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军、海盗与跨境贸易:17世纪初期的中朝海域交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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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7世纪初,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北黄海区域在经济、军事与社会方面出现令人瞩目的变化。文章首先说明了自万历壬辰战争始,这一地区战略地位的提高、水军防备的加强、边境贸易的发展等,为中朝间频繁的海上经济交流与明朝地方海洋军事势力的兴起提供了契机。其次,以辽东巡按熊廷弼对镇江游击吴宗道与山东防海副总兵吴有孚的弹劾为中心,探讨明朝海防军如何游走于官方身份与非法活动之间。最后,围绕两起越海事件探讨朝鲜、辽东与明廷之间的交涉和处理,显示了其对跨海人员身份解读背后的相互关系。
The North Yellow Sea area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had experienced remarkable changes in economy,military and society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 This article first points out that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Imjin War,the increasing strategic importance,upgrading of sea defense,and thriving cross-border trade of this region provided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Chosǒn Korea as well as the rise of the Ming's local military powers. Then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impeachment of Zhenjiang Brigade Commander Wu Zongdao and Shandong Coastal Defense Vice-Commander Wu Youfu by Liaodong Governor Xiong Tingbi,this article analyzes how the Ming navy,as an official army,engaged in those illegal deals. Finally,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negotiations and settlements of two cross-sea-border issues among Chosǒn Korea,Liaodong and the Ming court,and interprets their relations among those involvers.
The North Yellow Sea area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had experienced remarkable changes in economy,military and society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 This article first points out that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Imjin War,the increasing strategic importance,upgrading of sea defense,and thriving cross-border trade of this region provided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Chosǒn Korea as well as the rise of the Ming's local military powers. Then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impeachment of Zhenjiang Brigade Commander Wu Zongdao and Shandong Coastal Defense Vice-Commander Wu Youfu by Liaodong Governor Xiong Tingbi,this article analyzes how the Ming navy,as an official army,engaged in those illegal deals. Finally,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negotiations and settlements of two cross-sea-border issues among Chosǒn Korea,Liaodong and the Ming court,and interprets their relations among those involvers.
引文
[1]本文的中朝边境主要指地理概念上的鸭绿江沿岸区域。
[2]北黄海在自然地理上通常指从中国山东半岛成山角到朝鲜半岛长山串之间的连线以北的海域。不过,本文所述的北黄海并不严格以此为限,而是泛指明朝辽东、山东及朝鲜平安道、黄海道之间的海域。北黄海区域还包括这块海域中的岛屿及沿岸地带。
