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格崇拜”到“自主自我”——社会的心理学化与心灵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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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究明现代人缘何关注自我心灵、认可心理治疗,本文对相关的社会理论展开了考察,并探讨了心理学化社会的心灵治理。基于"人格崇拜",现代社会令个体树立起"人格神圣"的观念。而仪式行为互动论则进一步将世俗化社会中的个体自我神圣化。情感社会学综合了前两者之说,继而在人格、脸面的基础上开启了更具抽象意义的心灵神圣观。但是心灵神圣同时伴随着心理危机,作为重建个体与社会互动秩序的存在,心理治疗不只是解放心灵,还兼具对心灵的规训。为超越解放与规训的二元对立,实现"心灵解放",心灵治理指向了塑造具有"自主自我"的现代人。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a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to the recognition of psychotherapy by the general public. It is alleged that in the framework of Durkheim's persona worship, an individual is empowered by the idea of sacred individual personality in the modern society. It is further elevated to a sacred level by Goffman with reference to the individual face in the secularized society. The sociology of feeling and emotion synthesizes the former two theories,and makes a more abstract generalization of the mind holiness on the basis of personality and face. Soul governance points to the shaping of self-autonomy in order to transcend the duality of liberation and discipline,and realize mind liber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a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to the recognition of psychotherapy by the general public. It is alleged that in the framework of Durkheim's persona worship, an individual is empowered by the idea of sacred individual personality in the modern society. It is further elevated to a sacred level by Goffman with reference to the individual face in the secularized society. The sociology of feeling and emotion synthesizes the former two theories,and makes a more abstract generalization of the mind holiness on the basis of personality and face. Soul governance points to the shaping of self-autonomy in order to transcend the duality of liberation and discipline,and realize mind liberation.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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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飞宇,2017,《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精神分析理性化的知识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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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2002,The World Health Report(http:∥www.who.int/whr/2002/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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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简称,中文也译作“创伤后应急障碍”,最初出现在美国精神医学会所编写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简称DSM-Ⅲ)之中,在最新版的该手册中,PTSD意味着产生了“伴分离症状”,此外个体还会经历持续性或反复性的“人格解体”和“现实解体”(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编,2014:127)。
(1)在国内,由于心理治疗的发展路径在职业化过程中过度市场化,该职业在国家职业定位方面正面临困境:在2016年职业序列改订中,心理咨询师(即心理治疗师)被列入社会工作者序列;继而,在2017年,由于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公告暂停“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认证(人社部发[2017]68号文),对于心理咨询师重新职业化的政策至今仍不明朗。
