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平台用户协议中格式条款司法规制之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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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实证案例为样本,可以发现格式条款的形式性规制在网络平台用户协议中存在不足,无法有效过滤不公平的格式条款,呈现裁判冲突、司法适用混乱的现象。这主要由网络合同的特殊性、实务对理论掌握的不足所导致,亟须从传统信息规制转向以内容规制为中心。在内容规制的范式选择上,应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根本性审查规范构建抽象标准,具体列举不公平格式条款的类型,从而构建我国网络平台用户协议中格式条款的黑名单与灰名单。在内容审查的双重体系下,遵循从具体到抽象的审查顺序,使理论充分服务于司法实践。
Taking the empirical cases as samples,it is found that the formal regulation of format clause is insufficient in the user agreement of the network platform,and it is unable to effectively filter the unfair format standardized terms,and the conflicts of judgments and chaos of judicial application are presented.This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electronic contract,the lack of theoretical control,and the behavioral economics. It is necessary to shift from the traditional information regulation to the content control. In the paradigm selection of content regulation,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is used as the basic review norm to construct abstract standards,and the types of unfair format clauses are specifically listed to construct the blacklist and grey list of the format clauses in the user agreement of China's network platform.Under the dual system of content review,the theory fully serves the judicial practice by following the order of review from concrete to abstract.
Taking the empirical cases as samples,it is found that the formal regulation of format clause is insufficient in the user agreement of the network platform,and it is unable to effectively filter the unfair format standardized terms,and the conflicts of judgments and chaos of judicial application are presented.This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electronic contract,the lack of theoretical control,and the behavioral economics. It is necessary to shift from the traditional information regulation to the content control. In the paradigm selection of content regulation,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is used as the basic review norm to construct abstract standards,and the types of unfair format clauses are specifically listed to construct the blacklist and grey list of the format clauses in the user agreement of China's network platform.Under the dual system of content review,the theory fully serves the judicial practice by following the order of review from concrete to abstract.
引文
(1)从实证层面进行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于保险领域的格式条款。参见王静:《我国〈保险法〉第19条司法适用研究---基于保险格式条款裁判的实证分析》,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1期;罗璨:《保险说明义务程序化蜕变后的保险消费者保护》,载《保险研究》2013年第4期;马辉:《格式条款规制标准研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2)前引(1)马辉文,第137-138页。
(3)参见张良:《论不公平格式条款的形式性规制》,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56页。
(4)包括单方变更协议、修改定价、收回账号的强制措施条款、禁止平台用户销售交易商品条款等。
(5)Friedrich Kessler,Contracts of Adhesion-Some Thoughts about Freedom of Contract,43 Columbia Law Review(1943),pp.631-632.
(6)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宁民辖终字第176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8)海民初字第30043号民事裁定书。
(7)参见河北省滦县人民法院(2016)冀0223民初2198号民事裁定书、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10民辖终156号民事裁定书。
(8)参见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甘05民终427号民事裁定书、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96民辖终24号民事裁定书。
(9)参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2)东民初字第8257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二中民终字第17117号民事裁定书。
(10)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
(11)前引(3),第63页。
(12)[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87-588页。
(13)其中单独运用形式性控制的26起案件中就有11件得到法院的支持。
(14)参见河北省滦县人民法院(2016)冀0223民初2198号民事裁定书。
(15)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民辖终3933号民事裁定书。
(16)参见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4)宝民一(民)初字第5314号民事判决书。
(17)[美]简·考夫蔓·温、本杰明·赖特:《电子商务法》,董涛、洪永文、张楚译,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162页。
(18)内容包括:披露信息的重要性;其他内容是否分散了对披露信息的注意力;内容是否太长,以致于信息披露需要重复出现;可视的信息披露是否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以及信息披露的语言是否能够被披露的受众所理解。参见前引(17),第148页。
(19)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页。
(20)[德]海因·克茨:《欧洲合同法》(上卷),周忠海、李居迁、宫立云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页。
(21)参见李适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113页。
(22)美国法院在Hubbert V.Dell Corporation一案中肯定了“以提及方式纳入条款”的效力。参见刘万啸:《电子合同效力比较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314-317页。
(23)面对抽象的不确定裁判标准时,法官的裁量将会不可避免地掺杂个体性主观因素。参见[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145页。
(24)参见前引(19),第231页。
(25)参见前引(22),第308页。
(26)参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商)初字第17172号民事裁定书、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通中民终字第0914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鄂黄冈中立民终字第00027号民事裁定书。
(27)参见苏号朋:《格式合同条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200页。
(28)参见前引(20),第203页。
(29)参见宁红丽:《论网络交易合同中格式条款的规制》,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5年第9期,第72-73页。
(30)Jon D.Hanson&Douglas A.Kysar,Taking Behavioralism Seriously:The Problem of Market Manipulation,74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1999),p.657.