[3]将中朝海洋交流置于两国关系、地域发展框架下的论著,例如屈广燕:《文化传输与海上交往:元明清时期浙江与朝鲜半岛的历史联系》,北京:海洋出版社,2017年;刘凤鸣:《山东半岛与古代中韩关系》,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吴一焕:《海路·移民·遗民社会——以明清之际中朝交往为中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王赛时:《山东沿海开发史》,济南:齐鲁出版社,2005年;[日]松浦章编著:《明清时代中国与朝鲜的交流——朝鲜使节与漂着船》,台北:乐学书局,2002年等。也有韩国学者从更为细致的问题入手,研究诸如朝鲜海洋边界认识、朝鲜半岛西海岸清朝漂流民等问题,例如[韩]金京玉(音译):《朝鲜的对清关系和西海海域的漂流中国民》(“對淸關係西海海域”,载《韩日关系史研究》第49辑(2014年12月);[韩]徐仁范:《清康熙帝的开海政策与朝鲜西海海域的荒唐船》(“開海政策西海海域荒唐船”),载《梨花史学研究》第50辑(2015年6月);《朝鲜时代西海北端海域的边界和岛屿问题:以海浪岛和薪岛为中心的研究》(“島嶼:海浪島薪島”),载《明清史学研究》第36辑(2011年10月)。还有研究以东亚海域之整体为对象,探讨中国、韩国、日本及东南亚之间的地域互动,近几年的研究著作,例如[日]森平雅彦编:《中近世的朝鲜半岛与海域交流》(“中近世の朝鮮半島と海域交流”)东京,2013年;[日]藤田加代子、[日]桃木至朗、[澳]安东尼·里德编:《离岸亚洲:汽船来临之前的东亚海上互动》(Fujita Kayoko,Momoki Shiro,and Anthony Reid ed.,Offshore Asia:Maritime Interactions in Eastern Asia BeforeS teamships),新加坡2013年(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13);[韩]尹明喆:《对海洋活动与国际航路的理解》(“”),首尔,2012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日]松浦章著,郑洁西译:《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日]桃木至朗编:《海域亚洲史研究入门》(“海域アジア史研究入門”),东京,2008年等。
[1]例如有学者提出以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框架下的“环渤海区域”,将渤海与黄海北部及其海岸带陆域作为研究对象。相关论述见杨强:《论明清环渤海区域的海域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在此概念基础上的研究例如[美]克里斯托弗·S·阿格纽:《移民与反叛者:孔有德叛乱与17世纪的东北亚》(Christopher S. Agnew,“Migrants and Mutineers:The Rebellion of Kong Youde and Seventeenth-Century Northeast Asia”),载《东方经济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2009年第52卷第3期。涉及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北部海防研究的,例如张金奎:《明代山东海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赵树国:《明代北部海防体系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以地方区域史为框架涉及明末辽东山东间海域研究的,例如陈晓珊:《明代登辽海道的兴废与辽东边疆经略》,载《文史》2010年第1 辑。
[2]这类研究以17世纪20-30年代明朝与朝鲜陆路断绝、开通海路时期的交流为主,例如对明敕使渡海赴朝、朝鲜航海使行路线、或朝鲜航海朝天录的探讨。相关研究如[韩]李圣烔:《对明清交替期对明海路使行出港地的考察》(“明·清交替期对明海路使行出港地考察”),载《汉文学论集》第48辑(2017年10月);孙卫国:《刘鸿训天启使行与朝鲜海上贡道之重启——兼及<辛酉皇华集>与<朝鲜光海君日记>叙事之比较》,载《历史教学》2015年第6期;刘宝全:《明末中朝海路交通线的重开与中朝挂席——以李民宬和赵濈的<朝天录>为文本》,《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韩]朴现圭:《17世纪前半期对明海路使行的航行与风俗分析》(“17對明海路使行”),载《韩国汉文学研究》第48辑(2011年12月);杜慧月:《明代文臣出使朝鲜与〈皇华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17-435页;孙卫国:《朝鲜入明海上贡道考》,收入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2009年第13辑;[韩]郑恩主:《明清交替期对明海路使行记录画研究》(“明清交替期对明海路使行记录画研究”),载《明清史研究》2007年第27辑;叶泉宏:《航海朝天录——朝鲜王朝事大使行的艰辛见证》,载《东吴历史学报》2004年第10期等。
[3]有关东江镇的研究蔚为可观,近期从海上经济贸易、运输、开发等角度进行探讨的文章诸如赵世瑜、杜洪涛:《重观东江:明清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载《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王荣湟、何孝荣:《明末东江海运研究》,载《辽宁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王荣湟:《明末东江屯田研究》,载《农业考古》2015年第6期。
