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沙陀三王朝国号问题研究
摘要
国号作为古代国家的重要象征,其制定过程涉及政治、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而对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由沙陀贵族建立的王朝而言,制定国号时既要考虑如何承接前朝,以构建政权的合法性,又要顾及现实的政治博弈,需要以国号来加强集团内部的凝聚力。而在"胡汉语境消解"的背景下,攀附汉氏高门,成为了制定国号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这种行为又促进了以沙陀为首的各民族与汉人相融合。就此层面而言,国号背后所代表的正统性,不仅为各帝王本身解决了政治合法性的问题,也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引文
(1)[汉]班固撰,[清]陈立疏证,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2《号》,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3页。
(2)关于“国号”问题的研究用力较多的是胡阿祥,其陆续发表多篇相关文章,最终集中收入氏著:《正名中国:胡阿祥说国号》,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徐俊所著《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亦系统探讨了中国古代的国号问题,《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此外学界还有许多相关重要论文,如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陈得芝:《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以及疆域问题》,《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杜洪涛:《明代的国号出典与正统意涵》,《史林》2014年第2期。张雅晶:《“大清”国号词源研究》,《清史研究》2014年第3期。
(3)就笔者目力所及,仅靳润成:《五代十国国号与地域的关系》(《历史教学》1988年第5期)探讨了该问题。
(4)徐俊:《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第219页。
(5)徐氏称举后周为例,称当时已有“后唐”一词,参氏著《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第219页。其实后晋天福二年八月的大赦诏书中已提及“后唐”。《旧五代史》卷76《晋高祖纪二》云:“应自梁朝、后唐以来,前后奉使及北京沿边管界掳掠往向北人口,宜令官给钱物,差使赍持,往彼收赎,放归本家。”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006-1007页。
(1)按本文因涉及到唐与后唐的国号问题,为免引起混淆,行文中如无特殊说明,李存勖所建之唐一律称为“后唐”,李渊所建之唐一律称为“大唐”。
(2)[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5《唐故左龙武军统军检校司徒赠太保陇西李公神道碑》,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9281-9282页。
(3)《唐故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兼中书令晋王墓志铭并序》(简称《李克用墓志》),拓片照片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77页。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7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164-166页。但该录文有不少讹误,日本学者森部丰、石见清裕依据拓片照片重新进行录文、译注和研究,今依该本。参见森部丰、石见清裕:《唐末沙陀〈李克用墓志〉译注、考察》,《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18期,2003年,第17-52页。
(4)《旧五代史》卷30《庄宗纪四》,第422页。
(5)《旧五代史》卷31《庄宗纪五》,第425页。
(6)《旧五代史》卷29《庄宗纪三》,第404页。
(7)《旧五代史》卷31《庄宗纪五》云:“南郊礼仪使、太常卿李燕进太庙登歌酌献乐舞名,懿祖室曰《昭德之舞》,献祖室曰《文明之舞》,太祖室曰《应天之舞》,昭宗室曰《永平之舞》。”又云:“中书门下奏:‘懿祖陵请以永兴为名,献祖陵请以长宁为名,太祖陵请以建极为名。’”第425、432页。
(8)[宋]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93《宗庙考三》,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846页。
(1)[宋]王溥:《五代会要》卷2《庙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0页。
(2)《旧五代史》卷35《明宗纪一》,第491页。
(3)[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11《帝王部·继统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24页。
(4)《旧五代史》卷64《霍彦威传》,第852页。
(5)《旧五代史》卷58《李琪传》,第786页。
