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尼游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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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篇为《藏尼游记》之终结篇。文中记述欧阳无畏于1937年末至1938年初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和返回西藏拉萨的行记。日记书写某喇嘛与代表中央政府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圆满完成任务后到访尼泊尔的黄慕松专使对话,讲述其目击黄慕松对尼泊尔政府领导人摩诃罗宰的严词正告:"你要时时记住,西藏属于中国"!此外,欧阳无畏在尼京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政府强迫尼人弃佛教改崇印度教,禁止尼人学习尼文""廓尔喀统治下之尼国,真无天理可言,尼人受其不平等之待遇亦已矣""廓尔喀人常常破坏甘地所领导之印度革命运动,印度党人时常被廓尔喀兵士袭杀""廓尔喀人,英人令枭其父母首级来,亦悍然为之"。其顺利返回拉萨后,在日记附记中还对尼泊尔地缘区位发出"实西藏边防最可靠之安全保障,应从速树立对尼正常外交之基础"的呼吁。其历史行走的白描书写表现出他对待藏事的智慧与仁勇。文中亦见民族歧视之语,为忠实原文,未予删减,望读者察之。
This is the last chapter of A Journey to Tibetan and Nepal, which has recorded travels of OuyangWuwei from late 1937 to early 1938 from Kathmandu, Nepal and the returning to Lhasa, Tibet. His narrative andexclam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ituation emanated his wisdom and courage in dealing with the affairs ofTibet. There were also some ethnic discrimination words. The complier did no exclusion on those words in orderto be faithful with the original edition and hope readers can perceive with that.
This is the last chapter of A Journey to Tibetan and Nepal, which has recorded travels of OuyangWuwei from late 1937 to early 1938 from Kathmandu, Nepal and the returning to Lhasa, Tibet. His narrative andexclam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ituation emanated his wisdom and courage in dealing with the affairs ofTibet. There were also some ethnic discrimination words. The complier did no exclusion on those words in orderto be faithful with the original edition and hope readers can perceive with that.
引文
[1]从台湾地区“国史馆”藏《积极治边(五)》/033解密档案得知:1937年11月30日,军事委员会电令蒋致余“暂勿离藏,以资镇摄”。欧阳无畏书写此日记时间是1937年10月11日,此时蒋致余依然在藏履行公职,据此,欧阳无畏的揣测是不准确的。
[2]2016年11月,笔者前往台湾地区“国史馆”查询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存有张筱舟人事档案袋,入藏登录号129000107484A,张筱舟另名张兰亭,由于该档案尚未解密,需申请阅览。另,此档案暂不对中国大陆及港澳居民开放。
[3]黄慕松(1884-1937),又名黄承恩,广东梅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历任陆军小学教官、参谋本部第五局长、军事善后委员会委员、北平陆军大学校长、国民政府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局长。笔者2014年在台湾地区“国史馆”查询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所藏黄慕松人事资料袋,记载详尽:1935年3月15日特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3月25日就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2月12日辞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同日特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2月16日就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36年7月29日调任广东省主席,1937年病逝于广州。值得一提的是,黄慕松1934年任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专使,代表中央政府赴拉萨主持册封及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大典,完后任务后于1935年初自西藏经尼泊尔、印度回国。