[1]壬辰战争的第二阶段,根据朝鲜史料的记载,从中国通过海运到达朝鲜平安道弥串堡交卸的粮饷应至四十余万石,朝鲜西北海岸亦开通大规模海运,完成了对中国粮饷的转运,极大地减轻了朝鲜境内陆运的负担。崔岦:《简易集》卷1 《弥串海运碑》:“……造船百四十余艘,募沿海人行使,运时则得功食于公,休时则复得自同渔商,而船则固在我之具也。用是运到米豆之收在弥串者四十二万五千八百余石,义州陆运之余者十五万石。由其船制得宜,海路益熟,帆风一踔数百里,向之所患毕除,而天兵之饷不匮矣。”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49 辑,首尔,1988年,第214b-215a页。
[2]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75,《辽东海防》:“万历十九年,倭奴从据朝鲜……然而更驰海禁,使商民给引抚道,听海防同知盘验出海贸易,是亦济辽急务也。”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16,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36页。
[3]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2,《议设蓟辽保定山东等镇兵将防守险要疏》,王有立主编:《中华文史丛书》第19册,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第133页。
[4]有关壬辰战争期间中国对北部海防的经营,见赵树国:《明代北部海防体制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2-471页;张金奎:《明代山东海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70-359页;赵红:《明清时期的山东海防》(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7年,第69-88页。
[1]例如战争后期朝鲜政府对平安道、黄海道民船编号分组,将其用于粮饷运输,见李好闵:《五峰集》卷14 《御史前呈文》,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9辑,第539a-540a页。宋应昌对如何征用金州沿海居民船只和庙岛群岛岛民亦有系统讨论,例如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3,《议处海防战守事宜疏》,第207-209页;《移辽东抚院咨》,第258-259页。
[2]《明神宗实录》卷399,万历三十年(1602)十二月辛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7134页。
[3]#12
[4]例如《朝鲜宣祖实录》卷124,宣祖三十三年(1600)四月丙申条:“上国与小邦,地界截然。变后中江开市,虽出于一时之事,常怀未便。”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第24册,首尔,1969年,第62页。又如《朝鲜宣祖实录》卷130,宣祖三十三年(1600)十月戊子条:“凡赴京越江时,法外禁物,并加禁断,唐人及我国人,亦不许冒禁往来,严其上下疆域”,第24册,第138页。
[5]《朝鲜宣祖实录》卷201,宣祖三十九年(1606)七月癸未条,第25册,第236-237页。
[1]《朝鲜宣祖实录》卷134,宣祖三十四年(1601)八月己丑条,第24册,第194-195页。见[韩]许泰玖:《十七世纪朝鲜的焰硝贸易与火药制造法的发展》(“17朝鮮焰硝貿易火藥製造法”),载《韩国史论》第47卷(2002年6月),第219-225页。
[2]《事大文轨》卷43,《镇江乞禁抑买咨》,朝鲜史编修会编:《朝鲜史料丛刊》第七,首尔,1935年影印版,第1b-2b页。
[3]《朝鲜光海君日记》(鼎足山本)卷25,光海二年(1610)二月庚戌条,第31册,第490页。
[4]熊廷弼:《按辽疏稿》卷3,《亟处贪将疏》,《续修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第49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59页。
[5]《朝鲜光海君日记》(鼎足山本)卷53,光海四年(1612)五月辛酉条,第32册,第65页。
[6]赵世瑜、杜洪涛:《重观东江:明清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载《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88页。
[7]关于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边防经费不足、边储空虚的研究,见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
[1]何而健:《按辽御珰疏稿》,《横剥愈甚疏》,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2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595页。
[2][日]岸本美绪:《“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载《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85页。
[3]《明神宗实录》卷455,万历三十七年二月癸丑条,第8579页。
[4]《明神宗实录》卷456,万历三十七年(1609)三月乙巳条,第8607页。