(31)Paul Slovic,Do Adolescent Smokers Know the Risks?47 Duke Law Journal(1998),pp.1137-1138.
(32)Cass R.Sunstein,Bounded Rational Borrowing,73 U.Chi.L.Rev(2006),pp.249,252.
(33)Melvin A.Eisenberg,The Limits of Cognition and the Limits of Contract,47 Stanford Law Review(1995),pp.214-216.
(34)前引(5),第630页。
(35)参见李娜:《论我国网络交易中格式条款的立法规制》,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43页。
(36)对形式性规制直接过滤掉的格式条款当然可以不再运用内容规制进行评价,但是实践中大量被纳入合同的格式条款不能直接认定其有效,仍需要对其进行是否符合实质正义的评价,最终确保未经协商的格式条款能保障消费者利益,同时实现交易效率和交易安全的价值平衡。
(37)《德国民法典》进一步将有瑕疵的条款类型化、具体化,以“灰名单”与“黑名单”的形式进行列举,以求法律的确定性和明确化,从而达到预防纠纷的目的。其中“灰名单”是对“有价值判断可能性的禁止条款”的形象化简称,即法官根据条款的实际情况,酌情评价其有效或无效;“黑名单”是“无价值判断可能性的禁止条款”,即不允许法官自由裁量而绝对无效的格式条款。参见前引(27),第109-110页。
(38)前引(20),第206页。
(39)[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沈小军、张金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页。
(40)[德]罗伯特·霍恩、海因·克茨:《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页。
(41)[德]莱因哈德·齐默曼、[英]西蒙·惠特克:《欧洲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丁广宇、杨才然、叶桂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1页。
(42)前引(38)。
(43)《苏宁易购会员章程》第13条“争议解决”规定:“若您和苏宁易购就会员章程的订立和履行等事宜产生争议的,您和苏宁易购均一致同意将相关争议提交被告所在地相应级别的法院管辖。”
(44)李颖:《网络用户协议中协议管辖条款的效力》,载《人民司法》2009年第8期,第74-75页。
(45)参见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12民辖终124号民事裁定书。
(46)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上诉法院的判决,在Carnival案中对Bremen案规则进行了修正,认为未经协商订立的管辖权条款并非不能执行,但要经过根本公平规则的司法审查。参见蒋剑伟:《美国格式合同中管辖权条款效力评析---以“根本公平规则”为中心》,载《法学评论》2006年第2期,第129-130页。
(47)陈玉梅、贺银花:《契约法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页。
(48)参见前引(12),第578页。
(2)前引(1)马辉文,第137-138页。
(3)参见张良:《论不公平格式条款的形式性规制》,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56页。
(4)包括单方变更协议、修改定价、收回账号的强制措施条款、禁止平台用户销售交易商品条款等。
(5)Friedrich Kessler,Contracts of Adhesion-Some Thoughts about Freedom of Contract,43 Columbia Law Review(1943),pp.631-632.