[4]花名,又名曼陀罗,“为一年生草,茎直上,高四五尺,叶作卵形,常有缺刻。夏日开大紫花,有漏斗形之合瓣花冠,边缘五裂,实为裂果,面生多刺,性有毒,以其叶杂烟草中同吸。能止咳嗽,过量则能致死”(林光明监修、林胜仪汇编:《新编佛学大辞典》,台北:嘉丰出版社,2011年,第942页)。
[5]又译为卡林蓬,是印度东北部西孟加拉邦的一个城镇,人口约50000人。
[6]廓尔喀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民族名称,因为它从来就不是指某个单一的民族。廓尔喀是一个地名,后来被用作王国名,“而在这个王国统治之下的臣民由好几个民族组成。所以说,将‘廓尔喀’作为一个民族的概念是不科学的”(王宏纬、鲁正华:《尼泊尔民族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第59页)。
[7]巴文峻(1901-1987),字维菘,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旗人,北京蒙藏学校毕业。其青年时期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曾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参加过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其介绍人是周恩来。回国后,1929年任国民政府特使,赴尼泊尔解决中、尼边界问题,受到尼泊尔国王隆重礼遇。1933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1949年9月,巴文竣与阿拉善旗王爷达理扎雅、白海风、何兆麟等联名发表起义通电,阿拉善旗宣告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文峻任内蒙古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内蒙古林学院副院长。
[8]1814年英尼战争后,英国在尼泊尔取得了招募廓尔喀兵士的特权。值得说明的是:尼泊尔并没有廓尔喀族,之所以被英国称之为廓尔喀兵士或士兵,“主要是延用了沙阿王朝在统一尼泊尔前原来所建的国名(廓尔喀王国)的缘故……由于廓尔喀士兵骁勇善战又最守纪律,所以一个半世纪以来英国对他们的招募工作从未间断”(《尼泊尔民族志》,第261页)。
[9]尼泊尔人死亡后实行火葬,火葬一般在河边举行,“在火化尸体时,最后留取一根骨头,其余的骨灰抛入河中。留取的这根骨头要埋在河中心的河床之中。有钱的人家往往要把这根余骨送到印度的圣地贝拿勒斯,抛入那里的圣河——恒河之中”(《尼泊尔民族志》,第83页)。
[10]欧阳无畏所述,设身处地分析,其判断是有远见的。因为此时德国并不赞成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德国外长麦根逊于1937年7月20日就向各驻外使团发电要求“在远东冲突中保持严格的中立”。但日本却“要求德国作出友好的姿态来改善日本人的感觉”,于是1937年7月27日德国一方面对日本陆军省次官表态“停止向中国提供武器”(DGFP,Series D,Vol.1,pp.733-740,转引自王建朗主编、马振犊、张俊义副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七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26-227页),一方面向中国继续提供战争物资。1938年3月后,德国开始调整其远东政策,“希特勒发表承认伪满洲国演说”(《战时外交》第2卷,第682页,转引自《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七卷,第298页),撤回在华军事顾问及德侨,极力疏华亲日,欧阳无畏对德国、日本局势的研判可谓一语中的。
[11]河口慧海(1866-1945),戒名慧海仁广,佛教学者,精通日文、中文、英文、藏文、梵文、巴利文。其因医术高明而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接见。著有《西藏旅行记》《第二回西藏旅行记》。河口慧海是“历史上第一位进入西藏拉萨的日本人,从此拉开了历史上日本与我国西藏直接接触的序幕。河口慧海两度进藏的目的是为了收集佛教原典,而且他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与同时期进藏的日本人不同的是,河口慧海既非受官方派遣,亦非宗教寺院派遣,而是根据个人的意愿进入西藏,这使他的入藏活动具有某种灵活性和自由度,这也是他归国后一直在民间活动,没有涉足于政治的主要原因之一。河口慧海对处于萌芽发展时期的日本藏学研究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是日本藏学研究的先驱者。不过,如果纵览他一生的话,他还始终是一个追求佛教真理的求道者,是一个具有异常体验的苦行僧”(秦永章:《日本涉藏史——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61页)。2014年1月,河口慧海的《西藏旅行记》中文版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书名为《100年前西藏独行记》。
