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泊船祭祀”与“人神互惠”——清代漕运旗丁崇祀文化的规制与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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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代旗丁迫于漕运诉求与运河沿线祭祀等活动的浸染,在群体内部逐渐孕育出独特的崇祀文化。漕船首尾绘制图案,舱内供奉神龛,路遇庙庵亦要焚香祭拜,甚至泊船演戏,以祀神灵。崇祭文化的繁盛,一方面强化旗丁身份与运役,成为其内在特征之一,另一方面也是传统祭祀文化中人神互惠的体现。旗丁泊船祭祀等行为既提供与当地民众交易的契机,又象征性建构人与神灵之间的关系。无论何种形式,旗丁运漕途中的崇祀活动,都传播了籍贯地与运河沿线的风俗习惯,构成内河漕运文化与民间信仰的一部分,也揭示清廷在信仰层面通过重塑国家祭祀体系保证漕运制度正常运转的深意。
Due to the infiltration of demands of grain transportation and sacrificial activities along the canal,the soldiers for grain transport in the Qing Dynasty gradually developed a unique worship culture within their group.Patterns were drawn on the head and the end of the boats,the shrines were worshiped in the cabin.When they met temples,they burned incense,and even stopped the boat to act for the gods.Accordingly,the Qing government had constantly immersed itself in official will by adding temples and sealing the temple of gods.The soldiers for grain transportation advocated the prosperity of the sacrificial culture.On the one hand,it strengthened the identity and service of soldiers for grain transportation and became one of the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On the other hand,it was also an embodiment of the reciprocity of gods and humans in traditional sacrificial culture.The activities such as transporting grain,transporting soldiers,stopping boats and offering sacrifices,not only provided opportunities for dealing with local people,but also symboli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gods.In any form,the worship activities of soldiers for grain transportation had spread the customs and habits of the native place and along the canal,and constituted a part of the inland water transporting culture and folk beliefs,and also revealed the intention of the Qing government to ensure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transport system through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s sacrificial system in the belief level.
Due to the infiltration of demands of grain transportation and sacrificial activities along the canal,the soldiers for grain transport in the Qing Dynasty gradually developed a unique worship culture within their group.Patterns were drawn on the head and the end of the boats,the shrines were worshiped in the cabin.When they met temples,they burned incense,and even stopped the boat to act for the gods.Accordingly,the Qing government had constantly immersed itself in official will by adding temples and sealing the temple of gods.The soldiers for grain transportation advocated the prosperity of the sacrificial culture.On the one hand,it strengthened the identity and service of soldiers for grain transportation and became one of the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On the other hand,it was also an embodiment of the reciprocity of gods and humans in traditional sacrificial culture.The activities such as transporting grain,transporting soldiers,stopping boats and offering sacrifices,not only provided opportunities for dealing with local people,but also symboli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gods.In any form,the worship activities of soldiers for grain transportation had spread the customs and habits of the native place and along the canal,and constituted a part of the inland water transporting culture and folk beliefs,and also revealed the intention of the Qing government to ensure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transport system through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s sacrificial system in the belief level.
引文
(1)如于志嘉:《卫所、军户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黄十庆:《清代运军的构成与性质》,《江淮论坛》1990年第3期;黎春林:《乾道间外迁漕丁研究》,《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徐斌:《明清军役负担与卫军家族的建立---以鄂东地区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衷海燕:《清代江西漕运军户、家族与地方社会---以庐陵麻氏为例》,《地方文化研究》,2013年第6期;李俊丽:《清代旗丁对漕粮的盗卖与掺杂》,《古代文明》2014年第3期;杨杭军:《嘉道时期漕运旗丁的若干问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以上论著或以区域为中心,或以个案的方式探寻了卫所军户、旗丁家族的运役流变,以及粮米运输途中的种种积弊,反映了旗丁运漕的一些特征,却未能明晰旗丁群体因运役而形成的生活场景与习俗、信仰等变化情况。
(1)如王云:《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大王崇拜》,《民俗研究》2005年第2期;胡其伟:《漕运兴废与水神崇拜的盛衰---以明清时期徐州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吴欣:《明清山东运河区域“水神”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9期;胡梦飞:《明清时期徐州运河漕运与地方信仰风俗的嬗变》,《淮阴工学院院报》2011年第4期;刘兵:《明清运河区域人格信仰成因探析---以白英为中心的研究》,《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这些文章以点或面的形式,阐述了运河沿线的民间信仰与神灵祭祀情况,但缺乏区域间对比与整个运河系统民间信仰的考察。