(1)《旧五代史》卷58《李琪传》云:“时琪奏中有‘败契丹之凶党,破真定之逆城’之言,诏曰:‘契丹即为凶党,真定不是逆城,李琪罚一月俸。’”第786页。
(2)《韩恭墓志》,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199页。
(3)《韩恭墓志》,《五代墓志汇考》,第199页。
(4)《旧五代史》卷30《唐庄宗纪四》云:“(同光元年十一月辛酉)邠州节度使、检校太保韩恭……并检校旧官,却复本任。”第420页。墓志中所谓“再任”,即《唐庄宗纪》中“检校旧官,却复本任”之意,可知邠州节度使检校太保是其在后梁后唐仕官的分界线。
(5)《戴思远墓志》,《五代墓志汇考》,第269页。
(6)《新五代史》卷60《职方考》云:“邓州,故属山南东道节度。梁破赵匡凝,分邓州置宣化军。唐改曰威胜。”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7页。
(7)《旧五代史》卷64《戴思远传》云:“及明宗袭下郓州,思远罢军权,降授宣化军留后。其年,庄宗入汴,思远自邓州入朝,复令归镇。”第856页。
(1)《李涛妻汪氏墓志》,《五代墓志汇考》,第148-149页。
(2)《旧五代史》卷134《僭伪·杨溥传》,第1783页。
(3)《任元页墓志》,《五代墓志汇考》,第183页。
(4)《孟知祥妻福庆长公主李氏墓志》,《五代墓志汇考》,第227页。
(5)《资治通鉴》卷280《后晋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138页。
(6)《旧五代史》卷75《晋高祖纪一》,第987页。
(7)《旧五代史》卷26《唐武皇纪下》,第360页。
(8)《资治通鉴》卷269贞明二年十二月条,第8810页。
(9)《旧五代史》卷28《唐庄宗纪三》,第389-390页。
(10)《旧五代史》卷137《外国·契丹传》,第1831页。
(1)《资治通鉴》卷276天成三年条,第9019、9021-9022页。参曾国富:《论五代时期对契丹的民族政策》,《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1年第3期。
(2)岑仲勉:《隋唐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13页。
(3)邓小南:《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文史哲》2005年第5期。
(4)《旧五代史》卷75《晋高祖纪一》,第977页。
(5)都兴智、田立坤:《后晋石重贵石延煦墓志铭考》,《文物》2004年第11期。
(6)如《新五代史》卷6《唐明宗纪》云:“(唐明宗)尝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岂足治天下。世乱久矣,愿天早生圣人。’”第66页。
(7)《史记》卷103《万石张叔列传》云:“万石君,名奋,其父赵人也,姓石氏。赵亡,徙居温。”第2763页。
(8)《资治通鉴》卷79《晋纪一》,第2491页。
(9)《史记》卷39《晋世家》,第1635-1636页。另参胡阿祥:《司马氏晋国号考说》,《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10)关于晋高祖对唐明宗的继承,参拙作:《以谁为父:后晋与契丹关系新解》,《史学月刊》2017年第3期。
(11)《王延胤墓志》,《五代墓志汇考》,第390页。
(1)《旧五代史》卷88《王庭胤传》,第1150页。
(2)为行文方便,下文均统一作“王延胤”。
(3)此处“其”指王处存之子王郜,也即王邺亦是王处直之子。
(4)《旧唐书》卷188《王处直传》,第4701页。
(5)《旧五代史》卷108《李崧传》云:“先是,长兴三年冬,契丹入云中,朝廷欲命重将镇太原,时晋祖为六军副使,以秦王从荣不轨,恳求外任,深有北门之望。而大臣以晋高祖方权兵柄,难以议之。一日,明宗怒其未奏,范延光、赵延寿等无对,退归本院,共议其事,方欲以康义诚为之。时崧最在下位,耸立请曰:‘朝廷重兵多在北边,须以重臣为帅,以某所见,非石太尉不可也。’会明宗令中使促之,众乃从其议。翌日,晋祖既受太原之命,使心腹达意于崧云:‘垒浮图须与合却尖。’盖感之深也。”第1420页。
(6)张其凡:《五代禁军初探》,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0-72页。
(7)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196-197页。
(8)同样据樊氏统计,后唐节帅142人,后梁出身30人,代北河东集团68人,身世不明者44人(大多出自河北地区的藩镇将吏),《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第164-165页。据此后唐代北河东出身的节帅比例只占47.9%(籍贯不明者不予统计),而后晋时期,这一比例同样为47.9%。
(9)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北京:中西书局,2014年,第178、192-193页。
(1)胡阿祥:《中国历史上的汉国号》,《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2)《册府元龟》卷95《帝王部·宥赦一四》,第1133页。
(3)《王建立妻田氏墓志》,《五代墓志汇考》,第460-461页。
(4)胡阿祥:《中国历史上的汉国号》,《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5)《新五代史》卷10《汉本纪》,第102页。
(6)《辽史》卷4《太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9页。
(7)《册府元龟》卷95《帝王部·宥赦一四》,第1133页。
(1)《册府元龟》卷26《帝王部·神助》,第288页。
(2)《晋书》卷114《苻坚载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29页。