[12]炊器,或有两耳,盛行于汉代。
[13]聂拉木藏语意为“颈道”,位于雅鲁藏布江上游南岸,距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40千米,是祖国西南边陲的前哨,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聂拉木县是珠穆朗玛峰国家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改革前夕,由于叛乱集团散布反动谣言,聂拉木境内大部分群众外逃。从1959~1967年,先后有792户2973人外逃,一些边境村几乎成了无人村”(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西藏自治区聂拉木县地方编纂委员会编撰:《聂拉木县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14]公元1937年10月15日。
[15]今译为潘杰林寺,全名“甘丹夏珠潘杰林寺”,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聂拉木镇江林村,由藏传佛教噶举派第二代宗师米拉日巴创建,初奉噶举派,后改宗教格鲁派。该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毁,1983年重建,现有杜康殿、米拉日巴修行洞、热穷巴修行洞、护法神殿。“集会大殿内供奉有黄金质地的格鲁派三师徒像、噶当塔等具有较高价值的文物二十余件”(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编撰:《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上)》,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570页)。
[16]今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岗嘎镇朗果村。此寺是公元12世纪由古印度高僧帕·荡芭桑杰创建,尊奉宁玛派。殿门上悬挂清中央政府定日汛防守备赵世过书写的“荡芭寺”汉文匾额,寺内藏有《甘珠尔》。主殿“内立6圆柱,中间2柱升起天窗,殿内四壁原绘壁画内容已不可识。主殿左侧为护法神殿,殿内立4柱,门楣雕八面狮身伏兽作为承檐,殿内供帕·荡芭桑杰、米拉日巴、宗喀巴等塑像,共15尊”(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西藏自治区定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撰:《定日县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第541页)。
[17]九世班禅于1937年12月1日深夜在青海玉树圆寂。
[18]位于西藏自治区西南边境,珠穆朗玛峰北坡,平均海拔4500米。定日藏语音译“第哩朗果”,民间认为“定日”名称的出现与藏传佛教“密宗息解派法主印度密宗大师帕·荡芭桑杰进藏寻石传法有关”(《定日县志》,第2页)。
[19]欧阳无畏所述此湖,经笔者多方考证后认为是位于定日县长所乡的构造湖,海拔4165米,湖水苦、咸、涩,含氟、锂,“湖水不能饮用,湖中有鱼和水鸟”(《定日县志》,第39页)。
[20]1935年11月3日,一份密电自拉萨蒋致余发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机要室,接电人是蒋介石,密电内容是九世班禅的代表康福安“在藏为中央联络藏官、调查藏事”,呈请蒋介石“俯赐名义俾使在藏办事顺利”。详见台湾地区“国史馆”藏《积极治边(四)》/017,《蒋致余电蒋中正恳给予康福安参议名义并酌给补助费》,典藏号00209010200015017。
[21]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昂仁县昂仁却德寺,亦称昂仁寺或绛昂仁大寺,是札什伦布所属四大寺院之一。该寺始建于1225年,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改奉格鲁派。原寺“建筑群面积较大,依山势起伏折转形成错落有致的平面布局,其建筑有杜康(大殿)、强巴佛殿、贡康(护法神殿)、颇章、曲热(辩经场)、却得拉章、伙房、稽康、扎厦(僧舍)等单元,占地面积二千多平方米。在整个建筑群的最北端有高大的晒佛台三座,其宽约30米,通高50米。杜康大殿原有86柱,供奉有大小镀金佛像四百余尊,其中有11尊高达10米。杜康大殿之北的颇章为迎请班禅大师所建,宗喀巴在推行宗教改革的过程中曾亲临此寺讲经传法。却得寺在萨迦派时期规模最大时曾拥有7000多名僧侣(包括下属的21座寺院),每年冬夏两季分别要举行盛大的法会,成为当时颇具影响的寺院。在17世纪以前,寺尚有萨迦派札仓15所、格鲁派札仓10所,以后则完全转为格鲁派”(《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上)》,第477-479页)。
[22]欧阳无畏所述的殿楼实为强巴佛殿,其目击的弥勒像是“高达40米的主尊镀金强巴佛铜像,据说相同高达的强巴佛像在后藏地区仅有3处,分别是仁布县绒强巴寺、萨迦县赤乌强巴寺和昂仁却得寺”(《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上)》,第477页)。
[23]藏传佛教萨迦派均有此殿。
[24]达赖喇嘛。
[25]班禅额尔德尼。
