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育一孩职业女性的二孩生育压力研究——基于心理学压力源理论模式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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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已育一孩职业女性的直接调查数据和对妇女工作干部的间接调查数据为依据,探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职业女性的再生育压力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已育一孩职业女性对于二孩生育有较强的自主意识,但有1/4职业妇女认为自己在二孩生育问题上面临"很大压力或较大压力"。通过对心理学压力源理论模式的借鉴,文章分析了潜在压力源、认知和应对策略等因素对女性再生育压力感的影响。其中,女性个体在子女-工作态度上的现代观念、对二孩生育的自主能力以及丈夫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减轻职业女性的二孩生育压力感;而对于生育二孩之个体年龄、人手支持、养育精力等条件的顾虑、对再生育职业发展成本的高预估以及对待二孩生育的犹豫态度,则会加大女性的再生育压力感,此外,受父母和亲友意见影响较大的女性也会感受到更大的再生育压力。文章认为,在二孩时代里要更多关注女性所处的性别境况和再生育压力,积极帮助职场女性缓解再生育顾虑和应对再生育压力。
The thesis, based on the direct data from the survey of the professional women with one child and the indirect data from the research of the female cadres, explores the pressure of second child birth on the working wome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t is found that the professional women with one child have independent consciousness in second child birth and 1/4 of them felt great living pressures if they have the second child. The psychological theories of stressor can help to understanding the determinants shaping the pressure from the angle of potential stressors, recognition and the coping strategies. The factors, such as the female's modern value of children and work, the initiative in second birth and the husband's high education, can reduce the pressures on professional women, while these factors, such as higher age, caring support from family, energy spending in childbearing as well as the ideas from parents and friends can increase the pressure on them. The two-children policy should take account the gender plight and stressors of second childbearing to help them relieve their anxiety and stresses for giving birth of second child.
The thesis, based on the direct data from the survey of the professional women with one child and the indirect data from the research of the female cadres, explores the pressure of second child birth on the working wome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t is found that the professional women with one child have independent consciousness in second child birth and 1/4 of them felt great living pressures if they have the second child. The psychological theories of stressor can help to understanding the determinants shaping the pressure from the angle of potential stressors, recognition and the coping strategies. The factors, such as the female's modern value of children and work, the initiative in second birth and the husband's high education, can reduce the pressures on professional women, while these factors, such as higher age, caring support from family, energy spending in childbearing as well as the ideas from parents and friends can increase the pressure on them. The two-children policy should take account the gender plight and stressors of second childbearing to help them relieve their anxiety and stresses for giving birth of second child.
引文
[1]Lin Chunmei.Stress and health.Journal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J],2011,1(4).
[2]RM.Sapolsky,Glucocorticoids,stress and exacerbation of excitotoxic neuron death[J],Seminars in Neuroscience.1994,6(5).
[3]Lazarus,R.S.,&Launier,R..Stress-related transactions between person and environment.In L.A.Pervin&M.Lewis(Eds.),Perspectives in interactional psychology[M].New York:Plenum.1978.
[4]王道阳等,压力源研究的理论模式[A],全国行为医学学术会议暨广东省行为医学分会首次学术年会,2011.
[5]Lazarus,R.S.Progress on a cognitive-motivational-relational theory of emotion[J].American Psychologist,1991,46(8).
[6]李静雅,社会性别意识的构成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建省厦门市的调查为例[J],人口与经济,2012(3).
[7]涂肇庆,生育转型、性别平等与香港生育政策选择[J],人口研究,2006(3).
[8]叶文振,从国家利益与女性利益双重视角解读“全面二孩”新政[N],中国妇女报,2015-11-03,http://www.cnwomen.com.cn/2015-11/03/content_88117.htm.
[9]李洁、刘婧,丈夫参与对妇女产褥期恢复与家庭关系的影响——以北京市常住人口调查数据为例[J],妇女研究论丛,2016(3).
[10]李龙,翟振武.生育一孩弱化二孩生育意愿吗?——基于北京市"单独"家庭的考察[J].南方人口,2014(5).
