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互助取得言词证据在台湾地区证据能力认定路径之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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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两岸司法互助取得的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认定,面临台湾地区制度面的困难。《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实施以来,台湾地区法院在"法律审"中,运用类推适用等方法,将请求大陆方面取得的证据纳入"传闻证据例外"的范围加以评价,形成了具体认定路径。台湾地区法院通过"统一法律见解"进一步明确了司法互助取证的证据能力认定规则。相关路径为提升两岸司法互助的效能提供了保障,但也面临来自台湾地区学理发展与"司法改革"的影响。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admissibility of testimonial evidence, which obtained through the CrossStrait legal assistance, is faced with institutional difficulties in Taiwan region.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on Joint Fight against Crime and Mutual Legal Assistant, in the "legal trial", the Taiwan district court has applied the analogy and other methods to bring the evidence which obtained from the mainland into the scope of "hearsay evidence exception" for judgment, and formed the specific identification rules for the admissibility of evidence. Through the "the Unified Legal Interpretations System", Taiwan's courts further clarified the identification rules for the admissibility of evidence which the evidence obtained through mutual legal assistance,these rules provide a guarantee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Cross-Strait legal assistance, but they are also affec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theories and judicial reform in Taiwan regi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admissibility of testimonial evidence, which obtained through the CrossStrait legal assistance, is faced with institutional difficulties in Taiwan region.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on Joint Fight against Crime and Mutual Legal Assistant, in the "legal trial", the Taiwan district court has applied the analogy and other methods to bring the evidence which obtained from the mainland into the scope of "hearsay evidence exception" for judgment, and formed the specific identification rules for the admissibility of evidence. Through the "the Unified Legal Interpretations System", Taiwan's courts further clarified the identification rules for the admissibility of evidence which the evidence obtained through mutual legal assistance,these rules provide a guarantee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Cross-Strait legal assistance, but they are also affec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theories and judicial reform in Taiwan region.
引文
[1]参见台湾地区法务主管部门:《〈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案件统计总表(累计)》(统计期间自2009年6月25日至2018年6月30日)。
[2]参见韩胜宝、陈立宇:《台“陆委会”:历次民调显示民众高度肯定两岸协议》,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tw/2011/10-24/3409706.s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18年6月1日。
[3]参见高通:《论海峡两岸刑事案件协助调查取证制度》,《台湾研究集刊》2016年第2期。
[4]参见薛永慧:《海峡两岸远程审判合作刍议》,《台湾研究集刊》2014年第6期。
[5]台湾地区“组织犯罪防制条例”第12条第1项规定:“……讯问证人之笔录,以在检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并经践行刑事诉讼法所定讯问证人之程序者为限,始得采为证据。但有事实足认被害人或证人有受强暴、胁迫、恐吓或其他报复行为之虞者,法院、检察机关得依被害人或证人之声请或依职权拒绝被告与之对质、诘问或其选任辩护人检阅、抄录、摄影可供指出被害人或证人真实姓名、身分之文书及诘问。法官、检察官应将作为证据之笔录或文书向被告告以要旨,讯问其有无意见陈述。”本文所引用的台湾地区规定,经由台湾地区“法源法律网”数据库搜索整理。
[6]台湾地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7条规定:“被害人于审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其于检察事务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调查中所为之陈述,经证明具有可信之特别情况,且为证明犯罪事实之存否所必要者,得为证据:一、因性侵害致身心创伤无法陈述。二、到庭后因身心压力于讯问或诘问时无法为完全之陈述或拒绝陈述。三、依第十五条之一之受询问者。”
[7]参见台湾地区2003年8月“刑事诉讼法新制法律问题研讨会”提案第17号。
[8]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9年“台上字1941号”刑事判决。本文引用之台湾地区裁判文书,经由台湾地区“司法院”法学资料检索系统搜索整理。
[9]《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第18条规定:“双方同意依本协议请求及协助提供之证据资料、司法文书及其他资料,不要求任何形式之证明。”
[10]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12年度“台上字第900号”刑事判决:“……依上述说明,不论依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之三第三款,或同条之四第三款规定,均可获致相同之结论,自难指摘原判决采证违法。”