[26]今称西姆拉会议。此会议是英国政府迫使北京政府参加的中国、英国及西藏地方三方会议,是英国勾结西藏上层分裂分子进行的妄图分裂我国西藏的阴谋。会议于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在印度喜马偕尔邦西姆拉举行,最后经过艰难谈判,迫于舆论压力,北京政府拒绝签署《西姆拉条约》。俄国纳博科夫在西姆拉会议结束后立即向俄国外交副大臣阿纳托利·阿纳托利耶维奇发出密码紧急报告:“英国人并未完成其担负的所有使命”(《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英中藏”西姆拉会议》,第210-211页,转引自《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一卷,第823页)。此后,由于袁世凯为复辟帝制,“不敢针锋相对地与英国抗争”,加之欧洲局势动荡,“这个条约不仅是英藏之间秘密交易的非法条约,而且成为英帝国主义者阴谋使西藏脱离祖国版图的有力罪证”(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吾坚、平措次仁著,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德存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出版,2004年,第987页),西藏问题遂成悬案。“西姆拉会议后的中华民国在西藏地方三十五年的历史,就是英国和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竭力想按西姆拉条约约束中国政府、排斥中国在藏主权而最后未能排除,中国政府继续抵制西姆拉条约、竭力保住中国在藏可能丧失的主权而最后没有丧失的历史”(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西藏历史地位辨——评夏格巴<藏区政治史>和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270页)。
[27]今通译夏札·边觉多吉,亦有译伦钦夏托拉、伦钦夏札。夏札全称夏札沃巴或沙扎沃巴,是西藏甘丹寺所在的那座山脚下庄园名称。“在八世达赖喇嘛的时候,它改称沙扎沃巴,以此作为这个家族努力谋求在拉萨权力政治中获得甘丹寺僧人的帮助的一项措施”([意]毕达克著,沈卫荣、宋黎明译,邓锐龄校:《西藏的贵族和政府:1728~1959》,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他是西姆拉会议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特使暨西藏全权代表——首席噶伦,其被英国逼迫在麦克马洪所划的印度和西藏分界的地图上画押,将边界线向北推移了100千米,据此英印政府蚕食了中国9万多平方千米的土地,直接导致了1962年的中印战争。“夏札回到拉萨后,他发现达赖喇嘛对他在谈判中的所做所为很不满意”([英]查尔斯·贝尔著,冯其友、何盛秋、刘仁杰、尹建新、段稚荃、莫兆鹏合译,葛冠宇校:《十三世达赖喇嘛传》,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1985年,第195页)。其任职时间是1911~1919故。详见喜饶尼玛:《西藏地方职官》(1911-1951),引自氏著:《近代藏事研究》,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75页。
[28]今通译为拉孜曲德寺,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拉孜县拉孜镇雅鲁藏布江畔。“拉孜曲德寺是五世达赖喇嘛所创建13座寺庙中的第四座,信奉格鲁教派,为日喀则札什伦布寺属寺,寺庙主持堪布由札什伦布寺院指派”(《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上)》,第586页)。
[29]欧阳无畏当时所目击的正殿“壁画保存完好,主要有释迦牟尼佛本生故事和尊胜佛传等”(《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上)》,第586页)。
[30]藏传佛教密宗的毘卢遮那佛,是密宗的本尊,译为大日,“毘者最高显也,卢遮那者广眼也”(《新编佛学大辞典》,第190页)。
[31]今通译为彭措林寺,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拉孜县彭措林乡政府所在地,海拔4050米。“彭措林寺最初建于1615年,属于觉囊教派,原名为碍丹曲林,清代初期改奉格鲁派。彭措林寺是西藏当时十三座改宗寺院之一。彭措林寺的壁画及雕刻在西藏很著名。内容以佛本生故事为题材,整个壁画的人物形象、颜料搭配都很到位。据寺志记载,二层回廊上的壁画受齐岗画风影响”(《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上)》,第603页)。
[32]公元1625年5月6日至6月4日之间。
[33]有译为多热却塔。
[34]自1937年7月15日至1938年1月22日,共计192天。
[2]2016年11月,笔者前往台湾地区“国史馆”查询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存有张筱舟人事档案袋,入藏登录号129000107484A,张筱舟另名张兰亭,由于该档案尚未解密,需申请阅览。另,此档案暂不对中国大陆及港澳居民开放。
