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关系的反思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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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借助法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不难发现,未考虑查处概率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先天不足。风险社会来临后,刑法应对社会风险的举措已经跳出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羁绊,这表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社会基础渐渐被侵蚀。刑事和解的推广、积极一般预防的提出,使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地位日渐式微。当前的情势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产生时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已大为不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当前自然会表现出诸多局限性。在价值多元、目标多元的今天,决定罪刑关系的法则也是多元的,应当根据刑法规制不同犯罪的目的分类讨论不同犯罪的罪刑关系。罪刑相适应应当回归为自然犯罪刑关系的基本法则;刑罚与潜在危害相称应当作为风险犯罪的罪刑关系法则;行政犯的罪刑关系应当遵循刑罚与规范违反程度及所违规范的重要性相适应法则;贪利型犯罪与法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最为接近,成本与收益均衡才是贪利型犯罪罪刑关系的理想法则。
Through cost-benefit analysis, it is easy to find that not considering the investigating and treating probability is an inherent deficiency of such principle. After the risk society begins, the measures of the criminal law responding to social risks have been beyond the fetter of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which shows that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such principle has been eroded gradually. The promotion of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active and general prevention make the status of such principle gradually decline. Existence determines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e restricts law. Social and cultural basis is differentfrom that at the tim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so such principle naturally shows many limitations. Today, values and objectives are pluralistic, and the rules that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es and punishments are pluralistic, 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es and punishments concerning different crimes should be discussed according to purposes of regulating different crimes in the criminal law. As for natural crimes, the proportionalitybetween crimes and punishments shall be the basic doctrine gov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es and punishments. As for risk crimes, the proportionality between the punishment and potential harm shall be the regarded as the doctrine gov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es and punishments. Regarding administrative crim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es and punishments shall comply with the principle that punishments is proportionate to the degree of norms viola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such norms. Profit-seeking crimes are the closest to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Law and Economics, so the cost-benefit balance is the ideal doctrin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es and punishments.
Through cost-benefit analysis, it is easy to find that not considering the investigating and treating probability is an inherent deficiency of such principle. After the risk society begins, the measures of the criminal law responding to social risks have been beyond the fetter of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which shows that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such principle has been eroded gradually. The promotion of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active and general prevention make the status of such principle gradually decline. Existence determines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e restricts law. Social and cultural basis is differentfrom that at the tim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so such principle naturally shows many limitations. Today, values and objectives are pluralistic, and the rules that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es and punishments are pluralistic, 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es and punishments concerning different crimes should be discussed according to purposes of regulating different crimes in the criminal law. As for natural crimes, the proportionalitybetween crimes and punishments shall be the basic doctrine gov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es and punishments. As for risk crimes, the proportionality between the punishment and potential harm shall be the regarded as the doctrine gov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es and punishments. Regarding administrative crim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es and punishments shall comply with the principle that punishments is proportionate to the degree of norms viola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such norms. Profit-seeking crimes are the closest to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Law and Economics, so the cost-benefit balance is the ideal doctrin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es and punishments.
引文
(1)参见[阿塞拜疆]拉基莫夫:《犯罪与刑罚哲学》,王志华、丛凤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2)参见高春芽:《理性的人与非理性的社会: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3)参见王利宾:《刑罚的经济分析》,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4)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七版),蒋兆康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页。
(5)参见[美]曼昆:《经济学原理》(第6版),梁小民、梁砾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
(6)参见钱弘道:《经济分析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67页。
(7)[美]斯蒂文·萨维尔:《法律的经济分析》,柯华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
(8)经多次修正,我国刑法中盗窃罪包括数额较大的盗窃、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等五种行为方式。笔者于本文仅以数额较大的盗窃为例加以说明。
(9)陈兴良:《刑法哲学(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8页。
(10)See R.Cooter,“prices and sanctions”,Columbia Law Review,1984,vol.84,p.1523.