[1]熊廷弼:《按辽疏稿》卷1,《重海防疏》,《续修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第491册,第437页。
[2]虎船即唬船,因船行疾快,常被用于做军事哨探船。熊廷弼:《重海防疏》,第437-438页。
[1]杨海英:《东征故将与山阴世家——关于吴宗道的研究》,《纪念王钟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版,第160页。除此之外,还有韩国学者裴盛秀(音译)以江华岛上的《钦差都司石楼吴公宗道清白保民去思碑》为中心,分析了其内容、刻印时间和背景,并阐述了吴宗道于1599年壬乱结束后在江华岛驻防半年余的经历,但并未涉及吴宗道回国后的状况,[韩]裴盛秀(音译):《朝鲜后期江华岛吴宗道去思碑的建立背景与意义》(“吳宗道去思碑”),载《仁川学研究》2005年第4期)。另有零星研究在论及各自主题时提及到熊廷弼对吴宗道、吴有孚的弹劾,例如日本学者辻大和用此案说明辽东内部存在借由中江开市获取不法利益的情况,见辻大和:《十七世纪初期朝鲜的对明贸易——以初期中江开市的存废为中心》,第14-15页;再如张海英在讨论明清时期中朝民间贸易时曾简略提及此案,将其作为巡海官兵加入走私贸易的例证,见张海英:《14-18世纪中朝民间贸易与商人》,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第142-143页。
[2]杨海英:《东征故将与山阴世家——关于吴宗道的研究》,第160-165页。
[3]李德馨:《汉阴文稿》卷9,《与吴宗道问答留兵事宜启》,《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65辑,第426 页。
[4]赵树国:《明代北部海防体制研究》,第424页。
[5]《朝鲜光海君日记》(太白山本),光海二年(1610)二月庚申条,第26册,第533页。
[1]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35,《武秩上》,《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47页。杨文据《山阴州山吴氏族谱》言吴有孚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任山东副总兵(第167页),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则为万历三十五年(1607)。未知孰是,兹暂从府志之说。
[2]赵树国:《明代北部海防体制研究》,第424页、第426页。
[3]陈波:《被掳人、漂流人及明代的海防军——以朝鲜史料<事大文轨>为中心》,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6页。
[4]熊廷弼:《重海防疏》,第437页。
[1](明)顾起元著,谭棣华、陈稼禾点校:《客座赘语》卷1,《浙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7页。
[2]光绪《续修登州府志》卷13,《兵事》,第138页。
[3]熊廷弼:《重海防疏》,第437页。
[4]《朝鲜宣祖实录》,宣祖二十九年(1596)五月丁亥条,第22册,第711页。
[5][日]高桥公明:《中世东亚海域中的海民与交流——以济州岛为中心》(“中世東アジア海域における海民と交流—済州島を中心として”),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1987年史学33,第180 、188页;关周一:《中世日朝海域史研究》(“中世日朝海域史の研究”),东京,2002年,第141 页;[日]六反田丰:《十五、十六世纪朝鲜的水贼》(“十五·十六世紀朝鮮の水賊”),[日]森平雅彦编:《中近世的朝鲜半岛与海域交流》(“中近世の朝鮮半島と海域交流”),东京,2013年,第322页。
[1][日]六反田丰:《十五、十六世纪朝鲜的水贼》,第313页、第318页。[韩]柳畅浩:《西海北部海域中的海浪贼活动与朝鲜政府的对应:从海浪岛搜讨(1500年)到白翎镇的设立(1609年)》(“海浪賊-海浪島搜討(1500)白翎镇(1609)”),《耽罗文化》第51辑(2016年2月),第85-86页。
[2]由于对16世纪“水贼”的分析不是本文叙述的主体,兹不展开。仅举1583年金诚一担任黄海道巡抚御史时所写的《黄海道巡抚时疏》为例,对笔者的看法加以证明。其中说道:“本道南通两湖海寇之路,北接辽渤水贼之冲。臣巡历沿海,询咨边事,则唐倭未辨之贼,往来海中,日以抢掠为事。丰川之椒岛,长渊之白翎,大、小青,海州之延平等岛,为贼薮穴。渔采商船,为其所夺。至于搜讨之船,亦被攻掠。如此之变,一岁之内,非止一再。而边将只以匿不以报为能事。而不为剿捕之计,尤可痛愤也。所谓水贼者,非有攻战器械,只以弱弩钝镞石块木梃为兵。为边将者,苟能谨哨瞭,整军船,俟诸岛来泊之际,四面掩袭,则其捕获之易,有如反手。而任其往来,更无谁何。海贼之出入诸岛,以射猎牧马、伐材造船为事者,无足怪也。”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续集》卷2,《黄海道巡抚时疏》,《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48辑,第200页。
[3]朝鲜政府曾捕捉黄海道丰川椒岛一带活动的朝鲜义州水贼高之宗,称其“逃移上国,唱率奸贼,已成窟穴”,并分析其形成跨境组织的原因是义州和中国接壤,“人物潜通,由来已久”。《朝鲜明宗实录》卷4,明宗元年(1546)12月戊戌条,第19册,第472页。而笔者认为朝鲜西北海岸“水贼”尤以辽东逃役者居多的依据是16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史料对这一问题的记载。例如辽东巡抚张学颜在1574年提到辽东逃民的危害时,曾列举的一条就包括“朝鲜相去甚近,每劫其财物马匹,公然赴州县变卖,不敢缉捕”。张学颜:《张心斋奏议》卷1,《逋民尽数归顺疏》,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363,中华书局,1962年,第3909页。