[3]黄慕松(1884-1937),又名黄承恩,广东梅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历任陆军小学教官、参谋本部第五局长、军事善后委员会委员、北平陆军大学校长、国民政府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局长。笔者2014年在台湾地区“国史馆”查询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所藏黄慕松人事资料袋,记载详尽:1935年3月15日特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3月25日就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2月12日辞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同日特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2月16日就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36年7月29日调任广东省主席,1937年病逝于广州。值得一提的是,黄慕松1934年任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专使,代表中央政府赴拉萨主持册封及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大典,完后任务后于1935年初自西藏经尼泊尔、印度回国。
[4]花名,又名曼陀罗,“为一年生草,茎直上,高四五尺,叶作卵形,常有缺刻。夏日开大紫花,有漏斗形之合瓣花冠,边缘五裂,实为裂果,面生多刺,性有毒,以其叶杂烟草中同吸。能止咳嗽,过量则能致死”(林光明监修、林胜仪汇编:《新编佛学大辞典》,台北:嘉丰出版社,2011年,第942页)。
[5]又译为卡林蓬,是印度东北部西孟加拉邦的一个城镇,人口约50000人。
[6]廓尔喀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民族名称,因为它从来就不是指某个单一的民族。廓尔喀是一个地名,后来被用作王国名,“而在这个王国统治之下的臣民由好几个民族组成。所以说,将‘廓尔喀’作为一个民族的概念是不科学的”(王宏纬、鲁正华:《尼泊尔民族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第59页)。
[7]巴文峻(1901-1987),字维菘,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旗人,北京蒙藏学校毕业。其青年时期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曾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参加过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其介绍人是周恩来。回国后,1929年任国民政府特使,赴尼泊尔解决中、尼边界问题,受到尼泊尔国王隆重礼遇。1933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1949年9月,巴文竣与阿拉善旗王爷达理扎雅、白海风、何兆麟等联名发表起义通电,阿拉善旗宣告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文峻任内蒙古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内蒙古林学院副院长。
[8]1814年英尼战争后,英国在尼泊尔取得了招募廓尔喀兵士的特权。值得说明的是:尼泊尔并没有廓尔喀族,之所以被英国称之为廓尔喀兵士或士兵,“主要是延用了沙阿王朝在统一尼泊尔前原来所建的国名(廓尔喀王国)的缘故……由于廓尔喀士兵骁勇善战又最守纪律,所以一个半世纪以来英国对他们的招募工作从未间断”(《尼泊尔民族志》,第261页)。
[9]尼泊尔人死亡后实行火葬,火葬一般在河边举行,“在火化尸体时,最后留取一根骨头,其余的骨灰抛入河中。留取的这根骨头要埋在河中心的河床之中。有钱的人家往往要把这根余骨送到印度的圣地贝拿勒斯,抛入那里的圣河——恒河之中”(《尼泊尔民族志》,第83页)。
[10]欧阳无畏所述,设身处地分析,其判断是有远见的。因为此时德国并不赞成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德国外长麦根逊于1937年7月20日就向各驻外使团发电要求“在远东冲突中保持严格的中立”。但日本却“要求德国作出友好的姿态来改善日本人的感觉”,于是1937年7月27日德国一方面对日本陆军省次官表态“停止向中国提供武器”(DGFP,Series D,Vol.1,pp.733-740,转引自王建朗主编、马振犊、张俊义副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七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26-227页),一方面向中国继续提供战争物资。1938年3月后,德国开始调整其远东政策,“希特勒发表承认伪满洲国演说”(《战时外交》第2卷,第682页,转引自《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七卷,第298页),撤回在华军事顾问及德侨,极力疏华亲日,欧阳无畏对德国、日本局势的研判可谓一语中的。