(2)(民国)朱兰修、劳迺宣纂:《阳信县志》卷二《户口志·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23册,凤凰出版社,2000年,第120页。
(3)[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440-441页。
(4)(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七,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第147页。
(1)(清)李钧:《转漕日记》卷二,《历代日记丛钞》第45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443-444页。
(2)[英]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刘甜甜译,刘海岩审校,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85页。
(3)[英]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刘甜甜译,刘海岩审校,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85页
(4)[英]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刘甜甜译,刘海岩审校,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97页。
(5)详见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向柏松:《中国水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英]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赵旭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6)[英]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刘甜甜译,刘海岩审校,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33页。
(7)(清)李绂:《穆堂别稿》卷十七《漕行日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4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39页。
(1)(清)谈迁:《北游录》,《纪程》,中华书局,1960年,第19页。
(2)(清)李绂:《穆堂别稿》卷十八《漕行日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4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40页。
(3)《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三五,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己酉条,中华书局,1986年,第1096页。
(4)《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五三,乾隆五十九年五月丙午条,中华书局,1986年,第365页。
(5)(清)陈梦雷辑:《古今图书集成》(第81册)卷二百三十《严州府风俗考》,中华书局,1934年,第11页。
(6)(清)薛柱斗纂修:《新校天津卫志》卷二《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41号,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69页。
(7)《清仁宗实录》卷二二四,嘉庆十五年正月壬申条,中华书局,1986年,第8页。
(8)(清)李钧:《转漕日记》卷一,《历代日记丛钞》第45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375页。
(1)(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七三《职官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1761页。
(2)(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舟车第九》,《喜咏轩从书》甲编,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5页。
(3)(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舟车第九》,《喜咏轩从书》甲编,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6页。
(4)王冠倬:《中国古船图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95页。
(5)[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291页。
(6)[英]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刘甜甜译,刘海岩审校,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51页。
(7)[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441页。
(8)《伦敦新闻画报》第十二卷,第317号,1948年5月20日,第331-332页,转引自沈泓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上册,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69-70页。
(1)《伦敦新闻画报》第十二卷,第317号,1948年5月20日,第331-332页,转引自沈泓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上册,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70页。
(2)[英]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刘甜甜译,刘海岩审校,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06页。
(3)详见(清)江箮绘:《潞河督运图》中所画漕船图案,转引自王冠倬编著:《中国古船图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97-198页。
(4)沈泓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上册,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66页。
(5)(清)麟庆:《鸿雪因缘图记》第二集《惠济呈鱼》,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
(6)(清)疏筤等纂修:《武康县志》卷十《建置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65号,成文出版有限公司,第596-597页。
(7)嘉庆四年十一月《呈浙省旗丁每年额领及费用各款清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03-1743-027)。
(8)[英]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刘甜甜译,刘海岩审校,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71页。
(9)(清)李钧:《转漕日记》卷二,《历代日记丛钞》第45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434页。
(10)(清)李绂:《穆堂别稿》卷十八《漕行日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4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1)(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姑妄听之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63页。
(2)(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姑妄听之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63页。《荆钗记》为南戏之一。剧中钱玉莲拒绝富户孙汝权的求婚,宁嫁以木制荆钗为聘的穷书生王十朋。王十朋中状元后,因拒绝入赘为丞相万俟女婿,被改派为广东潮阳县佥判。丞相万俟授意孙汝权改王十朋家书为休妻之书,钱玉莲接信后,万念俱灰,投江自尽遇救。后经历种种曲折与万难,两人重聚,结为夫妻,成为佳话。其剧本与“投江”剧词详见俞为民、洪振宁:《南戏大典》,黄山书社,2012年,第672-675页。
(3)(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姑妄听之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63页。