[4]《朝鲜宣祖实录》卷164,宣祖三十六年(1603)七月乙卯条,第24册,第499页。
[5]李恒福:《白沙先生别集》卷2,《白翎设镇事宜启》,《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62辑,第370a页。
[1]《朝鲜宣祖实录》卷209,宣祖四十年(1607)三月丁丑条,第25册,第314页。
[2]《朝鲜宣祖实录》卷211,宣祖四十年(1607)五月甲子条,第25册,第331页。
[3]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17,《荒唐船》,《古典国译丛书》11,首尔,1982年,第745页。
[4]《朝鲜宣祖实录》卷205,宣祖三十九年(1606)十一月己卯条,第25册,第285页。
[5]《朝鲜宣祖实录》卷210,宣祖四十年(1607)四月丁巳条条,第25册,第329页。
[6]《朝鲜宣祖实录》卷210,宣祖四十年(1607)四月辛丑条,四月壬寅条,第25册,第323页。
[7]《朝鲜宣祖实录》卷205,宣祖三十九年(1606)十一月己卯条,第25册,第285页。
[8]《朝鲜宣祖实录》卷206,宣祖三十九年(1606)十二月甲寅条,第25册,第296页。
[1]《朝鲜宣祖实录》卷210,宣祖四十年(1607)四月丁巳条,第25册,第329页。
[2]《槐院誊录》卷2,《胡惟忠等发解降敕谢恩表》,第54a页,韩国藏书阁所藏写本。
[3]《明神宗实录》卷437,万历三十五年(1607)八月乙酉条,第8280页。
[4]《朝鲜宣祖实录》卷213,宣祖四十年(1607)闰六月庚辰条,第25册,第349页。
[5]《朝鲜宣祖实录》卷214,宣祖四十年(1607)七月辛卯条,第25册,第351页。
[6]由于篇幅所限,这些事件的内容不再列出。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拥有火器等武装力量,主动向朝鲜海岸公私船只开炮投石、抢劫财物。见《事大文轨》卷48,《朝鲜国王奏(捕获贼船奏)》,第63b-68a页。
[1]《事大文轨》卷48,《朝鲜国王奏(捕获贼船奏)》,第65a,68a页。
[2]《事大文轨》卷48,《辽东镇江等处地方游击将军指挥吴(宗道)咨朝鲜国王(镇江捕获贼船咨)》,第85b-87a页。
[3]《事大文轨》卷48,《朝鲜国王咨游击将军吴(宗道)(回咨)》,第92页。
[1]熊廷弼:《重海防疏》,第439页。
[2]《事大文轨》卷48,《朝鲜国王咨礼部(捕获犯境海贼船只闻奏)》,第68b页。
[1]《事大文轨》卷48,《兵部咨朝鲜国王(兵部捕获贼船咨)》,第94页。《明神宗实录》中也记录了这一段内容,除有所删略外,大意相同。《明神宗实录》卷440,万历三十五年(1607)十一月己酉条,第8348页。
[2]陈波:《被掳人、漂流人及明代的海防军——以朝鲜史料<事大文轨>为中心》,第60页。
[2]北黄海在自然地理上通常指从中国山东半岛成山角到朝鲜半岛长山串之间的连线以北的海域。不过,本文所述的北黄海并不严格以此为限,而是泛指明朝辽东、山东及朝鲜平安道、黄海道之间的海域。北黄海区域还包括这块海域中的岛屿及沿岸地带。
[3]将中朝海洋交流置于两国关系、地域发展框架下的论著,例如屈广燕:《文化传输与海上交往:元明清时期浙江与朝鲜半岛的历史联系》,北京:海洋出版社,2017年;刘凤鸣:《山东半岛与古代中韩关系》,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吴一焕:《海路·移民·遗民社会——以明清之际中朝交往为中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王赛时:《山东沿海开发史》,济南:齐鲁出版社,2005年;[日]松浦章编著:《明清时代中国与朝鲜的交流——朝鲜使节与漂着船》,台北:乐学书局,2002年等。也有韩国学者从更为细致的问题入手,研究诸如朝鲜海洋边界认识、朝鲜半岛西海岸清朝漂流民等问题,例如[韩]金京玉(音译):《朝鲜的对清关系和西海海域的漂流中国民》(“對淸關係西海海域”,载《韩日关系史研究》第49辑(2014年12月);[韩]徐仁范:《清康熙帝的开海政策与朝鲜西海海域的荒唐船》(“開海政策西海海域荒唐船”),载《梨花史学研究》第50辑(2015年6月);《朝鲜时代西海北端海域的边界和岛屿问题:以海浪岛和薪岛为中心的研究》(“島嶼:海浪島薪島”),载《明清史学研究》第36辑(2011年10月)。还有研究以东亚海域之整体为对象,探讨中国、韩国、日本及东南亚之间的地域互动,近几年的研究著作,例如[日]森平雅彦编:《中近世的朝鲜半岛与海域交流》(“中近世の朝鮮半島と海域交流”)东京,2013年;[日]藤田加代子、[日]桃木至朗、[澳]安东尼·里德编:《离岸亚洲:汽船来临之前的东亚海上互动》(Fujita Kayoko,Momoki Shiro,and Anthony Reid ed.,Offshore Asia:Maritime Interactions in Eastern Asia BeforeS teamships),新加坡2013年(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13);[韩]尹明喆:《对海洋活动与国际航路的理解》(“”),首尔,2012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日]松浦章著,郑洁西译:《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日]桃木至朗编:《海域亚洲史研究入门》(“海域アジア史研究入門”),东京,2008年等。