[11]王军.我国生育政策对二孩生育间隔影响的分层模型研究[J].南方人口,2013(4).
(2)笔者承接了全国妇联委托厦门市妇联和厦门大学女性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开展的“二孩生育政策影响的对策研究”课题的基础性数据收集工作,于2016年4-6月组织学生在厦门市区开展入户问卷调查。考虑到职业女性群体大多生活在城镇地区,因此将抽样范围限制在厦门市岛内的思明区和湖里区两个城区。
(3)此次参与问卷调查的社区共涉及思明区的10个社区(分别是瑞景社区、湖滨社区、金鸡亭社区、梧村社区、莲花五村社区、下沃社区、槟榔社区、小学社区、振兴社区、深田社区)和湖里区的4个社区(分别是怡景社区、枋湖社区、金山社区、兴隆社区)。
(4)在实际调查中,个别社区为了提高有效受访率,由社区工作人员帮助我们联系和召集符合调查要求的受访者到社区居委会进行集中填答,类似这种方式就很难做到完全随机原则。
(5)由于湖里区的流动人口较多,不少外来工的工作并不稳定,有些受访者在社区居委会人口信息系统中登记有工作,但在最终回收的问卷中,来自湖里区的115份问卷受访者在职业一栏中却是填选了“无业或家庭主妇”,我们不能确定这种无业状态的时间长短以及今后是否不会再拥有工作,因此只能以受访时实际有无工作作为筛查标准,将这115份问卷剔除在有效问卷之外,导致问卷整体有效率被拉低。
(6)从受访者一孩生育情况来看,一男户和一女户的比例为119.3,基本接近“六普”资料所公布的“厦门出生性别比为118.37,其中0-15岁人口性别比一直在120左右”。(参见厦门市统计局官网.“厦门市人口发展特点与趋势”.2012-11-8,http://www.stats-xm.gov.cn/tjzl/tjdy/201211/t20121108_21423.htm)。
(7)妇女干部版的问卷调查样本量虽然不大,但在较大程度上也能说明一定问题。该问卷主要让妇女干部回答她们在实际工作中所了解到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是否存在被迫生育二孩的现象、以及选择生育二孩的职业女性所可能面临的主要困难等十多个问题,并请她们就自己的工作经验出发,为制定全面二孩配套政策献言献策。妇女干部调查问卷共发放103份问卷,回收99份。受访人员中年龄最小24岁,最大为61岁,平均年龄为40.59岁;从岗位级别来看,普通职员/科员级别占50.6%,副科级占24.1%,科级干部占13.8%,副处级占6.9%,处级占4.6%;从受访干部的受教育程度来看,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3%,大专及高职文化程度者为14.1%,本科学历者占74.7%,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为8.1%。受访干部的年龄、职级、受教育程度等分布相对合理,因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8)KMO检验结果为0.811,说明这些测量指标间的共同因素很多,且Bartlett球形度检验达到显著水平。信度检验得到cronbach's alpha值为0.852,量表可信度较高。
(9)对这两个因子的相关分析显示,其不存在相关关系(P值均为0),因此我们可以在下文的分析中分别考察它们对职业女性再生育压力的单独影响。
(10)本调查描述性统计发现,受访者的一孩在学龄前主要由母亲照顾的比例占61.9%;当询问想要生育二孩者“如果生育二孩的话,这个孩子上学前主要将有谁来照顾(可多选)”时,更有高达89.5%受访者表示自己将是二孩上学前的主要照料者。因此如果新生孩子有人帮带的话就等于分担了母亲的个人负担,从这个角度来看,该项目属于从个人角度出发进行考虑的潜在因素
(11)同上述道理一样,该项也主要是从职业女性个体角度进行考虑的潜在压力源因素。
