重法”,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参郭东旭:《论北宋“盗贼”重法》,《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王晓勇:《略论北宋的“盗贼重法”制度》,《中州学刊》2002年第6期;章深:《北宋“盗贼重法”解析》,《开放时代》2005年第1期。
(7)《长编》卷409,元祐三年四月丁酉条,第9973页。
(8)《长编》卷344,元丰七年三月甲辰条,第8255页。嘉祐六年开封府试行盗贼重法,没有指明具体的县份,但从后续执行情况来看,应该是偏向毗邻京东路的三个县份。
(9)[宋]李心传著、崔文印点校:《旧闻证误》卷2,(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6页。
(10)元祐六年,范祖禹在回顾“重法地分”政策的历史时,也是以熙宁四年为开端。参《长编》卷468,元祐六年十二月乙卯条,第11180页。
(11)《长编》卷219,熙宁四年正月丁未条,第5326-5327页。
(12)《长编》卷283,熙宁十年六月癸未条,第6922页。该年十二月,还新增了福建路南剑州、汀州、建州、邵武军为“重法地分”,不过,福建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的,与京东地区的情况并不一样。
(13)《长编》卷394,元祐二年正月乙亥条,第9607页。重新核定后的名单还新增了京东路广济军,但广济军原属于曹州,后独立成军,谈不上新增。
(1)《苏轼文集》卷26《徐州上皇帝书》,第761页。
(2)[宋]秦观著、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17《盗贼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42页。
(3)北宋167年,共历九位皇帝,大致可分为前期三朝(太祖、太宗、真宗)、中期三朝(仁宗、英宗、神宗)、后期三朝(哲宗、徽宗、钦宗)。
(4)京东所辖的鲁地,向来被视为礼仪之邦,如《汉书》记载,“其民好学,上礼仪,重廉耻”(《汉书》卷28下《地理八下》,(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662-1663页)。
(5)[宋]陈师道:《后山先生集》卷15《披云楼记》,《宋集珍本丛刊》第28册,第779页。
(6)简单地说,北宋前期,京东士人可以非常容易获得入仕机会,但北宋中期以后,京东士人的入仕道路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多的京东士人走向反政府道路。
(7)《宋会要辑稿》礼五四之八,第1576页。
(8)《宋史》卷298《刘夔传》,第9914页。
(1)京东路正式分为京东东、西路是在神宗熙宁七年,但至少在仁宗庆历七年,京东路已经开始分治,当年,富弼知青州兼京东东路安抚使,韩琦知郓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皇祐元年时,富弼仍知青州兼京东东路安抚使,刘夔则受命出知郓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至和二年,殿中侍御史赵抃也说:“京东路青、郓二州各带安抚使,近年差两制、前两府臣僚以镇抚之。”(《长编》卷160,庆历七年五月壬午条,第3874页;卷181,至和二年十月丙戌条,第4378页)不过,《长编》记载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知郓州,“京西路”当为“京东西路”之误。
(2)《长编》卷166,皇祐元年二月辛未条,第3985页。关于富弼的安置措施,史书有非常详尽的记载,基于主题的原因,这里不作重点讨论。
(3)[宋]范纯仁:《范忠宣公文集》卷17《富郑公行状》,《宋集珍本丛刊》第15册,第498-499页。
(4)《长编》卷166,皇祐元年二月己巳条,第3985页。
(5)《苏轼文集》卷18,第532页。
(6)《长编》卷166,皇祐元年二月己巳条,第3985页。
(7)《长编》卷166,皇祐元年二月辛未条,第3985-3986页。
(8)《后山先生集》卷15《彭城移狱记》《披云楼记》,《宋集珍本丛刊》第28册,第778、779页。
(1)《长编》卷358,元丰八年七月甲寅条,第8570页;[宋]王称著,孙言诚、崔国光点校:《东都事略》卷76《刘攽传》,(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634页;《太史范公文集》卷46《皇城使荣州团练使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第24册,第438页;[宋]杨时:《龟山先生全集》卷34《向太中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第29册,第548页。
(2)《宋史》卷328《蒲宗孟传》、卷353《许几传》,第10571、11150页。
(3)[宋]苏颂著、王同策等点校:《苏魏公文集》卷55《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李公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42页;[宋]曾巩著,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13《齐州杂诗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15页;[宋]曾肇:《曲阜集》卷3《范仲宣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1册,第377页。
(4)此所谓“盗区”形象,主要就和平时期而言,在王朝更替的动乱年代,群雄并起是常态,金元之际山东多“盗”即是如此。
(5)[清]康基田:《河渠纪闻》卷7,《四库未收书辑稿》第1辑第2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670页。
(1)韩茂莉:《论金代猛安、谋克入迁中原与中原农业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126页。即使在新中国,河防选择仍然存在着首都战略,横贯河北中部的滹沱河,北大堤普遍高、厚于南大堤,而且,一旦出现决溢险情,必须首先保障北大堤的安全,1996年8月滹沱河流域大洪水,当时就喊出了“人在堤在,誓与北大堤共存亡”的口号,参宋玉壮、王玉荣:《“96·8”洪水饶阳县南大堤决口的成因、影响与思考》,《河北水利》2006年第B11期,第31-32页。
(2)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4-117、431-440页。
(3)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75页。本书标题虽为“华北”,但内容全部是讨论淮北问题的。裴宜理的初衷是为了探索中国农民革命的起源问题,因此,他对于1845年之前的淮北问题并没有展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