[1]例如有学者提出以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框架下的“环渤海区域”,将渤海与黄海北部及其海岸带陆域作为研究对象。相关论述见杨强:《论明清环渤海区域的海域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在此概念基础上的研究例如[美]克里斯托弗·S·阿格纽:《移民与反叛者:孔有德叛乱与17世纪的东北亚》(Christopher S. Agnew,“Migrants and Mutineers:The Rebellion of Kong Youde and Seventeenth-Century Northeast Asia”),载《东方经济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2009年第52卷第3期。涉及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北部海防研究的,例如张金奎:《明代山东海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赵树国:《明代北部海防体系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以地方区域史为框架涉及明末辽东山东间海域研究的,例如陈晓珊:《明代登辽海道的兴废与辽东边疆经略》,载《文史》2010年第1 辑。
[2]这类研究以17世纪20-30年代明朝与朝鲜陆路断绝、开通海路时期的交流为主,例如对明敕使渡海赴朝、朝鲜航海使行路线、或朝鲜航海朝天录的探讨。相关研究如[韩]李圣烔:《对明清交替期对明海路使行出港地的考察》(“明·清交替期对明海路使行出港地考察”),载《汉文学论集》第48辑(2017年10月);孙卫国:《刘鸿训天启使行与朝鲜海上贡道之重启——兼及<辛酉皇华集>与<朝鲜光海君日记>叙事之比较》,载《历史教学》2015年第6期;刘宝全:《明末中朝海路交通线的重开与中朝挂席——以李民宬和赵濈的<朝天录>为文本》,《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韩]朴现圭:《17世纪前半期对明海路使行的航行与风俗分析》(“17對明海路使行”),载《韩国汉文学研究》第48辑(2011年12月);杜慧月:《明代文臣出使朝鲜与〈皇华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17-435页;孙卫国:《朝鲜入明海上贡道考》,收入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2009年第13辑;[韩]郑恩主:《明清交替期对明海路使行记录画研究》(“明清交替期对明海路使行记录画研究”),载《明清史研究》2007年第27辑;叶泉宏:《航海朝天录——朝鲜王朝事大使行的艰辛见证》,载《东吴历史学报》2004年第10期等。
[3]有关东江镇的研究蔚为可观,近期从海上经济贸易、运输、开发等角度进行探讨的文章诸如赵世瑜、杜洪涛:《重观东江:明清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载《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王荣湟、何孝荣:《明末东江海运研究》,载《辽宁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王荣湟:《明末东江屯田研究》,载《农业考古》2015年第6期。
[1]壬辰战争的第二阶段,根据朝鲜史料的记载,从中国通过海运到达朝鲜平安道弥串堡交卸的粮饷应至四十余万石,朝鲜西北海岸亦开通大规模海运,完成了对中国粮饷的转运,极大地减轻了朝鲜境内陆运的负担。崔岦:《简易集》卷1 《弥串海运碑》:“……造船百四十余艘,募沿海人行使,运时则得功食于公,休时则复得自同渔商,而船则固在我之具也。用是运到米豆之收在弥串者四十二万五千八百余石,义州陆运之余者十五万石。由其船制得宜,海路益熟,帆风一踔数百里,向之所患毕除,而天兵之饷不匮矣。”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49 辑,首尔,1988年,第214b-215a页。
[2]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75,《辽东海防》:“万历十九年,倭奴从据朝鲜……然而更驰海禁,使商民给引抚道,听海防同知盘验出海贸易,是亦济辽急务也。”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16,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36页。
[3]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2,《议设蓟辽保定山东等镇兵将防守险要疏》,王有立主编:《中华文史丛书》第19册,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第133页。
[4]有关壬辰战争期间中国对北部海防的经营,见赵树国:《明代北部海防体制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2-471页;张金奎:《明代山东海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70-359页;赵红:《明清时期的山东海防》(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7年,第69-88页。
[1]例如战争后期朝鲜政府对平安道、黄海道民船编号分组,将其用于粮饷运输,见李好闵:《五峰集》卷14 《御史前呈文》,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9辑,第539a-540a页。宋应昌对如何征用金州沿海居民船只和庙岛群岛岛民亦有系统讨论,例如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3,《议处海防战守事宜疏》,第207-209页;《移辽东抚院咨》,第258-259页。
[2]《明神宗实录》卷399,万历三十年(1602)十二月辛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7134页。