(4)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李德英、谢继华、邓丽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64页。
(5)[英]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赵旭东译,江苏人民出版,2009年,第75页。
(6)[英]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等:《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何高济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18页。
(1)学界研究成果较多,如王云:《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大王崇拜》,《民俗研究》2005年第2期;申浩:《近世金龙四大王考---官民互动中的民间信仰现象》,《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王元林、褚福楼:《国家祭祀视野下的金龙四大王信仰》,《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胡梦飞:《明清时期山东地区的金龙四大王信仰》,《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这些文章从政府和民间两个角度,集中阐述了明清时期官民对金龙四大王的崇奉与祭祀活动以及对区域社会的影响。
(2)(清)陶澍:《陶澍集》下册,岳麓书社,1998年,第24页。
(3)(清)王振等纂修:《峄县志》卷十《祠祀》,《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9册,凤凰出版社,2000年,第123页。
(1)(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五《金龙四大王》,中华书局,1963年,第761页。
(2)(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十八回《笑荒唐戏提大王尾,恣嚣威打破小子头》,宋世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67页。
(3)(清)姚文然:《舟行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10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307页。
(4)赵尔巽:《清史稿》卷二七九《朱之锡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0112页。
(5)(清)姚文然:《舟行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10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307页。
(6)学界有较多研究成果,如郑丽航:《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妃考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王聪明:《明清漕运与淮安天妃信仰的变迁》,《安徽史学》2014年第6期;王元林:《中国大运河沿岸天妃信仰及其遗迹调查》,《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6年第4期。这些文章分别论述了天妃信仰在国家祭祀体系中地位、作用及其信仰情况。
(7)(清)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九《祠祀》,《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79号,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第5955页。
(8)《明太宗实录》卷八七,永乐七年春正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152页。
(9)《清圣祖实录》卷九十,康熙十九年六月癸亥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1139页。
(10)康熙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内阁关于康熙帝令谴官致祭天妃之神的记注》,《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1页。
(11)(清)徐珂:《清稗类钞》第8册《丧祭类·闽海船祀天后》,中华书局,1986年,第3565-3566页。
(1)(清)田明曜修,陈澧纂:《香山县志》卷四《舆地上》,《续修四库全书》第7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5页。
(2)周钧、段朝瑞等纂:《续纂山阳县志》卷十三《艺文志三·分黄导淮事宜疏》,《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15号,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第251页。
(3)(清)文彬修,胡裕燕、万青选纂:《清河县志》卷六《川渎下》,《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5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91页。
(4)(清)铁保:《梅庵诗词钞》卷二《天妃闸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18页。
(5)(清)文彬修,胡裕燕、万青选纂:《清河县志》卷九《民赋下》,《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5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20页。
(6)(清)徐宗幹:《济宁直隶州志》卷六《职官·宋礼》,《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76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34页。
(7)赵尔巽:《清史稿》卷八四《礼三·吉礼》,中华书局,1977年,第2546页。
(8)《清高宗实录》卷七三三,乾隆三十年三月已己条,中华书局,1986年,第78页。
(9)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峰译,何鹏校,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77-278页。
(1)赵尔巽:《清史稿》卷九七《食货志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3584页。
(1)(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二回《晤双亲劳心惊噩梦,完大事矢志却尘缘》,岳麓书社,1998年,第239页。
(2)(清)李绂:《穆堂别稿》卷十七《漕行日记》,《续修四库全书》第41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33页。
(3)(清)李绂:《穆堂别稿》卷十八《漕行日记》,《续修四库全书》第41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37页。
(4)高春利:《打造通惠河延安文化产业带的理念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民俗博物馆:《漕运文化研究》,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186页。
(5)(清)徐珂:《清稗类钞》第1册《时令类·展端阳》,中华书局,1986年,第31页。
(6)(清)龚炜:《巢林笔谈》卷一《赛会奇观》,中华书局,1981年,第34页。
(7)高春利在论述了高碑店地区的民俗情况时认为:“在中国人十分讲究的春节、端午、中秋三大节中,高碑店人最为重视端午,并形成规模盛大的端午娘娘庙庙会,而且庙会日期与一般地方围绕神诞之日作为庙会日期不同,高碑店的庙会虽以娘娘庙为中心,却与‘娘娘’诞辰毫无关系,说明高碑店的庙会主要受南方重视端午的习俗影响而成。”参见高春利:《打造通惠河延安文化产业带的理念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民俗博物馆:《漕运文化研究》,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186~187页。
(8)(清)沈峻:《津门棹歌》,《天津文史丛刊》第五辑《天津风物诗选》,天津文史研究馆,1985年,第143页。
(9)(清)梅宝璐:《潞河棹歌》,《天津文史丛刊》第五辑《天津风物诗选》,天津文史研究馆,1985年,第195页。
(1)李俊丽:《天津漕运研究(1368~1840)》,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2)(清)李绂:《穆堂别稿》卷十八《漕行日记》,《续修四库全书》第41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37页。
