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有关问题初探
|
摘要
疑伪经不仅是研究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材料,亦是考察早期佛道交涉的重要文献资料。敦煌本《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据目前所见资料,敦煌藏经洞出土31件。该经是南朝时僧法尼"宿习"所诵出之疑伪经。其内容涉及佛教对自身信仰的整合及佛教应对诘难所作出的调适等。《万历续道藏》所收《太上中道妙法莲华经》卷8《天地物像品》与该经在结构和行文上有极大的相似性,但在描述天界时,又存在"三十三天"与"三十二天"的区别。
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form of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t thoughts, but also an indispensable procedure. The Lotus Sutra: Measuring the Sky and the Earth, which was considered to be recited by Buddhist Nun Fani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is the most typical apocrypha based on purv覾bhyasa(the habits of one's previous life). The sutra now can only be found among the Dunhuang documents, and there are altogether 31 pieces. It mainly describes the philosophy proposition of "measuring the sky and the earth" as well as the mutual adaptation of Buddh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s, and so it is important for studying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A deep research of this sutra can help us with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gration of Buddhist world outlook and Chinese ideal logy, the influence of the Lotus Sutra,and the won derful adaptation adopted by Buddhism when facing conflicts during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form of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t thoughts, but also an indispensable procedure. The Lotus Sutra: Measuring the Sky and the Earth, which was considered to be recited by Buddhist Nun Fani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is the most typical apocrypha based on purv覾bhyasa(the habits of one's previous life). The sutra now can only be found among the Dunhuang documents, and there are altogether 31 pieces. It mainly describes the philosophy proposition of "measuring the sky and the earth" as well as the mutual adaptation of Buddh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s, and so it is important for studying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A deep research of this sutra can help us with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gration of Buddhist world outlook and Chinese ideal logy, the influence of the Lotus Sutra,and the won derful adaptation adopted by Buddhism when facing conflicts during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引文
[1]潘桂明.中国佛教思想史稿:第1卷:汉魏两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559.
[2]郭丽英.西方疑伪经研究与“如是我闻”[G]//方广锠,主编.佛教文献研究:佛教疑伪经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5.
[3]大正藏:第85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1355.
[4]太史文,著.《十王经》与中国中世纪佛教冥界的形成:序言一[M].张煜,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2.
[5]曹凌,编著.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52.
[6]绥远,智兴,整理.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G]//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16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13-314.
[7]牧田谛亮.疑经研究[M].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2.
[8]方广锠.敦煌遗书散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6.
[9]殷光明.敦煌壁画艺术与疑伪经[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26.
[10]任继愈,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76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120-129.
[11]大正藏:第55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126.
[12]卍续藏经:第53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586-587.
[13]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229-231.
[14]李四龙.中国佛教与民间社会[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5.
[15]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三)[M].上海:东方出版社,1989:142。
[16]圣凯.中国佛教信仰与生活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72.
[17]贺世哲.敦煌石窟全集.7.法华经画卷[M].敦煌研究院,编.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10,250.
[18]小林正美.刘宋时期灵宝经的成立[J].东方文化,1982(62):122.
[19]大正藏:第3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533.
[20]僧祐,编撰.刘立夫,胡勇,译注.弘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1:276.
[2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三卷本)[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393.
[22]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5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67-70.
[23]马德,段鹏.新见敦煌写经二件题解[J].敦煌学辑刊,2017(1):96-99.
[24]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134.
[25]福井康顺,等,监修.道教:第2卷[M].朱越利,徐远和,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72.
[26]大正藏:第26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316.
[27]藏外道书:第21册[M].成都:巴蜀书社,1994:118-123.
[28]道藏:第2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536-544.
[29]道藏:第1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11-416.
[30]路旻,刘永明.从敦煌本《度人经》及南齐严东注本看道教天界观的形成[J].敦煌学辑刊, 2017(1):110.