(12)KMO值为0.912,说明这些测量指标间的共同因素很多,且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sig值为0,达到显著水平,因此这些题项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删除掉系数小于0.5的小载荷量变量后最终剩下16个项目。信度检验得到cronbach's alpha值为0.895,量表可信度较高。
(13)对上述三类再生育成本因子的相关分析显示,其两两间均不存在相关关系(P值均为0,sig值均为1),说明这三类再生育成本间是彼此独立的,因此我们可以在下文的分析中分别考察它们对职业女性再生育压力的单独影响。
(14)KMO值为0.583,且Bartlett球形度检验达到显著水平,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其进行降维处理,最终得到一个因子,命名为“传统子女-工作价值观念”。
(15)统计结果显示,在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丈夫中,有30.4%是以父亲作为其一孩学龄前的主要照料者;在本科学历的丈夫中,有21.3%是以父亲作为其一孩学龄前的主要照料者;在大专及高职学历的丈夫中,这个比例为20.1%;而拥有高中、中专及职高学历的丈夫中,只有18.6%能够作为其一孩学龄前的主要照料者;在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丈夫中,这个比例最终下降为17%。
(16)去掉“再生育应对策略”后,模型解释力下降为9.2%,个体因素的影响效应为0.128(sig.为0.002);个体年龄的影响效应为-0.173(sig.为0);职业发展成本的影响效应为0.066(sig.为0.094);个人意愿影响力的影响效应不变(sig.为0.044);父母意愿影响力的影响效应变为0.078(sig.为0.075)。
[2]RM.Sapolsky,Glucocorticoids,stress and exacerbation of excitotoxic neuron death[J],Seminars in Neuroscience.1994,6(5).
[3]Lazarus,R.S.,&Launier,R..Stress-related transactions between person and environment.In L.A.Pervin&M.Lewis(Eds.),Perspectives in interactional psychology[M].New York:Plenum.1978.
[4]王道阳等,压力源研究的理论模式[A],全国行为医学学术会议暨广东省行为医学分会首次学术年会,2011.
[5]Lazarus,R.S.Progress on a cognitive-motivational-relational theory of emotion[J].American Psychologist,1991,46(8).
[6]李静雅,社会性别意识的构成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建省厦门市的调查为例[J],人口与经济,2012(3).
[7]涂肇庆,生育转型、性别平等与香港生育政策选择[J],人口研究,2006(3).
[8]叶文振,从国家利益与女性利益双重视角解读“全面二孩”新政[N],中国妇女报,2015-11-03,http://www.cnwomen.com.cn/2015-11/03/content_88117.htm.
[9]李洁、刘婧,丈夫参与对妇女产褥期恢复与家庭关系的影响——以北京市常住人口调查数据为例[J],妇女研究论丛,2016(3).
[10]李龙,翟振武.生育一孩弱化二孩生育意愿吗?——基于北京市"单独"家庭的考察[J].南方人口,2014(5).
[11]王军.我国生育政策对二孩生育间隔影响的分层模型研究[J].南方人口,2013(4).