(2)“心灵”是一个涵盖面极为宽泛又谱系纷繁的概念,在英文中除了heart,相似的词汇有mind、soul、psyche等。本文中对这些词的细微差异一般不作过分强调,通常译为心灵、灵魂或精神/心理。通过考察现代科学心理学得以确立的历史过程,我们发现,心理学同样是19世纪末各种学科制度化的产物之一,其研究对象从“灵魂”(soul)转向了“心理”(mind)。但较为特殊的是,在初创阶段,当时的宗教权威及与之有关的政治力量并未构成心理学的发展障碍:由于心理学把心灵的中心归结为“大脑”,并将心理意识二分为“意识”和“无意识”,因此反而在当时对基于新教伦理的神学产生了积极影响。换言之,科学的心理学的核心观念使其与基督教神学之间形成了政治联动(Reed,1997)。虽然界定心灵的确切含义以及检验有关心灵的各种知识之真伪并非本文的目的,面对多种多样的心理疗法、层出不穷的技术手段,探讨其背后的科学性和妥当性更非本文的主旨,但关注心灵和自我却有着社会学的传统。较早针对心灵概念及其系统开展讨论的是米德。米德认为有必要将心灵限制在人类有机体的范围内,他认为意义的控制机制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心灵”(mind)(米德,2008:117-119)。
(1)以往国内关注的“治理”通常指向更具宏观意义上的国家治理(渠敬东等,2009),而这里的“心灵治理”中所指的“治理”与以往所探讨的国家治理含义不同,其含义更多参照了福柯在《自我技术》(2016:51-104)中提出并得到罗斯(Rose,1999)批判性继承的主张,即这种技术在支配他人与支配自我之间形成相互联系。
(2)心灵治理在以往的研究中常常体现为情感治理。本文试图以现代社会中基于情感表达而被建构成类似某种实体性存在的“心灵”为考察对象。对心灵关注程度的提高与社会的“心理学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参照对医学化的考察(Conrad&Schneider,1992),个体层面的心理学化是指一种重视心理学知识、以此作为个人思考和行动的价值参照体系并在人际交往中依据这类知识和技能践行上述价值观的做法。而在社会层面,心理学化则表现为公众倾向于将社会问题的原因之一归结为心理问题加以理解和处置的状况。在一些发达国家,公众赞同而非反对这种心理学化价值观的“社会氛围”已逐渐形成。心理学化的含义与仅仅站在社会批判维度上的“心理主义化”不同。心理主义化的特征主要是社会成员遭遇问题时倾向于从心理问题寻找原因:比如,多数人认为社会状况无法改变,只能无条件适应,当无法适应社会状况时便过度指责自身,等等(Gross,1978)。
(3)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构成了现代学科分界中心理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对于两个学科间的关系,涂尔干在《人性的两重性及其社会条件》的开篇就谈到,社会学源于心理学,但同时社会学对心理学所做的贡献与它从心理学中得到的一样多(涂尔干,2006b:177)。
(1)诚然,涂尔干关注的是社会分工使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呈现为一种“有机团结”,这类团结与高等动物的器官之间的关联相类似。虽然高等动物的各器官有着各自的特征和自律性,但正是这些器官显著的个性特征使其形成的有机体具有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的统一性(涂尔干,2000:92)。与之类似,在社会分工导致的团结中,个体的各部分个性以及与他者相对独立的意识也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1)最新研究认为,涂尔干不仅在统计学、形态学意义上,更在基于宗教研究的哲学意义上证明了社会的本体论性质的存在依据(渠敬东,2017)。
(2)在博士论文中,戈夫曼坦承其研究的理论源泉是涂尔干和拉德克里夫-布朗的功能主义(Goffman,1953)。
(1)关于导致困窘的社会根源,可参阅王佳鹏(2017)的探讨。
(1)脸面具有神圣性,构成了戈夫曼“自我神圣”观念的重要部分。以一个剥离社会情境的场所为例,戈夫曼将精神病院等机构概括为“全控机构”,观察这一“社会丧失”的后果:当个体的自我尊严在一系列“剥离机制”之下丧失殆尽,被收容者仅仅成为赤裸裸的有机体存在,也即被“非人化”处置了。在这一机制作用下的“脸面”全失,将这些个体身上“自我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彻底打碎(Goffman,1961;杨锃,2014)。
(2)中文学术界对“the managed heart”的译法并不一致。大陆地区通常翻译为“被管理的心灵”(贝拉,2011:188),台湾地区则译为“情绪管理”。此外,日本学术界将之译作“管理された心”。综合相关讨论(淡卫军,2005;成伯清,2017),本文将“the managed heart”、“managing hear”t、“heart engineering”等统一译为“被管理的心灵”。
(1)由于医学话语及其处置方式在诊断、治疗等过程中不断扩展而试图将人与社会的几乎所有问题都纳入医疗介入范围的倾向,通常被称为“医学化”(Conrad&Schneider,1992)。与之相似,“心理学化”不仅仅指心理学知识的不断普及,还指由于知识的普及而导致对自身、他人及社会问题进行处置和解释的心理学知识得到广泛而深入的运用(Gross,1978)。与医学不同的是,心理学为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的个体提供了一整套建构自我身份的知识系统,因而仅影响私人领域,更影响着公共领域(Berger,1965)。
(1)霍氏的回答显得意味深长。她想象了当那位主张成为“高洁的自然(野蛮)人”(the noble savage)的卢梭在达美航空的飞机上遇上空姐时的场景。尽管高洁的自然人的特质受到心理治疗师的赞赏,但卢梭显出一副未受情感法则支配的面孔,并不会像赞赏者所期待的那样行动,既不会掩饰自己的愤怒,也不需要因自己情感起伏剧烈而接受须付费的心理治疗。总之,对他来说,无法想象情感上的商品化。实际上,由于不存在和感情相互联系的算计和意识,在现代社会中,高洁的自然人看起来真像是野蛮人---当然,霍氏强调的是,这些也使他看起来显得更自然(Hochschild,2012:193-194)。