[11]河口慧海(1866-1945),戒名慧海仁广,佛教学者,精通日文、中文、英文、藏文、梵文、巴利文。其因医术高明而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接见。著有《西藏旅行记》《第二回西藏旅行记》。河口慧海是“历史上第一位进入西藏拉萨的日本人,从此拉开了历史上日本与我国西藏直接接触的序幕。河口慧海两度进藏的目的是为了收集佛教原典,而且他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与同时期进藏的日本人不同的是,河口慧海既非受官方派遣,亦非宗教寺院派遣,而是根据个人的意愿进入西藏,这使他的入藏活动具有某种灵活性和自由度,这也是他归国后一直在民间活动,没有涉足于政治的主要原因之一。河口慧海对处于萌芽发展时期的日本藏学研究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是日本藏学研究的先驱者。不过,如果纵览他一生的话,他还始终是一个追求佛教真理的求道者,是一个具有异常体验的苦行僧”(秦永章:《日本涉藏史——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61页)。2014年1月,河口慧海的《西藏旅行记》中文版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书名为《100年前西藏独行记》。
[12]炊器,或有两耳,盛行于汉代。
[13]聂拉木藏语意为“颈道”,位于雅鲁藏布江上游南岸,距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40千米,是祖国西南边陲的前哨,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聂拉木县是珠穆朗玛峰国家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改革前夕,由于叛乱集团散布反动谣言,聂拉木境内大部分群众外逃。从1959~1967年,先后有792户2973人外逃,一些边境村几乎成了无人村”(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西藏自治区聂拉木县地方编纂委员会编撰:《聂拉木县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14]公元1937年10月15日。
[15]今译为潘杰林寺,全名“甘丹夏珠潘杰林寺”,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聂拉木镇江林村,由藏传佛教噶举派第二代宗师米拉日巴创建,初奉噶举派,后改宗教格鲁派。该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毁,1983年重建,现有杜康殿、米拉日巴修行洞、热穷巴修行洞、护法神殿。“集会大殿内供奉有黄金质地的格鲁派三师徒像、噶当塔等具有较高价值的文物二十余件”(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编撰:《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上)》,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570页)。
[16]今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岗嘎镇朗果村。此寺是公元12世纪由古印度高僧帕·荡芭桑杰创建,尊奉宁玛派。殿门上悬挂清中央政府定日汛防守备赵世过书写的“荡芭寺”汉文匾额,寺内藏有《甘珠尔》。主殿“内立6圆柱,中间2柱升起天窗,殿内四壁原绘壁画内容已不可识。主殿左侧为护法神殿,殿内立4柱,门楣雕八面狮身伏兽作为承檐,殿内供帕·荡芭桑杰、米拉日巴、宗喀巴等塑像,共15尊”(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西藏自治区定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撰:《定日县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第541页)。
[17]九世班禅于1937年12月1日深夜在青海玉树圆寂。
[18]位于西藏自治区西南边境,珠穆朗玛峰北坡,平均海拔4500米。定日藏语音译“第哩朗果”,民间认为“定日”名称的出现与藏传佛教“密宗息解派法主印度密宗大师帕·荡芭桑杰进藏寻石传法有关”(《定日县志》,第2页)。
[19]欧阳无畏所述此湖,经笔者多方考证后认为是位于定日县长所乡的构造湖,海拔4165米,湖水苦、咸、涩,含氟、锂,“湖水不能饮用,湖中有鱼和水鸟”(《定日县志》,第39页)。
[20]1935年11月3日,一份密电自拉萨蒋致余发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机要室,接电人是蒋介石,密电内容是九世班禅的代表康福安“在藏为中央联络藏官、调查藏事”,呈请蒋介石“俯赐名义俾使在藏办事顺利”。详见台湾地区“国史馆”藏《积极治边(四)》/017,《蒋致余电蒋中正恳给予康福安参议名义并酌给补助费》,典藏号00209010200015017。
[21]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昂仁县昂仁却德寺,亦称昂仁寺或绛昂仁大寺,是札什伦布所属四大寺院之一。该寺始建于1225年,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改奉格鲁派。原寺“建筑群面积较大,依山势起伏折转形成错落有致的平面布局,其建筑有杜康(大殿)、强巴佛殿、贡康(护法神殿)、颇章、曲热(辩经场)、却得拉章、伙房、稽康、扎厦(僧舍)等单元,占地面积二千多平方米。在整个建筑群的最北端有高大的晒佛台三座,其宽约30米,通高50米。杜康大殿原有86柱,供奉有大小镀金佛像四百余尊,其中有11尊高达10米。杜康大殿之北的颇章为迎请班禅大师所建,宗喀巴在推行宗教改革的过程中曾亲临此寺讲经传法。却得寺在萨迦派时期规模最大时曾拥有7000多名僧侣(包括下属的21座寺院),每年冬夏两季分别要举行盛大的法会,成为当时颇具影响的寺院。在17世纪以前,寺尚有萨迦派札仓15所、格鲁派札仓10所,以后则完全转为格鲁派”(《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上)》,第477-479页)。