(1)论及此经的论著有: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78—480页;王文颜《佛典疑伪经研究与考录》,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第25页;方广锠《关于江泌女子僧法诵出经》,载《普门学报》,2001年第2期,又载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9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86 —388页;曹凌编著《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52页;绥远、智兴整理《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载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16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3—314页;马德、段鹏《新见敦煌写经二件题解》,《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1期,第93—100页。
(2)历代对此经的著录:隋沙门法经《众经目录》卷2(《大正藏》第55册第126页下)、卷4(《大正藏》第55册第137页下),《(仁寿)众经目录》卷3(《大正藏》第55册第171页上)、卷4(《大正藏》第55册第173页中),《(静泰)众经目录》卷3(《大正藏》第51 册第205页)、卷4(《大正藏》第51册第211页),《大唐内典录》卷10(《大正藏》第55册第334页下),《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12(《大正藏》第55册第457页上)、卷15(《大正藏》第55册第473 页上),《开元释教录》卷18(《大正藏》第55册第675页中)和《贞元释教录》卷28(《大正藏》第55册第1020页上),均将此经收入伪经之“别生录”或“阙本录”;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14(《大正藏》第49册第119页上)将此经作为失译经收入入藏录,《弘赞法华传》卷2(《大正藏》第51册第14页下)、《法华经玄赞要集》卷6(《卍续藏经》第53册第587页),均提到或引用了此经。
(1)在敦煌遗书中,据曹凌统计,此经有28号(曹凌编著《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49页);据绥远、智兴统计,此经有30号(绥远、智兴整理《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载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16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3页);马德、段鹏根据新见材料(WJ.002)统计为31号(马德、段鹏《新见敦煌写经二件题解》,《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1期,第93—100页)。
(2)绥远、智兴对《法华经玄赞要集》中关于“《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经》是南齐末永元二年僧法尼诵出”的说法存疑,他们认为僧祐《出三藏记集》并没有记载《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绥远、智兴整理《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载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16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2页);方广锠先生认为僧法尼所诵出《法华经》“在僧法以后不久亡佚”,认为《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的成书年代在南北朝后期或隋初(方广锠《关于江泌女子僧法诵出经》,载《普门学报》,2001年第2期,又载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9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402页,方广锠撰“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第二十九”条,见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732页);曹凌认为“僧法尼所出经典目录中没有《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但僧法尼确实诵出过《法华经》一卷”(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53页)。本文从曹凌说,并综合相关佛教文献作进一步考证。
(1)据《出三藏记集》载,“永元二年”误,应为“永元元年(499)”。
(2)方广锠先生研究认为,在《出三藏记集》之前,还有一部著作,已经涉及僧法尼诵出经,就是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的《众经别录》。《众经别录》上下两卷,共十篇,首见著录于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15,当智升撰写《开元释教录》时,该经录已经“寻本未获”。敦煌藏经洞打开后,人们从中发现了两件南北朝写经残卷S.2872与P.3747,正是亡佚千年之久的《众经别录》,P.3747第一部分的最后著录有“《佛说华严璎珞经》一卷、《佛说般若得道经》一卷”,这两部经就属于僧法尼在天监元年诵出的经。敦煌所出《众经别录》对于上述两部经典的记录,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出三藏记集》记载“僧法诵出经”的可靠性。参见方广锠《关于江泌女子僧法诵出经》,载《普门学报》2001年第2期,又载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9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86—388页。
(1)现存《法华经》有如下三种译本:竺法护286年译《正法华经》,10卷27品;鸠摩罗什406年译《妙法莲华经》,7卷28品;阇那崛多、达摩笈多601年译《添品妙法莲华经》,7卷27品。
(2)较为典型的卷号如:p.2234号2,该卷号首尾全,首题“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第二十九”,尾题“妙法莲华经卷第九”。参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88—296页。
(3)指三十三天中之不同层次的天。
(1)参考刘淑芬《中古的佛教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6页。
(2)所谓“三破”,即攻击佛教破国、破家、破身,参见僧祐编撰,刘立夫、胡勇译注《弘明集》,中华书局,2011年,第271页。
[2]郭丽英.西方疑伪经研究与“如是我闻”[G]//方广锠,主编.佛教文献研究:佛教疑伪经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5.
[3]大正藏:第85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1355.
[4]太史文,著.《十王经》与中国中世纪佛教冥界的形成:序言一[M].张煜,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2.
[5]曹凌,编著.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52.
[6]绥远,智兴,整理.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G]//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16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13-314.
[7]牧田谛亮.疑经研究[M].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2.
[8]方广锠.敦煌遗书散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6.
[9]殷光明.敦煌壁画艺术与疑伪经[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26.
[10]任继愈,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76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120-129.
[11]大正藏:第55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126.
[12]卍续藏经:第53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586-587.
[13]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229-231.
[14]李四龙.中国佛教与民间社会[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5.
[15]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三)[M].上海:东方出版社,1989:142。
[16]圣凯.中国佛教信仰与生活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72.
[17]贺世哲.敦煌石窟全集.7.法华经画卷[M].敦煌研究院,编.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10,250.
[18]小林正美.刘宋时期灵宝经的成立[J].东方文化,1982(62):122.
[19]大正藏:第3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533.
[20]僧祐,编撰.刘立夫,胡勇,译注.弘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1:276.
[2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三卷本)[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393.
[22]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5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67-70.