(2)笔者承接了全国妇联委托厦门市妇联和厦门大学女性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开展的“二孩生育政策影响的对策研究”课题的基础性数据收集工作,于2016年4-6月组织学生在厦门市区开展入户问卷调查。考虑到职业女性群体大多生活在城镇地区,因此将抽样范围限制在厦门市岛内的思明区和湖里区两个城区。
(3)此次参与问卷调查的社区共涉及思明区的10个社区(分别是瑞景社区、湖滨社区、金鸡亭社区、梧村社区、莲花五村社区、下沃社区、槟榔社区、小学社区、振兴社区、深田社区)和湖里区的4个社区(分别是怡景社区、枋湖社区、金山社区、兴隆社区)。
(4)在实际调查中,个别社区为了提高有效受访率,由社区工作人员帮助我们联系和召集符合调查要求的受访者到社区居委会进行集中填答,类似这种方式就很难做到完全随机原则。
(5)由于湖里区的流动人口较多,不少外来工的工作并不稳定,有些受访者在社区居委会人口信息系统中登记有工作,但在最终回收的问卷中,来自湖里区的115份问卷受访者在职业一栏中却是填选了“无业或家庭主妇”,我们不能确定这种无业状态的时间长短以及今后是否不会再拥有工作,因此只能以受访时实际有无工作作为筛查标准,将这115份问卷剔除在有效问卷之外,导致问卷整体有效率被拉低。
(6)从受访者一孩生育情况来看,一男户和一女户的比例为119.3,基本接近“六普”资料所公布的“厦门出生性别比为118.37,其中0-15岁人口性别比一直在120左右”。(参见厦门市统计局官网.“厦门市人口发展特点与趋势”.2012-11-8,http://www.stats-xm.gov.cn/tjzl/tjdy/201211/t20121108_21423.htm)。
(7)妇女干部版的问卷调查样本量虽然不大,但在较大程度上也能说明一定问题。该问卷主要让妇女干部回答她们在实际工作中所了解到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是否存在被迫生育二孩的现象、以及选择生育二孩的职业女性所可能面临的主要困难等十多个问题,并请她们就自己的工作经验出发,为制定全面二孩配套政策献言献策。妇女干部调查问卷共发放103份问卷,回收99份。受访人员中年龄最小24岁,最大为61岁,平均年龄为40.59岁;从岗位级别来看,普通职员/科员级别占50.6%,副科级占24.1%,科级干部占13.8%,副处级占6.9%,处级占4.6%;从受访干部的受教育程度来看,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3%,大专及高职文化程度者为14.1%,本科学历者占74.7%,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为8.1%。受访干部的年龄、职级、受教育程度等分布相对合理,因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8)KMO检验结果为0.811,说明这些测量指标间的共同因素很多,且Bartlett球形度检验达到显著水平。信度检验得到cronbach's alpha值为0.852,量表可信度较高。
(9)对这两个因子的相关分析显示,其不存在相关关系(P值均为0),因此我们可以在下文的分析中分别考察它们对职业女性再生育压力的单独影响。
(10)本调查描述性统计发现,受访者的一孩在学龄前主要由母亲照顾的比例占61.9%;当询问想要生育二孩者“如果生育二孩的话,这个孩子上学前主要将有谁来照顾(可多选)”时,更有高达89.5%受访者表示自己将是二孩上学前的主要照料者。因此如果新生孩子有人帮带的话就等于分担了母亲的个人负担,从这个角度来看,该项目属于从个人角度出发进行考虑的潜在因素
(11)同上述道理一样,该项也主要是从职业女性个体角度进行考虑的潜在压力源因素。
(12)KMO值为0.912,说明这些测量指标间的共同因素很多,且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sig值为0,达到显著水平,因此这些题项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删除掉系数小于0.5的小载荷量变量后最终剩下16个项目。信度检验得到cronbach's alpha值为0.895,量表可信度较高。
(13)对上述三类再生育成本因子的相关分析显示,其两两间均不存在相关关系(P值均为0,sig值均为1),说明这三类再生育成本间是彼此独立的,因此我们可以在下文的分析中分别考察它们对职业女性再生育压力的单独影响。
(14)KMO值为0.583,且Bartlett球形度检验达到显著水平,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其进行降维处理,最终得到一个因子,命名为“传统子女-工作价值观念”。
(15)统计结果显示,在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丈夫中,有30.4%是以父亲作为其一孩学龄前的主要照料者;在本科学历的丈夫中,有21.3%是以父亲作为其一孩学龄前的主要照料者;在大专及高职学历的丈夫中,这个比例为20.1%;而拥有高中、中专及职高学历的丈夫中,只有18.6%能够作为其一孩学龄前的主要照料者;在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丈夫中,这个比例最终下降为17%。
(16)去掉“再生育应对策略”后,模型解释力下降为9.2%,个体因素的影响效应为0.128(sig.为0.002);个体年龄的影响效应为-0.173(sig.为0);职业发展成本的影响效应为0.066(sig.为0.094);个人意愿影响力的影响效应不变(sig.为0.044);父母意愿影响力的影响效应变为0.078(sig.为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