[11]按引用次数从高到低排序: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11年度“台上字第4813号”刑事判决(203次)、2016年度“台上字第2134号”刑事判决(149次)、2008年度“台上字第1021号”刑事判决(50次)、2012年度“台上字第900号”刑事判决(21次)、2007年度“台上字第5388号”刑事判决(18次)、2010年度“台上字第5360号”刑事判决(13次)、2013年度“台上字第675号”刑事判决(13次)。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就裁判的被引用数量进行初步检索,未对其中涉及两岸司法互助取得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认定的见解及其他见解的引用情形进行区分。
[12]参见蔡金林:《两岸司法互助与跨境证言的证据能力:以台湾法院判决为中心》,载福建省检察官协会、海峡两岸检察制度研究中心:《2016年海峡两岸检察制度研讨会论文集》。
[13]相关制度介绍参见唐丰鹤:《台湾判例制度三论》,《台湾研究》2014年第2期;蔡金林:《台湾地区法院“统一法律见解制度”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法律研究所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刘文戈:《论台湾地区判决先例的查明及适用》,《台湾研究集刊》2017第3期。
[14]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13年度“第13次刑事庭会议决议”。
[15]台湾地区“司法院释字第582号解释”。
[16]例如,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12年度“台上字第900号”刑事判决曾援引支持适用“特信性文书例外”的见解,参见林永谋:《刑事诉讼法释论(改订版)》(中册),作者2010年12月自版,第112页。
[17]据不完全统计,持否定说的文献包括李佳玟:《境外或跨境刑事案件中的境外证人供述证据:“最高法院”近十年来相关判决之评释》,《台大法学论丛》43卷2期(2014年6月);萧百鳞:《经由司法互助取得证据之证据能力》,《刑事法杂志》58卷5期(2014年10月);郑铭仁:《从杜明雄兄弟强盗杀人案件谈实行大陆证据之可行性--以供述证据为核心》,《刑事法杂志》58卷5期(2014年10月)。
[18]参见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册),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9月8版。
[19]参见林石猛:《被告以外之人未经具结之侦讯笔录有无证据能力?──“最高法院2013年度第13次刑事庭会议决议”(一)“违宪”疑义之探讨》,《月旦裁判时报》第73期(2018年7月)。作者对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13年度“第13次刑事庭会议决议”进行批判,并质疑了“2018年第1次刑庭决议”。
[2]参见韩胜宝、陈立宇:《台“陆委会”:历次民调显示民众高度肯定两岸协议》,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tw/2011/10-24/3409706.s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18年6月1日。
[3]参见高通:《论海峡两岸刑事案件协助调查取证制度》,《台湾研究集刊》2016年第2期。
[4]参见薛永慧:《海峡两岸远程审判合作刍议》,《台湾研究集刊》2014年第6期。
[5]台湾地区“组织犯罪防制条例”第12条第1项规定:“……讯问证人之笔录,以在检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并经践行刑事诉讼法所定讯问证人之程序者为限,始得采为证据。但有事实足认被害人或证人有受强暴、胁迫、恐吓或其他报复行为之虞者,法院、检察机关得依被害人或证人之声请或依职权拒绝被告与之对质、诘问或其选任辩护人检阅、抄录、摄影可供指出被害人或证人真实姓名、身分之文书及诘问。法官、检察官应将作为证据之笔录或文书向被告告以要旨,讯问其有无意见陈述。”本文所引用的台湾地区规定,经由台湾地区“法源法律网”数据库搜索整理。
[6]台湾地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7条规定:“被害人于审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其于检察事务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调查中所为之陈述,经证明具有可信之特别情况,且为证明犯罪事实之存否所必要者,得为证据:一、因性侵害致身心创伤无法陈述。二、到庭后因身心压力于讯问或诘问时无法为完全之陈述或拒绝陈述。三、依第十五条之一之受询问者。”
[7]参见台湾地区2003年8月“刑事诉讼法新制法律问题研讨会”提案第17号。
[8]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9年“台上字1941号”刑事判决。本文引用之台湾地区裁判文书,经由台湾地区“司法院”法学资料检索系统搜索整理。
[9]《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第18条规定:“双方同意依本协议请求及协助提供之证据资料、司法文书及其他资料,不要求任何形式之证明。”
[10]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12年度“台上字第900号”刑事判决:“……依上述说明,不论依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之三第三款,或同条之四第三款规定,均可获致相同之结论,自难指摘原判决采证违法。”
[11]按引用次数从高到低排序: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11年度“台上字第4813号”刑事判决(203次)、2016年度“台上字第2134号”刑事判决(149次)、2008年度“台上字第1021号”刑事判决(50次)、2012年度“台上字第900号”刑事判决(21次)、2007年度“台上字第5388号”刑事判决(18次)、2010年度“台上字第5360号”刑事判决(13次)、2013年度“台上字第675号”刑事判决(13次)。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就裁判的被引用数量进行初步检索,未对其中涉及两岸司法互助取得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认定的见解及其他见解的引用情形进行区分。
[12]参见蔡金林:《两岸司法互助与跨境证言的证据能力:以台湾法院判决为中心》,载福建省检察官协会、海峡两岸检察制度研究中心:《2016年海峡两岸检察制度研讨会论文集》。
[13]相关制度介绍参见唐丰鹤:《台湾判例制度三论》,《台湾研究》2014年第2期;蔡金林:《台湾地区法院“统一法律见解制度”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法律研究所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刘文戈:《论台湾地区判决先例的查明及适用》,《台湾研究集刊》2017第3期。
[14]参见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13年度“第13次刑事庭会议决议”。
[15]台湾地区“司法院释字第582号解释”。
[16]例如,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12年度“台上字第900号”刑事判决曾援引支持适用“特信性文书例外”的见解,参见林永谋:《刑事诉讼法释论(改订版)》(中册),作者2010年12月自版,第112页。
[17]据不完全统计,持否定说的文献包括李佳玟:《境外或跨境刑事案件中的境外证人供述证据:“最高法院”近十年来相关判决之评释》,《台大法学论丛》43卷2期(2014年6月);萧百鳞:《经由司法互助取得证据之证据能力》,《刑事法杂志》58卷5期(2014年10月);郑铭仁:《从杜明雄兄弟强盗杀人案件谈实行大陆证据之可行性--以供述证据为核心》,《刑事法杂志》58卷5期(2014年10月)。
[18]参见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册),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9月8版。
[19]参见林石猛:《被告以外之人未经具结之侦讯笔录有无证据能力?──“最高法院2013年度第13次刑事庭会议决议”(一)“违宪”疑义之探讨》,《月旦裁判时报》第73期(2018年7月)。作者对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13年度“第13次刑事庭会议决议”进行批判,并质疑了“2018年第1次刑庭决议”。