(1)如王云:《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大王崇拜》,《民俗研究》2005年第2期;胡其伟:《漕运兴废与水神崇拜的盛衰---以明清时期徐州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吴欣:《明清山东运河区域“水神”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9期;胡梦飞:《明清时期徐州运河漕运与地方信仰风俗的嬗变》,《淮阴工学院院报》2011年第4期;刘兵:《明清运河区域人格信仰成因探析---以白英为中心的研究》,《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这些文章以点或面的形式,阐述了运河沿线的民间信仰与神灵祭祀情况,但缺乏区域间对比与整个运河系统民间信仰的考察。
(2)(民国)朱兰修、劳迺宣纂:《阳信县志》卷二《户口志·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23册,凤凰出版社,2000年,第120页。
(3)[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440-441页。
(4)(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七,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第147页。
(1)(清)李钧:《转漕日记》卷二,《历代日记丛钞》第45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443-444页。
(2)[英]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刘甜甜译,刘海岩审校,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85页。
(3)[英]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刘甜甜译,刘海岩审校,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85页
(4)[英]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刘甜甜译,刘海岩审校,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97页。
(5)详见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向柏松:《中国水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英]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赵旭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6)[英]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刘甜甜译,刘海岩审校,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33页。
(7)(清)李绂:《穆堂别稿》卷十七《漕行日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4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39页。
(1)(清)谈迁:《北游录》,《纪程》,中华书局,1960年,第19页。
(2)(清)李绂:《穆堂别稿》卷十八《漕行日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4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40页。
(3)《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三五,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己酉条,中华书局,1986年,第1096页。
(4)《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五三,乾隆五十九年五月丙午条,中华书局,1986年,第365页。
(5)(清)陈梦雷辑:《古今图书集成》(第81册)卷二百三十《严州府风俗考》,中华书局,1934年,第11页。
(6)(清)薛柱斗纂修:《新校天津卫志》卷二《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41号,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69页。
(7)《清仁宗实录》卷二二四,嘉庆十五年正月壬申条,中华书局,1986年,第8页。
(8)(清)李钧:《转漕日记》卷一,《历代日记丛钞》第45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375页。
(1)(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七三《职官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1761页。
(2)(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舟车第九》,《喜咏轩从书》甲编,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5页。
(3)(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舟车第九》,《喜咏轩从书》甲编,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6页。
(4)王冠倬:《中国古船图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95页。
(5)[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291页。
(6)[英]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刘甜甜译,刘海岩审校,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51页。
(7)[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441页。
(8)《伦敦新闻画报》第十二卷,第317号,1948年5月20日,第331-332页,转引自沈泓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上册,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69-70页。
(1)《伦敦新闻画报》第十二卷,第317号,1948年5月20日,第331-332页,转引自沈泓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上册,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70页。
(2)[英]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刘甜甜译,刘海岩审校,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06页。
(3)详见(清)江箮绘:《潞河督运图》中所画漕船图案,转引自王冠倬编著:《中国古船图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97-198页。
(4)沈泓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上册,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66页。
(5)(清)麟庆:《鸿雪因缘图记》第二集《惠济呈鱼》,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
(6)(清)疏筤等纂修:《武康县志》卷十《建置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65号,成文出版有限公司,第596-597页。
(7)嘉庆四年十一月《呈浙省旗丁每年额领及费用各款清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03-1743-027)。
(8)[英]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刘甜甜译,刘海岩审校,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71页。
(9)(清)李钧:《转漕日记》卷二,《历代日记丛钞》第45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434页。
(10)(清)李绂:《穆堂别稿》卷十八《漕行日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4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1)(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姑妄听之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63页。
(2)(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姑妄听之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63页。《荆钗记》为南戏之一。剧中钱玉莲拒绝富户孙汝权的求婚,宁嫁以木制荆钗为聘的穷书生王十朋。王十朋中状元后,因拒绝入赘为丞相万俟女婿,被改派为广东潮阳县佥判。丞相万俟授意孙汝权改王十朋家书为休妻之书,钱玉莲接信后,万念俱灰,投江自尽遇救。后经历种种曲折与万难,两人重聚,结为夫妻,成为佳话。其剧本与“投江”剧词详见俞为民、洪振宁:《南戏大典》,黄山书社,2012年,第672-675页。