(3)《旧五代史》卷100《汉高祖纪下》,第1336页。
(4)《五代会要》卷2《庙仪》,第30-36页。
(5)《宋史》卷262《窦贞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085-9086页。
(6)《宋史》卷263《张昭传》,第9090页。
(7)《宋史》卷263《张昭传》,第9085、9108页。
(1)《旧五代史》卷75《晋高祖纪一》,第986页。
(2)邓小南:《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文史哲》2005年第5期。
(2)关于“国号”问题的研究用力较多的是胡阿祥,其陆续发表多篇相关文章,最终集中收入氏著:《正名中国:胡阿祥说国号》,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徐俊所著《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亦系统探讨了中国古代的国号问题,《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此外学界还有许多相关重要论文,如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陈得芝:《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以及疆域问题》,《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杜洪涛:《明代的国号出典与正统意涵》,《史林》2014年第2期。张雅晶:《“大清”国号词源研究》,《清史研究》2014年第3期。
(3)就笔者目力所及,仅靳润成:《五代十国国号与地域的关系》(《历史教学》1988年第5期)探讨了该问题。
(4)徐俊:《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第219页。
(5)徐氏称举后周为例,称当时已有“后唐”一词,参氏著《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第219页。其实后晋天福二年八月的大赦诏书中已提及“后唐”。《旧五代史》卷76《晋高祖纪二》云:“应自梁朝、后唐以来,前后奉使及北京沿边管界掳掠往向北人口,宜令官给钱物,差使赍持,往彼收赎,放归本家。”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006-1007页。
(1)按本文因涉及到唐与后唐的国号问题,为免引起混淆,行文中如无特殊说明,李存勖所建之唐一律称为“后唐”,李渊所建之唐一律称为“大唐”。
(2)[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5《唐故左龙武军统军检校司徒赠太保陇西李公神道碑》,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9281-9282页。
(3)《唐故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兼中书令晋王墓志铭并序》(简称《李克用墓志》),拓片照片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77页。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7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164-166页。但该录文有不少讹误,日本学者森部丰、石见清裕依据拓片照片重新进行录文、译注和研究,今依该本。参见森部丰、石见清裕:《唐末沙陀〈李克用墓志〉译注、考察》,《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18期,2003年,第17-52页。
(4)《旧五代史》卷30《庄宗纪四》,第422页。
(5)《旧五代史》卷31《庄宗纪五》,第425页。
(6)《旧五代史》卷29《庄宗纪三》,第404页。
(7)《旧五代史》卷31《庄宗纪五》云:“南郊礼仪使、太常卿李燕进太庙登歌酌献乐舞名,懿祖室曰《昭德之舞》,献祖室曰《文明之舞》,太祖室曰《应天之舞》,昭宗室曰《永平之舞》。”又云:“中书门下奏:‘懿祖陵请以永兴为名,献祖陵请以长宁为名,太祖陵请以建极为名。’”第425、432页。
(8)[宋]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93《宗庙考三》,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846页。
(1)[宋]王溥:《五代会要》卷2《庙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0页。
(2)《旧五代史》卷35《明宗纪一》,第491页。
(3)[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11《帝王部·继统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24页。
(4)《旧五代史》卷64《霍彦威传》,第852页。
(5)《旧五代史》卷58《李琪传》,第786页。
(1)《旧五代史》卷58《李琪传》云:“时琪奏中有‘败契丹之凶党,破真定之逆城’之言,诏曰:‘契丹即为凶党,真定不是逆城,李琪罚一月俸。’”第786页。
(2)《韩恭墓志》,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199页。
(3)《韩恭墓志》,《五代墓志汇考》,第199页。
(4)《旧五代史》卷30《唐庄宗纪四》云:“(同光元年十一月辛酉)邠州节度使、检校太保韩恭……并检校旧官,却复本任。”第420页。墓志中所谓“再任”,即《唐庄宗纪》中“检校旧官,却复本任”之意,可知邠州节度使检校太保是其在后梁后唐仕官的分界线。
(5)《戴思远墓志》,《五代墓志汇考》,第269页。