(11)参见许福生:《刑事政策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196页。
(12)参见上注,许福生书,第195~196页。
(13)参见[瑞典]汉斯·舍格伦、约兰·斯科格编:《经济犯罪的新视角》,陈晓芳、廖志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14)参见[英]边沁:《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
(15)参见[美]约书亚·德雷斯勒:《美国刑法精解》,王秀梅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16)参见[德]埃里克·希尔根多夫:《德国刑法学:从传统到现代》,江溯、黄笑岩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0页。
(17)参见成伯清:《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
(18)参见[英]谢尔顿·克里姆斯基、多米尼克·戈尔丁:《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徐元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19)[德]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20)参见王化敏:《税收风险管理融入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国市场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21)参见前注(16),埃里克·希尔根多夫书,第240页。
(22)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52页。
(23)[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10页。
(24)参见前注(16),埃里克·希尔根多夫书,第248~250页。
(25)参见[日]伊东研祐:《现代社会中的危险犯的新类型》,郑军男译,载何鹏、李洁主编:《危险犯与危险概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页。
(26)参见陈晓明:《风险社会之刑法应对》,《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
(27)[丹麦]弗莱明·伯尔威格:《丹麦的刑事法律何时回归理性》,魏汉涛译,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2010年第4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28)参见刘君:《美国“三振出局”法案及其理论评析》,《西部法学评论》2011年第5期。
(29)[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30)[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安全刑法:风险社会的刑法危险》,刘国良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3期。
(31)参见[日]大塚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5页。
(32)参见张明楷:《责任主义与量刑原理---以点的理论为中心》,《法学研究》2010年第5期。
(33)参见[英]艾伦:《哲学的盛宴》,刘华编译,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页。
(34)参见陈金林:《积极一般预防理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11页。
(35)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6页。
(36)参见[日]松原芳博:《刑法总论重要问题》,王昭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37)参见[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第6版),蔡桂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27页。
(38)参见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2页。
(39)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59页。
(40)参见[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翟铁鹏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41)魏汉涛:《中国刑法学复兴要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法商研究》2018年第5期。
(42)参见[日]西原春夫:《刑法的根基与哲学》,顾肖荣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54页。
(43)[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泽,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44)参见[英]威廉姆·威尔逊:《刑法理论的核心问题》,谢望原、罗灿、王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
(45)参见[意]加罗法洛:《犯罪学》,耿伟、王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第66页。
(46)参见《张扣扣杀人案细节现场还原:牵涉22年前1起冲突》,http://8x2.www.rmzxb.com.cn/c/2018-03-29/2010929.shtml,2018年4月28日访问。
(47)参见前注(42),西原春夫书,第60页。
(48)参见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0页。
(49)参见[英]威廉姆·威尔逊:《刑法理论的核心问题》,谢望原、罗灿、王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2页。
(50)参见马克昌:《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51)参见赵秉志:《刑法总论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
(52)[美]霍姆斯:《普通法》,冉昊、姚中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53)[美]博登海默:《博登海默法理学》,潘汉典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65页。
(2)参见高春芽:《理性的人与非理性的社会: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3)参见王利宾:《刑罚的经济分析》,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4)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七版),蒋兆康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页。
(5)参见[美]曼昆:《经济学原理》(第6版),梁小民、梁砾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
(6)参见钱弘道:《经济分析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67页。
(7)[美]斯蒂文·萨维尔:《法律的经济分析》,柯华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
(8)经多次修正,我国刑法中盗窃罪包括数额较大的盗窃、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等五种行为方式。笔者于本文仅以数额较大的盗窃为例加以说明。
(9)陈兴良:《刑法哲学(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8页。
(10)See R.Cooter,“prices and sanctions”,Columbia Law Review,1984,vol.84,p.1523.
(11)参见许福生:《刑事政策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196页。
(12)参见上注,许福生书,第195~196页。
(13)参见[瑞典]汉斯·舍格伦、约兰·斯科格编:《经济犯罪的新视角》,陈晓芳、廖志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14)参见[英]边沁:《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
(15)参见[美]约书亚·德雷斯勒:《美国刑法精解》,王秀梅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16)参见[德]埃里克·希尔根多夫:《德国刑法学:从传统到现代》,江溯、黄笑岩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0页。
(17)参见成伯清:《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
(18)参见[英]谢尔顿·克里姆斯基、多米尼克·戈尔丁:《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徐元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19)[德]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20)参见王化敏:《税收风险管理融入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国市场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21)参见前注(16),埃里克·希尔根多夫书,第240页。
(22)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52页。
(23)[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10页。
(24)参见前注(16),埃里克·希尔根多夫书,第248~250页。
(25)参见[日]伊东研祐:《现代社会中的危险犯的新类型》,郑军男译,载何鹏、李洁主编:《危险犯与危险概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页。
(26)参见陈晓明:《风险社会之刑法应对》,《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
(27)[丹麦]弗莱明·伯尔威格:《丹麦的刑事法律何时回归理性》,魏汉涛译,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2010年第4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28)参见刘君:《美国“三振出局”法案及其理论评析》,《西部法学评论》2011年第5期。
(29)[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30)[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安全刑法:风险社会的刑法危险》,刘国良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3期。
(31)参见[日]大塚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5页。
(32)参见张明楷:《责任主义与量刑原理---以点的理论为中心》,《法学研究》2010年第5期。
(33)参见[英]艾伦:《哲学的盛宴》,刘华编译,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页。
(34)参见陈金林:《积极一般预防理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11页。
(35)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6页。
(36)参见[日]松原芳博:《刑法总论重要问题》,王昭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37)参见[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第6版),蔡桂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27页。
(38)参见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2页。
(39)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59页。
(40)参见[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翟铁鹏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41)魏汉涛:《中国刑法学复兴要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法商研究》2018年第5期。
(42)参见[日]西原春夫:《刑法的根基与哲学》,顾肖荣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54页。
(43)[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泽,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44)参见[英]威廉姆·威尔逊:《刑法理论的核心问题》,谢望原、罗灿、王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
(45)参见[意]加罗法洛:《犯罪学》,耿伟、王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第66页。
(46)参见《张扣扣杀人案细节现场还原:牵涉22年前1起冲突》,http://8x2.www.rmzxb.com.cn/c/2018-03-29/2010929.shtml,2018年4月28日访问。
(47)参见前注(42),西原春夫书,第60页。
(48)参见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0页。
(49)参见[英]威廉姆·威尔逊:《刑法理论的核心问题》,谢望原、罗灿、王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2页。
(50)参见马克昌:《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51)参见赵秉志:《刑法总论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
(52)[美]霍姆斯:《普通法》,冉昊、姚中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53)[美]博登海默:《博登海默法理学》,潘汉典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