[3]#12
[4]例如《朝鲜宣祖实录》卷124,宣祖三十三年(1600)四月丙申条:“上国与小邦,地界截然。变后中江开市,虽出于一时之事,常怀未便。”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第24册,首尔,1969年,第62页。又如《朝鲜宣祖实录》卷130,宣祖三十三年(1600)十月戊子条:“凡赴京越江时,法外禁物,并加禁断,唐人及我国人,亦不许冒禁往来,严其上下疆域”,第24册,第138页。
[5]《朝鲜宣祖实录》卷201,宣祖三十九年(1606)七月癸未条,第25册,第236-237页。
[1]《朝鲜宣祖实录》卷134,宣祖三十四年(1601)八月己丑条,第24册,第194-195页。见[韩]许泰玖:《十七世纪朝鲜的焰硝贸易与火药制造法的发展》(“17朝鮮焰硝貿易火藥製造法”),载《韩国史论》第47卷(2002年6月),第219-225页。
[2]《事大文轨》卷43,《镇江乞禁抑买咨》,朝鲜史编修会编:《朝鲜史料丛刊》第七,首尔,1935年影印版,第1b-2b页。
[3]《朝鲜光海君日记》(鼎足山本)卷25,光海二年(1610)二月庚戌条,第31册,第490页。
[4]熊廷弼:《按辽疏稿》卷3,《亟处贪将疏》,《续修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第49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59页。
[5]《朝鲜光海君日记》(鼎足山本)卷53,光海四年(1612)五月辛酉条,第32册,第65页。
[6]赵世瑜、杜洪涛:《重观东江:明清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载《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88页。
[7]关于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边防经费不足、边储空虚的研究,见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
[1]何而健:《按辽御珰疏稿》,《横剥愈甚疏》,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2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595页。
[2][日]岸本美绪:《“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载《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85页。
[3]《明神宗实录》卷455,万历三十七年二月癸丑条,第8579页。
[4]《明神宗实录》卷456,万历三十七年(1609)三月乙巳条,第8607页。
[1]熊廷弼:《按辽疏稿》卷1,《重海防疏》,《续修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第491册,第437页。
[2]虎船即唬船,因船行疾快,常被用于做军事哨探船。熊廷弼:《重海防疏》,第437-438页。
[1]杨海英:《东征故将与山阴世家——关于吴宗道的研究》,《纪念王钟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版,第160页。除此之外,还有韩国学者裴盛秀(音译)以江华岛上的《钦差都司石楼吴公宗道清白保民去思碑》为中心,分析了其内容、刻印时间和背景,并阐述了吴宗道于1599年壬乱结束后在江华岛驻防半年余的经历,但并未涉及吴宗道回国后的状况,[韩]裴盛秀(音译):《朝鲜后期江华岛吴宗道去思碑的建立背景与意义》(“吳宗道去思碑”),载《仁川学研究》2005年第4期)。另有零星研究在论及各自主题时提及到熊廷弼对吴宗道、吴有孚的弹劾,例如日本学者辻大和用此案说明辽东内部存在借由中江开市获取不法利益的情况,见辻大和:《十七世纪初期朝鲜的对明贸易——以初期中江开市的存废为中心》,第14-15页;再如张海英在讨论明清时期中朝民间贸易时曾简略提及此案,将其作为巡海官兵加入走私贸易的例证,见张海英:《14-18世纪中朝民间贸易与商人》,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第142-143页。
[2]杨海英:《东征故将与山阴世家——关于吴宗道的研究》,第160-165页。
[3]李德馨:《汉阴文稿》卷9,《与吴宗道问答留兵事宜启》,《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65辑,第426 页。
[4]赵树国:《明代北部海防体制研究》,第424页。
[5]《朝鲜光海君日记》(太白山本),光海二年(1610)二月庚申条,第26册,第533页。
[1]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35,《武秩上》,《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47页。杨文据《山阴州山吴氏族谱》言吴有孚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任山东副总兵(第167页),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则为万历三十五年(1607)。未知孰是,兹暂从府志之说。
[2]赵树国:《明代北部海防体制研究》,第424页、第426页。
[3]陈波:《被掳人、漂流人及明代的海防军——以朝鲜史料<事大文轨>为中心》,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6页。
[4]熊廷弼:《重海防疏》,第437页。
[1](明)顾起元著,谭棣华、陈稼禾点校:《客座赘语》卷1,《浙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7页。