[23]马德,段鹏.新见敦煌写经二件题解[J].敦煌学辑刊,2017(1):96-99.
[24]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134.
[25]福井康顺,等,监修.道教:第2卷[M].朱越利,徐远和,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72.
[26]大正藏:第26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316.
[27]藏外道书:第21册[M].成都:巴蜀书社,1994:118-123.
[28]道藏:第2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536-544.
[29]道藏:第1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11-416.
[30]路旻,刘永明.从敦煌本《度人经》及南齐严东注本看道教天界观的形成[J].敦煌学辑刊, 2017(1):110.
(1)论及此经的论著有: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78—480页;王文颜《佛典疑伪经研究与考录》,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第25页;方广锠《关于江泌女子僧法诵出经》,载《普门学报》,2001年第2期,又载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9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86 —388页;曹凌编著《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52页;绥远、智兴整理《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载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16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3—314页;马德、段鹏《新见敦煌写经二件题解》,《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1期,第93—100页。
(2)历代对此经的著录:隋沙门法经《众经目录》卷2(《大正藏》第55册第126页下)、卷4(《大正藏》第55册第137页下),《(仁寿)众经目录》卷3(《大正藏》第55册第171页上)、卷4(《大正藏》第55册第173页中),《(静泰)众经目录》卷3(《大正藏》第51 册第205页)、卷4(《大正藏》第51册第211页),《大唐内典录》卷10(《大正藏》第55册第334页下),《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12(《大正藏》第55册第457页上)、卷15(《大正藏》第55册第473 页上),《开元释教录》卷18(《大正藏》第55册第675页中)和《贞元释教录》卷28(《大正藏》第55册第1020页上),均将此经收入伪经之“别生录”或“阙本录”;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14(《大正藏》第49册第119页上)将此经作为失译经收入入藏录,《弘赞法华传》卷2(《大正藏》第51册第14页下)、《法华经玄赞要集》卷6(《卍续藏经》第53册第587页),均提到或引用了此经。
(1)在敦煌遗书中,据曹凌统计,此经有28号(曹凌编著《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49页);据绥远、智兴统计,此经有30号(绥远、智兴整理《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载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16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3页);马德、段鹏根据新见材料(WJ.002)统计为31号(马德、段鹏《新见敦煌写经二件题解》,《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1期,第93—100页)。
(2)绥远、智兴对《法华经玄赞要集》中关于“《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经》是南齐末永元二年僧法尼诵出”的说法存疑,他们认为僧祐《出三藏记集》并没有记载《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绥远、智兴整理《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载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16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2页);方广锠先生认为僧法尼所诵出《法华经》“在僧法以后不久亡佚”,认为《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的成书年代在南北朝后期或隋初(方广锠《关于江泌女子僧法诵出经》,载《普门学报》,2001年第2期,又载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9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402页,方广锠撰“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第二十九”条,见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732页);曹凌认为“僧法尼所出经典目录中没有《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但僧法尼确实诵出过《法华经》一卷”(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53页)。本文从曹凌说,并综合相关佛教文献作进一步考证。
(1)据《出三藏记集》载,“永元二年”误,应为“永元元年(499)”。
(2)方广锠先生研究认为,在《出三藏记集》之前,还有一部著作,已经涉及僧法尼诵出经,就是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的《众经别录》。《众经别录》上下两卷,共十篇,首见著录于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15,当智升撰写《开元释教录》时,该经录已经“寻本未获”。敦煌藏经洞打开后,人们从中发现了两件南北朝写经残卷S.2872与P.3747,正是亡佚千年之久的《众经别录》,P.3747第一部分的最后著录有“《佛说华严璎珞经》一卷、《佛说般若得道经》一卷”,这两部经就属于僧法尼在天监元年诵出的经。敦煌所出《众经别录》对于上述两部经典的记录,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出三藏记集》记载“僧法诵出经”的可靠性。参见方广锠《关于江泌女子僧法诵出经》,载《普门学报》2001年第2期,又载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9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86—388页。
(1)现存《法华经》有如下三种译本:竺法护286年译《正法华经》,10卷27品;鸠摩罗什406年译《妙法莲华经》,7卷28品;阇那崛多、达摩笈多601年译《添品妙法莲华经》,7卷27品。
(2)较为典型的卷号如:p.2234号2,该卷号首尾全,首题“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第二十九”,尾题“妙法莲华经卷第九”。参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88—296页。
(3)指三十三天中之不同层次的天。
(1)参考刘淑芬《中古的佛教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6页。
(2)所谓“三破”,即攻击佛教破国、破家、破身,参见僧祐编撰,刘立夫、胡勇译注《弘明集》,中华书局,2011年,第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