(6)《新五代史》卷60《职方考》云:“邓州,故属山南东道节度。梁破赵匡凝,分邓州置宣化军。唐改曰威胜。”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7页。
(7)《旧五代史》卷64《戴思远传》云:“及明宗袭下郓州,思远罢军权,降授宣化军留后。其年,庄宗入汴,思远自邓州入朝,复令归镇。”第856页。
(1)《李涛妻汪氏墓志》,《五代墓志汇考》,第148-149页。
(2)《旧五代史》卷134《僭伪·杨溥传》,第1783页。
(3)《任元页墓志》,《五代墓志汇考》,第183页。
(4)《孟知祥妻福庆长公主李氏墓志》,《五代墓志汇考》,第227页。
(5)《资治通鉴》卷280《后晋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138页。
(6)《旧五代史》卷75《晋高祖纪一》,第987页。
(7)《旧五代史》卷26《唐武皇纪下》,第360页。
(8)《资治通鉴》卷269贞明二年十二月条,第8810页。
(9)《旧五代史》卷28《唐庄宗纪三》,第389-390页。
(10)《旧五代史》卷137《外国·契丹传》,第1831页。
(1)《资治通鉴》卷276天成三年条,第9019、9021-9022页。参曾国富:《论五代时期对契丹的民族政策》,《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1年第3期。
(2)岑仲勉:《隋唐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13页。
(3)邓小南:《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文史哲》2005年第5期。
(4)《旧五代史》卷75《晋高祖纪一》,第977页。
(5)都兴智、田立坤:《后晋石重贵石延煦墓志铭考》,《文物》2004年第11期。
(6)如《新五代史》卷6《唐明宗纪》云:“(唐明宗)尝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岂足治天下。世乱久矣,愿天早生圣人。’”第66页。
(7)《史记》卷103《万石张叔列传》云:“万石君,名奋,其父赵人也,姓石氏。赵亡,徙居温。”第2763页。
(8)《资治通鉴》卷79《晋纪一》,第2491页。
(9)《史记》卷39《晋世家》,第1635-1636页。另参胡阿祥:《司马氏晋国号考说》,《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10)关于晋高祖对唐明宗的继承,参拙作:《以谁为父:后晋与契丹关系新解》,《史学月刊》2017年第3期。
(11)《王延胤墓志》,《五代墓志汇考》,第390页。
(1)《旧五代史》卷88《王庭胤传》,第1150页。
(2)为行文方便,下文均统一作“王延胤”。
(3)此处“其”指王处存之子王郜,也即王邺亦是王处直之子。
(4)《旧唐书》卷188《王处直传》,第4701页。
(5)《旧五代史》卷108《李崧传》云:“先是,长兴三年冬,契丹入云中,朝廷欲命重将镇太原,时晋祖为六军副使,以秦王从荣不轨,恳求外任,深有北门之望。而大臣以晋高祖方权兵柄,难以议之。一日,明宗怒其未奏,范延光、赵延寿等无对,退归本院,共议其事,方欲以康义诚为之。时崧最在下位,耸立请曰:‘朝廷重兵多在北边,须以重臣为帅,以某所见,非石太尉不可也。’会明宗令中使促之,众乃从其议。翌日,晋祖既受太原之命,使心腹达意于崧云:‘垒浮图须与合却尖。’盖感之深也。”第1420页。
(6)张其凡:《五代禁军初探》,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0-72页。
(7)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196-197页。
(8)同样据樊氏统计,后唐节帅142人,后梁出身30人,代北河东集团68人,身世不明者44人(大多出自河北地区的藩镇将吏),《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第164-165页。据此后唐代北河东出身的节帅比例只占47.9%(籍贯不明者不予统计),而后晋时期,这一比例同样为47.9%。
(9)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北京:中西书局,2014年,第178、192-193页。
(1)胡阿祥:《中国历史上的汉国号》,《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2)《册府元龟》卷95《帝王部·宥赦一四》,第1133页。
(3)《王建立妻田氏墓志》,《五代墓志汇考》,第460-461页。
(4)胡阿祥:《中国历史上的汉国号》,《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5)《新五代史》卷10《汉本纪》,第102页。
(6)《辽史》卷4《太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9页。
(7)《册府元龟》卷95《帝王部·宥赦一四》,第1133页。
(1)《册府元龟》卷26《帝王部·神助》,第288页。
(2)《晋书》卷114《苻坚载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29页。
(3)《旧五代史》卷100《汉高祖纪下》,第1336页。
(4)《五代会要》卷2《庙仪》,第30-36页。
(5)《宋史》卷262《窦贞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085-9086页。
(6)《宋史》卷263《张昭传》,第9090页。
(7)《宋史》卷263《张昭传》,第9085、9108页。
(1)《旧五代史》卷75《晋高祖纪一》,第986页。
(2)邓小南:《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文史哲》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