[22]欧阳无畏所述的殿楼实为强巴佛殿,其目击的弥勒像是“高达40米的主尊镀金强巴佛铜像,据说相同高达的强巴佛像在后藏地区仅有3处,分别是仁布县绒强巴寺、萨迦县赤乌强巴寺和昂仁却得寺”(《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上)》,第477页)。
[23]藏传佛教萨迦派均有此殿。
[24]达赖喇嘛。
[25]班禅额尔德尼。
[26]今称西姆拉会议。此会议是英国政府迫使北京政府参加的中国、英国及西藏地方三方会议,是英国勾结西藏上层分裂分子进行的妄图分裂我国西藏的阴谋。会议于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在印度喜马偕尔邦西姆拉举行,最后经过艰难谈判,迫于舆论压力,北京政府拒绝签署《西姆拉条约》。俄国纳博科夫在西姆拉会议结束后立即向俄国外交副大臣阿纳托利·阿纳托利耶维奇发出密码紧急报告:“英国人并未完成其担负的所有使命”(《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英中藏”西姆拉会议》,第210-211页,转引自《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一卷,第823页)。此后,由于袁世凯为复辟帝制,“不敢针锋相对地与英国抗争”,加之欧洲局势动荡,“这个条约不仅是英藏之间秘密交易的非法条约,而且成为英帝国主义者阴谋使西藏脱离祖国版图的有力罪证”(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吾坚、平措次仁著,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德存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出版,2004年,第987页),西藏问题遂成悬案。“西姆拉会议后的中华民国在西藏地方三十五年的历史,就是英国和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竭力想按西姆拉条约约束中国政府、排斥中国在藏主权而最后未能排除,中国政府继续抵制西姆拉条约、竭力保住中国在藏可能丧失的主权而最后没有丧失的历史”(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西藏历史地位辨——评夏格巴<藏区政治史>和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270页)。
[27]今通译夏札·边觉多吉,亦有译伦钦夏托拉、伦钦夏札。夏札全称夏札沃巴或沙扎沃巴,是西藏甘丹寺所在的那座山脚下庄园名称。“在八世达赖喇嘛的时候,它改称沙扎沃巴,以此作为这个家族努力谋求在拉萨权力政治中获得甘丹寺僧人的帮助的一项措施”([意]毕达克著,沈卫荣、宋黎明译,邓锐龄校:《西藏的贵族和政府:1728~1959》,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他是西姆拉会议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特使暨西藏全权代表——首席噶伦,其被英国逼迫在麦克马洪所划的印度和西藏分界的地图上画押,将边界线向北推移了100千米,据此英印政府蚕食了中国9万多平方千米的土地,直接导致了1962年的中印战争。“夏札回到拉萨后,他发现达赖喇嘛对他在谈判中的所做所为很不满意”([英]查尔斯·贝尔著,冯其友、何盛秋、刘仁杰、尹建新、段稚荃、莫兆鹏合译,葛冠宇校:《十三世达赖喇嘛传》,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1985年,第195页)。其任职时间是1911~1919故。详见喜饶尼玛:《西藏地方职官》(1911-1951),引自氏著:《近代藏事研究》,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75页。
[28]今通译为拉孜曲德寺,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拉孜县拉孜镇雅鲁藏布江畔。“拉孜曲德寺是五世达赖喇嘛所创建13座寺庙中的第四座,信奉格鲁教派,为日喀则札什伦布寺属寺,寺庙主持堪布由札什伦布寺院指派”(《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上)》,第586页)。
[29]欧阳无畏当时所目击的正殿“壁画保存完好,主要有释迦牟尼佛本生故事和尊胜佛传等”(《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上)》,第586页)。
[30]藏传佛教密宗的毘卢遮那佛,是密宗的本尊,译为大日,“毘者最高显也,卢遮那者广眼也”(《新编佛学大辞典》,第190页)。
[31]今通译为彭措林寺,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拉孜县彭措林乡政府所在地,海拔4050米。“彭措林寺最初建于1615年,属于觉囊教派,原名为碍丹曲林,清代初期改奉格鲁派。彭措林寺是西藏当时十三座改宗寺院之一。彭措林寺的壁画及雕刻在西藏很著名。内容以佛本生故事为题材,整个壁画的人物形象、颜料搭配都很到位。据寺志记载,二层回廊上的壁画受齐岗画风影响”(《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上)》,第603页)。
[32]公元1625年5月6日至6月4日之间。
[33]有译为多热却塔。
[34]自1937年7月15日至1938年1月22日,共计192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