(1)类似的观点还来自宗教学研究。维特斯从宗教学立场出发对心理治疗导致的道德相对主义进行了批判(Vits,1994)。
(2)与“处置心灵”十分密切的领域是精神卫生领域。20世纪60年代前后,受来自于“反精神医学”思潮及其相关的社会运动的影响,精神卫生成为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然而“反精神医学”的阵营十分复杂,福柯当时是否自觉站在这一立场上还有待考证,但是他的诸多研究结论事实上部分地构成了“反精神医学”的意识形态(杨锃,2014)。
(1)在这一领域,更细致的实证研究可详见古尔德的《人类的误测》(古尔德,2017)。作者主要通过对智商(IQ)测试的科学史考察,以极丰富的证据来证明智商测试的背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优生学、遗传论的技术运用,是为种族主义、不平等的阶层分化提供支撑的彻头彻尾的“伪科学”。
(2)类似观点可参照职业社会学视角下对精神医学兴起的历史过程的考察,这些考察呈现出了确凿的历史证据(阿伯特,2016:425-453)。
(1)心灵治理所必需的技术通常都来自于与处置心灵(psyche)相关的学科,如心理学、精神医学等。
(1)学界通常认为,心理学化的人性概念被统合于人本主义心理学之中。以亚伯拉罕·马斯洛、卡尔·罗杰斯和罗洛·梅等人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们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些重要特性有选择、价值、爱、创造力和自我觉察等。
(1)作为儒学东渐的成果之一,在日本近世儒学之中,山崎闇斋及其学派正是通过对“敬”这一“心的主宰性”的功夫进行挖掘,对其加以形而上学的重新解读,而再建构了“朱子学”(子安宣邦,2017:54)。
贝拉,罗伯特·N.等,2011,《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周穗明、翁寒松、翟宏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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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2012,《中译本前言》,爱弥尔·涂尔干《哲学讲稿》,渠敬东、杜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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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安东尼,2001,《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陈永国、汪民安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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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9,《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的通知》(教基一[2009]12号),8月12日(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5/200908/t20090812_818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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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埃米尔,2000,《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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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婷婷、张曙,2017,《认知行为治疗在丧亲照顾中应用成效的系统评价》,《社会建设》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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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心灵”是一个涵盖面极为宽泛又谱系纷繁的概念,在英文中除了heart,相似的词汇有mind、soul、psyche等。本文中对这些词的细微差异一般不作过分强调,通常译为心灵、灵魂或精神/心理。通过考察现代科学心理学得以确立的历史过程,我们发现,心理学同样是19世纪末各种学科制度化的产物之一,其研究对象从“灵魂”(soul)转向了“心理”(mind)。但较为特殊的是,在初创阶段,当时的宗教权威及与之有关的政治力量并未构成心理学的发展障碍:由于心理学把心灵的中心归结为“大脑”,并将心理意识二分为“意识”和“无意识”,因此反而在当时对基于新教伦理的神学产生了积极影响。换言之,科学的心理学的核心观念使其与基督教神学之间形成了政治联动(Reed,1997)。虽然界定心灵的确切含义以及检验有关心灵的各种知识之真伪并非本文的目的,面对多种多样的心理疗法、层出不穷的技术手段,探讨其背后的科学性和妥当性更非本文的主旨,但关注心灵和自我却有着社会学的传统。较早针对心灵概念及其系统开展讨论的是米德。米德认为有必要将心灵限制在人类有机体的范围内,他认为意义的控制机制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心灵”(mind)(米德,2008:117-119)。
(1)以往国内关注的“治理”通常指向更具宏观意义上的国家治理(渠敬东等,2009),而这里的“心灵治理”中所指的“治理”与以往所探讨的国家治理含义不同,其含义更多参照了福柯在《自我技术》(2016:51-104)中提出并得到罗斯(Rose,1999)批判性继承的主张,即这种技术在支配他人与支配自我之间形成相互联系。