[2]光绪《续修登州府志》卷13,《兵事》,第138页。
[3]熊廷弼:《重海防疏》,第437页。
[4]《朝鲜宣祖实录》,宣祖二十九年(1596)五月丁亥条,第22册,第711页。
[5][日]高桥公明:《中世东亚海域中的海民与交流——以济州岛为中心》(“中世東アジア海域における海民と交流—済州島を中心として”),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1987年史学33,第180 、188页;关周一:《中世日朝海域史研究》(“中世日朝海域史の研究”),东京,2002年,第141 页;[日]六反田丰:《十五、十六世纪朝鲜的水贼》(“十五·十六世紀朝鮮の水賊”),[日]森平雅彦编:《中近世的朝鲜半岛与海域交流》(“中近世の朝鮮半島と海域交流”),东京,2013年,第322页。
[1][日]六反田丰:《十五、十六世纪朝鲜的水贼》,第313页、第318页。[韩]柳畅浩:《西海北部海域中的海浪贼活动与朝鲜政府的对应:从海浪岛搜讨(1500年)到白翎镇的设立(1609年)》(“海浪賊-海浪島搜討(1500)白翎镇(1609)”),《耽罗文化》第51辑(2016年2月),第85-86页。
[2]由于对16世纪“水贼”的分析不是本文叙述的主体,兹不展开。仅举1583年金诚一担任黄海道巡抚御史时所写的《黄海道巡抚时疏》为例,对笔者的看法加以证明。其中说道:“本道南通两湖海寇之路,北接辽渤水贼之冲。臣巡历沿海,询咨边事,则唐倭未辨之贼,往来海中,日以抢掠为事。丰川之椒岛,长渊之白翎,大、小青,海州之延平等岛,为贼薮穴。渔采商船,为其所夺。至于搜讨之船,亦被攻掠。如此之变,一岁之内,非止一再。而边将只以匿不以报为能事。而不为剿捕之计,尤可痛愤也。所谓水贼者,非有攻战器械,只以弱弩钝镞石块木梃为兵。为边将者,苟能谨哨瞭,整军船,俟诸岛来泊之际,四面掩袭,则其捕获之易,有如反手。而任其往来,更无谁何。海贼之出入诸岛,以射猎牧马、伐材造船为事者,无足怪也。”金诚一:《鹤峰先生文集续集》卷2,《黄海道巡抚时疏》,《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48辑,第200页。
[3]朝鲜政府曾捕捉黄海道丰川椒岛一带活动的朝鲜义州水贼高之宗,称其“逃移上国,唱率奸贼,已成窟穴”,并分析其形成跨境组织的原因是义州和中国接壤,“人物潜通,由来已久”。《朝鲜明宗实录》卷4,明宗元年(1546)12月戊戌条,第19册,第472页。而笔者认为朝鲜西北海岸“水贼”尤以辽东逃役者居多的依据是16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史料对这一问题的记载。例如辽东巡抚张学颜在1574年提到辽东逃民的危害时,曾列举的一条就包括“朝鲜相去甚近,每劫其财物马匹,公然赴州县变卖,不敢缉捕”。张学颜:《张心斋奏议》卷1,《逋民尽数归顺疏》,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363,中华书局,1962年,第3909页。
[4]《朝鲜宣祖实录》卷164,宣祖三十六年(1603)七月乙卯条,第24册,第499页。
[5]李恒福:《白沙先生别集》卷2,《白翎设镇事宜启》,《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62辑,第370a页。
[1]《朝鲜宣祖实录》卷209,宣祖四十年(1607)三月丁丑条,第25册,第314页。
[2]《朝鲜宣祖实录》卷211,宣祖四十年(1607)五月甲子条,第25册,第331页。
[3]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17,《荒唐船》,《古典国译丛书》11,首尔,1982年,第745页。
[4]《朝鲜宣祖实录》卷205,宣祖三十九年(1606)十一月己卯条,第25册,第285页。
[5]《朝鲜宣祖实录》卷210,宣祖四十年(1607)四月丁巳条条,第25册,第329页。
[6]《朝鲜宣祖实录》卷210,宣祖四十年(1607)四月辛丑条,四月壬寅条,第25册,第323页。
[7]《朝鲜宣祖实录》卷205,宣祖三十九年(1606)十一月己卯条,第25册,第285页。
[8]《朝鲜宣祖实录》卷206,宣祖三十九年(1606)十二月甲寅条,第25册,第296页。
[1]《朝鲜宣祖实录》卷210,宣祖四十年(1607)四月丁巳条,第25册,第329页。
[2]《槐院誊录》卷2,《胡惟忠等发解降敕谢恩表》,第54a页,韩国藏书阁所藏写本。
[3]《明神宗实录》卷437,万历三十五年(1607)八月乙酉条,第8280页。
[4]《朝鲜宣祖实录》卷213,宣祖四十年(1607)闰六月庚辰条,第25册,第349页。
[5]《朝鲜宣祖实录》卷214,宣祖四十年(1607)七月辛卯条,第25册,第351页。
[6]由于篇幅所限,这些事件的内容不再列出。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拥有火器等武装力量,主动向朝鲜海岸公私船只开炮投石、抢劫财物。见《事大文轨》卷48,《朝鲜国王奏(捕获贼船奏)》,第63b-68a页。
[1]《事大文轨》卷48,《朝鲜国王奏(捕获贼船奏)》,第65a,68a页。
[2]《事大文轨》卷48,《辽东镇江等处地方游击将军指挥吴(宗道)咨朝鲜国王(镇江捕获贼船咨)》,第85b-87a页。
[3]《事大文轨》卷48,《朝鲜国王咨游击将军吴(宗道)(回咨)》,第92页。
[1]熊廷弼:《重海防疏》,第439页。
[2]《事大文轨》卷48,《朝鲜国王咨礼部(捕获犯境海贼船只闻奏)》,第68b页。
[1]《事大文轨》卷48,《兵部咨朝鲜国王(兵部捕获贼船咨)》,第94页。《明神宗实录》中也记录了这一段内容,除有所删略外,大意相同。《明神宗实录》卷440,万历三十五年(1607)十一月己酉条,第8348页。
[2]陈波:《被掳人、漂流人及明代的海防军——以朝鲜史料<事大文轨>为中心》,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