(3)(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姑妄听之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63页。
(4)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李德英、谢继华、邓丽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64页。
(5)[英]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赵旭东译,江苏人民出版,2009年,第75页。
(6)[英]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等:《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何高济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18页。
(1)学界研究成果较多,如王云:《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大王崇拜》,《民俗研究》2005年第2期;申浩:《近世金龙四大王考---官民互动中的民间信仰现象》,《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王元林、褚福楼:《国家祭祀视野下的金龙四大王信仰》,《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胡梦飞:《明清时期山东地区的金龙四大王信仰》,《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这些文章从政府和民间两个角度,集中阐述了明清时期官民对金龙四大王的崇奉与祭祀活动以及对区域社会的影响。
(2)(清)陶澍:《陶澍集》下册,岳麓书社,1998年,第24页。
(3)(清)王振等纂修:《峄县志》卷十《祠祀》,《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9册,凤凰出版社,2000年,第123页。
(1)(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五《金龙四大王》,中华书局,1963年,第761页。
(2)(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十八回《笑荒唐戏提大王尾,恣嚣威打破小子头》,宋世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67页。
(3)(清)姚文然:《舟行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10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307页。
(4)赵尔巽:《清史稿》卷二七九《朱之锡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0112页。
(5)(清)姚文然:《舟行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10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307页。
(6)学界有较多研究成果,如郑丽航:《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妃考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王聪明:《明清漕运与淮安天妃信仰的变迁》,《安徽史学》2014年第6期;王元林:《中国大运河沿岸天妃信仰及其遗迹调查》,《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6年第4期。这些文章分别论述了天妃信仰在国家祭祀体系中地位、作用及其信仰情况。
(7)(清)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九《祠祀》,《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79号,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第5955页。
(8)《明太宗实录》卷八七,永乐七年春正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152页。
(9)《清圣祖实录》卷九十,康熙十九年六月癸亥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1139页。
(10)康熙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内阁关于康熙帝令谴官致祭天妃之神的记注》,《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1页。
(11)(清)徐珂:《清稗类钞》第8册《丧祭类·闽海船祀天后》,中华书局,1986年,第3565-3566页。
(1)(清)田明曜修,陈澧纂:《香山县志》卷四《舆地上》,《续修四库全书》第7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5页。
(2)周钧、段朝瑞等纂:《续纂山阳县志》卷十三《艺文志三·分黄导淮事宜疏》,《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15号,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第251页。
(3)(清)文彬修,胡裕燕、万青选纂:《清河县志》卷六《川渎下》,《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5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91页。
(4)(清)铁保:《梅庵诗词钞》卷二《天妃闸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18页。
(5)(清)文彬修,胡裕燕、万青选纂:《清河县志》卷九《民赋下》,《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5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20页。
(6)(清)徐宗幹:《济宁直隶州志》卷六《职官·宋礼》,《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76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34页。
(7)赵尔巽:《清史稿》卷八四《礼三·吉礼》,中华书局,1977年,第2546页。
(8)《清高宗实录》卷七三三,乾隆三十年三月已己条,中华书局,1986年,第78页。
(9)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峰译,何鹏校,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77-278页。
(1)赵尔巽:《清史稿》卷九七《食货志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3584页。
(1)(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二回《晤双亲劳心惊噩梦,完大事矢志却尘缘》,岳麓书社,1998年,第239页。
(2)(清)李绂:《穆堂别稿》卷十七《漕行日记》,《续修四库全书》第41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33页。
(3)(清)李绂:《穆堂别稿》卷十八《漕行日记》,《续修四库全书》第41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37页。
(4)高春利:《打造通惠河延安文化产业带的理念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民俗博物馆:《漕运文化研究》,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186页。
(5)(清)徐珂:《清稗类钞》第1册《时令类·展端阳》,中华书局,1986年,第31页。
(6)(清)龚炜:《巢林笔谈》卷一《赛会奇观》,中华书局,1981年,第34页。
(7)高春利在论述了高碑店地区的民俗情况时认为:“在中国人十分讲究的春节、端午、中秋三大节中,高碑店人最为重视端午,并形成规模盛大的端午娘娘庙庙会,而且庙会日期与一般地方围绕神诞之日作为庙会日期不同,高碑店的庙会虽以娘娘庙为中心,却与‘娘娘’诞辰毫无关系,说明高碑店的庙会主要受南方重视端午的习俗影响而成。”参见高春利:《打造通惠河延安文化产业带的理念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民俗博物馆:《漕运文化研究》,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186~187页。
(8)(清)沈峻:《津门棹歌》,《天津文史丛刊》第五辑《天津风物诗选》,天津文史研究馆,1985年,第143页。
(9)(清)梅宝璐:《潞河棹歌》,《天津文史丛刊》第五辑《天津风物诗选》,天津文史研究馆,1985年,第195页。
(1)李俊丽:《天津漕运研究(1368~1840)》,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2)(清)李绂:《穆堂别稿》卷十八《漕行日记》,《续修四库全书》第41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