(2)心灵治理在以往的研究中常常体现为情感治理。本文试图以现代社会中基于情感表达而被建构成类似某种实体性存在的“心灵”为考察对象。对心灵关注程度的提高与社会的“心理学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参照对医学化的考察(Conrad&Schneider,1992),个体层面的心理学化是指一种重视心理学知识、以此作为个人思考和行动的价值参照体系并在人际交往中依据这类知识和技能践行上述价值观的做法。而在社会层面,心理学化则表现为公众倾向于将社会问题的原因之一归结为心理问题加以理解和处置的状况。在一些发达国家,公众赞同而非反对这种心理学化价值观的“社会氛围”已逐渐形成。心理学化的含义与仅仅站在社会批判维度上的“心理主义化”不同。心理主义化的特征主要是社会成员遭遇问题时倾向于从心理问题寻找原因:比如,多数人认为社会状况无法改变,只能无条件适应,当无法适应社会状况时便过度指责自身,等等(Gross,1978)。
(3)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构成了现代学科分界中心理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对于两个学科间的关系,涂尔干在《人性的两重性及其社会条件》的开篇就谈到,社会学源于心理学,但同时社会学对心理学所做的贡献与它从心理学中得到的一样多(涂尔干,2006b:177)。
(1)诚然,涂尔干关注的是社会分工使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呈现为一种“有机团结”,这类团结与高等动物的器官之间的关联相类似。虽然高等动物的各器官有着各自的特征和自律性,但正是这些器官显著的个性特征使其形成的有机体具有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的统一性(涂尔干,2000:92)。与之类似,在社会分工导致的团结中,个体的各部分个性以及与他者相对独立的意识也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1)最新研究认为,涂尔干不仅在统计学、形态学意义上,更在基于宗教研究的哲学意义上证明了社会的本体论性质的存在依据(渠敬东,2017)。
(2)在博士论文中,戈夫曼坦承其研究的理论源泉是涂尔干和拉德克里夫-布朗的功能主义(Goffman,1953)。
(1)关于导致困窘的社会根源,可参阅王佳鹏(2017)的探讨。
(1)脸面具有神圣性,构成了戈夫曼“自我神圣”观念的重要部分。以一个剥离社会情境的场所为例,戈夫曼将精神病院等机构概括为“全控机构”,观察这一“社会丧失”的后果:当个体的自我尊严在一系列“剥离机制”之下丧失殆尽,被收容者仅仅成为赤裸裸的有机体存在,也即被“非人化”处置了。在这一机制作用下的“脸面”全失,将这些个体身上“自我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彻底打碎(Goffman,1961;杨锃,2014)。
(2)中文学术界对“the managed heart”的译法并不一致。大陆地区通常翻译为“被管理的心灵”(贝拉,2011:188),台湾地区则译为“情绪管理”。此外,日本学术界将之译作“管理された心”。综合相关讨论(淡卫军,2005;成伯清,2017),本文将“the managed heart”、“managing hear”t、“heart engineering”等统一译为“被管理的心灵”。
(1)由于医学话语及其处置方式在诊断、治疗等过程中不断扩展而试图将人与社会的几乎所有问题都纳入医疗介入范围的倾向,通常被称为“医学化”(Conrad&Schneider,1992)。与之相似,“心理学化”不仅仅指心理学知识的不断普及,还指由于知识的普及而导致对自身、他人及社会问题进行处置和解释的心理学知识得到广泛而深入的运用(Gross,1978)。与医学不同的是,心理学为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的个体提供了一整套建构自我身份的知识系统,因而仅影响私人领域,更影响着公共领域(Berger,1965)。
(1)霍氏的回答显得意味深长。她想象了当那位主张成为“高洁的自然(野蛮)人”(the noble savage)的卢梭在达美航空的飞机上遇上空姐时的场景。尽管高洁的自然人的特质受到心理治疗师的赞赏,但卢梭显出一副未受情感法则支配的面孔,并不会像赞赏者所期待的那样行动,既不会掩饰自己的愤怒,也不需要因自己情感起伏剧烈而接受须付费的心理治疗。总之,对他来说,无法想象情感上的商品化。实际上,由于不存在和感情相互联系的算计和意识,在现代社会中,高洁的自然人看起来真像是野蛮人---当然,霍氏强调的是,这些也使他看起来显得更自然(Hochschild,2012:193-194)。
(1)类似的观点还来自宗教学研究。维特斯从宗教学立场出发对心理治疗导致的道德相对主义进行了批判(Vits,1994)。
(2)与“处置心灵”十分密切的领域是精神卫生领域。20世纪60年代前后,受来自于“反精神医学”思潮及其相关的社会运动的影响,精神卫生成为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然而“反精神医学”的阵营十分复杂,福柯当时是否自觉站在这一立场上还有待考证,但是他的诸多研究结论事实上部分地构成了“反精神医学”的意识形态(杨锃,2014)。
(1)在这一领域,更细致的实证研究可详见古尔德的《人类的误测》(古尔德,2017)。作者主要通过对智商(IQ)测试的科学史考察,以极丰富的证据来证明智商测试的背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优生学、遗传论的技术运用,是为种族主义、不平等的阶层分化提供支撑的彻头彻尾的“伪科学”。
(2)类似观点可参照职业社会学视角下对精神医学兴起的历史过程的考察,这些考察呈现出了确凿的历史证据(阿伯特,2016:425-453)。
(1)心灵治理所必需的技术通常都来自于与处置心灵(psyche)相关的学科,如心理学、精神医学等。
(1)学界通常认为,心理学化的人性概念被统合于人本主义心理学之中。以亚伯拉罕·马斯洛、卡尔·罗杰斯和罗洛·梅等人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们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些重要特性有选择、价值、爱、创造力和自我觉察等。
(1)作为儒学东渐的成果之一,在日本近世儒学之中,山崎闇斋及其学派正是通过对“敬”这一“心的主宰性”的功夫进行挖掘,对其加以形而上学的重新解读,而再建构了“朱子学”(子安宣邦,201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