(6)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宁民辖终字第176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8)海民初字第30043号民事裁定书。
(7)参见河北省滦县人民法院(2016)冀0223民初2198号民事裁定书、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10民辖终156号民事裁定书。
(8)参见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甘05民终427号民事裁定书、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96民辖终24号民事裁定书。
(9)参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2)东民初字第8257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二中民终字第17117号民事裁定书。
(10)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
(11)前引(3),第63页。
(12)[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87-588页。
(13)其中单独运用形式性控制的26起案件中就有11件得到法院的支持。
(14)参见河北省滦县人民法院(2016)冀0223民初2198号民事裁定书。
(15)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民辖终3933号民事裁定书。
(16)参见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4)宝民一(民)初字第5314号民事判决书。
(17)[美]简·考夫蔓·温、本杰明·赖特:《电子商务法》,董涛、洪永文、张楚译,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162页。
(18)内容包括:披露信息的重要性;其他内容是否分散了对披露信息的注意力;内容是否太长,以致于信息披露需要重复出现;可视的信息披露是否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以及信息披露的语言是否能够被披露的受众所理解。参见前引(17),第148页。
(19)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页。
(20)[德]海因·克茨:《欧洲合同法》(上卷),周忠海、李居迁、宫立云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页。
(21)参见李适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113页。
(22)美国法院在Hubbert V.Dell Corporation一案中肯定了“以提及方式纳入条款”的效力。参见刘万啸:《电子合同效力比较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314-317页。
(23)面对抽象的不确定裁判标准时,法官的裁量将会不可避免地掺杂个体性主观因素。参见[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145页。
(24)参见前引(19),第231页。
(25)参见前引(22),第308页。
(26)参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商)初字第17172号民事裁定书、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通中民终字第0914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鄂黄冈中立民终字第00027号民事裁定书。
(27)参见苏号朋:《格式合同条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200页。
(28)参见前引(20),第203页。
(29)参见宁红丽:《论网络交易合同中格式条款的规制》,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5年第9期,第72-73页。
(30)Jon D.Hanson&Douglas A.Kysar,Taking Behavioralism Seriously:The Problem of Market Manipulation,74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1999),p.657.
(31)Paul Slovic,Do Adolescent Smokers Know the Risks?47 Duke Law Journal(1998),pp.1137-1138.
(32)Cass R.Sunstein,Bounded Rational Borrowing,73 U.Chi.L.Rev(2006),pp.249,252.
(33)Melvin A.Eisenberg,The Limits of Cognition and the Limits of Contract,47 Stanford Law Review(1995),pp.214-216.
(34)前引(5),第630页。
(35)参见李娜:《论我国网络交易中格式条款的立法规制》,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43页。
(36)对形式性规制直接过滤掉的格式条款当然可以不再运用内容规制进行评价,但是实践中大量被纳入合同的格式条款不能直接认定其有效,仍需要对其进行是否符合实质正义的评价,最终确保未经协商的格式条款能保障消费者利益,同时实现交易效率和交易安全的价值平衡。
(37)《德国民法典》进一步将有瑕疵的条款类型化、具体化,以“灰名单”与“黑名单”的形式进行列举,以求法律的确定性和明确化,从而达到预防纠纷的目的。其中“灰名单”是对“有价值判断可能性的禁止条款”的形象化简称,即法官根据条款的实际情况,酌情评价其有效或无效;“黑名单”是“无价值判断可能性的禁止条款”,即不允许法官自由裁量而绝对无效的格式条款。参见前引(27),第109-110页。
(38)前引(20),第206页。
(39)[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沈小军、张金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页。
(40)[德]罗伯特·霍恩、海因·克茨:《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页。
(41)[德]莱因哈德·齐默曼、[英]西蒙·惠特克:《欧洲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丁广宇、杨才然、叶桂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1页。
(42)前引(38)。
(43)《苏宁易购会员章程》第13条“争议解决”规定:“若您和苏宁易购就会员章程的订立和履行等事宜产生争议的,您和苏宁易购均一致同意将相关争议提交被告所在地相应级别的法院管辖。”
(44)李颖:《网络用户协议中协议管辖条款的效力》,载《人民司法》2009年第8期,第74-75页。
(45)参见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12民辖终124号民事裁定书。
(46)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上诉法院的判决,在Carnival案中对Bremen案规则进行了修正,认为未经协商订立的管辖权条款并非不能执行,但要经过根本公平规则的司法审查。参见蒋剑伟:《美国格式合同中管辖权条款效力评析---以“根本公平规则”为中心》,载《法学评论》2006年第2期,第129-130页。
(47)陈玉梅、贺银花:《契约法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页。
(48)参见前引(12),第5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