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习、秩序与生活理性:一个民族村庄的治理逻辑——基于西藏自治区江孜县A村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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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藏自治区实行村民自治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获得了一定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本、资源注入西藏,外来因素的介入会给西藏地区的基层治理带来一定冲击,研究村民的心态及观念变化对完善农村治理具有一定的意义。通过对江孜县A村长达两个多月的村民自治实践观察,发现村民的惯习、村庄秩序的需要与村民的生活理性对村庄治理产生着较大的影响,惯习的作用促使村民接受"自愿强迫",秩序是村民生活的现实需要,生活理性是村庄治理的价值基础。虽然A村村民自治运行得井井有条,但仍存在实践中需要完善的问题,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使村庄治理朝向良善的方向发展。
It has been more than 20 year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villager autonomy in Tibet autonomous region,and a lot of development has been achie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cratic politic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As more and more capital and resources are injected into Tibet,the external factors will bring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governance in Tibet. Therefore,it is of certain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changes of villagers' mentality and notions so as to improve rural governance. On the basis of the two-month observations on the villagers autonomy practice in A village in Gyangze county,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villagers' habitus,their needs of village order and their life rationality have larger impact on the village governance. The role of habitus encourages the villagers to accept "voluntary force",the order is the realistic need of villagers' life,and the life rationality is the value basis of village governance.Although the villagers autonomy in A village operates in an orderly way,there still exist some problems,which need to be improve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good governance.
It has been more than 20 year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villager autonomy in Tibet autonomous region,and a lot of development has been achie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cratic politic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As more and more capital and resources are injected into Tibet,the external factors will bring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governance in Tibet. Therefore,it is of certain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changes of villagers' mentality and notions so as to improve rural governance. On the basis of the two-month observations on the villagers autonomy practice in A village in Gyangze county,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villagers' habitus,their needs of village order and their life rationality have larger impact on the village governance. The role of habitus encourages the villagers to accept "voluntary force",the order is the realistic need of villagers' life,and the life rationality is the value basis of village governance.Although the villagers autonomy in A village operates in an orderly way,there still exist some problems,which need to be improve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good governance.
引文
(1)郭茜倩:《少数民族村庄“礼法结合”治理模式及其启示》,《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6年第4期。
(2)王莺桦、吴大华:《西南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法制化困境》,《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
(3)崔榕:《湘西苗族乡村“文化网络”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4)张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路径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
(1)杨永芳、陈之曦:《民族地区自发移民聚居区的社会治理结构》,《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2)吕蕾莉、刘书明:《西北民族地区村庄权利结构下的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能力研究》,《政治学研究》2017年3期。
(3)和思鹏、卢丽娟:《乡贤会嵌入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内在价值及路径选择》,《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
(4)王金红:《西藏村民自治实践的新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5)王丹莉、武力:《干部驻村:西藏乡村基层治理方式再透视》,《河北学刊》2017年第5期。
(6)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16页。
(7)A村位于江孜县中部,为传统农业村,村民以种植青稞、小麦、豌豆、油菜等传统农作物为主要收入来源。截止2016年底,A村有农户147户,总人口776人,其中男性364人,女性412人,全村成年劳动力331人。初中以上文化水平80人,小学文化水平580人,文盲116人。全村有党员人数38人。A村村长次仁,1957年出生,27岁开始在A村村委会任会计之职,一直到村长、村支书,连续6届担任A村村支书与村长之职。本文调研材料来源于参加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7年6-9月份启动的“西南区域庄园制历史形态考察”时的访谈,在此对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表示感谢。
(8)访谈对象的涵盖面比较广,从年龄看,有上至60岁以上的老人,下至20岁左右的年轻村民;从性别看,男女性村民皆有涉及;从文化水平看,有目不识丁的村民,也有在读大学生。
(1)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页。
(2)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研究》,张旅平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8页。
(3)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33页。
(4)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页。
(5)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页。
(6)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146页。
(1)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87页。
(2)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34-13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
(4)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38页。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页。
(2)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第73页。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10页。
(2)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7页。
(3)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研究》,张旅平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64页。
(4)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研究》,第5页。
(5)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页。
(2)王莺桦、吴大华:《西南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法制化困境》,《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
(3)崔榕:《湘西苗族乡村“文化网络”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4)张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路径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
(1)杨永芳、陈之曦:《民族地区自发移民聚居区的社会治理结构》,《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2)吕蕾莉、刘书明:《西北民族地区村庄权利结构下的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能力研究》,《政治学研究》2017年3期。
(3)和思鹏、卢丽娟:《乡贤会嵌入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内在价值及路径选择》,《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
(4)王金红:《西藏村民自治实践的新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5)王丹莉、武力:《干部驻村:西藏乡村基层治理方式再透视》,《河北学刊》2017年第5期。
(6)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16页。
(7)A村位于江孜县中部,为传统农业村,村民以种植青稞、小麦、豌豆、油菜等传统农作物为主要收入来源。截止2016年底,A村有农户147户,总人口776人,其中男性364人,女性412人,全村成年劳动力331人。初中以上文化水平80人,小学文化水平580人,文盲116人。全村有党员人数38人。A村村长次仁,1957年出生,27岁开始在A村村委会任会计之职,一直到村长、村支书,连续6届担任A村村支书与村长之职。本文调研材料来源于参加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7年6-9月份启动的“西南区域庄园制历史形态考察”时的访谈,在此对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表示感谢。
(8)访谈对象的涵盖面比较广,从年龄看,有上至60岁以上的老人,下至20岁左右的年轻村民;从性别看,男女性村民皆有涉及;从文化水平看,有目不识丁的村民,也有在读大学生。
(1)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页。
(2)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研究》,张旅平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8页。
(3)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33页。
(4)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页。
(5)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页。
(6)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146页。
(1)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87页。
(2)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34-13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
(4)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38页。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页。
(2)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第73页。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10页。
(2)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7页。
(3)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研究》,张旅平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64页。
(4)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研究》,第5页。
(5)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